提要  中古译经的早期译者主要是西域僧人，译经语言是他们学习汉语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结果，具有中介语性质。
    语言接触造成语法改变的方式是干扰和借入；造成改变的机制多种多样。在译经中，干扰和借入都有出现，但外借的形式可能都没有保留下来；干扰造成的特殊发展，有一些被保留下来，被汉语语法所吸收。
    所以，对汉语来说，干扰是语言接触引发变化的基本方式，产生干扰的原因，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影响汉语的途径，是这些干扰被汉语所接受，也就是干扰对汉语发展的再次干扰。
    关键词  语法史  中古译经语言  语言接触
    汉语语法史中发生过多次语言接触，对汉语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古译经中的外来影响，是目前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现有的研究侧重于从句型和虚词入手，探讨这个时期佛经语言出现过一些什么样的改变，这些改变和佛经原典语言——梵文、巴利文——有什么关系，研究已经逐渐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对从语言接触的视角看，这些变化的基本特征、其发生的过程、机制，以及对汉语造成影响的途径和最终结果，似乎还没有一个整体的认识。本文以目前对中古译经的研究为基础，试图对这些问题做一个简单的讨论。
    一
    中古译经是伴随着佛教传入而产生的。汉代开始，佛教传入中国，西域僧人也来到中国，为传播佛教思想，开始把梵文、巴利文的佛教经典翻译成汉语。译者虽不能说很多，但译经数量庞大，仅见于《开元释教录》的，译者有170余人，翻译佛经近2300部，7000余卷，5000余万字。
    佛经的翻译者前期基本上是中亚、印度的僧人，虽然在译场中有汉人的帮助，但译经仍然不同避免地会在语言上留下佛典原文的影响。影响的程度，依译者的不同或译本目的的不同而有所差别。安世高和支谦可以算是前期的代表，《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载：
    安清，字世高，安息国王政后之太子也……世高虽在居家，而奉戒精峻。讲集法施与时相续。后王薨将嗣国位，乃深惟苦空厌离名器。行服既毕，遂让国与叔，出家修道博综经藏，尤精阿毗昙学。讽持禅经，略尽其妙。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诸国。以汉桓帝之初，始到中夏。世高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语。于是宣释众经改胡为汉，出安般、守意、阴持入经大小十二门，及百六十品等。
    支谦，字恭明，一名越，大月支人也。祖父法度，以汉灵帝世，率国人数百归化，拜率善中郎将……十岁学书，同时学者皆伏其聪敏。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初桓灵世，支谦译出法典，有支亮纪明资学于谶。谦又受业于亮，博览经籍莫不究练。世间艺术，多所综习。其为人细长黑瘦，眼多白而精黄。时人为之语曰：支郎眼中黄，形体虽细是智囊。
    二者都是西域人，但安是直接来自西域，出家学佛，来中国传道。他是到中国之后才学会的汉语，虽然说“才悟机敏，一闻能达，至止未久，即通习华语”，但汉语不是他的母语，汉语水准可能不会跟汉人一样好。支谦是祖父辈已经归化的西域人，从记述看，他的母语已经是汉语了，“十岁学书，同时学者皆伏其聪敏”。只是他生活的圈子，可能还是归化的西域人为主，他们来到中国，生活在这里就免不了要使用汉语，但是，原来的母语，可能仍然在部分人中间保留着，他们的语言也可能仍然是一种母语与汉语之间的一种中介语。如果不是生活在双语环境中，就不可能“十三学胡书，备通六国语”。
