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北宋建立到清朝灭亡，是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演变的第二个千年。本期佛教在学说思想、信仰形态、修行方式和传教方式等方面，都与域外佛教拉开了更大的距离。特别是这一时期佛教形成的政治品格、思想纲领和道德标准，使中国佛教在整体精神风貌方面呈现出更鲜明的特点，并且发挥出多样化的社会功能。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融合了多民族宗教文化因素的佛教，真正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佛教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演变，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两宋、辽金元和明清。不同王朝在特定时期形成的政治结构、经济结构和意识形态结构，历代王朝的宗教政策，是促成佛教新格局形成的重要因素。同时，特定历史时期的国际形势、国内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的状况，也是我们考察本期佛教时所密切关注的内容。
    一
    宋王朝在总结历代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对佛教采取了既不盲目崇奉，也不过分抑制的基本方针。从北宋开始，因为宗教政策引发的佛教大起大落情况减少了，给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减弱了，特别是像“三武一宗灭佛”那种针对整体佛教的政治打击和武力镇压运动，再也没有出现过。与隋唐五代及其以前的历代王朝相比，宋王朝对佛教事务管理的措施更少随意性，更具备系统化和制度化的特点。仅就僧尼普查而言，次数之多，程序之严密，统计之精确，超过任何朝代。
    宋王朝注重运用经济手段对佛教进行调控，名目之多，前所未有。但是到北宋中期以后，随着财政支绌日趋严重，像鬻牒、出售紫衣和师号、向寺院和僧人征收各种税费等多种措施，逐渐丧失了控制和调节僧尼数量，协调僧团与社会各阶层关系的功效，成为国家弥补财政亏空、肆意搜刮的手段。这既助长了官僚机构的违法乱纪之风，也加剧了佛教僧团的腐败。这些情况都是后代王朝，特别是明清两朝所尽力避免的。
    考察两宋时期佛教新格局的形成过程，考察宋代佛教的新特点及其深远影响，有五方面的内容值得特别关注。
    第一，禅宗经过唐末五代的发展，逐渐成为佛教中影响最大的一派；经历了巨变的禅思潮，开始笼罩整个佛学界，基本奠定了佛学发展趋向的基础。
    就禅宗内部的派系变化而言，北宋前中期是临济、云门两宗共同推动禅学的发展，到北宋末年，则是临济、曹洞成为禅宗最主要的两支。至南宋末年形成的“临天下，曹一角”的禅宗分派格局，直到清末也没有改变。
    北宋时期，从汾阳善昭到圆悟克勤，以“代别”、“颂古”和“评唱”为主要内容的文字禅成为显学。文字禅的思想和实践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它形成与公案之学相联系的稳定形式，成为颇具影响力的禅学潮流，则是从北宋开始。文字禅之所以能够产生，是因为禅宗上层人物在新的历史时期具备了放下锄杆，拿起笔杆的条件。文字禅的形成过程，也是禅宗新经典的创造过程，是禅学整合佛学各部分的过程。它能够风靡禅林，与宋代科举体制造就的士大夫群体，与宋代的官僚体制和士风特点等，有着密切关系。文字禅的兴盛，把有文化的禅师与士大夫联系得更紧密了，也把禅与文学联系得更紧密了。
