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一九八七年四月法门寺塔唐代地宫的考古发掘使我们揭开了中华文明的又一地下宝库，获得了几千件唐皇室珍贵文物。这批文物是咸通末年迎送佛骨时由唐懿宗、唐僖宗、惠安皇太后、昭仪、晋国夫人和京都诸寺领袖赐送给法门寺用以供养佛骨的珍宝。当时按照大唐帝国皇帝礼敬佛祖的最高礼仪，按照佛教仪轨摆放于地宫的不同位置。其中一套茶具摆放于供养拂骨的地宫后室。这一事实表明了唐代皇帝是把茶具作为其心目中的最高礼品，最能体现帝王身份的一种文明象征来供奉。反过来讲，在最庄严的佛事场合中，佛教文化容纳了茶文化而庄严了佛法，其间有着密切的缘源，有加以探讨的必要。
佛教与茶文化的渊源关系
一、饮茶之风的兴起和茶文化的正式形成都与佛教有着密切的关系；两晋南北朝时，人们已逐渐把茶作为一种饮料来使用，饮茶之风渐盛，并开始进入文化生活领域，这与当时的佛学和玄学的发展密不可分。当时在战乱不息、改朝换代频频发生的情况下，僧人沉静忘凡的生活主张普遍被人们接受，他们积极倡导的饮茶风尚也迅速广布于世。同时，这一时期在思想界佛学与玄学在非儒之风下，呈遥相呼应之势①。在这种情况下，呈现出“性相近”、“习亦近”的生活特色，士大夫中间的清淡之风被佛教僧徒接受，象支孝龙、刘元真、法祚等开始上升为清谈名士。以茶助清淡之兴的风气也便出现了，饮茶之风迅速兴起，佛教思想也在饮茶清淡过程中表现出来。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繁荣阶段，表现为南北统一和民族融合、中外文化交流加强的景象，佛教也跨入其发展的黄金时代，寺院经济也迅速发展。饮茶、植茶、品茶流行于各大寺院，各地、各寺院积累的茶学经验日渐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曾跟随积公师父学习烹茶并在寺院作了七八年小沙弥的陆羽开始撰写中国茶文化的第一部经典《茶经》。他总结自己事茶经验，同时也广泛地吸收各寺院、各地方的茶事理论，最终提出了茶事过程中的各种规范,创造性地阐述了二十幅茶具的制作结构和规格，用客观的态度对茶的产地、茶树形态、生态环境及其栽培技术、茶叶的采摘和加工办法、饮茶方式、产茶区分布、茶叶品位的品赏，都总结出了科学的理论。“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②。中国茶文化正式形成了，不仅提出了技术性规范，并且赋予茶事过程特别是制茶饮茶过程中以极严肃的精神内容，从而形成了既有规范的器具，又有规范的操作程序同时含着特定的精神实质的茶道，茶文化生活播及大唐帝国境内。
二、茶的自然功能被僧侣承认并被接受，同时茶道精神又与佛教有相似相近之处，这就构成茶文化进入佛教文化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现代科学的研究表明，茶叶既有着丰富的营养价值，还有着多方面的药用价值：“茶可以振发颓丧之精神，使愤怒平静，防止头痛，使头脑适于工作；一杯热茶有抗寒抗热之效，对恢复疲劳极为有用，茶能增加体力的耐性，茶能减少细胞组织的损耗；茶有益于肝脏的功能，于神经纷扰时饮茶一杯，可恢复元气，无论何时，任何年龄及环境无不适应”③。虽然古代僧人不可能有如此深刻的认识，但他们对茶的自然功能的感受与今天人们颇相同，他们不能喝酒，通过茶补给营养恢复精神；静坐打禅，面壁省悟时茶成为最好奢侈品。《封氏闻见记》载：“(唐)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据记载宣宗遇百岁老僧，问其长寿妙法，回答为：“臣少也贱，素不知药，唯嗜茶”。
