剃度后的少年玄奘刻苦好学，十几岁时就在佛学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当时正值隋末唐初的动荡年代，但为了求得佛学的真谛，玄奘下四川，上长安，辗转求学。当时的长安是怎样的景象?玄奘在长安又遇到了什么人，使他下定决心要去西天取经呢?
玄奘十三岁时，因非常偶然的机会剃度出家，随后，非常好学的他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佛典的学习上。按照已有的记载，他先从景法师那里学习了一部《大般涅槃经》。这部经现在有梵文本，名字叫Mahāparinirvānasūtra，主要讨论佛性问题，讲的是涅槃。“涅槃”这个概念并不陌生，例如我们知道有“凤凰涅槃”这样的说法。所谓“涅槃”，梵文叫作nirvāna，意即大灭度、大圆寂，是指人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在世俗间所受的苦难像油尽的灯草一样熄灭，并随之得度，到达另外一个世界，摆脱了次生的苦难，达到一种非常圆满、内心非常平静的境界。
这部《大般涅槃经》便是讨论佛应该具备哪些品质，什么样的人才能具备成佛的品质。它是玄奘正式拜师学习的第一部经，因此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玄奘后来西游的目的之一，就是探究佛性问题、探究涅槃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他出家之后正式从师学习的第一部经典，就为他日后西游种下了一颗求知的种子。
紧接着，玄奘又跟从严法师学习了第二部经——《摄大乘论》，这是一部把大乘佛教所有经义汇集起来的重要佛典，也就是通过这部佛典，玄奘开始初步而又比较全面地学习了大乘经义。而他在佛学领域正式拜师获得开蒙，也恰是通过景法师与严法师。
寺庙在如今的概念当中功能似乎比较单一，若非善男信女或佛教信徒初一、十五烧香之地，便为民俗方面办丧事做道场所用。而在隋唐时期，佛寺的功能要远比现在丰富，它可以是某一个社区的精神生活中心、文化生活中心，甚至娱乐生活中心。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本，恰恰是部佛教剧本。而且寺庙在当时还充当着许多别的角色，现在看起来可能有点匪夷所思——例如它还从事典当业务，设有长生库，谁家有些用不着的东西，可以典当到佛寺里换取金钱。
东都洛阳佛寺众多，所以据历史记载，玄奘十三岁出家，一直到十九岁之前，都完全生活在洛阳非常浓郁的佛教氛围中，没有离开过一步。当时洛阳每个寺庙都有不同的著名法师登坛讲法，玄奘便涵泳其间，往来求学，到十九岁时已经小有名声。
[也许是玄奘的悟性高，也许是玄奘的佛心诚，年仅十九岁的他已经在佛教上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但是大家都知道，玄奘取经是从长安出发的，是什么原因，使在洛阳已经小有名声的玄奘要奔赴长安呢?]
在玄奘十九岁的时候，也就是618至619年间，隋朝的暴政引发了大规模农民起义，东都洛阳及其周围的一些地方成为战场。由于战乱，玄奘在洛阳是待不下去了，便与他的二哥长捷法师一起西奔长安。
根据记载，当时玄奘劝他哥哥前往长安时曾说：“听说有唐王爱民如子，除暴安良，虽然洛阳是我们的父母之邦，但我们还是应该去追随唐王。”这种说法可能是后人增补进去的，因为他们到达长安后并没有停留很久。但后来唐太宗对玄奘非常推崇，按照《西游记》的说法，唐太宗还和玄奘“拜为兄弟”，此后玄奘便以“御弟”自称，这虽然与历史未必相符，但唐太宗非常推崇玄奘是确定无疑的。
玄奘与他哥哥一起西奔长安后，由于中原扰乱，“京师未有讲席”，缺乏修业的条件，所以他们没有在长安停留太长的时间。当时大量的高僧纷纷进入四川，来到相对安宁的蜀地，因此在隋唐之交，四川这个当时还并不十分发达的地区，一跃成为佛教学术的中心，众多名僧大德都在那里讲学、授徒，住持寺庙。
经过长途跋涉，在大约二十岁时，玄奘也到达了成都。根据记载，在这段旅程中，玄奘也是一路求学，这种好学的精神，在他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到了成都以后，玄奘更是如饥似渴地学习佛典。他的声名原本只在洛阳传扬，而当四川形成一个佛教中心，全国各地的名僧都从四面八方汇集而来时，玄奘的声名又进一步在佛教界内传扬开来，并得到一些高僧的高度赞扬和认可。当时四川有一位非常著名的高僧道基法师，曾称赞玄奘说，我讲学多年，“未见少年神悟若斯人”，一个少年僧人能得到高僧如此称赞，应该是不多见的。
[玄奘十三岁剃度，但那只是走入佛门的第一步，要成为一个高僧，还有更重要、更难过的第二关：受戒。那么受戒都有着哪些严格的要求和复杂的程序呢?]
