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奘在龟兹辩经中大获全胜，却因为大雪封路不得不暂时滞留在龟兹。这段时间玄奘不仅留心观察了当地的文化、佛教，还特别记录下了龟兹大多数人是扁头这一奇怪现象，这是为什么呢?
玄奘由于大雪封路而不得不在龟兹停留了两个月的时间。在这两个月里，玄奘到处走走看看，对龟兹做了很深入的观察，留下了很多关于这个国家的非常珍贵的历史记载。例如，玄奘在龟兹的时候，听见当地的老人讲，龟兹以前有个国王名叫金花，而这位金花国王在《旧唐书·龟兹传》里面也有记载：“高祖即位，其主苏发勃*(左马右夬)遣使来朝。勃*(左马右夬)寻卒，子苏发叠代立。”这里的“苏发勃*(左马右夬)”(疑当作“驶”)是梵文的译音，它的意思恰恰就是金花。“苏发叠”也是从梵文音译而来，是金天的意思。这就完全可以和玄奘的记载互相印证。
玄奘在龟兹的时候，应该正好是金花的儿子金天在位。这个金天国王，根据史籍记载，在贞观四年(630年)的时候，还曾经向唐朝献过马。再加上玄奘初到龟兹之时，在皇宫里接受过国王的款待，因此我们可以推测，他和金天打过交道。但是为什么《大唐西域记》里面只记下了金天的爸爸金花这个名字，而没有留下关于金天的记载?这是一个令我百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大唐西域记》这部书很奇特，虽然它一方面所记载的内容非常精确和清晰，我们可以把它同别的史籍去对照，甚至可以拿它和考古发掘的结果相印证，但是另一方面，它还是留下很多谜。然而不管怎样，有一点我现在是非常肯定的，那就是这父子俩肯定都是扁头。
《大唐西域记》记载说，龟兹当地有一种非常特殊的风俗(当然实际上不仅仅龟兹有，在西域的其他地方也有)：“其俗生子以木押头，欲其匾*(左匚右虒)也。”也就是说，龟兹人以扁为美，为了这份美，他们不惜用木板压迫小孩子稚嫩的小脑袋。我们现在大概很难相信这是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情况，可是，当地墓葬出土的头盖骨和壁画、塑像等等，都证明了玄奘的说法绝对不是子虚乌有，向壁虚造，而是事实。由此，我们前面所说的金花和金天两位国王是扁头，也就不足为奇了。
玄奘还记录了龟兹都城西门外的大会场，通往会场道路的两边都立有巨大的佛像，高九十余尺，相当于我们今天四五层楼那么高。这里是召开“五年一大会”的地方。这“五年一大会”是一种佛教风俗，也就是我们讲的佛教当中非常重要的“无遮大会”，是信仰佛教的国家和国王，在一定的时间之内召集一个大会，到时候高僧云集。所谓的“无遮”，就是无遮无盖，就是不管是否信仰佛教，谁都可以来。当然在这期间会有各种各样的活动，比如讲经、辩论、施舍、斋供等等，全部费用都由国王来提供。这个“无遮大会”在汉族地区的历史上也经常举办，不一定是全国性的，有的时候也有地方性的。
玄奘另外还记载说当地每年在秋分前后还有“行像”的风俗，就是说到了某一个特定的时节，要把庙宇里或者家里供奉着的佛像抬出来，游行一圈。其实在汉族地区“行像”的风俗过去也一直有，但是时间是在四月初八，也就是佛诞生的日子(关于佛的诞生日，南传佛教、北传佛教、大乘佛教、小乘佛教、藏区佛教、蒙区佛教都有不同的说法)。
但是如果大家以为玄奘留下的记载仅仅是和佛教有关，对历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对我们理解我们本身用汉字写成的史籍没有什么帮助的话，那就是大错特错了。玄奘不但留心观察龟兹的佛教状况，更记录下很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例如，在《大唐西域记》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管*(左纟右玄)伎乐，特善诸国。
也就是讲龟兹的管弦乐，在西域诸国里面是特别出名的，水平特别高。要知道，龟兹一代的音乐，自古以来就非常著名，无论是汉文史籍的记载，还是龟兹周围的壁画(比如千佛洞)，以及考古发现出土的实物，都完全可以证明这一点。也就是说，可以证明玄奘的记载和判断。
龟兹音乐对汉族音乐的影响十分深远，今天完全我们视之为是我们汉族的传统音乐里边的一些乐器，比如二胡、琵琶等等，毫无疑问都是西域的乐器，甚至像唢呐，原本也是阿拉伯、波斯一带的乐器，“唢呐”压根儿就是一个外来语，它是从波斯语音译而来。具体说到龟兹音乐传入内地的最早的文字记载，出于二十四史之一的《晋书·吕光载记》。据记载，太元九年(384年)，吕光讨伐龟兹，把龟兹的音乐人才带回到了凉州(在古代，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形态，或者说是载体，其实往往是残酷的战争。这也凸显出玄奘的重要价值，因为他是以非常和平的、个人化的西行求法的行为，在人类文化交流史上写下了极其浓厚的一笔。这种情况并不多，法显、玄奘、马可波罗等是屈指可数的几个人)。