    两宋之际，宏智正觉发挥唯识性空思想，吸收庄子入禅，力倡静坐默究为证道的唯一手段，弘扬默照禅法，形成了曹洞新宗风，影响很广。稍后，大慧宗杲融合儒释教义，主张通过直观参究公案中的“话头”，达到对诸法无别，以我为主的体验，进而能够在现实生活中“随缘任运，任性逍遥”，完善了临济宗的看话禅法。这种禅法也和默照禅一样，不仅吸引了众多禅僧，而且得到士大夫的响应。南宋初期以后，看话禅成为禅学的主流，超越了宗派界限。因此，到两宋之交，整体禅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即夹杂着棒喝的机语酬对，与公案相联系的文字禅，以及注重心理体验的看话禅和默照禅，就最终定型了。
    尽管禅学经历了诸多变化，并且努力把佛教各派思想纳入禅学体系，但是，从初唐以来，特别是从六租慧能以来所强调的自证自悟、自成佛道的禅学基本思想，并没有被放弃。文字禅的逐步展开，禅宗新经典的不断涌现，正是用大立文字的方法，支撑“不立文字”的宗旨。
    在禅学突出个性特征发展的同时，佛教内部各派学说的融合也进入了新阶段。延寿在坚持禅宗基本理论的基础上，用法相宗证成万法唯识，用华严宗明万行的必要，用天台宗检约身心以去恶从善，从而使一切经教全部纳入禅宗领域。延寿的理论，标志着纯禅时代的结束，综合禅时代的来临。宋代以后，诸宗融合，包括禅、教、密、律、净土的融合，不仅是禅宗的演变方向，也成为佛学发展的趋势，其影响远远超过了以突出本派理论优势为宗旨的各派中兴运动。
    第二，域外佛教的持续输入，已经不再成为左右中国佛学发展的主要因素。佛教在循着自身内在规律发展的过程中，诸宗派分别出现了所谓“中兴”运动，其声势之浩大，涉及面之广泛，影响之深远，都是此后所没有的。
    从两汉之际到隋唐，佛教的发展既受到传统思想文化和社会现实的制约，又与域外输入的佛教新因素息息有关。从宋代开始，以注解新译典籍进行理论创造的阶段基本结束。尽管宋代在译场组织、人员配备、译经种类和数量等方面都有值得重视的内容，但是所译经典对当时及其以后佛学发展演变的影响，几乎微小到可以忽略不计的程度。
    隋唐时期形成的佛教诸宗派，其不均衡发展的态势在唐中叶就明显呈现出来。经过唐末五代社会剧烈动荡的洗礼，多数宗派典籍散失，传承断绝。中兴运动正是在佛教义学普遍衰落的情况下兴起的。而不是在民间佛教信仰消失的情况下兴起的。激发教、净、律诸派“中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或有历史传统的作用，或受佛教总体格局变动的牵制推促，或与中外佛教交流息息相通。北宋的佛教综合复兴运动，在社会各阶层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反响和回应。
    以振兴本宗为己任的佛教各派，主要进行了四个方面的工作。其一，建立永久弘扬本宗的寺院；其二，致力于本宗散失典籍的收集、整理、研究和宣讲，争取多继承前代遗产，力求较全面普及本派基础知识；其三，重新设计或接续已有的本宗传法系谱；其四，以本宗的基本思想诠释别派比较流行的典籍，促动本派学说在整体佛学中的运行。
    然而，义学诸派在理论创新方面，几乎没有可圈可点的闪光之处，全然不能与同时期的禅学相提并论。即便在中兴气象最可观的华严和天台那里，情况也是一样。在华严学僧内部，仅仅围绕“同教”与“别教”的辩论，竟然延续了几十年。复兴天台的旗手知礼，提出所要“观”(想)的对象(“境”)，是与真如、佛果直接对立的“三魔四障”，就是“众生心”、“已心”中纯恶无善的部分。这种重点让人们认识和体认“妄”、“恶”等纯负面精神活动的止观实践，原本是要发挥自我忏悔罪恶，加强自我道德修养的作用。但是，它同时会让人不能全面看待世界、人生和自我，把人带到与“存天理，灭人欲”相同的道路上去。他的焚身愿望，正是这种极端思想指导下的追求。所以，他提出的最具创新意义的学说，也最没有活力。