在认识茶的自然功能基础上，茶文化的精神内容也被寺院接受。陆羽的茶道思想可概括为“精”与“俭”。“精”就是至善至美。他提出煮茶过程就有“三沸水”之说，对水与茶的比例都讲求缜密的法度，要恰到好处，水不能太老，盐不宜多。为了烹出好茶，他对全国水质进行了分析比较，定下其品位的高下顺序。他对江心水和江滩水的成功鉴别被人们传为佳话，对茶具制作的规范也提出科学理论。同时，“俭德”也贯彻于茶道之中，他追赞了陆纳、齐世祖等尚茶者的俭德。他认为用瓷为鍑，虽然很雅致，但不耐用；用银为银，既雅致又耐用，但有“奢华”之嫌。终不能作为。
茶道精神也被僧侣们所接受。为了更好地体悟佛法，佛教规定了“六度”和“五戒”，使僧人们的思想和行为精于对佛性的体悟，这也正是一种“宗教”完美。这与茶文化中的“精”、“俭”精神是暗合的。虽然在人生价值取向上，茶文化人与佛教僧侣间相互矛盾，但他们在实践论上有一个共识：无论是出世成佛，还是人世为圣首先要克制自己，加强自身修养，提高自已的文化素质，努力使自身合乎道德，勤干实践。佛教生活规定不杀生、不邪淫、不妄语、不偷盗、不饮酒五戒，又有不屹荤、过午不食的例规。这也与“俭”相暗合。禅宗提倡以忍为教首，以达到“定无所入，慧无所依”、“一切声是佛声，一切色是佛色……”④、“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⑤、“夫学道人……，不念名闻利养衣食，不贪功德利益……衣遮寒，食活命”⑥。他们崇尚精神的修养而对物质生活要求很简朴，但茶对他们来讲。既可矜守“俭”德。又可通过品茶体悟自然，体悟佛性。碾茶过程中的轻拉慢推，煮茶过程中的三沸判定，点茶过程中的提壶三注，饮茶过程中观其色、品其味，都借助事茶体悟佛性；喝进大自然的精英，换来脑清意爽，生出一缕缕佛国美景。人与自然溶而为一，体悟佛性、领略般若。“茶禅一味”的实质就在于饮茶过程中人真正体味大自然的神妙，借此以体悟佛性。
三、茶成为佛教仪轨的供养品。虽然在修习佛法的方式上，对佛教本质的理解上．唐代佛教各宗派不相同，甚至互相矛盾，但有一明显的事实是：茶成为佛教各宗派共同肯定的供养品，唐代皇帝赐施茶饼供养三宝的事例不鲜于史书。
佛教的供养，广义地讲有利供养、敬供养和行供养三种；狭义地讲就是利供养，也就是物质供养，佛教经典称财供养。财供养又分为四种供养、五种供养和十种供养。而六种供养尤为密宗大师善无畏所提倡，法门寺很多金银器上体现出密宗特色。今以六种供养而言，包括<一>阏迦(净水)，<二>涂香，<三)花，<四>焚香；<五>饮食，<六>灯明。茶即属于饮食供养。法门寺出土文物证明了这一点，因为在这里有不止一件的贮茶器，例如菱弧形银盒、小铜盒。小铜盒出土时，还有红褐色粉沫，可能为茶叶。贞元八年六月八日，天竺迦毕试国密宗高僧释智慧(梵名般刺若)奉召入西名寺充当译经翻译，“缁伍威仪、乐部相间，士女观望，车骑交骈。迎(经)入西名寺翻译。即日赐钱一千贯，茶三十串，香一大盒充其供施。”⑦。
圆仁在五台山寻法时，也见到一次赐送供品的情景：
“六月六日，敕使来，寺(大花岩纲维寺)中众僧尽出迎展。常例每年敕送衣钵香花等，使进到山表施十二大寺。细帔五百领。绵五百屯，袈裟布一千端青色染之。香一千两，茶一千斤，手巾一千条，兼敕供巡十二大寺设斋”⑧。
