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随着佛教的深入民间和宗派的建立，出现了用讲经仪式、讲唱经文、着重敷演故事以吸引听众的「俗讲」。

    俗讲时，依据讲经仪式，先有唱经题前的吟词，叫押座文；接着便有俗讲经文，即讲经文。讲经文由于故事性突出，后来便俗称为“变文”，或者称为变。这就是说，用通俗的语言，加上有韵的唱词话本，来宣讲佛经，便是俗讲，亦即后来的变文。变文与佛经变相(经变)互相配合，唱变文的人，为了使所讲佛经故事明白晓达，同时又把故事绘成画卷，张挂以配合说唱，这就是经变画。可以说，经变和变文，是俗讲的产物。

    俗讲这种讲经形式，至少在初唐已经出现。唐《高僧传·善伏传》中，记载了贞观三年(629)常州义兴寺沙门善伏俗讲事：“窦刺史闻其(善伏)聪敏，追光州学，因而日听俗讲，夕思佛义”。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9中，记载显庆元年(656)十二月五日：“其日，法师又重庆佛光王(唐中宗李显)满月，并进法服等，奏曰：辄敢进金字般若心经一卷并函，报恩经变一部。”这里，玄奘献给唐高宗的，是心经原本和报恩经变文。可见，贞观三年以前，已有佛经俗讲；显庆元年以前，已称俗讲经文为变文。

    变相和变文这对亲兄弟，是佛教的产物。开始时只是严格地讲唱经文，有说有唱，在寺庙中由法师在高座上聚众宣讲。为了招徕听众，渐渐演变成不援引经文，只是讲唱佛经故事。甚至只沿袭变文讲唱对话的仪式，俗讲与佛经无关的中国固有的诗、词、传、记等文体，以铺叙故事取胜。从在寺院中讲唱，又流传到寺院以外的艺人。影响所及，深入民间，已非俗讲僧当初的原意了。到了宋代，僧人在“瓦子”中宣讲，有所谓“谈经”、“说诨”、“说参请”等出现。再后，便发展为宋金时的“宝卷”文学，可以说是唐代变文的嫡派子孙，中国俗文学史由此发端，演变成枝叶繁茂的民间文学，这是俗讲变文的贡献。

    唐代寺院中俗讲，唐玄宗时已甚流行。《唐大诏令集》卷113载开元十九年(731)曾禁断俗讲：“近日僧尼，此风尤甚，因依讲说，眩惑闾阎……或出入州县……或巡历村乡，恣行教化”。

    至长庆、太和、会昌以后，俗讲又盛。当时长安有名的俗讲法师，左街有海岸、礼虚、齐高、光影四人，右街有文淑等三人，以文淑最著名。唐赵《因话录》中记：

    有文淑僧者，公为聚众谭说，假托经论。所言无非淫秽鄙亵之事……愚夫冶妇，乐闻其说。听者填咽寺舍，瞻礼崇拜，呼为和尚。教坊效其声调，以为歌曲。

    这种声音宛畅、说唱并举的俗讲，当然被没有多少文化的下层民众所喜闻乐见，这便是佛教的通俗化和普及化。

    变文这种文学体裁，因敦煌写经的发现而重见天日。除了阿弥陀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父母恩重经等佛经讲经文或变文外，也有采纳民间传说、历史故事而演义的《舜子变》、《伍子胥变》、《王昭君变》等变文。其中《降魔变文》，叙述舍利弗降伏六师故事，卷子背面绘有舍利弗与劳度叉斗圣的变相，每段图画与变文相应，这是经变与变文关系的最好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