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8月24日，明代真身宝塔坍塌。在拆除清理残塔废墟中，发现四十余件砖刻题记，现摘其要者简报如下：

    一、出土砖铭题记

    出土的砖铭题记可分为二类，一类为刻字铭，一类为墨书铭。砖铭大多数刻记于方砖之上，还有少量条砖铭记。方砖边长39-37X34-32，厚9-7厘米。条砖长37、宽22、厚8厘米。这批砖铭题记多出土在塔体一层以下。

    1.出土于一层的刻铭方砖主要有：

    ①法门寺修砖塔，头层已满，缺少二层砖灰，告自十方居士，各舍资财，共成圣事，谨告。

    ②皇明万历十七年八月初九日造砖，三人坚心用意造好。

    ③四月初八日佛会，塔上使砖，缺少米面、砖灰，告白十方善男信女*(外囗内迁)会进香，隋心各代布施，多忧劝缘，共成圣事，完工之日，勒*(外囗内名)(石)刻名，万代留名，谨告。

    ④托砖人役，必要用心做好，如不用用心者，鉴察神作*(外囗内害)，用心。

    ⑤万历十年三月二十一日，韩家伏*(外囗内林)世总八名承。

    ⑥万历十年二月二十二日社囗，托砖万，工价麦四石。

    ⑦豆子蚌崩。

    ⑧匠人豆*(外囗内子)*(外囗内蚌)，兴平县砖*(外囗内匠)。

    2.在废墟中清理的刻铭方砖：

    ⑨爵锡塔愿。

    ⑩佛(法)门寺古(腊)八会。

    (11)*(外囗内万)历九*(外囗内年)囗月十囗囗造。

    (12)大明壬午。

    (13)五块。

    (14)万历囗囗润二月囗八日造。

    (15)万历二十四年八月托，鸟大麦五升，贡元大麦一斗，天德大麦一斗，乾囗先囗囗大麦一斗，囗宁加料。

    (16)舍水之人多积福，无穷之福也。但舍一担之水，积一家之福。

    3.一层及废墟中出土的条砖刻铬

    (17)计开七月

    (18)信士李薰(共两块)

    (19)李世囗

    (20)爵男李宁、李薰

    (21)信士李世囗

    (22)囗纳伍糊囗囗海缨贤囗。

    (23)塔上缺米面。

    4.24塔基中清理条砖一块，长34、宽27、厚8厘米，四面墨书：“法官谨封”，“东方海江龙王之神”。“雷令八四(此四字可能是一种神符，原书体为“*”)南方阳雷天猷将王囗”“囗州社会峦雷将军”。塔基中还有一些墨书题记条砖。多残缺，字迹漫患不清，不一一赘述。出现在塔基中的这种墨书题砖记属于奠基性质的用砖。可知建塔启工之日，曾请道家法官作过奠基法会，以求吉利。

    统观这些砖刻铭，多为托砖工匠随手书写，字体各异，有些砖是以布施者的名义而烧制，有些是布施者捐赠砖，后刻铭以记。

    二、明塔之风貌

    明代真身宝塔为青砖仿木结构建筑，高46米，体呈八棱形，八封定向。底层边长3.3，周长51米，最高层无佛龛，底层仅于南侧开有门洞一孔，二至十二层各面开设一佛龛，共88孔，每层八龛有四个是半龛，四个通龛，隔面两两相对，隔层相错，每个佛宪各供奉佛像一至三尊，龛内共出土宋元明清民国各时期雕版印制佛经千余卷。

    塔的一至八层檐下均有砖雕额枋，斗拱，叠涩出檐。一层檐下有砖雕方椽，上覆砖雕两道流槽板瓦，斗拱下砖雕幔帐垂柱，中间龙风，赤虎豹兽，狮麒嬉戏，祥云蔓草花纹。纹饰细腻华丽。正南塔门上方有一通石刻“真身宝塔”长方形匾超，额上首题款：“大明万历七年七月初八日起工，”下首落款，“赐进士出身户科给事中陕西按察司佥事前知扶风县事任丘徐三畏重修。”一层东、西、北三面各镶嵌砖雕“浮屠耀日”“舍利飞霞”“美阳重镇”、四字额额，西北、西南、东南、东北四面各嵌砖雕“乾”、“坤”、“艮”、“巽”方额。

