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拒敌引诱，坚持民族正气

    本世纪三十年代开始，日本军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华战争，继『一·二八』事件後，他们接连挑衅，先後出动军队三十余万人大举进攻。持松法师对日军侵略之种种暴行，感到无比愤慨。一九三九年侵华日军又攻陷、占据了上海。上师挥毫疾书『平原长牧马，大道久亡羊』、『挂锡何尝有立锥，纳衣鉢袋自相随。唯思法乳恩难报，一卷真言却付谁』?其忧患之心，可见一斑。这时持松上师索性在圣仙寺闭门著述，足不出户谢绝往来。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於二十年代以来及三十年代初，曾先後三次赴日学习密教，不仅与日本真言宗有很深渊源，熟识佛教界许多师友，与商界等人士也有交谊，又精通日语。因此，在日本他是一位相当有知名度的华人，国难当前，他不愿再与日本人往来了。当时，侵华军驻滬司令部司令官河田大佐，为了推行其『以华制华』战略，多次派人送请柬约持松上师见面洽谈，持松上师接到请柬後，均以有病推却，拒不见面。日寇请他出任日伪上海佛教会会长，都被他断然拒绝。一次派来的人赖在圣仙寺三天不离开，还是见不到师尊一面，来人无奈，只能悻悻而回。如此纠缠三个月，种种威逼利诱，持松上师始终不屈不挠，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当时，持松上师还为自己设下一个个课题，要把在日本学回之唐密教理、事相，能写者全部写下来，以利後来学者，几年功夫，他耕犁了不少论著、纂注、疏解，前後四十余部、七十余册。各类仪轨、行法记三十余种，其时收编入『师奘全集』中。

    （二）染重病而不辍笔

    持松上师夜以继日地伏案书写，废寝忘食，营养原本又不够。日久，肺结核、胃炎、胃下垂、丹毒继发感染接踵而至，腿部也多处感染，深受病患折磨。敌伪控制糧食，主食配给红糙籼米还夹有杂砂，菜贩也难以进市。尊师面色苍白，形骸枯槁，弟子们都为师担忧着急，扶师就诊、催促服药。其时，还未有抗结核病类药物出售，也无抗菌素，只有早期之磺胺类片剂，师时胃痛，与饥饿也有关系，磺胺药片不能多服。然而，高热、癰疽、咳嗽、咯血、胃痛，都未能使持松上师却步，他没有辍笔，一部纂注完成，他又在构思下一部佛学论著，弟子们见他走路飘飘然，有气无力，很是可怕，後来两腿部都留下了数处七公分左右的手术切口疤痕。那是甚么力量支撑着他从病魔中挺了过来?那是一颗圣洁、净化、慈悲之佛陀心灵!那是爱国、爱教、爱护众生之悲誓愿力啊!

    （三）重任在肩终不卸

    抗日战争胜利後，持松法师满怀喜悦地迎接胜利。一九四七年三月，上海静安寺恢复十方丛林选贤制，他理所当然地被公推为首任住持，并兼任静安寺佛学院院长。这时，持松法师首先想到的还是继承和发展佛教文化事业，他提出『静安寺应作为佛教文化事业中心』，并表示自己仍应『潜心内学』。那些年，在他的努力之下，静安寺被治理得面貌一新。