十二个大寺院，不一定都属一宗，可能各宗派都有。
佛牙供养法会中“设无碍茶饭、千方僧俗尽来吃。左右街僧录体虚法师为会主，诸寺赴集，备设珍供，百种药食，珍妙果花，众香严备，供养佛牙，及供养下敷设，不可胜计”⑨。
在佛教法事过程中，有赞呗一项，就是每一程序开始时，由僧众或指派专人歌咏赞呗三宝声调，被指派的人，也被称为赞呗。唐懿宗曾亲自为僧彻大师作赞呗(他们共同参与了法门寺迎佛骨活动)，其内容就是十供养赞，即香、花、灯、果、涂、茶、食、宝、珠、衣，⑩其中一项就是茶供养。法门寺出土物中这十六供养品都有，表明茶正式被列入佛教供养品，被正式仪轨所容纳，被予以高度重视。
四、茶成为僧寺礼敬宾客的佳品。茶作为佛教仪轨中的正式供养品的社会基础和生活基础，应该是民间和僧人对茶的认可和需求。寺院专设“茶堂”、“茶寮”作为以茶礼宾的场所，专门配备“茶头”、“施茶僧”职位，用于接待礼敬宾客。作为唐代五台山接待香客机构，分布于各处的普通院(11)，就常设茶水用以供应朝圣的香客(12)在唐西明寺的考古发掘中，就发现“西明寺”有“石茶碾”一枚高9.5、宽16、长21厘米(13)。
唐诗中也有关于僧人以茶礼客的描述。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并序》：“余游金陵，见宗僧中孚茶数十片，拳然重叠，其状如手，号为‘仙人掌茶”，盖新出玉泉之山，旷古未觌。因持之见遗，兼诗，要余答之，遂有此作”(14)。
刘禹锡参拜西山寺时，僧人把他当贵宾招待，遂于房后采制鲜茶，现场炒干、烹饮，在高雅的气氛中互致敬宜：“山僧后檐茶数丛，春来映竹抽新茸。苑然为客振衣起，自傍劳丛摘鹰嘴，斯须炒成满室香，便酌沏下金沙水，骤雨松风入鼎来，白云满盏花徘徊，悠扬喷鼻宿酲散，清崝彻骨烦襟开。”“僧言灵味宜幽寂，采采翘英为佳客。不辞缄封寄郡斋，砖井铜炉损标格，何况蒙山顾渚春，白泥赤印走风尘”(15)。此诗反映出两个问题：1．茶作为待客佳品，以鲜茶现场烹制，比用以朝贡的蒙顶和顾渚春还好，表现了僧人对刘禹锡的敬重；2．诗人对僧人、对茶大加赞赏。体现两人感情容洽，茶成了他们互递友情、激扬思想的珍物。
圆仁刚到长安就遇上会昌法难的急风暴雨，仓猝东归，形势窘迫，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敬仰他的人还要以上等好茶进行招待，并作为赠别的珍品。
“李侍御、栖座主同相送到春明门外，吃茶……付送前路州旧识宫人处……送潞绢二疋。蒙顶茶二斤，团茶一串，钱两贯文。付前路书状两封，别有手扎”(16)。
异国友人在异常情况下，匆匆别离时，以茶为送别礼物，足见茶在交往和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特殊意义。
五、佛教寺院为士大夫和僧人进行茶文化活动提供了场所之便。在中世纪，佛寺林立，不论京城还是山野都有寺院。在以私有制和小农个体经济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这些供入朝圣烧香的佛寺不仅是宗教活动的场所，因而也是一种文化中心，因而也是茶文化活动的中心。这里特别要强调指出的是象茶圣陆羽，诗僧皎然、空海、最澄、圆仁这样的文化上的双栖人物，他们既是佛教文化的传播者，又是茶文化的倡导者，他们的交往扩大了茶文化的传播。