就是在凉州这个地方，龟兹音乐和当地的民乐相互激荡交流，形成了非常重要的西凉音乐，这种音乐在北魏和北齐期间大为流行，无论在宫廷还是民间，都已经成为一种主要的音乐形式。我们知道，隋朝和唐朝在制度、文化方面，有好多地方是继承了北魏和北齐的，所以西北一角由于受到龟兹音乐的巨大影响，而形成的一种原本是地方性的音乐，随着隋、唐大一统王朝的兴盛，慢慢地成为了我们汉民族的一种主要的民俗音乐。当时的音乐家，如琵琶大师曹妙达，就是龟兹人。还有著名的苏祗婆，他的“七调”音乐理论也非常深刻而久远地影响了我们汉族音乐。由此可见，玄奘记载说龟兹国“管*(左纟右玄)伎乐，特善诸国”，也是相当准确可信的。
龟兹当然是非常迷人的，但是这绝对不会使玄奘放慢西行的脚步，因为在他的心目当中，最神圣的地方是印度。因此等到大雪过后，道路再次畅通之时，玄奘就又出发了。大家知道，西域的险要除了险峻的自然环境以外，还有它非常特殊的政治格局。西域诸国基本都是绿洲国家，但是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之间，往往会有几百里无水无草的荒漠，而这块地方基本上是无人管辖的“三不管”地区，经常会遇到盗贼。果然，玄奘离开龟兹两天以后，就遇到了一伙贼。
[终于可以离开龟兹的玄奘继续前行，不料却遇到了大批的强盗。一方是兵强马壮，虎视眈眈的悍匪，而另一方就是带着大笔盘缠、手无缚鸡之力的玄奘。强弱差距如此之大，玄奘又是如何逃脱险境的呢?]
玄奘遇见的那批强盗是突厥强盗，总共有两千多人，而且还都骑着马，几乎相当于一支军队了。玄奘刚刚带着高昌国王给他的一百两黄金、三万银钱、五百匹绫绢，又路过龟兹国，龟兹国王也不会少给他布施，因此，在这群强盗眼中，玄奘俨然成了大财东。但这群强盗先不下手，因为他们觉得玄奘已经是瓮中之鳖，所以就先商量着怎么分玄奘的东西。可能是由于商量不出让每一个人都满意的分赃办法，说着说着就自己打起来了，而且还越打越远，最后居然就把玄奘给留在那儿了，玄奘这才捡回一条命。
玄奘接着往西走了六百多里，穿过一个小沙漠，到了跋禄迦国，也就是今天的新疆阿克苏，他在此地停留了一天，略事休息。再往西三百里，又穿过一个小沙漠，就来到了凌山脚下，也就是葱岭的北麓。这里既是交通要道，却又非常艰险。凌山是著名的冰山，海拔七千多米，险峻异常，常年积雪，很难通行。季羡林先生在《大唐西域记》注释中说，这里“危径一线，攀登艰难，行旅跋涉，困顿万状”。用“死亡之地”来形容它一点也不过分。《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玄奘在这段时间形成的记录是：“复无燥处可停，唯知悬釜而炊，席冰而寝。七日之后方始出山。”意思是说：那里找不到一个干燥的地方可以停留，连垒一个灶都垒不起来，只能把锅子吊起来，底下点上柴火做饭，睡觉时也只能躺在冰上。就这样，一共经过七天，玄奘一行人才走出了冰天雪地的凌山。他们在这个地方的损失也是惨重的，据记载，和玄奘一起来到凌山的人中“十有三四”没有能够熬过这一段路，当然这些人包括从高昌带过来的很多随从，可能还有一些和他一起结伴走的商人。至于牲口的损失，那可能就远远超过这个比例了。
玄奘走出凌山之后，继续往西约行走了四百多里，就是大清池。它另外有两个名字——热海、咸海。它叫“咸海”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它是个内陆湖，那里的水又苦又涩。至于“热海”这个名字就有点意思了，因为那湖水的温度只不过是不结冰而已，绝对不是热气腾腾或者有温暖的感觉的。其实这个地方就是著名的伊克塞湖，它在同治三年(1864年)，由于中国和当时的俄国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才脱离中国的管辖。今天在俄罗斯境内，也是个旅游胜地。
由于玄奘没有办法渡河，所以他只能绕着湖走，差不多向西走了五百多里之后，他到达了碎叶城。这里一度是唐朝的安西四镇之一，679年，王方翼曾在此地筑过城池。可是，这都是在玄奘来过这里之后很久的事情了。玄奘到达的时候，这里应该还比较荒凉。碎叶城的遗址今天已经被发现了，就在今天俄罗斯的托克玛克境内。玄奘并没有把在碎叶城的经历记录在《大唐西域记》中，而是仅仅用了四十四个字简短写下了这里的风貌。那么为什么我会不厌其烦地在这里跟大家介绍这座遥远的城市呢?
