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扶风法门寺塔基经过考古发掘，科学地揭示了塔基地宫建筑遗迹神秘的“庐山”真面目，发现了佛指舍利、金银珠宝、丝绸、陶瓷、琉璃、铜、玉、石器等历史瑰宝，这是一次举世瞩目的考古重大新发现。
塔基地宫内出土的瑰宝，其中有瓷器共16件，经研究和鉴定，秘瓷碗、盘、瓶14件，另有白瓷瓶碗2件。如此数量多、质地精美秘瓷的出土，在我国考古史上尚属首次，它对中国陶瓷史、科技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使悬案近千年的许多秘瓷历史之谜豁然大白。本文试对秘瓷始烧年代、“秘瓷”称谓与内涵、秘瓷所反映的越窑的精湛工艺技术等问题加以综合论述，并提出一些研讨，以就正于方家同仁与读者。
一、关于秘瓷的始烧年代
关于秘瓷的始烧年代，已成为漫漫千百年来悬而未决的历史之谜。为了讨论这个问题，首先，有必要对古今谈瓷者的有关论说作一简要的回顾和分析。
最早提出秘瓷的人，是距今一千一百年多年前的唐代文学家陆龟蒙。陆氏(生年不详，卒于881年)，撰《秘色越器》诗，诗文阐明“九秋风解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从诗的命题和前两行七言绝句中可清楚地知道：1.晚唐时期已有秘瓷；2.秘瓷烧造窑场是越窑；3.秘瓷的青釉色泽，婉如郁郁葱葱的“千峰翠色”。陆氏卒年，距懿僖二宗咸通十四年(873年)第八次迎奉法门寺佛指，以秘瓷等供养，时间相去不远，间隔七年左右。陆龟蒙《秘色越器》诗，属于当时人写当时事，懿宗朝已有秘瓷，事实无可置疑。然而，十分遗憾，这一重要实录，却被历代谈瓷者所疏忽或遗忘。
五代、两宋之际，秘瓷烧造出现空前盛况，数量巨增，质量臻美；并创造出了“金釦越器”，“金棱秘瓷”等新工艺、新品种。秘瓷荣登大雅之堂，朝贡纳于皇室贵戚。载录秘瓷的文献史籍，诗词歌赋亦应运而生，与日俱增，内容丰富。检索其中具有代表性者，五代有：徐寅奉闽王之命，于同光元年(923年)出使后唐朝贡作《贡余秘色茶盏》诗，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冰盛绿云。”前蜀王报后梁末帝信物，在“致语”中曰：“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玉之响”。《十国春秋》中记载吴越宝大元年(924年)、后唐清泰二年(935年)、后晋天福七年(942年)吴越王前后三次向后唐、后晋朝贡秘瓷，其中包括“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宋代有：《十国春秋》记录吴越军在北宋开宝二年(969)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约十五年间，向宋朝贡秘瓷八次，其中包括“金釦越器”、“金银瓷器”等秘瓷。《宋会要》也记载神宗熙宁元年(1068)越州贡秘色瓷器五十事。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周辉《清波杂志》、赵生麟《候鲭录》、曾慥《高斋漫录》三书中均有“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周、赵、曾三氏：秘瓷为五代吴越钱氏始烧的论说，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颇为谈瓷者当成“经典”引用。从此，以讹传讹，由宋至今，沿袭近千年，直至1982年出版的权威性巨著《中国陶瓷史》因受宋人论说影响，对秘瓷的烧造年代指出“越窑瓷器在五代时被称为‘秘色瓷’。这称呼的由来据宋人的解释是因为吴越国钱氏割据政权命令越窑烧造供奉之器。庶民不得使用，故称‘秘色’瓷。”
法门寺塔基秘瓷的面世，豁然解开了关于秘瓷烧造年代悬案千百年的历史之谜。
法门寺塔基内的秘瓷，是唐懿、僖二宗于咸通十四年(873年)迎奉佛指而瘗埋的供养品。秘瓷出土已雄辩地说明：至迟在咸通十四年以前，秘瓷已经烧造，工艺技术已经达到比较成熟的水平。它的始烧年代无疑会更早一些，但也在入唐以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亦是秘瓷始烧史实的佐证之一。法门寺地宫发现的秘瓷，当不愧成为考古学断代研究的标准器物，补史证史，意义重大。宋代伊始，歪曲史实，以讹传讹的：秘瓷始烧于五代的误说，应于否定和澄清。
二、“秘瓷”的称谓与内涵