李白《答族侄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曹邺《故人寄茶》、诗僧齐已的《谢*(左氵右邕)湖茶》、裴迪《西塔寺陆羽茶泉》、皎然《九日与陆处士羽饮茶》、杜牧《题禅院》、彦雄《煎茶》以及刘禹锡《西山兰若试茶歌》等诗(17)都是诗人与僧人交往过程中创作的。特别是《五言月夜啜茶联句)更是诗人和僧人六人以茶为题而进行集体创作的佳作。如果说茶文化是中国古代文化值得称道的方面的话，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否定佛教对茶文化的发展所作的贡献。这不仅表现在茶文化随佛教而发展，茶文化也因佛教而加以保存，法门寺地宫茶具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套地宫茶具是茶文化考古史上的最重要发现之一，不仅证明了陆羽《茶经》的确发生过作用，并且表明唐代茶文化也确是宋元明清茶文化之源。仅这一功德而言，完全可以跟辉煌的佛教艺术相齐并论。
六、茶文化随着佛教纵横传播。唐代皇帝大都崇信佛法，随着佛教高僧进入内道场的同时，茶文化也同时被带进来；而且不少寺院培育、发现了新的茶种，随时作为贡品，充送宫中。佛教视茶为神物，用以礼佛，这种观念也自然而然的被皇室所接受，并用以供养三宝。当时来中国的日本学问僧在学习佛法的同时，也学佛教的仪轨，归国时带去佛经、佛像、曼陀罗画图，也带去茶种。729年天皇御召百僧于禁迁，使其讲大般若经，赐茶众僧。曾住西明寺达二十年之久的永忠和尚于815年四月亲自煎茶敬献峻峨天皇，同时，《日本社神道秘密记》记最澄首次把中国茶籽带入日本。815年(日本弘仁六年)，日本嵯峨天皇敕令几内、近江、丹波、播磨等国种茶，每年进献。表明随着佛教传播，中国茶也传入日本宫廷，他们根据自己的民族特点，在“唐式茶会”的基础上形成日本茶道，他们通用绿面茶，用茶点法，以“和”、“敬”、“清”、“寂”作为茶道内涵，与中国有相似之处。这种传播的轨迹也从法门寺出土文物中可看到。(18)也就是说，晚唐的点茶之风由于在宋代普遍盛行，而被日本学去，其源头还是唐风，永忠和尚空海法师所传播的饮茶法是点茶还是煮茶有待考证。
茶文化成为封建帝王礼敬佛祖的最高礼仪
一、随着佛教的传播，茶在宫廷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
在以前的王室文物发掘中，往往以酒器所占比例为大，而茶具出土则很少几近没有。以周文化的发祥地周原一带为例，其酒器占了青铜器出土总数的相当比例。河南是商周考古的重要地区，出土文物也是这个情形。《华阳国志·巴志》中提到公元前1066年周武王率南方八国伐封时，巴蜀以茶为礼品礼敬周王。《中国风俗史》记载：“周初至周之中叶，饮物有酒、醴、浆、涪等……，此外，犹有几饮料，而茶其最著者。”，可见这时茶的作用仅是次要的。双代虽有客至“烹茶尽具”、的记载，但并没有登大雅之堂。这种饮食和王室礼仪上的情况表明，由于传统文化背景的制约，酒被作为礼客宴享的佳品。
但随着佛教文化在南北朝时期的传播，人们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在饮食文化中接受了茶。这是由于，虽然儒家和道家都主张“俭朴”、“节约”、“克己”，但并没有佛教做得彻底，佛教不仅有这种生活主张，更重要的辅之以严密的仪轨制度，例如“五戒”、“六度”、“午不过食”、“不食荤”；孟子虽然讲“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饿其肌肤、苦其心志”，但没有佛教仪轨一样的严格措施，而道教在这时很不成熟。因此，清淡名士接受了佛教的一些哲学思想，政府官吏接受了佛教“俭约”的生活主张，佛教提倡的饮茶也被他们接受。例如《晋中兴书》载，身为吴兴太守的陆纳，在招待卫将军谢安时，仅置以茶、果，但其侄儿陆椒却突然私自摆上十几人用的酒肉佳肴。事后陆纳严打了侄子四十棍，并严厉责问：“你既不能给叔父争光，为什么还沾污我的节俭作风呢？”，表明他以茶示俭。
