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自传入中国内地以来，帝王崇信者虽以前秦苻坚、后秦姚兴、后赵石虎、北凉沮渠氏、北魏文成、宣武、南朝宋文、梁武诸帝为最甚，但其分送舍利、建塔立寺、写经造像、延僧讲习，皆无过于隋文帝者。特别是其分舍利建塔之举，更为待殊。换句话说，隋文帝之奉佛，与其他帝王有很大的不同，这就是：隋文帝直接选择了印度的护法之王— —佛教极力歌颂的转轮王——阿育王为其榜样，是以阿育王的气魄来“宏法护教”的。
经近代学者对考古与佛籍资料研究，证明佛籍中所讲的阿育王确有其人。是公元前268—前232年左右的一位历史人物，为古印度孔雀王朝第三代国王。他继承了父(宾头沙罗王)业，使孔雀王朝成为印度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国。据西晋安息僧人安法钦所译《阿育王传》及诸佛典的说法，阿育王生的很丑，性格顽劣，不得父王的欢心，父王令他率兵平叛，所领兵士，连武器也不发给，实际上是让他送死，但他却战胜了敌人。后受朝臣的拥护，掌握了政权。据说，他是在杀了很多兄弟之后才上台的，甚至他的父亲也是受其胁迫而死的。其在掌权之后，又置地狱之刑处置人民，在征战、甚至宫庭生活中也常滥杀无辜，所以他有“暴恶的阿育王”的臭名。后经一比丘通过种种神变而苦谏，遂皈依了佛教，修持佛法，并以“转轮王”的政治理想自许，宣布以“正法”来统治天下。据被破译为英文的《大摩崖法敕》一至四章及阿育王石柱铭文的记载，其信佛后，禁杀生、植树、修道路、凿井，并造寺建塔，其所立佛塔，遍及国内。阿育王还诣王舍城取阿阇世王(也是一个迫害父母的“恶王”，但后来皈依佛教)所埋四千舍利，即于此处，造立大塔。又于第二、第三乃至第七所埋舍利悉皆取之，并去龙王宫中取得舍利等，以诸舍利造八万四千宝箧等，“一一舍利付一夜叉，使遍阎浮提，其有一亿人处，造立一塔，于是鬼神名持舍利，四出作塔”，塔一时满阎浮提内。造塔的结果是阿育王“善得滋长，恶名消灭，天下皆称为正法王”。
下面我们再看看隋文帝的分舍利起塔。
众所周知，隋文帝在位时，先后三次下沼分舍利起塔，在全国一百一十三州，总共修建了相同数目的舍利塔。
第一次为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即隋文帝生日的一天，其先在三十州建三十座舍利塔，限在十月十五日午时，三十州“同下(舍利入)石函。①”
第二次为仁寿二年(602)正月，又分舍利于秦、陕、恒、杭等五十三州，建舍利塔，限四月八日(佛诞日)午时，同下石函。②
第三次为仁寿四年(604)四月八日，又在三十州建舍利塔。
值得注意的是，隋文帝分舍利起塔的某些具体作法，也是从阿育王那里学来的。据《阿育王传》、《阿育王经》等佛籍记载，阿育王所建八万四千塔是在一日同时修起的。唐道世《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对此讲得更清楚，其曰：
阿育王作铁轮王，王阎浮提，一切鬼神并皆臣属，且使空中地下四十里内所有鬼神，于一日一衣一亿家施一塔，广计有八万四千塔③
如上所引，隋文帝仁寿元年、二年的两次起塔，也是限定时日，同下舍利，封入石函。
全国几十个州，不管什么情况，下令同时入舍利，无疑是有来历的。换句话说，隋文帝和阿育王如此相同的作法，绝不是偶然的巧合。
在分舍利建塔的同时，隋文帝又“广树仁祠，有僧行处，皆为立寺”，④。开皇之初(581)，终于仁寿末(604)，海内诸寺，仅达三千七百九十二所⑤。有些文献还说，开皇，仁寿年间，“崇缉寺宇，向有五千”⑥，可见其在分舍立塔的同时，寺院也纷纷修复和建立了。