    新中国成立前夕，一位法师好友多次专程来上海，要接他去台湾，住持某寺庙。持松法师也未有丝毫动摇，坚持留在上海，迎接解放。一九五二年，人民政府在当时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拨款修葺了静安寺。他十分感动，从内心里发出拥护政府、拥护社会主义的心声，表示要管理好寺院，进一步钻研佛教教义，并写下了『生生世世常居学地，此我世尊学习精神也』的誓言，次年四月，他在政府的帮助下，设立真言宗坛场，又写下了『信仰自由成政策，爱国传统是优良』的对联，挂在客厅上，作为座右铭。特别是那年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他被选为常务理事，以及一九五六年接任上海市佛教协会会长之後，他更感到任重而道远了，在这以後的十多年的时间里，他孜孜不倦、呕心沥血，致力於办好三件大事。其一，弘法与研究佛学。持松法师学识渊博，显密皆通，又精通梵文和日文，一贯刻苦钻研，他先後著有显教著作十五种（仅是弟子整理到者），《密教通关》等密宗论著三十余种，可谓著作等身，能取得这些成就，在近代、当代高僧中是屈指可数的。新中国成立後，他在教务活动十分繁忙的情况下，还反复思考，认真撰写了《我对佛教史籍整理的几点意见》和《佛教研究工作计划》等，呈交有关部门。从一九五七年开始，他又在寺内组织专门人员整理佛教史料，他本人也积极投入写下了不少佛教史料和学密修密的体会等文章，可惜均在『十年浩劫』中散失了。一九六四年前後，持松法师被聘为《辞海》编委会委员，他也始终如一地积极参加了有关佛教条目的编审工作，他条纂纲目、叙述完整、精练，海外人士有此工具书，等於亲聆尊师的开示一般，因此也给後世留下了宝贵的文化财富。那些年，持松法师这样不辞劳苦地研究，还嫌不够，还利用参加上海社联学术活动的机会，呼吁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把佛学也列入研究的范围，他说：『佛学思想也是我们先辈留下的一份宝贵的文化遗产，佛教教义及其理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单靠我们出家人去学习和研究，是很不够的，必须在理论界、学术界同时组织人员去研究的』，并且在方法、步骤、范围、态度、要求等方面，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意见。他在中国佛协第二届代表会议上，还郑重提出：『研究佛教与发展佛教文化相结合，在发展优良传统的同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革故鼎新，以适应新时代的要求』。持松法师的所有这一切言行中，是完全可以感受到这位高僧的强烈的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

    其二，这种使命感和责任感的继续与延伸，又反映在培养僧才上所表现的急迫性和所作的努力上。同时，这也是持松法师一贯的努力方向。早在一九一八年任兴福寺住持时，就办了『华严预备学校』，一九四七年任静安寺住持伊始，又续办了静安寺佛教学院，他培养了许多佛教人材，至今港台地区的寺院里，还有当年在静安寺佛学院学习过的弟子。一九四七年起在办静安佛学院时，持松法师不仅关心学员的生活，更关心学员的学习进步，他常说：静安古寺是滬上名刹，海内外影响卓著，应该成为佛教文化发展事业的中心，而静安佛教学院则应成为传授佛教文化，宏宗传教、培养高级佛学人才的重要基地。『你们全体学僧，应该心不旁骛，专心致志、刻苦学习佛教知识，精研教理，培养自己成为发扬光大佛教文化的专门人材』。持松法师不仅自己亲自办学，还曾向有关部门提出，要特别爱护人才，他说：『隋唐时代是我国佛教之鼎盛时代，那时高僧辈出，佛典翻译众多，独立撰著佛教书籍之风盛行。而中国佛教在近代之复兴，也主要是出现了一大批高僧和居士，这既能使社会人民受益，也能提高国家荣誉』。并且还呼吁哲学界、理论界和学术界，也能有计划地培养一些佛教文化人才。可惜，一九六六年开始的『十年浩劫』，持松法师的这一宏愿暂时被搁置了。直至一九七二年他圆寂之前的一段时间还念念不忘，还对近伺弟子讲解佛学精义，手书《法华碑文》、《圣教序》馈赠弟子们，矢志不渝，感人至深!

    （四）为祖国争光

    持松法师致力於办好的第三件大事，是在国际佛学领域为祖国争光。早在一九五七年，中国佛协第三届代表会议时，他就提出：『中国佛教徒为了争取国际上的学术地位，应该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他这么说，也是这样亲自实践的。同时，他也看到中国的佛教，由於祖先们的努力，留给我们极其丰富和宝贵的遗产，在国际佛学领域，客观上早应占有重要地位，现在更需要宣传、需要交流。五十年代，他不仅在静安寺接待了许多国家的佛教代表团和各界贵宾，而且还先後出访了尼泊尔、柬埔寨、缅甸、日本等国。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持松法师率团访问尼泊尔，参加南传佛教国家纪念佛陀涅槃二千五百周年庆典。释迦牟尼佛的诞生地『蓝毗尼园』就在尼泊尔境内。出访前，周恩来总理亲切接见了他们。讲了很多话，说国际上有很多人以为我们共产党不尊重佛教，讲我们国内没有一个真和尚，说到这里，总理指了指持松法师，『难道持松法师不是真和尚?（听到这里访问团全体都哄然笑了。）我们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但我们尊重所有信仰宗教的人』。周总理同时握着持松法师的手，发觉持师的手冰冷，原来空调暂时失灵，总理又笑着说：『哪能让持松大师受冻呢，我要检讨』，大家又笑了，总理总是那么风趣，立即换了另一个暖室；接着，周总理很亲切地又对持松法师说：『我们新中国成立还不久，一些外国人对我们新中国还很不了解。你们到了国外，总有一些人会提出一些问题，甚至叫人一下子难以回答，你要有个思想准备，用新中国巨大的建设成就，用社会主义国家佛教徒的生动事实，去打消他们的猜测和疑虑。』