    九层以上青砖拔檐，顶部逐层内缩，呈覆钵形，上使铁铸八棱足圈箍为底座，座上置铜铸葫芦状塔刹，阳铸铭：“大明万历三十七年造”。

    塔基用形状不一，大小不等，石质各异的石块堆砌，基座为青砖砌成，以唐塔基座为准①，边长45.8，高1.8米。塔体一层底基用青石围砌八层，层高20厘米，出沿宽2.2厘米，总高160厘米。

    三、砖铭题记所反映的历史信息

    明代真身宝塔中出土的砖刻题记，为我们研究明代建造宝塔提供了珍贵资料，它所提供的历史信息较之历史文献要忠实得多，可靠得多。下面，我们就砖铭题记为依据，结合历史文献及寺院遗留下来的碑石等记载，对明代真身宝塔的建造始末做以初步探讨，力求对法门寺的历史研究有所裨益。

    (一)旷日持久的建塔工程。

    法门寺唐建木塔，坍崩于明隆庆中(1567-1572)，从万历七年(1579)七月初八日开始起建砖塔，直到三十七年(1609)竣工，整整历时三十年。建塔之初，首先是寺院僧侣，善男信女，民间士绅自发募捐而修建，寺院清代建大雄宝殿西山墙内嵌有一块明隆庆六年(1572)“西蜀大州居士”署名石碑，其铭曰：“法门寺，成住坏，空中忽起痴僧债。百尺铁锁挂肩筋，欲与如来增气概，增气概，尔毋苦，好待当年许玄度”②

    清嘉庆《扶风县志》记：“其藏视之，深数丈，修制精工，金碧辉煌，水银为池，泛金船其上，内匣贮佛骨，旁金袈裟尚存，万历七年里民杨禹臣、党万良等重修砖塔十三级”③。从以上引文及出土的砖刻题记看，工程起发，来自民间，多为寺院僧侣，地方绅士，里民等，具体施工负责人为杨禹臣、党万良等，为了号召乡民修建宝塔，“痴僧”以“百尺铁锁挂肩筋”，劝缘吏民，虞诚之心，精诚之志灼然可知。

    另据“真身宝塔”巨额落款铭记，建塔工程由“户科给事中，陕西按察司佥事任丘、徐三畏”负责修建，任、徐二人，皆朝廷命官。另外，塔上佛龛内存明代铜佛造像刻铭有：“万历元年”、“十五年”、“二十年”、“二十七年”乃至“三个五年造”字样，还有“乐平王府”、“襄陵王府”、“褒陵王府”造字样，由此可见，修塔工程受到地方官员，皇亲国戚，达官显贵的支持，才得以圆满竣工。

    在拆除残塔时，我们发现，塔体一层以下，除外壁用规整条砖围砌外，内填方砖极不规整，并有残石碑堆砌，刻铭砖多出土一层塔体内，显然有地方善男信女布施募捐的迹象。据①、②、(16)、(23)号刻砖铭可以看出，塔基并一层修建极为艰苦，缺砖灰，米面的现象时有发生，就连用水也很困难，全靠信徒们施舍。②号刻铭砖出土于一层顶部，铭记时间为“万历十七年(1589)八月”，可见塔基到一层顶部，整整花费了十年零一个月的时间。在塔一、二层接合处，遗存有长70，径11厘米的木方椽，椽间距15厘米左右，椽头有锯切痕迹，木椽深嵌于一层外壁条砖内，排列比较整齐。这一迹象表明，当塔建筑至一层时，由于严重自然灾害，缺少砖灰、米面，单靠民间力量难以继续如此宏大工程，被迫停工。一层顶面用木椽撑立，加以覆盖保护。后采，受到官府支助，才得以继续修建，拆除残塔时，我们又发现二层以上，不论外围条砖，还是内嵌方砖，都非常规整，大小薄厚均匀，这就足以证明修塔始于民间，而终于官府的历史事实。