“秘瓷”称谓，时已久矣!前贤后学，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然，多以“秘”言釉色为青绿色，如“千峰翠色”、“捩翠融青”、“雨过天晴”等等。但是，法门寺塔基发现的14件秘瓷，釉色有明显区别，一种是青绿色；另一种是黄色，即两件银棱金银平脱碗，它们内壁施黄色釉，外壁被黑漆、金鸟银花饰盖。地宫《衣物账》指明的“瓷秘色碗七口，内二口银棱”。按“秘瓷”釉呈青绿色标准衡量，这两件黄釉碗当不属于秘瓷之列，则“秘”为青绿釉之解就颇难自圆其说了。
称谓是事物外观与内涵诸代表性特征最简练地概括。欲要了解何谓“秘瓷”，则不能忽视命名的由来，烧造瓷窑的经济性质，产品的使用对象，以及造型与装饰等国家。
1、“秘瓷”之称，主要来源于传统文化的影响。秦汉时，皇室贵戚厚葬之物，称为“秘器”，因造作于“东园”，又称“东园秘器”，皇帝之棺称“东园秘器”。《汉书董贤传》颜注引《汉旧仪》：“东园秘器作棺梓，素木长二丈、深广四尺。”“东园”实为汉代少府下属之东园署，主事称东园匠。《汉书·百官公卿表》颜注：“东园匠，主作陵内器物者也。”又补释：“东园，署名也，属少府，其署主作此器也”。此外，东园秘器亦尝赐达官显贵。《晋书》中记载：“东园温明，秘器”屡见不鲜，如《荀颠传》、《安平献王孚传》等。唐代沿用汉制，中央政府内仍设“少府监”，管辖官营手工业工场，造作“秘器”。故此，秘瓷之“秘”渊源于汉代“东园秘器”之“秘”无可置疑。
2、秘瓷属越窑体系中慈溪上林湖官窑所烧造。充分的田野考古调查证明，上林湖窑场是烧造秘瓷的窑址，冯先铭、李辉炳、朱伯谦先生相继在上林湖采集到与法门寺塔基出土的八棱净水瓶一模一样的秘瓷残片标本，说明净水瓶烧造于上林湖窑场①。另外，1977年上林湖吴家溪出土的青瓷罐形墓志一件，刻铭记载：“光启三年(887年)岁在丁未二月五日殡于当保贡窑之北山”②。墓志铭指出的“当保贡窑”应是烧造秘瓷的官营窑场，烧造的瓷器，只供宫廷使用，绝非市场流通商品，“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除上林湖“当保贡窑”烧制秘瓷外，越窑体系烧造的民间日用瓷“越碗”、“越瓯”、“越瓶”等，属于商品生产，进行市场交易，不能列入秘瓷之列。唐宋时期北方其他地区烧造的青瓷，也不能称为秘瓷。宋陆游《老学庵笔记》所说的：“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及《宋史·地理志》里有关于耀州贡瓷的记载，但耀瓷与耀州贡瓷也绝非秘瓷。
3、秘瓷的釉色以“千峰翠色”似的青绿色调为主流。但还包括黄釉和青黄色釉；以及新创造出的“金棱秘色瓷器”和银棱金银平脱秘瓷。
三、从法门寺塔基秘瓷看越窑精湛的制瓷工艺技术
伴随唐代社会的繁荣昌盛，越窑出现了欣欣向荣、蓬勃大发展的局面，烧造的青瓷数量大、质量精美。上林湖官窑烧造的秘瓷，造型宏大规整，釉色莹润均匀，瓷质细腻坚致，集中地代表了唐代越窑精湛的制瓷技术和装饰工艺水平。
浙江慈溪上林湖滨湖地区，余姚、上虞、鄞县、宁波等越窑体系，蕴藏着极为丰富的原生高岭土和瓷石矿藏，此类矿藏相当于高岭土、长石、石英的混合矿物，含铝量在14-24％，含铁量在0.5-3％，含硅量在65-80％，为烧制青釉瓷器提供了理想的原料③。
上林湖位于慈溪县城东南11公里处，坐落在栲栲山主峰下，周围群峦叠嶂，林木郁郁葱葱，松林更加茂密。丰富的松材为烧制青瓷提供了充足的燃料。松材燃烧时灰分熔点高，火焰长，燃烧速度快，升温降温易于操纵，更加适宜于控制还原焰和快速烧成。
上林湖地区烧造瓷器具有悠久历史，它创烧于汉代，唐代达到鼎盛时期，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瓷窑作坊群体。据考古调查证实，环湖四周已发现古窑址共97处，其中汉代6处、唐代34处，唐至五代21处、五代至北宋11处、北宋10处④。随着唐代制瓷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上林湖越窑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丰富生产实践经验和熟练技巧制瓷能工巧匠，成为制瓷业的中流砥柱。按唐代典章制度规定，凡具有高度熟练技巧的工匠，均被束缚在官营手工业中，为皇室生产供奉之物。《大唐六典》卷七载：“少府监匠一万九千八百五十人，皆取材力强壮，技能工巧者，不得隐巧补拙，避重就轻，其巧手供内者，不得纳资，有阙则先补。工巧业作之子弟一入工匠后，不得别人诸色。”