    晚期隋唐始，汉人出家者增多，开始有人学习梵文，并西行求法，玄奘可以算此类僧人的代表。《旧唐书》卷一九一载：
    僧玄奘，姓陈氏，洛阳偃师人，大业末出家……贞观初，随商人住游西域……在西域十七年，经百余国，悉解其国之语。
    目前大家作为中古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唐代之前西域译者的作品，这些译者无论是像安世高一样来自西域的和尚，还是像支谦那样在中国出生的西域人后裔，母语或父祖辈的母语，以及生活环境对其影响都不能低估。大概也正是由于他们对自己的汉语没有足够的信心，所以才出现了复杂的译场制度，有人口授，有人翻译，有人辩论是否稳妥准确，有人润色辞藻字句。在这样一套运作之后，留下的是我们今天所见的汉译佛经。然而，他们要处理的是一个从内容到形式都与汉语有巨大差别的系统，要把全部佛教思想用汉语表达出来，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任务，在磨合的过程里，他们努力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包括词汇和句子，但还是常常要创造一些新的词汇、造出不尽符合汉语语法规则的句子。他们在努力地用汉语表达，但又不自觉地会带上母语的影响，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中古译经。
    所以，对这些早期西域僧人译经，我们可以归纳出以下特征：
    1.中古译经是在汉语对话条件下出现的，主要是操其他语言的人学习汉语的结果；
    2.中古译经是以汉语为目的语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结果，出现的梵文、巴利文影响，是在不完全第二语言习得中的母语干扰；
    3.中古译经是一种中介语，是母语和汉语之间的一种变体，作为语言学习者运用第二语言进行交际的工具。
    (中介语是指学习者在某一阶段所建立起来的目的语知识系统，既包含母语的特征，也包含目的语特征。它不稳固，是逐渐变化的，在不断的重组之中逐渐接近目的语。)
    晚期唐代以后，玄奘等本土僧人开始介入佛经翻译活动，其译经中同样出现梵文影响，但造成的原因就是多样的了，既有他们学习梵文过程中的目的语干扰，也有对早期译经语言继承和模仿。翻译过程对他们来说仍然是一个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只不过目的语从汉语变成了梵文，错误的性质变成了目的语干扰，同时佛经作为宗教经典以及早期译经者在这个领域中特殊而又重要的地位，也使得一些逐渐固定下来的词汇、语法手段，成为后来者模仿的对象，逐渐取得了约定俗成的合法性。就其特征而言，它仍然是汉语，是以梵文为目的语的第二语言习得的结果，具有一种中介语性质。
    二
    语言接触造成语法改变的方式，有干扰和借入两类。所谓干扰，是指由于一种语言的影响，干扰了另外一种语言的发展方式或过程；借入则是一种语言从另外的语言中借入语法格式或范畴。语言接触造成的语法改变，是多种多样的，而造成改变的机制，也是多种多样的。中古译经中出现的语法变化，基本上是由第二语言习得引发的。而作为中介语其语法系统虽然包含母语和目的语两方面的特征，但它应该是处于向目的语趋近的过程中，它是处于一种连续的变化过程里。它是一个系统，但同时又是开放的、灵活的。我们把中古译经看作一个整体(即不计每个整体内时间、个人、翻译目的的差异，以常见情况为代表)，看作汉语的一个变体，概括介绍一下目前的研究成果。
    1.外借：云何kim
    梵文疑问标志，汉语中义为“说什么”，《撰集百缘经》还可以看到“说什么”。的用法，中古译经更多的是在疑问句中充当疑问词。特殊的是在已经完备的汉语疑问句里，仍出现在梵文里原有的当作疑问标志的句首位置。这些汉语疑问句本来已经是完整的句子了，“云何”的出现是一种冗余，已经失去了梵文中的疑问功能。这种不表疑问的用法应该是受梵文影响，是译者母语干扰的结果。(参阅遇笑容，2003、2004a、2004b、2004c)