    第三，净土法门经过多途发展，出现了不同种类的多元复合性质的净土信仰，具有惊人的号召力和感染力。此类净土信仰以僧俗结社为桥梁，广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发挥着超出宗教范围的多种社会功能。从佛学内部而言，净土开始成为影响力仅次于禅学的佛教信仰和实践。
    从纯宗教的目的方面考察，人们对于净土的执著追求，实际上是对救世主的呼唤，是对消除现实苦难的期盼，是对百年之后获得圆满归宿的憧憬。这是倡导自证自悟，号召凭借自力解脱的禅学所不能满足的。可以说，禅宗理论中蕴涵的顽强理性精神，恰恰不能阻止净土信仰在特定人群中的流行。
    自北宋初年开始，倡导和实践净土信仰成为各宗派僧众的共识，净土学说由此多渠道、多层面展开。当时出现的多种自成体系的净土学说，分别属于禅宗、华严、天台和律宗诸系统。它们一般都具有吸纳多种因素的融合特点，不但远远超出了佛教译籍的学说范围，也超出了唐代注疏的论证范围。这些“多元复合净土信仰”所依据的基本理论、所崇拜的信仰对象、所确定的修行内容、所树立的修行目的，都与传统的净土经典存在差别，具有适应社会需要的创新性质。然而，无论任何一种净土学说，又都与本于弥陀经典的西方净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净土结社运动从以杭州为中心的江浙一带兴起，扩展到北方的京畿地区，其种类之多，规模之大，延续时间之长，传播速度之快是历史上所罕见的。创建和参与各类结社的人员，在僧团之外有朝廷的达官显贵，有各级地方官吏，有一般士人，更有广大下层民众；在佛教内部则有各宗派的领袖人物，地方名寺的住持，以及一般僧众。
    第四，在三教融合的大背景下，三教关系开始进入新的阶段，佛教由此逐步形成了新的政治品格和道德观念。
    宋王朝实行三教并举的方针，使思想界具有了宽松的环境，有利于新思想、新学说的产生。从宋代开始，三教的平等融合，开始成为统治阶级、佛教僧侣和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无论在儒家人士中还是在文化僧侣中，都出现了三教融合的新理论和新实践，理学也正是在这种时代潮流中产生的。让三教从不同方面发挥治世利人、协调人际关系、维护王权统治的作用，已经不仅仅是学说发展的状况，而是社会不同阶层的需要，更是统治阶级的要求。宋代以后，三教在思想方面的冲突和斗争退居次要地位，相互融合成为主流，特别到明清时期，开始出现了荣辱与共的局面。
    就佛教而言，吸收儒家思想也进入了新阶段。儒教的政治伦理观念，开始被公认为是佛教伦理体系的重要支柱，宋代一些倡导儒释融合的代表人物，也成为后世的典范。从契嵩开始，佛教逐渐成为推广和神化孝道的重要力量，成为“慎终追远”的儒家孝制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佛教才真正不能从社会生活中被排斥出去了。
    宋代佛教界所讲的道德，明确以儒家的道德规范为核心，并不仅仅局限于佛教传统戒律的范围。《禅林宝训》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宋代佛教界把儒家的纲常名教和佛教戒律结合起来，共同作为道德建设基本准则和内容的实况，对后代佛教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宋王朝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给予意识形态以巨大影响。国家至上，君主至上，化作“忠君报国”的理想和呼唤，成为那个时代的最强音。毫无疑问，这是诱导佛教思想剧烈变化的一个持久和重要的因素。把“忠君爱国”、“爱君忧时”等作为僧侣的美德，把振兴佛教视为“报国恩”，把树立佛教信仰(发菩提心)等同于树立“忠义之心”，已经不是个别僧侣的特殊见解，而是佛教界的思想纲领和道德标准。佛教的爱国主义意识可以追溯到很早，但是，它作为中国佛教的一个传统则是从宋代开始形成。