特别值得一提的要属齐武帝，他临终时曾下沼书一道，规定用茶饭替代牲畜作祭品。
北魏时“自是朝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扛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虽然少数民族统治者大部分喜欢酒肉，但孝文帝以茶作为朝宴群臣时的饮用物却是事实，表明王室生活中茶的地位不断提高。到了唐代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接待使者、宴享群臣都以茶来招待。法门寺地官出土文物就表明茶的地位不断提高，并被封建帝王在重要场合使用。纵观法门寺地宫文物，在生活用具中，茶具占绝对优势，属于其他生活用具的是宫廷用的两年香囊、小银碟以及作为食容具的盒类，而这些盒类也可以用来装放茶叶(其具体有途不明)。这里边没有酒器出现，这不仅仅是因为佛教禁酒，还在于茶在宫廷文化生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到唐代被视为最高贵的待客佳品。
另外，我们还应看到，在供奉佛祖的同时，还蕴含着唐僖宗对皇父唐懿宗的追念和孝礼。(18)咸通十四年八月佛骨至京都长安，七月十九日懿宗驾崩，十二月十九日送归佛骨回法门寺。从志文碑内容看，僖宗在懿宗供奉法器和供养器、舍利容具基础上又供奉了茶具等生活用具，也可能内含以茶敬祖的意义。
二、法门寺地宫茶具反映了唐宫廷茶文化的存在，并且作为礼敬佛祖的礼仪。地宫出土的唐宫廷茶具计有：(1)焙炙茶饼的两只银笼；(2)碾碎茶饼的茶碾子银*(左石右呙)轴；(3)筛罗茶面的银茶罗；(4)，贮藏茶面的银龟盒；(5)放盛盐花的银盐台；(6)饮茶用的银调达子；(7)烧水拨火用的银火筋；(8)点茶用的玻璃茶托、茶碗；(9)击拂用的长柄银匙；(10)取放茶面的量器银则(19)。从器物的錾文来看，均属唐僖宗皇帝所用，出土于珍藏第一枚和第三枚佛骨的地宫后室。陆羽所提倡的饮茶过程的器具在这里都有，另外还有苏廙《十六汤品》所称道的庵茶茶道中的茶盏、茶托。因此，这批茶具在874年入藏法门寺地宫时，用以庄严佛法、礼奉佛祖，不是作为一件一件互不关联的明器来放置，因为(1)部分器物造成于早于迎佛骨三四年的咸通九年到咸通十年，不可能提前两年造好明器用以供养，并且这时佛祖灵骨还没有被重新发现。(2)象银*(左石右呙)轴上有齿轮状牙口，茶罗子出土时留有网眼极细密的丝制罗网，并且拌有土褐色粉状，当为茶面，因而为实用物。并且上边还有“五哥”字样的刻划文，五哥为懿宗五子，宫中唤称五哥，明器之上划上活人的小名，就不可思义，思此可断定为宫廷粉黛玉手轻拉慢推、碾成黄金粉的佳具。(3)这些茶具不仅出土时在一个地方，而且最后上帐登记时，也在一起，物帐碑在记载了琉璃器茶具(不计其重量)后，明文标出“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表明僖宗皇帝是把这批反映茶道的系列茶具视为一个整体来供奉的。因而根据这一判断来分析，这批茶具一方面反映了当时高度的物质文明，同时也反映出高水准的精神内涵，这就是茶文化，用茶文化来礼敬佛祖，作为一种功德。茶文化一项重要内容就是“礼敬”，而这正与佛教供养中的“敬供养”相吻合。由此可见，茶文化被唐代皇帝作为一种“敬供养”对待。