佛教又称“象教”，所以大乘佛教极为重视佛的形象的雕造及代表佛形象的舍利塔等的修建。然而，同时重视佛经的“结集”与流布，其在中国主要表现为译经、写经、讲经等。所谓“籍象表真”“赖经闻佛”⑦者是也。所以隋文帝除了分舍利建塔立寺外，也非常关心佛经的刊定、治写等。自开皇之初，终于仁寿之末，“凡写经论四十六藏，一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还“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⑧，这样的结果是“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数十百倍”⑨，佛教典籍，远远的超过了儒家经典!与此同时，隋文帝对僧入的延请也是很有特色的，其在长安立“五众”，又立“二十五众”，每众立一“众主”，选硕学行高者任之，研习讲论佛经，天下高僧，负笈而奔。《续高僧传》卷十五谈到此事时曰：“召诸学徒，普会京辇、其中高等，自为等级。故二十五众，峙列帝城，随慕学方，任其披化，每日登殿，坐列七僧，转读众经，及开理义，帝目览万机，而耳餐正法，……沙门慧远，……首达帝城，即陈讲义，殷勤请益，七百余人，道化天下，三分其二”。此种种事，皆大有当年阿育王“结集”之势。所以，当时的长安高僧云集，人才济济，如灵裕、县迁(其为隋文帝授菩萨戒)、灵藏、敦煌慧远等；多与隋文帝有交。
这就是说，除分舍利建塔之外，隋文帝的其它佛教活动，也有与前代帝王不同的地方。换言之，隋文帝不是一个简单的佛教徒，也不是帝王中简单利用佛教者，他奉佛崇佛是另有所思的。
周宣帝死后，静帝年幼，隋文帝以皇亲国丈的身份辅佐北周幼主，渐有窃位之心，致使：
两河构乱，三魏称兵，半天之下，洶洶鼎沸，……安陆作衅，南通吴越，蜂飞虿聚，江汉骚然，巴蜀鸱张，翻将问鼎，秦涂更阻，汉门重闭⑩
可见，由于隋文帝逐步窃权，引起了北周宗室和臣下的强烈不满，天下干戈，一时纷纷。然而，隋文帝一一镇压了这些反抗，最后用“禅让”的手法取周而代。其代周后，又用武力灭掉了盘距江南一隅的陈朝，统一了中国结束了中国自魏晋以来四百年的分裂局面。在此种形势下，隋文帝应该说是踌躇满志了，应该象秦始皇、汉武帝等帝王那样，每当统一天下的大功告成之后，所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去泰山进行“封禅”大典，然而隋文帝却没有这样，而采取了完全不同的态度。《隋书。高祖纪》载：
秋七月丙午，诏曰：“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簿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联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
这是开皇九年(589)七月隋文帝禁封禅的调令。至十一月定州刺史豆卢通等一伙人又上表“请封禅”，也被隋文帝拒绝。这就是说，隋文帝并没有被胜利冲昏头脑、沉酒于一片歌舞升平之中。同常人一样，如果得到的太多太容易”(11)，反而感到恐惶，特别是取之不义，更为如此。正因为这样，隋文帝在很多地方，舍弃了中国帝王的传统作法，而选择了刚刚被周武帝废弃的佛教作为精神支柱，并以佛教中的转轮王——护法王——阿育王为其榜样。有文献可证，如隋安德王维《庆舍利感应表》中就有：
至圣(佛)……虽形分聚芥，尚存金罂，体散吹尘，犹兴宝刹。自释提请灰之后，育王建塔已来，未有分布舍利，绍隆胜业。伏惟皇帝积因旷劫，宿证菩提，降迹人王，护持世界。往者道消在运，仁祠废毁，慈灯灭影，智海绝流。皇祚既兴，法鼓方震，区宇之内，咸为净土；生灵之类，皆覆梵云(12)
这就是说，自阿育王之后，再未有分舍利者，隋文帝分舍利建塔，是继阿育王之后的又一壮举。这里所说的“降迹人王，护持世界”也是佛籍中常见的对转轮王的用语。
又仁寿二年正月分舍利建塔之后，“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时，……土里忽有真紫色光现，须奥遂灭，其土即有黑文杂间，成篆书字云：‘转轮圣王塔’”(13)。
隋文帝分舍利建塔之后，各州纷纷表端，然逢迎附会者极多，瀛州所表，也应届此类。由此可见，当时的地方官对隋文帝想作转轮王的理想是很熟悉的。不仅如此，隋文帝也自称自己为转轮王。《广弘明集》卷二十八《隋文帝为太祖武元皇帝行幸四处立寺建碑诏》中有：
朕……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权变不常，用轮王之兵，伸至人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类香花；玄黄之野，久同净国。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