    第五，从佛教的传播途径方面考察，自北宋开始，佛教从写经流传时代过渡到刻印藏经的流传时代，这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刻版印刷佛教经典可以追溯到唐代，但是在宋代以前，还没有大规模刻印佛教经典总集性质的大藏经。北宋开宝藏的问世，标志着印刷大藏经开始取代手写大藏经。两宋历时悠久的五种大藏经的刊刻，对佛教经典的普及和流通，对雕刻、造纸、印刷等手工艺的发展，对加强与周边地区和民族的思想文化沟通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推动意义。从宋代开始，雕刻和印刷大藏经成为历代王朝的重要文化建设事业。从宋到清的大藏经刻印，规模之浩大，影响之久远，在古代世界印刷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其意义已经远远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尽管此后手写佛经作为功德善举依然在社会各阶层流行，但是作为提供学习、研究之用的各类佛教典籍，毫无例外是以印刷本为主。
    二
    辽金元统治的四百多年间，少数民族统治者采取的宗教政策，既有别于此前的唐宋，也不同于以后的明朝。特别是辽、元两朝的佛教政策，尽管曾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但在历史上都是受称颂最少，遭诟病最多。
    从辽太宗开始，就把观音作为王族的保护神，把佛教崇拜对象纳入了辽王朝的崇拜体系之中。随着帝王对佛教的崇信程度不断加深，尤其是佞佛帝王的出现，进一步刺激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流传。从宫廷到民间，妇女以黄粉涂面，称为“佛装”；无论男女贵贱，直接使用佛、菩萨名起小名，这些做法逐渐成为民间习俗。正是在佛教信仰的流传过程中，加强了契丹族与汉族对统一民族的认同感。
    辽王朝并没有设置专门管理宗教的机构和官吏，任命僧官，往往与帝王个人喜好有关。辽朝对僧人的封官赐爵始于景宗，盛于兴宗、道宗。辽代僧人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所享有的某些特权，只有以后元代的喇嘛教僧人可以相比。从王室、达官显贵到一般富豪的大量施舍捐献，社会地位十分低下的寺院二税户，社会民众以结社形式参与寺院佛事，共同支撑起辽朝庞大的寺院经济。
    辽朝虽然和北宋一样，直接承袭晚唐五代的佛教，但两地佛教的精神和面貌截然不同。辽朝佛教以密教和华严为主。密教广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从皇室贵戚到士庶百姓，往往通过雕塑佛菩萨像、建塔造幢以及讽诵行持等活动，表达虔诚的信仰。密教义学的发展，显密之间的对立、冲突和融合，也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形成的。华严学是在密教刺激下发达起来，其兴盛不是表现在对唐代原有教义的创新方面，也不是表现在传播范围的扩大方面，而是表现在与密教的融合方面。辽代最著名的密教学问僧是精通华严的，而倡导显教和密教融合的学僧，也是研究华严的学者。显教和密教的关系，在辽代表现为华严和密教的关系。
    在辽代佛教界，觉苑和道硕是倡导显密融合的两个代表。他们的区别在于，觉苑是站在密教的立场上，通过吸收华严学的内容，沟通两者的关系；道硕则是从华严学的角度论证显密的平等无差别。他们所要吸收或弘扬的华严学内容，有着惊人的相同之处：不是来自《华严经》，而是来自华严宗的教理。其核心思想，就是智俨在《华严一乘十玄门》开头所揭示的“法界缘起”理论：“一即一切，无过不离，无法不同”。尽管他们引用的《华严经》语句不同，并且以引用澄观的著作内容为多，但是其核心思想，不出这个范围。他们虽然祖述善无畏、一行所传的胎藏系统，但是，由于吸收了华严宗的核心理论，已经成为带有时代特点的中国化密教思想。这是在显密融合大背景下的必然产物。