    持松法师没有辜负周总理的重托。周总理的殷殷嘱咐使师尊在这次出访中获得了具大的成功，当访问团的飞机在加德满都国际机场一着落，就受到了热烈的欢迎，马享德拉国王和王后并在皇宫设素筵为师等洗尘。在尼泊尔王国蓝毗尼园的群众大会上，数万群众夹道欢迎，持松法师应国王之请为数万群众说法，授『三皈依法』，当时有数百群众要求持松法师收为弟子，法师欣然应允，为他们摩顶、祝愿。他受到了这么多尼泊尔群众的崇拜、礼敬，是中国佛教界的光荣，也是持松法师道风高标、德行从容的生动体现。

    同年十月，持松法师率团先去印度再赴柬埔寨参加佛陀二千五百周年纪念大典，受到国王、王后和王子西哈努克亲王之热烈接待。他亦被邀为各界人民说法、摩顶皈依。

    旋即出访缅甸和日本。在东京，一位记者很不友善地问他：『你们佛教徒在中国有什么前途?』持松法师挥笔疾书：『信教自由成政策，爱国传统是优良』作答，表明中国佛教徒爱国爱教立场，记者见之，哑然而退。

    一九六三年年十月，持松法师率中国佛教代表团再次访问日本；代表团之团旗，及日本佛教界友人赠送师之礼品，现均陈列在『持松法师纪念堂』内。

    一九六四年持松法师又随中国佛教协会代表团，去日本出席东京召开之第一届世界宗教徒和平会议。新中国成立後，他先後又三次访日，在访日期间，除了出席会议，他寻师访友，求经问道，继续扩大与日本佛教界的联系，加强了我国佛教界与日本佛教各宗派的交往。对此，真禅法师赞誉：『六次为法，忘躯东渡，可与鉴真媲美』，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一九六五年四月，途经香港，出访印度尼西亚。

    持松法师十多年内所开展的这些对外友谊交往，不仅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也使世界各国进一步了解了新中国，增进了这一时期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友好睦邻关系。

    （五）善根福德

    持松法师待人宽厚、自奉节俭、外貌严肃、内心慈悲，挚友遍天下。他四十多年来传授密宗，从受弟子达数十万人，可说自唐代惠果以来所未有（据现在所知，法门寺地宫唐密曼荼罗是惠果传第三代之後唐智慧轮大师所建立）。尤其是建国後在静安寺建立密坛，四方弟子云集，纷纷前来皈依灌顶，出现了千年未见的盛况，影响遍及海内外，这是持松法师的一大功德，而且他谆谆告诫每一位弟子，切勿为名利困扰，要有菩萨心肠，发大悲心，与人为善，做到无我无相境界。持松尊师虽名气响，受戒人多，但他从不趋附达官贵人，也从不为那些官气、俗气十足的显贵们灌顶；有时这些人一连等上三四天也见不到法师的面，即使见到了，也常常数十分钟听不到法师的一句话。因为，尊师很清楚这些人对人民是没有也不可能有菩萨心肠的，他们来相见，无非是想往自己脸上贴金；而往这些人脸上贴金，岂不是对人民不善了么?持松法师在这些问题上从来不含糊。他十几岁随侍月霞、应慈两位老法师，一次在哈同花园讲《华严经》时，适逢哈同寿日，当时哈同命他们跪下祝寿，他们就都不为所屈。何况後来他已成为一代宗师!就更不慕荣利；但是一般信众请求灌顶，他随时都给予接待，真正做到了普渡众生，观机授法。当然，像抗日爱国将领张学良，敬慕持松法师佛学才智，曾携省长等人到辽宁听经闻法，甘为师尊座下弟子，尊师也是欣然接待的。还有朱子桥将军、教育家蔡孑民先生以及许多海外侨胞，持松也为他们设坛灌顶。