玄奘出家八年以后，到了二十一岁才正式受戒，受“具足戒”。如果打个不恰当的比喻，只有到那个时候，才是大学本科毕业，才算成为一个非常正式的僧人。所谓“具足戒”，是指使一个人完全具备成为“比丘”的资格和条件，这是一个非常繁复的戒律，有一定的仪式。
离江流和尚漂流而至的金山寺不远，在镇江宝华山上有一个寺庙叫隆昌寺，可能是中国唯一没有佛像的寺庙，而且也没有山门，只有一扇非常小的偏门。小到什么地步呢?现代社会里吃得太胖的人恐怕过不去。这个寺庙在当时好比是佛教的哈佛，中国乃至东南亚的好多方丈、住持，都是在这里受具足戒而正式成为僧人的。如果去隆昌寺看一下就可以知道，受具足戒这一关并不是那么好过的，不像想象中那样仅仅把头发剃掉，或在头上烫几个香疤，只是疼一下，凭一点毅力就可以做到；而是设计有一条非常长的过道，过道内光线并不充足，或明或暗，一直延续几百米长。穿越过道时，各人必须在其中默念，是否还隐瞒了一些亏心事，是否具备了成为一个僧人的条件，是否已经准备好去承担弘扬佛法的职责……就这样缓慢行进，一直走到过道尽头的戒坛处。戒坛是汉白玉所造，体积很大，按照授具足戒的规矩，上有三位法师，一位负责授戒，叫“戒和尚”；一位指导在场做法，叫“教授师”；还有一位具体负责剃发燃香，叫“羯磨师”，同时还有七个证人在场。读者诸君可以想象一下，你经过长长的忽明忽暗的过道，突然一冒头，见到一个非常庄严的汉白玉戒坛，上面坐着一些非常严肃的老法师和给你授戒的和尚，有的手上还拿着明晃晃的剃刀，你会有什么感觉?还有各种诵经的仪式，是一种非常庄严肃穆、直接震撼内心的场面。这套仪式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太大的改变。
具足戒对于比丘而言，一共有二百五十条戒律；对比丘尼则更为严酷，有三百多条戒律；而对一般居士来讲，则有受五戒或八戒之别。在《西游记》中，只有唐僧是受过具足戒的，具备成为一个真正大法师的资格。至于猪八戒，之所以叫“八戒”，据唐僧说：“你既是不吃五荤三厌，我再与你起个别名，唤为八戒。”可见那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受戒称呼。
如今如果诸位到哪座寺庙去参观或到某个法物流通处，想要请两部佛经带回家去阅读修行，便会发现有些书是不能“请”的，这些不能“请”的佛经就是“戒”。各种戒本下面都会注明“在家人勿看”五个字。也就是如果你不出家，这个戒律是不能“请”回家去看的。因为我的专业是佛学研究，所以我虽然没有出家，这些戒本还是近水楼台都读过，其中有些戒条之严酷、对僧人的要求之高、对他修行的规定之严格，是匪夷所思的。尤其对比丘尼而言，戒律规定之严密，完全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这些戒律从佛教学养、僧人间的日常团体生活、个人修行、生活细节，乃至于细到如何喝水，都一一作了严格规定。
玄奘在二十一岁的时候受了具足戒，便也从那一刻开始，发誓遵守二百五十条戒律。直到这一天，他才被国家作为僧人登记在册，获发正式的度牒(即当和尚的凭证)，成为一个官方认可的僧人。在唐代的均田制没有崩毁之前，每个登记在册的僧人，还可以获得国家分配的三十亩地。
[受戒之后的玄奘，佛学的道行更加高深，在四川也更有名望。此时，他完全可以继续在四川研究佛学，享受一个高僧的待遇，可是是什么样的机缘，使他一定要再赴长安呢?]