    2.外借：将无mā
    语气副词“将无”，表示“但愿不……”、“该不是……”意思的语气副词“将无”的产生与原典有关，是mā的对译。(参阅朱庆之，1991b、1992a)
    3.外借：故iti/hi/artha
    用于分句末的表原因的“故”。出现在中古译经小句或句末，“……故，……”或“……，……故”式，如“彼银色女有所须故，从自家出，往自他舍。(佛陀扇多《银色女经》)”“是为善知识，多闻经故。(支谶《遗日摩尼宝经》，12/190a)”这种用法的“故”不是汉语固有成分，对译的是梵文中表示从格的iti和表原因的从格、具格或不变词hi，也可能是表目的的名词artha，这种用法应该是在翻译中受原典影响而产生的。(参阅许理和，1977；高崎直道，1993；王继红，2004)
    4.干扰结构发展：POV
    中古汉语是连动式大量使用的时期，V1O1V2O2式和省略式V1V2O并存。个别动词(取)在连动式的使用，在译经中出现变异，产生V1OV2，并最终导致处置式“提宾”形式的产生。变异来源可能与梵文SOV的语序有关，从系统看在中古汉语连动式中，这一变化是不符合规则的、孤立的。这为我们外来干扰的解释提供了支援。(参阅曹广顺、遇笑容，2000)
    5.语义制约的消失：VO已
    蒋绍愚等研究指出，汉语中“VO已’：中V限于持续动词，瞬间动词不能出现，中古译经中出现瞬间动词加“已”的用法，这种用法来自对梵文表示完成的两种词缀的翻译。译经者母语里“完成”是一个完整的范畴，不管持续与否，表达法都是统一的。在翻译成汉语时，他们没有能理解汉语的限制，比照梵文的完成表达，扩大了“已”在VO后的出现范围。这种瞬间动词后的“已”因梵文影响而产生，并且是动态助词“了”的前身。(参阅蒋绍愚，2001)
    6.外借及重叠：N是/是N是
    “S，N是”式判断句。如“佛告诸沙门：‘尔时象王者，我身是也。’(《六度集经》，3/17b)”，江蓝生等认为是受梵文影响产生，是梵文语序的反映。梵汉判断句语序的不同，使佛经中不仅大量出现了“N是”句，同时还出现了梵汉混合的重叠句式“是N是”。(参阅江蓝生，2003)
    7.使用频率增长
    被动式的使用在译经中大量增加，对照梵文原本可以看到，很多是来自原文。译经推动了这些结构的使用数量的增加，也推动了结构的发展完善。
    汉语没有数的变化，但梵文的名词(包括形容词和代词)有单、双、复数之别。中古译经中人称代词复数的“等”、“曹”的大量使用，可能与原典有关。
    中古译经中新出现了“N所/许”或“N所/许N”等表示领格的结构助词“许/所”，如“此果我所，汝等勿取。(竺法护《生经》，3/73c)”“亦不专求自许本衣。(《旧杂譬喻经》)”这些“许/所”可能是用来对译梵文名词属格(genitive)的。这种用法的“所/许”可以在汉语中推导出发展脉络，但其出现集中在中古译经，本土文献用例少且晚，中古以后在本土文献中迅速消失。这个发展过程中，可能也有梵文的影响。(参阅江蓝生，1988、1999；梁晓虹，1994)
    受事主语句。佛典中的受事主语句使用频率远高于中土文献，可能与梵文中宾语常放在动词前面有关。
    综合以上7点，可以分为3种情况：1—3是一种外借。“云何/将无/故”都是汉语原来没有的用法，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无法摆脱其母语的影响，将其带进汉语；4、5是一种干扰，它们用梵文的成分改变了汉语固有的东西，进而改变了汉语语法成分的发展方向；6是用梵文的词序代替了汉语的，同时汉梵两种语序的并存使之出现了混淆和矛盾，于是造成了两种语序的重叠使用；7包括多种语法现象，这些现象是汉语固有的，梵文的影响只限于在翻译过程里，为对译梵文语法，更多地使用了这些语法现象，改变了使用频率。这也是一种干扰。
    三
    在中古译经造成的大范围语言接触中、它对汉语是否造成了影响?如果造成了影响，是通过什么样的途径形成的呢?