这里，隋文帝完全把自己比作佛教的护法之王——转轮王。
人所周知，转轮王是古代印度传说中的圣王，据说其可兵不血刃而统一天下，其王国土，一切平安，五谷丰登，人寿极长。转轮王还有金轮、主藏臣、白象、宝马、宝珠、玉女、兵臣七宝。其轮宝可飞行天上，所到之处，皆望风而降，其它各宝，也各有妙用，如用宝珠，可各取所需等。印度古代的这个传说故事，无疑是当时人们对天下太平，生活美满的祈望。佛教兴起之后，吸收并发展了这个传说故事，又说转轮王授记护持佛法，甚至最后成佛等等。佛经中转轮王故事出现很多，以释迦牟尼本人为例，即有“在家为转轮王，出家为佛”之说。《长阿含经》卷六《转轮圣王经》中的儴怯王也是一个转轮王，弥勒就降生于此王的国土上。至于阿育王，迦腻色迦等历史上确有的“护法”国王，统统被佛教誉为转轮王。“转轮王思想”随着佛教的传播进入中国，“十六国”时期中国的一些帝王就把转轮王当成自己的理想，而佛教也希望现实的统治者成为护法之王——转轮王，隋文帝就是在此种背景之下，来效法印度的转轮王——阿育王的。
《法苑珠林》卷四十《舍利篇》引隋王劭撰《舍利感应记》又载：
皇帝(隋文帝)昔在龙潜，……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其后周氏(周武帝)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
这里说的神尼智仙，无疑是在冯翊般若寺中抚养隋文帝的尼妨。这段出于隋人之手的文字，虽有不少不实成份，但却反映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当时的社会上确实流行“佛法将灭”的“末法思想”，而佛教极希望在其教危难时，有一个现实的统治者出来“护法”。“末法思想”虽然产生于印度佛教，但在中国深入人心恐怕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周武帝这两次大规模的“灭佛”之后，而后一次的“灭佛”正是隋文帝亲身经历的。前已提及，《阿育王传》等佛籍说，佛曾授记阿育王：佛灭之后，阿育王为转轮王，起八万四千塔；分布舍利、布施众生，广作真济，这就是说，佛把以后兴复佛教的重大任务交给了现实的最高统治者，上引智仙亦作为佛的代表，把“重兴佛法”的任务，交给了隋文帝。
“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这句话虽出自中国佛教教徒之口，但其思想在印度佛教中早已有了。佛教典籍中众多的“转轮王”形象，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佛教所理想的现实统治者就是兵不血刃而能统一天下，又在境内实行“正法”的转轮王。对于信奉佛教的现实统治者来说，也理想自己能够成为转轮王。隋文帝还有敕云：“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朕是人尊，受佛付嘱，自今以后，每月请僧(讲经)”等等(14)说得更为明显。
作为一个中国皇帝，隋文帝为什么不以儒教所推祟的“圣王”——唐、尧、禹、舜，文、武、成汤、周孔等为榜样，而要作印度佛教中的转轮王呢?隋文帝虽受人重托，但他并没有像殷之伊尹，周之周公那样忠心辅佐北周幼主，而用“禅让”的手法取代了以恢复周礼为己任的北周政权。这种极不合儒教大义的非礼行为，当时就遭到了周室大臣的反对，就连嫁给周室的女儿也对他不满，所以他常“甚愧之”，压力是相当大的。在此情况下，他当然再不能用儒教“君臣父子”那一套来自打嘴巴，而必须借助另外一种思想。这里，我们先分析一段史料：
(仁寿元年六月乙丑)诏曰：“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伫贤隽之人。而国学胃子，重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于是国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大学、四门及州县学并废。其日，颁舍利于诸州。(15)
