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不少人知道，我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栏目讲了“玄奘西游记”，由于“百家讲坛”在电视观众中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因此，我的讲述似乎也受到了观众和媒体的相当关注。近来，上下两册的《玄奘西游记》也由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了。上市不到两个星期，各方面的反应也很热烈，列在各种排行榜的前列。我在欣慰之余，也明白，这是观众和读者对我的厚爱，我深深地感激。
玄奘是生活在距离今天大约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一代高僧，他不远万里，西行求法，求回真经，埋首翻译。无论是在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还是在中国和印度的佛教史上，甚至在印度的古代历史上，玄奘都具有顶尖的重要性。这一点是大家一致公认的，没有任何争论的余地。
就古代中外文化交流史而言，玄奘西行的足迹遍及西域、中亚，那里正是人类文化上一块独一无二的宝地。为什么这么说呢?众所周知，希腊-罗马文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中国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四个最大的文明，而这四大文明的会聚点却只有一个，那就是西域(包括中国新疆的大部分)和中亚。这片舞台丰富多彩，光怪陆离，交流频繁，冲突激烈。你方唱着，我就登场。这里的文化交流和融合是极其富有成果的，由此向四周发射出巨大的冲击波。然而，由于民族迁徙、战争攻略、环境变迁等等诸多原因，有关这片广袤的土地的历史资料却少得可怜。玄奘应唐太宗之请，和他的得意弟子辩机合作留下了一部《大唐西域记》，正是有关这个地区的最最珍贵的材料。
至于玄奘在中国和印度佛教历史上的地位，那更是不消说的了。先说中国佛教，他培养了很多学生，和助手们翻译了1335卷重要的佛经，其中很多是最权威的译本，不少是最流行的译本。他将当时佛教世界的最高水平的学说带回中国，创立了法相唯识宗，也叫慈恩宗。由于玄奘对佛学的贡献实在是大，他受到了唐朝皇室的特别的尊崇和礼遇。这些我在“玄奘西游记”里，都有所讲述。为什么说玄奘对印度佛学也有很大的贡献呢?这么说是有根据的。玄奘长时间地留学印度，在印度广泛游历请教，他接触的多是当时印度最具声望的学者，他掌握的乃是当时印度最高水平的佛学理论。印度当时的不少学说在本土失传了，靠着玄奘的汉语译本方得以保存至今。可惜，玄奘的几种用梵文写成的著作都没有能够流传下来，不然，玄奘对印度佛学的贡献就可以看得更加直接了。
玄奘对印度历史的贡献当然主要是因为他的《大唐西域记》，其中关于印度的记载弥足珍贵，无可替代。印度文化固然有它的极高成就，但是却并没有信史的传统，可靠的历史记载是寥若晨星，非常稀少的。这一点，马克思就曾经提到过。印度不少学者就说过，没有玄奘的记载，重建印度古代史是不可能的；有的印度学者甚至说，印度历史欠玄奘的债，是怎么估计都不过分的。事实上，玄奘的《大唐西域记》确实成了重建古代印度历史，进行考古发掘的“指导手册”。玄奘的记载的准确性，早就被大量的根据他的指引而进行的考古工作的成果所证实了。
上述的这些，还只不过是玄奘的历史贡献的最粗浅的大概。不过，我确信，这已经足够证明玄奘是一个如何了不起的历史人物了。然而，这却并不能够阻挡大家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就算的确如你所讲，玄奘是古代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而伟大的人物，可是，离开我们那么遥远的他，和我们今天的时代又有什么关系呢?玄奘能够为生活在今天的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启示呢?
说心里话，原先我对类似的问题不仅是不理解的，甚至还有相当的抵触：学术就是学术，特别是有关古代的学问，何必非要和和现在发生什么关联呢?而现在，我的想法发生了一点改变。当然，我依然还是坚持学术必须保证自身的独立性，不应该过多地，或者说首先考虑和现实有什么样的关系，须知，人类的知识探求和积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过分地要求“立竿见影”，效果往往适得其反，正应了“欲速则不达”的话。
但是，学者们似乎也不妨偶尔将脑袋探出象牙塔，看看外面的世界，关心一下自己也处身其中的当下。至少应该考虑一下，在选择古代的研究对象时，是否可以优先选择对当下的时代有所影响或者启示的呢?我想，这和学术独立并不冲突。真正伟大的历史人物，他所展现出来的价值和意义，绝不是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所能够局限的，一定可以超越他所在的那个具体的时代和具体的生存环境，超越时空，焕发出历久弥新的永恒的价值。不同时代的人，都可以得到精神层面的启示。无疑，玄奘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物。
那么，我应该努力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了：玄奘和我们的时代精神有什么关系呢?这是个大问题，自然不可能在这里完全地说明，我只能就下面几点，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请大家指教。
首先，可以很明确地说，玄奘身上最宝贵的精神乃是为了追求真理，不避风险，面对各种挑战，绝不退缩，甚至不惜冒着付出生命的代价的危险。玄奘是个虔诚的高僧，在他的心目里，佛法当然是至高无上的真理，这一点是清楚的，我们似乎没有必要去加以什么说明，更没有必要为玄奘做什么辩解。我比较赞成冯友兰先生提出的“抽象继承法”，也就是说对传统文化的某些价值，应该超脱于它的具体环境，而重在继承其精神。玄奘为了追求自己心目中的真理，不惜偷渡出境(这一点在今天当然没有必要了)，经受了诸多严酷的考验，不少时候几乎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西游记》里讲，玄奘取经经历了九九八十一难，这固然是小说家之言，但也未必就不是真实历史的一种折射或者反映。我想，追求真理的精神是任何时代、任何民族都必须具备的。