    我们反复强调，中古译经只是一种中介语，作为中介，其功能是在两种不同语言之间起桥梁的作用，是在进行汉语对话的条件下，没有学好汉语的时候，用不同程度上存在母语影响的汉语，完成交际活动。既然如此，两种情况下的母语影响，只是作为中介语的成分存在，它们没有进入标准的汉语。译经是要传播佛教思想，而佛教思想的传播依赖于准确的表述佛经的内容。可以想见，译经者主观上是要讲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是要学会汉语来完成他们肩负重任。既然他们是自觉地以汉语为目的语，这些母语影响就是学习中的语言错误，需要不断克服改正，才能日益趋近汉语。因此，我们对中古译经所做的共时平面研究，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梵文影响汉语，其中反映的特殊语言现象和今天外国人学汉语一样，是第二语言习得中的语言错误。而真正意义上的梵文经过语言接触对汉语造成的影响，是中介语(中古译经)中的某些错误虚词、结构和句型，随着中介语在当时社会上的流传，被汉语所接受，最终进入汉语，成为汉语语法的组成部分。
    语言接触有多种途径，像人们接触母语之外的语言时，第二语言习得使其学习的结果成为一种变体；或长期使用其他语言之后，使母语产生变化等等。但是如果没有特殊的社会历史背景(如大规模的移民)，这些语言接触不会对其所学习的语言(目的语)产生影响。汉语历史上两次大规模的语言接触，同样产生了这种变体，这些变体有些和常见的语言接触结果一样，作为变体出现，在汉语里，又作为变体消失(我们不知道对梵文、蒙文它们是不是产生过影响)。但也有些情况不同，变体中的语言错误，并没有随着时间消失，反而回过头来又影响到了汉语，干扰了汉语语法的历史发展。而我们所特别感兴趣的，正是这种干扰，它们是什么，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什么是它们出现条件，什么是其发展的机制。
    在这个前提下，我们来审视上面述及的中古译经中的特殊语言现象，我们看到，所有外借的形式可能都没有保留在汉语里，它们无一例外地消失了；干扰造成的特殊发展，则有一些被保留下来，成为汉语语法的组成部分。如：
    外借：用于分句末的表原因的“故”iti/hi/artha
    出现在中古译经小句或句末的“故”不是汉语固有成分，从梵汉对勘看，它对译的是梵文中表示从格的iti和表原因的从格、具格或不变词hi，也可能是表目的的名词artha，是在翻译中受原典影响而产生的。
    这种用法在译经中长期使用，成为佛经翻译者使用的固定格式后，即使是中国译者，也觉得可以接受，且比较自如地使用。如玄奘在《俱舍论》中就大量使用了。在《俱舍论》真谛本和玄奘本的对比中，我们看到，这种“故”有时玄奘比真谛使用的还多，如：
    (真)各数简择苦等圣谛名择。即智圣因。此所得已利名为择灭。具足应言择所得灭。
    (玄)择谓简择即慧差别。各别简择四圣谛故。择力所得灭名为择灭。
    (王)择是分别对苦等圣谛的简择，择是特殊的智慧，通过这种智慧所得到的灭是择灭。
    这个句子里，玄奘用了“故”，真谛没有用，而且，从梵文本看，这里并没有iti/hi/artha等需要对译的词语出现。(资料见王继红，2004)
    类似的用法在唐五代到宋代，还出现在《祖堂集》、《景德传灯录》等禅宗语录里，如：
    知阿难兄有欲漏故，未及众圣，不得入会。(《祖堂集》)
    众僧曰：“遮莫是和尚亲近故，不礼拜又不吃棒?”(《景德传灯录》)
    西域译经——本土译经——在本土译经中扩大使用——本土佛教文献
    “故”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从中介语走向目的语的发展路径，但是“故”并没有真正进入汉语，而是止于汉语的本土佛教文献。
    “已”展示了汉语受梵文影响之后，其出现的结构出现变化，使用的范围一步一步地从西域僧人扩大到本土的和尚，并开始脱离原文，在佛教的范围里“创造性”的使用。“取”则从译经里，最终进入了一般汉语，真正地造成了影响。虽然我们还没有发现它们进入的详细过程，但我们知道，它们开始于佛经中词汇的结构(结合)关系的改变，进而被更多的人在译经中使用，再逐渐渗入汉语。进入汉语之后，它们一般都会按照汉语自身的演变规律，继续其演化过程。从历史过程看，语言接触的干扰通常是在一个短暂的时间里，对汉语的发展过程和方向施加影响，而其结果是使汉语发展的动因多元化，发展路径复杂化。