陆路交通的发达，内河运输与航海的发展，也是越窑发展中得天独厚的重要条件。
丰富的原料、燃料资源，人才济济，交通方便等条件。是上林湖越窑创烧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和赖以萌发的温床。这些客观条件赋于越窑以旺盛的生命力，并促使它在我国青瓷发展史上遥遥领先，同时发生重要影响。
14件秘瓷釉面洁净莹润、釉薄而均匀、胎色浅灰、质地细腻、坚致细密、器形规整，足以说明这些瓷器的胎、釉原料是经过严格选择和精益求精地制备的。根据浙江传统工艺流程及有关史籍记载推测，对于严格选择的高岭土或瓷石，首先用水碓反复粉碎、筛选，以提高颗粒细度，再用水淘洗。其法如《天工开物》陶倕篇说：造器者将两土(按：含铁质不同的两种瓷土)等分入臼，舂一日，然后入缸水澄。其上浮者为细料，倾跌过一缸，其下沉底者为粗料。细料缸中再取上浮者，倾过，为最细料，沉底者为中料。既澄之后，以砖砌方长塘，逼靠火窑，以借火力，倾所澄之泥于中，吸干，然后重用清水调和造坯。”经过上述粉碎，淘洗、练坭等过程，排除了有机杂质或其他颗粒状杂质，保证了原料的细腻、纯净，提高了可塑性。所以，法门寺出土秘瓷胎，釉无黑色杂质，胎体无气泡，色浅灰，器物无烧裂、变形等弊端。
在陶瓷生产工艺过程中，烧成是十分重要的工序之一。烧成是在窑炉内实施的，因此，窑炉形制、结构的合理与完善与否，烧成温度以及火焰气氛等，是保障或制约产品数量、质量，甚至成败的重要关键。我国南方盛行“龙窑”烧制瓷器。入唐以后，特别是唐代中、晚期之际，浙江越窑系龙窑的形制、结构已经达到全面完善、合理的水平，龙窑长度、高度增加，倾斜度相应地减小。例如象山黄避岙唐龙窑长50，宽5米。丽水吕步坑唐龙窑长39.85，宽1.7米，前段倾斜10度，后段倾斜12度。龙游方坦唐窑长30，宽4米，倾斜10-15度。唐代龙窑结构的完善，使窑室长度与高度比例适宜，既扩大了窑室体积，增加装烧数量，便于人工装窑操作；同时烧成过程中窑室温度比较均匀。窑炉倾斜度相对减少，降低了对火焰的自然抽力，提高了窑室保温效应，热量得到充分利用，有效地提高了烧成温度，烧成时窑炉内高温可达1240℃。因此，越窑瓷器胎体瓷化程度较好，机械强度增加，孔隙度及吸水率低。我们见到法门寺出土秘瓷的胎质细腻，坚致细密。
青瓷的烧成过程，主要分氧化、还原、冷却三个阶段，在逐渐提高烧成温度的同时，控制还原火焰气氛和适时适度的冷却，是青瓷烧成的关键技术。唐代，越窑陶瓷匠师们积累了丰富的烧成经验和技能，对烧成温度与还原火焰操纵控制适时适度，使胎、釉中的主要金属呈色剂——氧化铁(Fe2O3)，在还原火焰气氛中，分解还原为氧化亚铁(FeO)，使釉呈现“千峰翠色”般的青绿色。再要掌握适时冷却，避免二次氧化。法门寺出土的秘瓷，釉色青绿，釉面均匀凝润，无窜烟、生烧或过烧，无冷却过快而产生的“惊风”、裂变等缺陷。
法门寺塔基出土的秘瓷的青釉莹润纯净，值得特别注意观察的是碗、盘通体施釉，圈足外壁留有托珠支垫的支烧痕迹。由此判明，唐代越窑在装烧工艺方面的革新、已获得重大突破，一是使用匣钵，实施“单件烧”；二是革新装烧工艺，提高支垫技术。直至唐代，南北各地许多瓷窑装烧瓷坯，仍有采用明火叠烧的传统工艺，凡碗、盘、杯、盆等类器皿，均按类上下重叠，置于窑室、明火煅烧。因此，瓷器出现釉面烟熏，火刺、落砂、粘釉，以及成型时器物底部胎体厚重，内心留有支烧痕等缺陷。但是，上林湖越窑中；晚唐时期烧制秘瓷时，已经采用匣钵，单件装烧，即一匣钵内只装烧一件器物，匣钵上下重叠，在窑炉内形成匣钵柱，进行烧成。垫烧秘瓷的托珠，颗粒细如芝麻点，断面约为1-1.2毫米，粒度大小均匀，垫烧时放置在圈足两侧，摆成一圈或两圈的小元饼状，精工细作。创造匣钵，单件装烧，精心支垫，是装烧工艺的重大突破和创举，有效地杜绝了明火叠烧产生的缺陷，提高了瓷器的质量。一钵一物的单件装烧工艺，唐、宋以后对装烧工艺的革新产生了广泛、深刻的影响，各地普遍采用匣钵装烧，使宋代瓷器取得光辉的成就。直到今天，采用匣钵单件装烧的工艺，仍为制瓷工业所广泛应用。
注 释
①冯先铭等：《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文物》1988年10期。
②④虞浩旭：《简论上林湖越窑遗址》，《中国文物报》1989年10月13日。
③叶宏明等：《关于我国陶器向青瓷发展的工艺探讨》。《中国古陶瓷论文集》，文物出版社。
④⑤卢建国：《论唐代制瓷业的大发展》，“历代龙窑形制一览表”，《文博》1985年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