玄奘在四川期间，一直与他的哥哥长捷法师齐头并进(当然长捷法师后来的声望远不如玄奘)，当地的官员都非常器重这对兄弟，称之为“陈门双骥”，当时留下的记载之中，评价兄弟二人为“吴、蜀、荆楚无不知闻”。玄奘在四川时，也完成了他作为一个僧人生命历程之中非常重要的几件事情：第一，他最终在四川受戒，获得了官方承认的僧人资格；第二，他与他的哥哥一起，在一个非常大的佛教学术中心范围内，得到了众人的认可，完成了自己的一次飞跃。
如果玄奘满足于此，他完全可以就此在这个天府之国安居下来，但玄奘毕竟是玄奘，他不甘心于此，决定离开四川重返长安。这其中想必也有几重考虑：第一，长安毕竟还是唐王朝的国都，于政治、文化乃至佛教，都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第二，要成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力的僧人，仅仅扬名在吴、蜀、荆楚这些南方之地，肯定是远远不够的。
这也可反映出玄奘兄弟二人气度上的不同。他的哥哥在四川当地声名鹊起之后非常满足，不打算再回长安，并屡次劝阻玄奘，让他安心留在四川。但玄奘在二十四岁那一年，终于不顾兄长的劝阻，与商人结伴，泛舟而行，绕道往长安方向走去。
在历史上，佛教与商人的关系是非常微妙和复杂的，这不仅限于中国。首先，佛教基本上是依循商路传播的；其次，佛教徒也非常愿意和商人结伴而行，因为商人往往是以商队方式行进，在长途跋涉中，不但带有较为充足的给养，例如粮食、水、钱财等，还会带有一定的自卫武装，所以佛教徒出于便利和安全的考虑，往往喜欢与商队结伴而行。
我的老师季羡林先生曾经写过一篇非常有意思的文章，叫《商人与佛教》，有十余万字之长，恰恰是从佛教的律藏中找到很多记载，揭示了僧人与商人之间非常微妙的关系。论地位，僧人是精神导师，地位自然比商人要高，但是实际上佛教戒律中有许多规定大家可能想象不到。譬如当僧人和商人一起出行的时候，僧人去取水必须后于商人；僧人方便之时必须处在商人的下风口，甚至僧人要“纵气”——当然这是一种文雅的说法，俗话就是放屁——为了防止熏到商人，也必须站在下风，僧人实在憋不住要纵气，还得先看看风向。
在佛教的律藏当中，还留下了许多类似的记载。例如因为僧人享有免税指标，所以结伴旅行的时候，僧人甚至会帮着商人来做一些越关的事，比如过关的时候将两匹缎子交给僧人来背，算是僧人自用的，便可免去关税。总之，从佛教史来看，僧人和商-人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与我们日常的想象迥然不同。
当时，玄奘便是和商人结伴，泛舟离开了四川。先到达荆州的天皇寺，在当地受到一个王爵的赞助，设坛开讲，讲授他从前所习得的《摄大乘论》和《阿毗昙论》等佛经，连讲三遍，听者如云，奠定了他作为一个讲经师的声望。
在二十五岁这一年，玄奘还得到了当时中土一位顶尖大师智琰法师的极高评价，对于年轻的他来说尤其显得重要。当时他见到了德高年劭的智琰法师，当时智琰法师已年逾六旬，在那时算是高寿，见到玄奘之后，据记载称“执礼甚恭”，即非常地恭敬。在与玄奘讨论佛法后，他感慨地泣叹道：“岂期以桑榆末光，得遇太阳初运晖。”意思是说，以我六十多岁的桑榆晚景、风烛残年，居然还有幸遇到初次散发万丈光芒的太阳。年轻的玄奘获得高僧这样崇高的赞誉之词，自然立刻就在佛教界传播开了。
很快，玄奘进入了长安，在那里，他并没有满足于自己在佛教界已经得到的崇高声望，而是继续学习佛典。根据当时留传下来的记载，玄奘在二十六七岁时已经获得一片赞誉之词，凭苦学成为了一个“释门伟器”，当年郑善果对他的预言已经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
唐朝时候的长安，它的国际化程度，老实说是我们今天的北京、上海，甚至香港都无法比拟的。长安完全是一个多民族、多国籍游子的云集之所，是当时世界上最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不仅有突厥人、鲜卑人和印欧白人的存在，而且还有黑人。例如在陕西出土的许多唐代墓葬可以证明，当时的好多官家小姐，例如裴氏小娘子，也就是裴家大官的女儿，身边就用了大量的黑奴。当时酒店的女服务员，也有大量来自中亚的，有句著名的诗就叫“胡姬年十五，春日独当垆”。当时所奏的音乐，也有很多是来自新疆甚或境外更远地区的。