因为它极有可能是李白的故乡。关于李白的出生地有很多争论，甚至也有人提出过，李白到底是不是汉人?很多人认为他已经得到了汉文化的精髓，他的作品也已经是汉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因此他不可能生在遥远的西域。对于这种说法，我个人持怀疑态度。因为碎叶城应该是许多民族混居的地方，李白的血统当中流淌着汉族的血液，但是并不一定是纯粹的汉人。我们过去的文学评论家讲到杜甫的时候，说他的诗是“诗史”，这是有道理的，因为他的作品中有非常浓厚的汉民族忧患意识。而李白的诗歌则具有惊人的想象力，他匪夷所思的笔触，甚至带有诡异的色彩，难道他的出生地在这当中就没有贡献吗?倘若他生活在这么一个奇异的地方，对李白诗风的形成难道就没有作用吗?我想这肯定是有的。
我们再回过头来说玄奘，他在这里遇见了强盛的突厥王朝可汗——叶护可汗。
[玄奘遇到了西域最强国的统治者叶护可汗，幸好高昌王早就给叶护可汗准备了厚礼，并且写了一封信，恳求叶护可汗帮助玄奘走出西域，那么叶护可汗能如愿帮助玄奘吗?而玄奘和突厥可汗的一番对话竟酿成了一个千古误会，这是一个怎样的误会?玄奘在这里又有着怎样的遭遇?]
我们知道，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突厥王朝基本上是马背上的一个朝廷，他们不是固定驻扎在一个地方，而是经常会移动。游牧民族总是逐水草而居，随着水草的丰盛与否，随着气候的合适与否，不断搬动自己的行政管理中心。当玄奘到达碎叶城的时候，恰好叶护可汗也在那里，因此两人就碰上了。
叶护可汗见到玄奘后非常高兴，说：“暂一处行，二三日当还，师且向衙所。”这里的“一处行”可不是一般的一起走，而是给玄奘的一种特殊的礼遇。叶护可汗派官员先把玄奘送往可汗衙安置好，自己接着打猎。三天后，可汗打猎回来，将玄奘请到自己居住的大帐篷里。这也不是一般的帐篷，而是“金华装之，烂眩人目”。达官贵人在可汗前列成两排侍坐，后边还站着拿着武器的警卫武士。这样的排场，让已经很见过世面的玄奘也不由得心生赞叹：“虽穹庐之君亦为尊美矣。”
根据玄奘的观察和记载，突厥不使用木器，只是在帐篷里的地上铺上厚厚的地毯，席地而坐。我们今天在一些游牧的少数民族那里还是可以看见这种情况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是：“突厥事火不施床，以木含火，故敬而不居。”不过，叶护可汗为了表示对玄奘的尊敬，专门为他准备了一把铁交床，上面铺设厚厚的坐垫，请他舒舒服服地坐下。玄奘当然要首先引入使者，呈上高昌王的书信和礼物。有人自远方来进贡，表示臣服，可汗当然是非常高兴，不仅请使者坐下，而且还奏乐设宴，款待来人。玄奘当然不会去跟他们喝酒吃肉了，只吃了点果物饼饭。这一路，特别是穿越中亚的广阔区域时，几乎没有看见玄奘吃今天我们讲的绿叶菜的记录，替代物主要是果品，当地的物产情况就是如此。在小说《西游记》里面，孙悟空主要忙的工作之一就是找果子，而不是摘菜，或许也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吧。
玄奘当然还应可汗的请求，简单地说法。停留了几天后，玄奘准备继续他西行求法的征途了。可汗很是友善，在军队里寻找通晓汉语和西域各国语言的少年，封他们为官，一路相送。照例还有丰盛的施舍，并且率领群臣送出十余里。有趣的是，叶护可汗在玄奘决定动身时，劝玄奘说：
师不须往印特伽国，彼地多暑，十月当此五月，观师容貌，至彼恐销融也。其人露黑，类无威仪，不足观也。
大家知道，在此之前，我们听到的都是“婆罗门国”、“西天”，而这里首次出现了“印特伽”这个名字，就发音而言，似乎和“印度”很接近了。那么，“印特伽”后来怎么就变成“印度”了呢?
