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色瓷”一词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描写了秘色越器的釉色。唐未五代徐寅所作的《贡余秘色茶盏》诗，也以“捩翠融青瑞色新”，来赞咏秘色瓷。宋人越德麟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会要》以及《宋两朝贡奉录》等文献，也都记载了五代至北宋初期的秘色越器。尽管唐人诗中已明确把秘色与越器相联系，清楚表明了所谓秘色瓷也就是越州窑所产的青瓷。然而究竟什么是“秘色瓷”呢?长期以来却在研究之中未能得到解决。

    1978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的发掘，出土越窑青瓷14件，其造型规整、质地优良、制作精工，釉以青绿色为主，与陆诗所描述的釉色相吻合。同时出土的石刻献物帐把这批精致的越窑青瓷称之为“秘色瓷”，帐物相符，这证明当时所谓秘色瓷就是越州窑青瓷。如果历年来浙江杭州，临安五代墓以及临安晚唐钱宽墓与水邱氏墓出土的大批越窑青瓷还不能证实是文献上所述的秘色瓷的话，那么法门寺出土的文物终于为解决“秘色瓷”这一长期存在于陶瓷界的疑难问题找到了可靠的证据。

    法门寺这一重要的发现，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秘色瓷的标准器物，而且由于法门寺地宫封闭于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公元874年)，秘色瓷烧造时间至迟应在此以前，较之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还要早近三十年。

    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的钱氏家族、重臣墓葬，出土的越窑青瓷以青釉为主，青绿釉所占的比重直到五代才逐渐增大，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不仅时代早，而且以青绿釉器为主，包括少数青黄釉器物，并出现了银扣加金银装饰。这说明秘色瓷既包括青绿釉，也包括青黄釉在内。另外也表明用金银装饰瓷器也并不是从钱氏君臣奢侈成风才开始的。

    青瓷是我国瓷器的传统品种，其色调的产生主要因胎釉中氧化铁的存在。如果瓷器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胎釉中的铁和足够的氧结合，处于高价铁(三氧化二铁状态，就是黄色；如在还原气分中烧成，因火焰中的氧不足，就会把胎釉中氧化铁的氧夺去一部分，就使铁处于低价铁(氧化亚铁)状态，是青色。法门寺出土的青绿釉秘色瓷是在还原焰中烧成的，烧造时窑内的气氛掌握的恰到好处，应当说是越窑青瓷烧造技术的最高体现。根据法门寺的重大发现以及文献记载，“秘色瓷”从广义上讲，就是指越窑青瓷；从狭义上讲，应当是越窑青瓷中拣选出来的精品，无论它是青绿釉还是青黄釉瓷器。所以浙江地区唐五代墓出土的越窑青瓷除少数青绿釉器可以确定为秘色瓷外，多数青釉的器物也应当属于秘色瓷的范畴。当然，秘色瓷中两种釉色相比，还是以青绿色的为上，这反映在“千峰翠色”、“捩翠融青瑞色新”等诗句中，在出土文物中就更加明显。法门寺出土的两件青黄釉大碗，均银扣，外涂黑漆，并有金银团花等装饰，非常精致。在浙江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葬中，金银扣或涂金彩装饰的越窑青瓷也多半为青黄釉，这说明青黄釉器制作虽同样精工，但由于釉色不如青绿釉更受人青睐，而往往增加些辅助性的装饰，使其更加美观。

    有的学者根据《宋史·地理志》里有关耀州贡瓷的记载，提出法门寺出土的青瓷是否为耀州窑或鼎州窑产品的问题。笔者认为釉色如千峰翠色的精美青瓷在当时可说是非越窑莫属，其造型及烧造方法等明显具有越州窑青瓷的特征，而与唐代耀州窑青瓷相比有较大的区别。至于鼎州窑尽管有文献记载，窑址至今还未发现，也无确切产品可供比较。诚然，唐代耀州窑受到越窑制瓷技术的影响并模仿秘色瓷进行生产，这不仅在文献《老学庵笔记》里有《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瓷也”的记载，而且在唐代耀州窑遗址发掘中，也能找到类似越窑青瓷的标本而加印证。法门寺出土的八棱直颈瓶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相同，在余姚上林湖窑窑址中也拾到过器形相同的碎瓷标本。这就更加证实了秘色瓷的产地是越窑，而不是耀州窑或所谓的鼎州窑。法门寺出土的有“浙西”字样的鎏金双耳银盆、鎏金银龟盒及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等金银器物，大部分同青瓷一样都产于浙江。

    陶瓷研究中，文献资料与陶瓷实物是相辅相成，相互印证补充的两个方面。法门寺发现的越窑青瓷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完全证明了秘色瓷为唐五代时越州窑烧造的贡瓷。唐代越窑青瓷为当时全国青瓷之冠，秘色瓷又是其中最佳者，是唐五代宫廷专用的精品。由于秘色瓷名声大，影响广，所以各个时代不少地区大量仿制，并也以“秘色瓷”相称，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秘色瓷”也就成了青瓷中上乘产品的代名词了。

    李辉炳：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叶佩兰：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