    持松法师先後兴办华严大学、法界学院、静安寺佛学院，他学识广博、德高望重，为人和蔼可亲，对信众、弟子、学子的求问，从不厌烦，因人施教详为解答。弘法广远，而且培养了不少僧才。

    他身教言教，以为世界和平，为祖国富强、人民安居乐业祝福祈祷为己任，尊师自己明确记载的有影响的几件大事，如①、一九二四年，第一次东渡归国後，『甲子春……，余主洪山宝通寺，……是岁值鄂省大旱，设孔雀坛，如法崇之，方三朝，霖雨大霈，岁赖以熟。』②、抗战胜利前夕，日寇烧杀掠夺多年，造成国人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上海建坛修『仁王护国法』；③、一九五三年，为祈祷世界和平、人民安乐，後建『孔雀明王和平息灾法会』七天。『孔雀明王大法』在中国已失传一千多年，由持松法师主持，盛况空前。

    除了祝福祈祷，他还经常见之於行动，一九四八年，在社会动荡、灾民日增的情况下，持松法师作为静安寺住持，拨出沿街的一处房屋，创立『佛教平民诊疗所』，面向贫病而无力就医之群众施诊施药，他还亲任所长。为谋求发展，筹募基金，又由他发起，敦请海内书画名家捐赠作品，举行义展。当时有张大千、邓铁翁、唐云、白蕉、郑午昌、马公愚、施叔范、张炎夫、申石伽等三十多位名家义赠书画、扇面二百余件，如此慈善义举，社会反响极大，《申报》、《大公报》、《时事新报》、《新民晚报》等各大报刊，常时都以一定篇幅，详细报道，并配图介绍了静安寺佛教平民诊疗所的盛况。持松法师早在三十年代就离开兴福寺了，但是，兴福寺每遇困难，派人去上海向他求助，他都慷慨资助，多次解决僧众道糧。至今，兴福寺仍深切怀念尊师。

    持松法师先後任常熟兴福寺、武汉洪山宝通寺、上海静安寺等名刹住持，在任期间，清廉自洁，并十分注意民主管理寺院。早在任兴福寺住持时，他就继承了月霞法师遗志，大力整顿寺院，事事以身作则，数年中，赎回寺产，偿还積债，使兴福寺面貌为之一新。一九四七年就任上海静安寺住持之时，社会混乱，民不聊生，静安寺亦面临地痞流氓争地夺宝，吞噬寺产，以致於前任住持德悟法师被诬陷而入狱关押，而内部则管理不善，入不敷出，一百多位僧众食不果腹，囊钵几罄。持松法师就任於危难之时，即提出四项要求：①坚持十方丛林制，实行住持公推，以示大公而杜流弊；②静安寺应作为佛教文化事业中心，逐渐减少应酬，以期成为纯粹弘法之道场；③寺内经济应行公开，尽力量所及，举办慈善公益事业以符佛陀救世利生之教旨；④本人潜心内学。除寺内行政大计如需本人主持外，其余事务概由监院领导诸执司分别负责。这四条规约在得到诸山长老和全体僧众的一致拥护，即逐条付诸实施。其中特别是第三条『寺内经济实行公开』，在当时刚由剃度派子孙庙转为永久选贤十方丛林的静安寺来说，推行起来特别困难；寺内原剃度派以六根为首的某些僧人就竭力反对十方丛林制度，经常捏造事实，混淆视听，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从中捣乱。而持松法师则不为所动，坚持其既定原则，未及半年，静安寺经济即大有好转；禅林宗风亦一时复盛，僧侣安心，寺誉日隆。