    金王朝的统辖地区包括了此前的辽地。尽管金朝佛教接受了辽和北宋佛教的双重因素，但汉化进程更快、程度更深的金王朝，把辽代的一些佛教管理措施都逐渐作为消极残余来消除。特别是二税户制度，金王朝三令五申予以取缔。从发展总趋势上看，金代的政策使佛教逐渐消除辽代的残余影响，并逐步向宋地佛教靠拢。与辽代相比，佛教的派系结构和学说思想都发生了重要变化。密教与华严学不再成为显学，继承北宋传统的禅学成为佛学的主体。
    元王朝建立的民族等级制度，直接波及到了民族心理和文化的分布。流行于不同地区的宗教也首次被官方放置在有民族等级优劣划分的前提下来考察。与此相应，儒释道三教在蒙元统治集团的直接干预下，经历了重新定位和排列，形成元代独特的意识形态结构。元代的佛教管理机构繁多杂乱，设立和罢撤随意、管辖范围交叉重叠，僧官位高权重。佛教管理体系之所以发生这种显著变化，与喇嘛教至高无上的宗教地位有直接联系。
    无论是古代藏文典籍还是汉文史书，凡记载元代萨迦派者，无不痛斥其上层僧人在内地和藏区横行不法，跋扈恣睢，乱政害民，可谓劣迹斑斑，罪状多端。然而，萨迦派活跃于元代政治舞台上，也发挥了多方面的积极历史作用。它帮助元廷在西藏地区建立了有效的行政体制，结束了大约四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政治的统一。藏族地区作为一个整体进一步密切了与中央的关系，从而使藏区加强了与内地的经济、技术和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合。另外，以喇嘛教为载体的藏族文化，在这个历史阶段才真正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
    南宋时期，各地在执行朝廷颁赐寺额过程中，出现过把寺院进行分类的现象，但那时还没有形成寺院分类制度。从元代开始，官方把政府管理的寺院分为禅、教、律三类，并且要求保持各自的专业。这种措施为明代寺院分类管理的系统化和完善化奠定了基础。元代寺院经济不是与社会生产发展同步成长起来的，而是通过掠夺民田、接受赏赐、规避差税等方式在短时间内膨胀起来的，所以对社会经济造成了更大的危害。同时，经济实力的极度膨胀，也成为佛教内部孳生腐败堕落的温床。
    在藏传佛教居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汉地佛教，特别是作为主流的禅宗，受到巨大冲击。那些不堪忍受蒙古贵族压迫的汉族僧人，从修行思想到实践都发生了变化。他们往往主张退隐山林，不与统治者来往。
    元代政权巩固后，佛教中以喇嘛教的地位最高，是密宗的代表；在北方重点扶植天台、华严和唯识三宗，被称为教门。元代临济宗分为北南两支，差别是很大的。北方的海云印简一系，在蒙元统治初期，与统治者保持密切关系，积极参与政治，管理宗教事务。尤其是在规劝蒙古贵族接受汉文化，鼓励他们以儒术治国等方面，成效显著。此系始终被元代统治者树立为临济正宗，但是，他们在禅学上并没有任何建树。另外，北方的曹洞宗接续金代的发展，其状况与海云印简一系相似，主要弘法基地是河南嵩山少林寺。
    南方禅宗均属临济宗，分别出自宗杲和绍隆两系。宗杲弟子育王德光之后，出现了灵隐之善和北*(左石右间)居简两支；绍隆的再传弟子密庵咸杰之后，出现了松源崇岳和破庵祖先两支。这四支构成了南方临济宗的主流，也是整个元代禅宗的主体。它们总体可归为功利禅和山林禅两种类型。前者指以功利为目的，积极靠拢朝廷，凭借政治权势带动禅宗发展的派别，其代表主要有之善系和居简系，以及崇岳系的清茂、守忠等人。五山十刹，主要由这类禅师住持。后者则与此相反，大多数人山居隐修，不为世人所知；部分人活动于民间，影响很大，但拒绝应征，与朝廷官府的关系疏远，其最重要的代表是祖先系统。无论哪个系统，在禅学上主要继承宗杲的看话禅，并进行了若干调整。尤其是到元中叶以后，主张密、教、禅、律四宗统一以及禅净融合的浪潮在禅宗中逐渐高涨起来。