玄奘来到长安时，恰逢一位名叫波罗频迦罗蜜多罗的印度名僧在当地讲经，好学如玄奘者，当然马上前去听讲。唐代时候的印度佛教虽不能算处于完全的高峰，已经有点衰落，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还是有很多佛教的精微学说，由印度的僧人带进中国。玄奘的这次听讲，用一个不那么恰当的比喻来说，就是“放眼看世界”，从佛教发源地的名僧那里，一下子感受到了印度作为宗教圣地的魅力，拓宽了自己的视野，令眼前敞开了一片新的佛学园地。于是他结侣陈表，召集一些志同道合之人，准备结伴向西方印度而行，并立即递上申请表——但是，“有诏不许”。
[在《西游记》中我们看到，唐僧是受到唐太宗的赏识被特意派往西天去取经的，而历史上的真实情况却是，玄奘根本得不到西行的批准，当时的唐王朝为什么不允许一个僧人西行取经呢?]
玄奘最初准备西行求法之时，正是唐朝刚开基没多久，国基未定，国政新开，是禁止国民出境的。虽然唐朝的许多高官实际上都是胡人或非汉族人，譬如众所周知，李世民的家族恐怕就并非汉族；安禄山是“杂种胡”，他的名字“禄山”本就是外文，意为“光明”；高仙芝是高丽人，其他如史思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等也都不是汉族人。虽则如此，在国基未定之时仍然禁止国民越境，所以“有诏不许”。玄奘西行求法的请求没有得到官方的许可，也没有得到“过所”(即今日之护照，古称“过所”，在敦煌、吐鲁番等地均有实物出土)。当时没有官家公文出境就等于是偷渡，因此在得不到“过所”的情况下，玄奘的旅伴都退缩了，惟独他不屈不挠，仍然准备西行求法，到遥远的印度去探求佛学的真谛。
玄奘开始有意识地到处去找老师学习梵文。当时从长安去印度，途径我国新疆及中亚、西亚。途中的于阗(今新疆和田县)有于阗语，焉耆(今新疆焉耆)有焉耆语，楼兰尼雅(今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讲的又是另外一种语言，无法沟通，而当时的梵文则有点像后来中世纪欧洲的拉丁文，实际上是某种通行语言。所以玄奘在长安四处找梵文老师学习梵文。
与此同时，玄奘也非常清楚，西行之路充满艰险，对西行者的体力乃至精神都有严酷的考验，因此他也开始有意识地加强体力上的锻炼，跑步、登高、骑马。其次，还要尽量开始少喝水，因为他知道，西行一路都是沙漠，找水非常困难，必须要事先调整好自己的身体状况。我们现在所见到的玄奘西行的形象，大多是他身背一个类似登山包的形象，而并非手持锡杖。那个登山包中便存放着他沿途的生活必需品，包括露营用具和种种琐碎的东西。例如僧人为了防止喝水时将水中微生物一并喝进肚子造成无意间的杀生，必须随身携带过滤网，按佛教戒律，僧人不带滤网不得离开居住地超过二十里。而这样的滤网制作起来也并不简单，要用五尺的绢，将两头折叠，再在中间加上撑架。——无论精神还是肉体，玄奘都开始做各种各样的准备，下定决心，即使“有诏不许”，没有同行的旅伴，孤身一人也要远行万里到印度去，只苦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机会离开长安。
终于，在玄奘二十八岁那年(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年)，农历八月，长安周围霜降秋害，庄稼欠收。眼看明年首都便将有饥荒发生，皇帝便下了一道诏令，让聚集首都的众多人口四散各地就食，“随丰四出”，自由行走。玄奘庆幸自己遇上了这场霜降，便混在了成群结队离开长安四处就食的队伍之中，走上了他的西行求法之路。
[玄奘到底能不能顺利地离开长安?在他离开长安以后，一路上又遇到了哪些困难?经历了哪些风波?请看下一讲“潜往边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