从上引文可以看出，隋文帝表面上也讲“父子君臣之义”，但这正是他所违背的。其次的内容是：他嫌当时的儒学之类，徒有虚名，下令裁去。莫大的隋王朝只有“国子学唯留学生七十人”，其它并废。也就是在当日：他又下诏“颁舍利于诸州”。这就是说，隋文帝对儒学的摇蓝“国子学”及州、县学之类，采取了极为消极的态度。如果他是真心支持儒学、培养人材，应下令从人力、财力上给予支持，以求其发展才是。或曰：隋文帝提倡节俭，恐浪费财物之类。如真是这样，又为什么在废“儒学”的当日就下令倾全国财力而分舍利建塔呢?总之，隋文帝对儒教和佛教截然不同的态度在这里看得非常清楚。抑或有问：《隋书》中不是还有很多隋文帝利用“儒教”的记载吗?笔者并不否定这一点，但是，我们必须看到；隋文帝利用佛教和进行的几乎所有佛教活动，在《隋书·文帝本纪》中只提到一两句这一事实。这难道是史臣的疏漏吗?回答是否定的。原来，唐初以李耳(老聃)为先祖，崇奉道教，尚黄老之学，虽有时也利用佛教，但对其并不那么热心。故唐初修《隋史》的史臣无疑深知此点，其在修史的过程中，可能把隋文帝与佛教的有关资料统统删去了。如把这些资料写进《隋书·高祖本纪》，有关隋文帝利用儒教的资料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关于这点，稍涉佛籍者，都应是清楚的。换言之，隋文帝虽有时也利用儒教的一些东西，但根本上还是以佛教为主。
由于隋文帝违背了儒教“君臣父子”的古训，以极其奸诈的手法夺取了北周政权，又滥杀了起来反对他窃位的北周臣民，所以继续借用儒教中的那一套东西来蒙蔽天下，已很不适合了，这样，外来的佛教便被他充分利用了。在佛教中，连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都可以舍弃父母出家，至于佛教所拥戴的“护法之王”阿育王、阿阇世王等等，虽皆有杀害父母兄弟，篡守王位之嫌疑，但后来皆“放下屠刀”，皈依佛教，改恶从善，甚至登上了现实世界的“最高果位”，成为统治天下的转轮王。在此种情况下，隋文帝当然愿意选择后者。这样，我们对隋文帝时“民间佛经多于六经十百倍”等情况就不难理解了。但隋文帝这样选择的结果是：自己后来被儿子杨广杀害，杨广为了登上皇帝宝座，又杀害了兄长等人。惊人的相似之处还有，阿育王也是被太子迫胁而死的。《阿育王传》卷三《半菴罗果因缘》中说：阿育王遇病，知其必亡，涕泣不乐，大施库中财物于鸡摩寺。时王已立那罗式摩提为太子，有人告太子言：阿育王临死，散诸库中宝藏。汝为王后，库中空虚，何以立国!于是太子与诸臣等，“因王疾患，一切所有，断绝不与”，唯用一金盘一银盘送食，王得此盘，也施鸡头寺，又换瓦器给王送食，直到最后只送半庵罗果给阿育王吃。
这就是说，连隋文帝的死，都走了同阿育王一样的道路。其子杨广也极侫佛，他对佛教中的这一套东西肯定是熟悉的。紧接其后的李世民父子，也扮演了相似的悲剧，论说此事者极多，但却忘了在这方面找一点原因。换言之，隋唐之际，中国统治者的伦理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应与佛教的伦理观念得到充分发展有关。至于隋文帝本人，在这种变化中，无疑起了催化剂的作用。
附 记
本文在国际法门寺佛教学术讨论会宣读之后，台湾陈慧剑居士提出了很好的意见，谓：阿阇王在佛教中主要是被作为批评的对象的。笔者完全同意这一点。大会主持人黄心川教授也对拙文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一并向两位先生深表谢意!
注 释
①《广弘明集》卷十七《国立舍利塔诏》、四隋著作郎王劭《舍利感应记》。
②《广弘明集》卷十七《庆舍利感应表》
③《大正藏》卷53
④《续商僧传》卷十五后论。
⑤⑧《辩正论》卷三
⑥《大唐内典录》卷五
⑦《续高僧传》卷八《慧远传》
⑨《隋书·经籍志》
⑩《隋书·高祖纪》
(11)赵翼《廿二史剖记》卷十五说：“古来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调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
(12)(13)此文在《广弘明集》卷十七、《法苑殊林》卷五十三等佛籍中都可看到。
(14)《辩正论》卷三
(15)《隋书·高祖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