三、这批茶具制作极为精美并同其它国宝一起礼敬佛祖，体现出深刻的文化内涵，从而表明茶文化成为封建帝王礼奉佛祖的最高礼仪。
1.这批茶具是我国目前发现时代最早、配套使用最齐全、等极最高、质地最精良的茶具。从用价值昂贵的琉璃来制作茶具的事实看，皇家崇尚饮茶，并吸收了民间茶盏茶托的经验，因而呈现出优美的造型，而用之礼佛表示唐帝王对茶的崇尚、对佛的虔诚。从鎏金银茶具如茶碾槽、*(左石右呙)轴、茶筛罗、茶盐台和小银则的精湛科学的程度和优美造型看，超出了大力倡导茶文化的宋徽宗《大观茶论》所追求的图式。徽宗认为，茶碾似银质的最好，熟铁次之，反对用生铁铸造的茶碾，因为未经煅打，“有黑屑藏于隙穴，害茶色尤甚”，并认为“凡碾之制，槽欲深而峻，轮欲锐而薄。槽深而峻，则底有准而茶常聚；轮锐而簿，则边远中而槽不戛”。民间和一般寺院用的都是石碾，只有宫廷才用银质茶具。如果宋徽宗知道早他百年的唐僖宗已经使用了他认为最理想的茶具的话，真不知他会有何感想!这些情况表明，唐代宫廷至迟到这时已形成了茶文化，而且在吸收民间事茶经验的基础上，达到了茶文化的最高成就。仅就茶具制作看，也一定经过了反复试验，才最后达到这样的优美而科学的造型。便如银盐台是咸通九年的，茶碾子是咸通十年的，中间可能还有其它茶具，历时一年，造就一套茶具，足见其费工费时，其耗费的银材就难以估算了，正因为如此，才成为体现有唐一代最高文明的象征。
2．这批茶具是连同其它类别的皇家国宝一同用于礼奉珍藏于皇家寺院法门寺的佛祖真身舍利的，从而表明了茶文化成为封建帝王礼佛的最高礼仪。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当年迎佛骨的壮观情景，也许会充分地感知这一点：
唐代佛教象奔腾的江水，经过会昌法难这一短暂的堵截后，到咸通十二年，又重新涌起冲天大浪，迎佛骨运动成为晚唐祟佛的高峰浪尖。八月发现佛骨于旧隧道，朝野震惊，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在密宗圈内以智慧轮、澄依、智英等人为首的佛教僧众，迎合懿宗皇帝的需要，为迎佛骨展开充分的准备工作。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皇帝敕令迎佛骨，四月八日佛骨到达京都长安；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皇帝及其他皇室人员朝臣竟相赐施”(20)。为体现佛法无边和对佛祖的虔诚，为体现皇权独尊的神圣威严；精选出其中的2499件珍宝送归法门寺随真身供养：
“以十五年正月四日归安丁塔下之石室，玉棺金箧，穷天上之庄严；蝉翼龙纹，极人间之焕丽，叠六铢而斥映，积秘宝以相鲜，皇家之厚福无涯，旷劫之良因不朽”(21)。令高品臣彭延鲁，内养冯全璋，颁赐金银钱绢；诏令凤翔节度使令狐绹；监军使王景珣按帝王陵墓的等级修建了庞大的塔下地宫，并令密教大师僧澈、惟应，大师清澜、云颢等到寺设坛七日，严奉香灯，按佛教仪轨把这批珍宝一一放置于地宫之内。(22)