    (二)严重自然灾害对建塔工程的影响

    法门寺在明代修建宝塔，时间久长，工程浩大，朝野响应，实属罕见。频繁的自然灾害是造成这一历史事实的直接因素。

    在修塔前后，关中一带，自然灾害频繁，经济不佳，饥殍遍野，民不聊生，直接影响了工程进度，从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至明神宗万历三十七年(1609)。关中西部连续旱灾达十四次之多，尤以万历十三年至十五年“饿殍载道，民多逃移饿死”，“陕西西北诸地大旱，道馑相望，民不聊生，朝廷发内帑三十余万赈之，而益甚。”特别是扶风地区，“岁旱、大饥、斗粟千钱，民多移，相传‘税粮积逝’”。万历八年“秋霜、陨霜、杀菽，雨涝，大水，亦有发生。”万历十五年“秋霖雨，岁大饥”十六年“发大祲，民死甚众。”二十二年，“是年至二十三年以后，渭河不断冲崩而南”。三十六年“发大饥，人相食。”十一年三月至七月“关中因旱，疫行。”十六年“五月，山东、陕西、山西、浙江俱大旱疫。”与水旱、瘟疫灾害相伴为祸更甚者是连年地震。隆庆四年，眉县、宝鸡地震，万历元年、十一年“陕西地震”，十二月“凤翔府地震，有声如雷”。十二月十六日“陕西地震，有声如雷”。三十二年润九月十三日“眉县巳时地震，椅索皆动，屋舍咋咋有声，如此反复多次。周至亦震，此震前，于十一日夜，天忽东西断裂，南北若匹练，食倾复合，十三日地震，巩昌及礼泉一日十余震，城郭、民居并摧。白阳，吴家地裂三丈，溢出黑水，博击丈余”。④

    在自然灾害横行的年代，单靠民间经济力量确实难以成其工程，据⑥、(15)、①、②号刻铭砖，可以看出，修塔时最为困难的是粮食短缺，当时托砖工价为“一万块砖价值四石麦子”。修塔所需粮食得靠民众“施舍”，沉重的经济负担无疑对劳苦民众带来更大灾难。但是，在封建迷信弥漫的时代，人们深受长期自然灾害之祸患，所以，不借倾家荡产，竭尽财力，物力、人力来充修塔寺，无异是想得到佛祖神灵的庇护，消灾免祸罢了。

    (三)明万历“修建宝塔碑”铭及豆子蚌其人考

    寺院现存一方形石碑，上半部残缺，残宽65、残高55、厚30厘米，碑阴刻栏边，一圈缠枝菊花纹，碑文楷书。现将残留铭文录于后，……历屡建竟无成绩惟我

    九月二十日观旧塔遗址感生平觉妥囗

    人心响应有九仞奠御之势矣其第四层

    竭力而脩者大成在望庶几小补用记姓

    幸甚人心幸甚    砖匠豆子蚌

    腾肖

    化仝一会人等

    亲    张进喜杨汝元……(后排列人名两行，共29人)石工张云刻

    因此碑无年号天干，一直无人注意，抛置于大殿前荒草丛中，经我们清理，发现此碑是明代建塔最为原始可靠资料。

    碑铭首句上半部缺，残留铭文第一句是“屡建竟无成绩”，当指万历十七年以前，或再后推至塔建至第四层时，工程一直是处于修修停停，成效并不显著。碑文后一句“竭力而修者，大成在望，庶几小补”。说明此时宝塔修建大功告成。所以，我们推断此碑应立于明万历三十七年以后。

    碑文记录修塔时托砖工匠为“豆子蚌”，正好与出土砖刻⑦、⑧号人名相合，证明豆子蚌是兴平县人，专门负责修塔用砖的烧造。但是，⑦、⑧号砖均出土在塔体一层顶部，证明在万历十七年八月前后，其人已死。碑文勒记其姓名，应是后代人们为纪念这位在修塔工程中，做出巨大贡献的功臣。碑文后“化仝一会人等”共29名，应是修塔工程的群众组织，其最大可能性是以豆子蚌为首的，为修塔供给材料的专门组织人员。

    综上所述，明代宝塔这一宏伟建筑，在旷日持久的修建过程中，饱经沧桑，灾难频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三十年艰苦岁月，才巍峨屹立在关中平原上。由于明代宝塔的存在，才有效的保存了地宫的希世珍宝，使其珍宝完整的流传给我们后世之人。它的建成，是法门寺历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也是我国建筑史上的创举。

    注  释

    ①见陕西省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塔地宫发掘简报》《文物》1988年10期。

    ②碑现存法门寺院。

    ③清嘉庆《扶风县志》卷八《古迹》。

    ④以上引文资料均见赵彦旭《扶风灾害及天像》油印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