    以上讲述都是一些大的方面，平时吾辈弟子，亦同样亲身感受到持松法师的大德。

    记得五十年代初，余患病多日不愈，某星期日下午，恩师慈祥地陪余去中医师周潜川处诊疗，对周医生，我知其人，他是藏密宁玛派修持家，著名食饵疗法医师，与持松法师交往甚笃。但藏密与唐密乃至东密，毕竟是密教中的不同宗派，这次尊师敢於把自己亲近的弟子送往他处诊疗、学医，确实是余始料未及，很感惊奇的。到了那里，周医师见余讲话声音低，问是否觉得『气』落到地下去了?我因为对他抱怀疑态度，正想说『气』已落到地球对面去了!但气竟提不上来，话也出不来了。接着他开了处方。我也是医生，看到他开的补中益气汤，但奇怪的是他对每味药的制作都另有说明。细细推敲，豁然开朗，觉得他的诊治实在是一针见血，非常高明，由此也可见出持松法师的求实精神，他胸襟宽广如海，能容纳百川，这种精神，这样的胸怀，造就了他作为佛界的旷世奇才，他的一生确实是学者的一生，慈悲济世的一生。直到五十年代他在静安寺设立真言宗坛场，弘扬密宗时，他还坚持华严、东密、台密同弘，而且还同时在静安寺的前厅定期举办了禅学讲座，邀请禅宗一些法师、居士讲解禅宗经典。持松法师对佛学的研究，持松法师几十年如一日弘法，早已摒弃门户之限，他一生的成就，面广、量大，几乎无人可以与他比肩。

    持松法师慈悲为怀，培养佛学人材也不拘一格。现任上海佛协副会长、著名佛像绘制画家胡建宁居士，就是持松法师一手培养的，尊师在胡建宁少年时就培养他的兴趣，授以佛像绘画画册，为其讲解绘画及装裱技法，详述佛学知识与画佛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并传授真言，收为结缘弟子。胡居士从当年一个平凡、弱病的孩子到今天成材，其间倾注了持松恩师很多很多的心血，胡建宁至今从心底里感戴持松尊师的恩德。他说：持松法师是他最敬佩的法师之一，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

    弟子欧国藩一九六六年研究印欧语系的渊源时，非常需要了解一些梵文知识。这件事被一直关爱他学习的持松尊师知道後，就慨然将自己珍藏的一套《印度文典》（日文版）赠送给他，鼓励他认真研究，学业有成。

    许华瀚和我一样，是在家弟子，五十年代时，他曾一度怀疑，密宗一些深入法门的法宝是否只传给出家人，因为有一次，他向尊师提出想学『入定』以及『长寿法』，尊师说：『你不是出家人，学这个有什么用?』许华瀚回答：『大法可以求，这个是否也可以求』?结果，师尊闭起眼不理睬了。不料，一个星期後，许向尊师汇报修持进程後，尊师给了他一个法本和几张纸。许华瀚一看，正是他一星期前所想求得的法宝。欣喜不已，尊师叫他先看，看了之後叫他讲怎么理解的。接着，持松师尊便亲自传授内护摩的秘诀、手印和长寿法的要诀，尊师讲析、示范耐心、细致，花了很长很长时间。如今许华瀚九十余岁，仍耳聪目明，出国前全身体检，一点疾病都没有。为此，许华瀚常对人说：『这完全是持松师尊的恩德所赐呵!』

    持松法师经常不顾惜自己，而对他人对弟子的生活、安危却关怀备至。最典型的一件事是发生在一九四一年，当时日寇侵占上海，竭力邀请法师出任伪上海佛教会会长，三番五次闯入法师居地，尊师拒绝，闭门不出，他们则派人看管、监视。当时，弟子们不知其故，照常去拜访法师。法师看见弟子入室，首先想到的是弟子们的人身安全，连忙摆手叫弟子快走，弟子问师父为什么那么紧张?尊师说日军要他出去做事，他宁死不愿出去，简短两句话後又催促弟子快离开，以免受牵连，这样经过了一段时间，直到日寇不再缠绕，他才重又让弟子们去他那儿。

    持松尊师爱国爱教、爱人民、爱和平，功德无量，高山仰止，他受到了人们普遍尊敬，他被选为人民代表，他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会见，他每次国庆节都登上了观礼台，参加检阅典礼，他和海内外许许多多为祖国为人民鞠躬尽瘁的精英，诚挚交往，由於他学识广傅，还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也都与他结成了莫逆之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