    三
    明王朝建立之初就废除了蒙元贵族不平等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特别是取消了喇嘛教的特权，不仅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护，也为佛教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社会环境。
    明太祖时期，建立了与行政建制相配套的僧司机构，在中央设僧录司，在府、州、县分设僧纲司、僧正司和僧会司，同时规定了各级僧官的名额、品阶、职权范围，以及任选标准等，由此构成了自上而下的严密佛教管理体系；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成熟的僧尼管理机构，并且为清代直接仿效。明太祖直接插手佛教的内部事务，多次颁布诏令，把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等，僧人也相应分为三宗，要求“各承宗派，集众为寺”。这对明代及其以后的佛教发展走向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明朝前期，佛教从王朝更替的动荡中逐渐趋于稳定，并且在新王朝规范治理的过程中实现逐步转变。佛教界的义学诸派陷入沉寂，有影响的义学名僧很少。相对说来，禅宗比较活跃，以元叟行端和笑隐大?两系最有影响，特别是前者，与明廷关系尤为密切。就禅学而言，也发生了不同于宋元的新变化，禅向义学的倾斜是其中一个突出的特点。
    明代中期，佛教队伍在规模上超过明初，但是，无论义学还是禅学，都处于最缺乏生机的阶段：既没有形成能影响全国的传教基地，也没有出现众望所归的禅师，更没有什么新的禅思潮兴起。有活动能力的禅师，多数在为建寺院、治田庄、蓄财使奴、构筑豪富生活而奔忙。禅宗之所以不景气，从学风上讲是出于禅僧对于义学的攀附。当时，讲经注经受到国家重视，禅僧们竞上京城，听习经典，作为修行过程的必要环节。因此，佛教经论的功底如何，不仅是衡量义学法师水平的标准，也是考察禅师水平的尺度。法师登门向禅师挑战，似乎也成为常见现象。
    从神宗到明朝灭亡的七十余年间，明王朝对佛教逐渐失去有效控制，各种佛教管理措施已经不能执行。随着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以江浙地区为中心，佛教出现了复兴浪潮，声势浩大，发展迅猛，席卷全国，并且一直延续到清雍正时期。明末佛教复兴运动分为两股潮流：一股潮流主要在都市城镇里奔涌，是以祩宏、德清、真可和智旭为代表的“佛教综合复兴运动”；另一股潮流主要在山林村野中流淌，是以临济、曹洞为主体的“禅宗复兴运动”。两股潮流相互激荡、相互呼应、相互影响，打破了佛教的长期沉寂，共同促成了佛教在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兴盛期。
    以“明末四大高僧”为代表的学问僧，在佛教思想方面有共性。他们所推崇的佛教人物是宋代以来倡导禅教净律融合的延寿等人。他们继承教禅并重、三教合一的主张，既重禅学，也重义学，更重净土。特别是明末清初的智旭，不仅倡导不分优劣地弘扬天台、禅、律、唯识、净土等教理，而且主张信仰一切佛、菩萨和祖师，并且包括佛教一切经典。他积极推广各类赎罪法事，重视和支持礼忏、持咒、血书、燃香等活动，并且把念佛、戒杀和放生有机地统一到求生净土的信念和实践中。他们以俗家弟子为主要宣教对象，不以复兴佛教的某个宗派为目的，号召全面继承佛教遗产。他们不仅在当时社会上和佛教界享有盛誉，也成为后世佛教信仰者顶礼膜拜的偶像。但是，他们淡化法系传承，消除门户壁垒的主张，始终没有成为此后清代佛教界的主流认识。