其次，倘若我们仔细观察玄奘在印度的留学生涯，我们就会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发现：我们都知道，玄奘不仅是一个佛教徒，而且还是一个虔诚的弥勒信徒，他到印度就是为了追寻心目中至高的经典，据说是弥勒菩萨口授的《瑜伽师地论》。在印度，玄奘不仅找到了这部经典，还找到了再理想不过的老师——当时佛教世界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寺主、大乘有宗的最高权威戒贤法师，以我们对宗教信徒的普遍的理解，玄奘应该满足于此了，不会旁及其他学说了，不会越雷池一步了。可是，历史事实却正与此相反。玄奘并没有满足于学习《瑜伽师地论》，也没有满足于跟从最高权威戒贤法师学习，甚至也没有满足于本来就已经可以提供多种知识学说的最高学府那烂陀寺的环境，而是在印度广为游历访学。因此，玄奘的学问绝不局限于瑜伽行派，而是涉及了当时印度的大量学派和学说。实际上，玄奘一路走来，无时无刻不在学习。我们可以说，玄奘的西行求法之路，本身就是一条学习之路、探索之路。玄奘充分展现了专精而不封闭，开放而有所守的学习态度。对于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来讲，是特别不容易的。
第三，玄奘是完全可以有机会有条件停留在佛教徒心目中的天堂圣地印度的，这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但是，玄奘还是选择了回国。也许，大家会说，玄奘既然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终究会有一种“回向”的意识，将学得的佛学知识“回向”还没有机会了解的人们，乃是一个高僧的份内之事。这样说，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大家别忘了，玄奘也很可以选择在印度进行这种“回向”，此外，还有好多别的国家请求玄奘驻留弘法。最重要的一点是，玄奘当年是违反禁令，偷越国境的。他并不知道，自己回国以后是否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可是，从历史事实来看，他显然根本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而是在机缘合适的时候，马上起程回国。实际上，他是无法预料回到国内后等待他的会是什么的。从历史上看，任何一个真正伟大的人物总是国际性的，但是，同时又必须是民族性的，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容易简单地说明白的。玄奘无疑做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统一。
第四，玄奘学有大成，又确实和当时的帝王唐太宗特别有缘。从历史的记载看，唐太宗也确实希望玄奘能够还俗，出任官职。然而，玄奘拒绝了。很明显，玄奘的心愿是“单身行道”，根本就没有将自己历经千辛万苦求来的学问，当作世俗之门的敲门砖，或者“货于帝王家”。这一点，就使得玄奘和中国文化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判然分开了。玄奘看重知识的独立性，看重知识的本身价值，不认为知识是某种交换的工具。他不仅没有出任任何世俗的官职，而且也没有以一代高僧的身份地位出任过僧界的重要高级职务，只担任了慈恩寺的方丈。这一点是很特别的，也是当时和后来的人们不好理解的。《西游记》就是例子，里面讲唐太宗请玄奘还俗被拒绝，就封了玄奘“左僧纲，右僧纲，天下大阐都僧纲”。这样的官职是杜撰的，但是也正反映了一般人的心态。在具体的问题上，玄奘也坚持自己的看法，有时候甚至会毫不理会皇帝的建议和意见。我们从历史记载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玄奘一回国就受到了未必在自己意料之中的热烈的欢迎，而从一开始，玄奘就有意识地避开一切热闹的场面，孤寂自守。这样做当然有回避妒忌、绕开矛盾的考虑，也是玄奘谦虚自抑的优秀品性的反映，但是，更主要的是，玄奘自始至终就抱定了“单身行道”的信念，从来就没有改变过。这是玄奘身上特别的闪光点。
第五，玄奘是一个僧人，但是，绝对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只顾自己修行的僧人。他有超常的组织能力、教育能力，总而言之，玄奘是一个很有实际能力的人。我们都知道，玄奘是人类历史上顶尖的翻译大家，他的翻译开创了中国翻译史的新时代，在佛经翻译史上更是“新译”的开山祖师。玄奘翻译的数量之大、难度之高、权威之坚、流传之广，罕见其匹。这样的工作，当然不可能是由玄奘一个人独力完成的，必须有某种组织机构的保障。玄奘就是一个出色的组织者，他将以前就已经存在的“译场”加以改造完善，将分工更加细化，更加明确化。译场里的每个角色都有不同的分工，也有不同的责任，而彼此之间又是一个相互配合的有机互动的结构。集体合作翻译，在今天当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但是，如此详尽的分工和结构，却只有玄奘做到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玄奘并不简单地满足于自己成就巨大的翻译工作，还从中总结出了一整套的翻译理论，这就是翻译学史上著名的“无不翻”。在今天，这套理论依然具有相当的指导作用。
玄奘和时代精神本身就是一个大课题，值得花大力气去探索、去研究，这自然不是一场讲演就可以解决的，更不是像上面那样看似简单明了地概括出几点就可以交代的。我在今天多讲的，只能是我个人非常粗浅的一点思考和想法，希望能够多少发挥一点抛砖引玉的作用。
当前，“玄奘精神”、“重走玄奘路”已经成了流行的时代话语，可是，这里面究竟有多么丰富的内涵和精神财富，恐怕还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和发掘。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了吗》里有一段话，永远不会过时：我们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就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毫无疑问，今天正是需要脊梁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