大约十八年前，我读到了叶护可汗的这段话，感觉找到了解开“印度”这个国名的来源之谜的钥匙。当时我才二十岁出头，不知道天高地厚，就埋头做了些研究，似乎解决了这个问题，说来也确实是有意思。
我们知道，在隋、唐以前，汉语中用来称呼南亚次大陆那个神秘国度的名词并不统一，相反，很是杂乱，最常见的就有“身毒”、“天竺”。而当时中亚、西域流行的各种各样的伊朗语，倒是比较一致，大体上都是hindu、indu，大概都是从indus(印度河)来的。今天西方语言的India、Indien都是从这里来的。但是也都是模糊的，不那么明确。
玄奘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也是混乱矛盾的，他在《大唐西域记》卷二中有一段话：
详夫天竺之称，异议纠纷，旧云身毒，或曰贤豆，今从正音，宜云印度。印度之人，随地称国，殊方异俗，遥举总名，语其所美，谓之印度。印度者，唐言月。
这段话在逻辑上是有矛盾的，但一千多年来大家居然就不加深究，让它溜过去了。玄奘的意思是说：印度的居民是没有一个统一的国名的，那些遥远地方的人，才模模糊糊地说个大致的总名而已，为了形容它的美，叫它“印度”。这可就奇怪了，“印度”明明是玄奘才开始使用的啊，而且“印度”的意思居然还是“月亮”。
这是玄奘自己也没有弄清楚的一笔糊涂账。那么，玄奘是怎么把自己搞糊涂的呢?
原来，他是从突厥的叶护可汗那里听说“印特伽”的，这个词应该是突厥语的’n’tk’k、’ntk’k或’ntk’，而突厥语里的这个词应该来自吐火罗语的Yentu Kemne。玄奘脑子里印着“印特伽”，带着这个先入之见到了印度，却无法也不可能找到国名通称，自以为发音相近的“印度”就是对应的国名了。而“印度”的梵文是indu，意思就是“月亮”。玄奘大概以为，在炎热的印度，月亮难道不是大受欢迎的吗?难道不美吗?可是，极度崇拜印度的玄奘忘了，或者就是故意歪曲了，在突厥叶护可汗劝他的那段话中，哪里有一点点“印特伽”很美的意思呢?
于是，沿用到今天的“印度”就这样被玄奘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地“翻译”或者说“弄”了出来。玄奘的威望太高了，所以，一般不会有谁提出异议，谁都没有去质疑他的说法。
实际上，唐朝另一位也去过印度的著名求法僧人义净法师，就对玄奘的说法很不以为然。他的《南海寄归内法传》虽然名气比不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其价值却实在不遑稍让。在卷三“师资之道”下，他就暗暗地点了一下玄奘的穴道：
其北方胡国，独唤圣方以为呬度。呬音许*反。全非通俗之名，但是方言，固无别义。西国若闻此名，多皆不识，宜唤西国为圣方，斯成允当。或有传云，印度译之为月，虽有斯理，未是通称。
印度人(我们今天也只能这么用“印度”了)，只是用神话里的一些名字来形容自己生活的那块土地，比如“瞻部洲”、“圣方”、“主处”。可见义净的意见是符合历史事实的，所以也是正确的。义净毕竟也是一个得道高僧，他不直接点出玄奘的名字，只是说“或有传云”，而且还说“虽有斯理”，是够厚道的了。其实，玄奘在这个问题上根本没有“理”可讲。玄奘做的类似的事情还很不少，当然，这些绝对不足以影响玄奘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高僧的崇高地位。
尽管如此，我们今天还是可以心安理得地使用“印度”这个译名，已经约定俗成了，就不必再去改变了。我之所以在这里费那么多口舌，是因为玄奘毕竟是去“印度”求法的，我们应该把这个国家的中文名字的来龙去脉弄清楚。
[玄奘离开碎叶城后，继续一路西行，他又会有什么样的奇遇呢?请看下一讲“化敌为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