    禅宗崛起的直接原因，是社会动乱造成的穷苦民众源源不断地涌入佛教队伍，范围很广，规模很大。当时具有弘教传禅资格的禅师达上千人，这在整个禅宗史上也是少见的。在数以百计的“开堂说法”者周围，往往聚集着数百名僧人，有的多至一、二千众。他们中的不少人不循戒律，贬低佛典价值，否定西方净土，反对从事瑜伽教僧的职业。这种禅风与宋以来的禅宗传统直接抵触，而与晚唐五代的山林禅有更多相似之处。当时禅宗内部的争论很激烈，辩论的症结在于：是突破传统佛教，还是维护传统佛教；是有选择地继承禅学遗产，还是全面继承佛教遗产。这些争论有时十分烦琐，引发出的创见则极少，往往与参加争论者的宗派隶属、政治态度等交织在一起。就此而言，这与当时党社的派系斗争又有些近似。
    就明末禅宗复兴的派系结构说，是曹洞宗和临济宗并兴。曹洞宗有两支不断扩张，一是湛然圆澄开创的云门系，二是无明慧经开创的寿昌系。临济宗的主要派系出自笑岩德宝的弟子幻有正传门下，正传的著名弟子有密云圆悟、天隐圆修和雪峤圆信，都在江南一带传禅。到了清代初年，禅宗复兴运动的影响已经遍及全国，受到清朝廷的特殊关注和强力干预。
    支撑佛教综合复兴的是官僚士大夫阶层；托起禅宗复兴的是失去土地和生活资料的流民。他们有不同的境遇、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追求，从而使两股复兴潮流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风貌。到清雍正时期，禅宗的复兴运动彻底沉寂，佛教综合复兴运动中的主导思想逐渐成为社会各阶层信众的共识。
    四
    清玉朝宗教政策的指导思想，是把维护专制皇权放在第一位，彻底清除任何宗教派别中有违于皇权至上的因素。这个政策的突出特点，是把儒释道“三教”与其他一切有秘密结社性质的民间教派严格区分开来，自觉把前者作为加强统治的思想工具，扶植多于限制，采取相对宽松的政策；明确把后者作为颠覆政权的力量，武力镇压多于思想诱导，采取严厉打击的措施。
    清王朝对建寺和度僧都颁布了法律条文，而且规定也比较细致。寺院分为国家建造和民间建造两种，都被纳入政府的统一规划和管理之下，限制比较严格。清代的僧道管理机构基本仿照明代建立，变动不大。在度牒管理、废除试经度僧制度等方面，清王朝做出较大变动，对佛教发展也产生了深刻影响。清王朝对佛教内部不同宗派或不同法门的变动情况格外重视，其中，干预较多的是清代前四帝。他们的态度相当明确，也完全一致；着重鼓励和支持的是律宗和净土，重点整顿和清理的是禅宗，任其自生自灭的是教门诸派义学。
    即便与元代相比，清朝对藏传佛教的管理措施也更为细致。总的说来，清廷授予上层喇嘛以政教权力，鼓励喇嘛教在内地传播，但并没有引发元代那样从中央到地方的乱政扰民局面。宗教上层人士的教权，在协助中央管理地方上起了重要作用。同时，清廷通过编译四种文字对照的《大藏全咒》，通过在京城建立喇嘛教寺院等措施，强化了满、汉、藏、蒙诸民族的文化认同意识。有清一代，藏传佛教对汉传佛教的影响已经不能与元代相比了。
    从顺治到乾隆，佛教沿着明末开辟的方向继续发展演变。由于受到清王朝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制约，也不断修正前进方向，调整内部结构。总的说来，佛教还保持着相当规模，在社会上还产生相当大的影响。尤其是禅宗，还一度保持兴旺局面。嘉庆以后，随着清王朝的内忧外患进一步加剧，官方已经无暇顾及传统宗教，佛教自身也进一步衰落，许多寺院逐渐成了流民的藏身之地。太平天国运动时期，以天主教为号召，反对偶像崇拜，对佛教和道教都予以排斥和打击。僧尼星散，寺院遭受破坏。佛教的存在，更集中地表现在瑜伽焰口、水陆道场、慈悲水忏、梁皇忏、大悲忏、金刚忏、打佛七等各类法事的广泛盛行中。