    我们强调对勘研究，通过对勘使我们能够了解中古译经的语言面貌，了解什么是梵文带进汉语的特殊成分。同时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中古译经研究的对象，是一种中介语性质的东西，它只是汉语的一个变体，其“特殊成分”是指其中存在不符合汉语规范、汉语之外的东西。严格地说，这些特殊语法成分只是一些外国人学汉语的语言错误。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对我们的中古译经研究正确定位。
    更需要进一步研究和关注的，是在了解中古译经的语言面貌之后，观察出现在中古译经中的特殊语言现象，有哪些、通过什么途径对汉语造成了影响，进而影响了汉语语法史的发展。这两个层面的研究都有待深入，而后一个是研究真正的意义之所在。
     四
    语言接触是社会发展作用于语言的结果。
    语言接触造成语言变化的方式是多样的，汉语语法史中语言接触的特征在于，两次大规模语言接触都是由操其他语言的人学习使用汉语开始，由于不完全习得产生了变体。这些汉语变体中特殊的语言现象因其不符合汉语规则，多数都逐渐消失了。所以，我们曾经多次指出，这些语言接触像一个环绕在汉语之外的环，在汉语的外面产生、消失。一般语言接触，中介语的错误不会对目的语产生影响，正如学英语者所犯的语法错误不会造成英语变体。汉语历史发展中不同于一般语言接触的现象在于：部分汉语变体在某些特殊历史文化背景和语用原则的支配下，反转过来影响了汉语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新的结构、句型、虚词。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语言接触是汉语发展的基本动因之一。
    对汉语来说，干扰是发生语言变化的基本方式，产生干扰的原因，是第二语言习得的影响。而真正对汉语造成影响的，是这些干扰被汉语所接受，等于是干扰对汉语发展的再次干扰。
    参考文献
    曹广顺  遇笑容  2000  《中古译经中的处置式》，《中国语文》第6期。
    高崎直道  1993  《<大乘起信论>的语法：有关“依”“以”“故”等之用法》(释慧琏译)，《谛观》第七十二期。
    江蓝生  1988  《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语文出版社。
    江蓝生  1999  《处所词的领格用法与结构助词“底”的由来》，《中国语文》第2期；又见于《近代汉语探源》，商务印书馆2000年。
    江蓝生  2003  《语言接触与元明时期的特殊判断句》，《语言学论丛》第二十八辑。
    蒋绍愚  2001  《<世说新语>、<齐民要术>、<洛阳伽蓝记>、<贤愚经>、<百喻经>中的“已”、“竟”、“讫”、“毕”》，《语言研究》第1期。
    梁晓虹  1994  《佛教词语的构造与汉语辞汇的发展》，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王继红  2004  《基于梵汉对勘的佛教汉语语法研究——以<阿毗达磨俱舍论·分别界品>为例》，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许理和  1987[1977]  《最早的佛经译文中的东汉口语成分》(蒋绍愚译)，《语言学论丛》(第十四辑)，商务印书馆。
    遇笑容  2003  《说“云何”》，《开篇》第22卷，(东京)好文出版社。
    遇笑容  2004a  《汉语语法史中的语言接触与语法变化》，《汉语史学报》第四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遇笑容  2004b  《语言接触与汉译佛经的语言性质——从<撰集百缘经>谈起》，“第五届国际古汉语语法研讨会”暨“第四届海峡两岸语法史研讨会”论文集(Ⅱ)。
    遇笑容  2006c  《梵汉对勘与中古译经语法研究》，《汉语史学报》第六辑，上海教育出版社。
    朱庆之  1991  《“将无”考》，《季羡林教授八十华诞纪念论文集》(上)，江西人民出版社。
    朱庆之  1992  《佛典与中古汉语辞汇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
    朱冠明  2005  《中古汉译佛典语法专题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
    (原刊于《汉语史集刊》第七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这次收入论文集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