上述茶具亦在供奉之列，表明了茶具能体现出“皇家之厚福 无涯”，能“穷天上之庄严”、“极人间之焕丽”，能有益于烘托佛法无边，能象征皇权威仪，总而言之能象征灿烂的唐代文明，能表示对佛的虔诚。而这套茶具本身就体现着有深刻文化和精神内涵的茶文化。因此，茶文化在唐代帝王心目中是神奇而伟大的，从而是礼敬佛祖的最高礼仪。
崇佛的宗教需要和治国的政治需要
使茶文化达到最高境界
佛教和茶文化相互影响、不断发展，形成了唐宫廷茶文化，从而达到唐代茶文化的最高境界。
佛教和茶文化的相互影响促进了双方的发展，其共同提倡的“至善至美”、“俭约”、“清心寡欲”的修身方式经受起了时间的考验，为社会普遍接受，适应了当时的文化生活的需要。在这个基础上茶文化和佛教迅速发展起来，各宗派都崇尚饮茶和供茶，扩大了茶的影响，提高了茶文化的社会地位。会昌法难时就有四万座寺院，至少二十六万僧尼，他们首先是茶文化的弘扬者。特别是佛教文化的体现者高僧大德和提倡茶文化的文化名人同社会上层的交往不断扩大，使茶文化沿着纵的方向不断发展。而邀功争宠的地方官吏寻找名茶，向朝廷上贡，同时加速了茶文化由地方向中央的上升，由民间至宫廷的发展。封建帝王在承认茶神奇的自然功能后，也就接受了茶文化，成了以皇帝为首、皇室为主体的宫廷茶文化。唐代帝王大都崇佛，佛教僧侣视茶为神物，用茶礼敬佛祖，这些也为帝王所接受，茶也成为最佳品，以宫廷完整的茶具供养佛祖真身就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以封建帝王为核心的宫廷在当时来说，是等级社会中最高层次代表，因而是当时先进的社会文明的体现者，是文化传播的中心，也是各种社会风尚得以长久地流行于全国的最终检查所，还是社会意识、文化思想的最高最大的宣传中心。茶文化从民间上升至宫廷，形成了宫廷文化，因而也就加快了茶文明和茶文化传播的步伐，扩大了茶文化的影响。
茶文化所提倡的“俭”被人们直观地同封建社会人们普遍称道的“廉”联系起来，同儒家“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联系起来。这也成为帝王崇尚茶文化的动力。在宫廷生活中，在祭祀活动中，茶礼成为与酒并立的佳品。这样，茶文化的奠基人陆羽的初衷就达到了。茶文化的自然功能和精神功能这两种作用被社会承认后，社会和谐、社会共识、社会安定的第三个境界(23)最终由于皇帝的大力提倡也达到了。
结 语
从法门寺的特殊地位和佛骨在唐代佛教发展中的特殊意义看，从地宫出土的反映唐宫廷茶文化的配套茶具看，佛教和茶文化在这里达到了高度的统一，而这统一的背后是封建帝王对佛教和茶文化的同时需要。
唐代皇帝既是唐代物质文明的集中体现者，同时又是封建社会精神文化的体现者和最重要宣传者，因而他就自然而然的是茶文化和佛教文化的传播者，因此佛教和茶文化共同承认的“俭约”精神也为封建帝王所推祟。随着佛教的发展，加上皇室的大力倡导，茶就起到有益于社会和谐与安定的作用，这也构成唐文化的又一个特色，即唐文化在充满着奔放的激情，洋溢着雄伟、强劲的征服精神，加上“和谐”气氛的同时(24)，还具有“俭约”、“精勤”的修身性格。而这种文化性格，也许延读的更为久远，直到程朱理学的出现又达到新的升华。
注 释
①《佛教史》，任继愈、杜继文编。
②《新唐书·陆羽传》。
③《欧洲学者谈茶与健康》，盛国荣，《农业考古》21992—2。
④《五灯会元》卷四十。
⑤《景德传灯录》卷二十八。
⑥《五灯会元》卷三。
⑦《双宋商僧传·释智藏传》。
⑧《庸求法巡礼行记》P12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