    总体观察，清代佛教有三个重要情况值得关注：
    其一，教门各派义学进入全面衰落期，律宗形成一支严格意义上的宗派。佛教界在普遍淡化原有宗派隶属的同时，更重视师徒传承关系，从而使新形成的支派持续保持着旺盛的活力。
    清代佛教界始终没有形成学习、研究佛教经典，探讨佛教理论的风气。谈得上对佛学有研究者，已经寥若晨星。就佛教义学的总体情况言，尚不能与明代末年相比。除了个别华严学者还保持某些特点之外，其余的义学门类就没有特点可言了。佛教各宗派中，惟有兴起于明末的如馨一系，在组织规模的宏大、法系传承的严整、社会影响的扩大等方面全面超越前代律宗。
    随着佛教内部各派思想融合的不断加深，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宗派之别已经很难反映思想的不同。对于一般僧人而言，由于原有的宗派划分并没有高低优劣之别，所以出身于或临济或曹洞，或禅宗或教门，并没有什么重要意义。能够决定他们身份、地位以及是否赢得社会承认的一个关键因素，是他“嗣法阿谁”。也就是说，他是谁的弟子很重要，关键时刻会决定他在佛门的进退荣辱。同样因为重视师徒传承关系，有的宗师谨慎择徒，终生只认可一位嗣法弟子；有的宗师则辄有付嘱，网罗众多门徒。正是由于对师徒传承关系更为重视，许多佛教新支派发展起来，并且法脉延续久长，其影响至今还看得到。
    其二，禅宗诸派依然保持着传法系统，在组织规模上始终是佛教的主体。但是，禅学却从保持个性的多头发展，逐步转向融合各种佛教思潮，并与其他教派逐渐趋同。
    明末山林禅宗复兴的浪潮在清初得到进一步发展，继续成为佛教的主体。就派系结构而言，临济和曹洞都有一定扩张，以江浙等地为主要基地，分别衍生出若干支派，弘化于南北各地。不同的支派，其禅学思想或宗风也不相同，或者推崇斗机锋、施棒喝，甚至呵佛骂祖，用极端狂放的方式表达自证自悟的教义，完全沿袭唐末五代的山林禅风；或者主张钻研语录公案，作拈古、颂古，继承北宋以来的传统；或者以参究话头为证悟正途，沿着南宋宗杲开创的禅学道路前进。随着清王朝政权的巩固，在社会趋于稳定的过程中，加上雍正的严厉整顿，山林禅和文字禅成为主流舆论批判的对象，逐渐趋于沉寂，唯有看话禅与净土思想融合，继续盛行于禅林。
    其三，西方净土信仰、菩萨信仰和各种救赎性质的法事盛行于佛教界和社会各阶层，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佛教信仰和实践。
    进入清代以后，禅宗的唯心净土思潮逐渐失去号召力和感染力，传统弥陀经典宣扬的西方有相净土越来越兴盛。专弘西方净土的宗师比以前任何时期都多，并且在实践上不断有所创造。另外，专门弘扬西方净土的著名道场及其结社组织也随之涌现。纯粹的西方净土法门在普及过程中，逐渐取代禅宗法门，成为佛教界最流行的思潮，同时为越来越多的社会民众所接受。与此相联系，同样是寄希望于佛、菩萨拯救的各种救赎性质的忏仪法会，流行于社会各阶层。西方净土信仰、菩萨信仰和救赎法会在僧俗两界的盛行，表明人们重视他力拯救远远超过重视自力解脱。这也是导致禅学必然衰落的一个重要原因。
    ①1987年的金秋时节，我来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在杨曾文老师的指导下攻读博士研究生。三年时间里，紧随在杨老师的身后，亦步亦趋地向前跋涉，度过了终生难忘的辛苦而又美好的时光。杨老师对学术事业的一腔赤诚，对后生晚辈的诲人不倦，对科研工作的严谨求实，对学术成果的精益求精，至今记忆犹新，成为鼓励和鞭策后学的精神动力。二十多年很快过去了，杨老师70华诞的吉祥日子来临了。怀着朽木难雕的愧疚，呈上一篇习作，既是贺寿，也是汇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