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史上，影响佛教石窟造像的原因，归结起来有如下几方面，首先是战乱的影响，其次是政治环境对佛教本身的作用力，从而导致对佛教石窟的开凿产生影响。

    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在中国来说，和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有着很大关系，越是社会稳定、政治清明，佛教石窟艺术的发展越显得绚丽多彩，成绩斐然。反之，在社会动荡、战乱频繁的时代，佛教石窟的开凿往往会陷入一个低潮。从佛教石窟开凿的历史来看，在特定的地域，即便是社会动荡，但地域性的社会稳定依然可以保障佛教石窟的顺利开凿。对中国佛教石窟的开凿，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社会的动荡和政府对于佛教政策的变革。

    从历史上看，对佛教石窟造像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三武一宗”的废佛事件。废佛活动的核心主要是诏令僧尼还俗和缩减佛寺经像两个主要部分，这两个方面必然会对石窟造像产生影响。例如，唐武帝废佛，全国共拆佛寺4600余所，还俗僧尼26万人。后周世宗废佛，废寺3336所，民间铜佛像用以铸钱。中国历史上多少佛寺造像在废佛事件中毁于一旦，是民族文化遗产的重大损失。河北曲阳修德寺、四川成都万佛寺、山西沁县南涅水和山东博兴、陕西临潼等地出土的精美铜、石造像，就是在废佛事件中佛教徒有意窖藏的劫余珍宝。

    作为当时上层建筑之一的佛教及其艺术，从根本上说是为统治阶级政治利益服务的。有时是限制其过分发展，但更多的还是利用。所以，四次废佛事件中，除会昌、显德两次事件后佛教势力衰竭，佛教造像中心转向南方外，都是在事件后不久又恢复佛法，佛教造像以更猛烈的势头发展起来。例如，太武帝灭佛前，北魏造像的规模还不大，文成帝即位后诏复佛法，即由昙曜主持开凿著名的云冈石窟。此后，由国家经营的大石窟，如龙门、巩县、响堂等，相继开凿。开凿这些大石窟，除宗教活动的需要、禅法的流行等原因外，还因为石窟坚固，不易毁坏。北方大石窟的背后，都寓有护国护教、传世永久之义。

    北魏太武帝废佛前的十六国时期，已有数例毁灭佛教之事发生。大夏赫连勃勃(407～419)攻破长安后曾杀僧破寺。这类事件的影响，在沮渠蒙逊开凿凉州石窟一事上也反映出来。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中记载：

    (沮渠蒙逊)以国城寺塔终非云固，古来帝宫终逢煨烬，若依立之，效尤斯及。又用金宝终被盗毁。乃顾眄山宇，可以终天。于州南百里，连崖绵亘，就而斫窟，安设尊像。

    这就明确告诉人们，修造大石窟可以避免水火刀兵盗贼之类的毁坏。

    修造石窟的同时，从北魏开始，石窟中还镌刻了不少佛经。著名的响堂石窟刻经，在《唐邕写经碑》中，也记载了“缣缃有坏，简策非久，金牒难求，皮纸易灭”刻石经的缘起。闻名中外的响堂刻经、房山石经、四川安岳卧佛院刻经等一批珍贵佛教文献得以留存至今，其原因大都与此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