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88年3、4月，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在北京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期间，本刊编辑部和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约请在京部分文物考古专家以笔谈形式评述这批唐代文物珍品。现按所论问题略加编次，刊布如下：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反映的一些问题
宿 白
这次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的一百多件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都是精品，非常好。
其中浙西的金花银盆和秘色瓷器代表了当时南方长江下游地区手工业的工艺水平，反映出长江下游地区经济的高度发展。而出自文思院的一批金银器是晚唐长安皇室作坊制作的，显得很单薄，和西安何家村窖藏及大明宫出土的金银器相比，显然是走下坡路了，远比不上浙西的金花银盆。所以，历史上记载：唐朝晚期，朝廷多靠江南进贡，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一些迹象。
这批文物中，密教的东西很多。佛教史上说，会昌以后，密教衰落了，但这次发现至少可以说明当时在社会上层密教还是很盛行的。这批密教文物还可以和其它几个问题联系起来：一是宋太宗请印度僧人翻译了那么多密教的经法，那么在此之前，密教是如何发展下来的呢?二是敦煌的密画很多，但在中原却见不到，文献记载也很少，只有《图画闻见录》和《益州名画录》记载中原和四川有十一面观音、千手观音等密教形象。这批东西提供了解答这些问题的重要线索。装藏指骨的那套宝函，从有五方佛的图象看，很可能是金刚界曼荼罗坛的形象。除了坛场外，摩羯杵、金刚单杵的图象也很多。据说出土文物中还有智慧轮(般若斫羯罗Prajuacakra)的供奉物，关于智慧轮，文献只记载过他在宣宗和僖宗时的情况，这次发现可以补充他在懿宗时的事迹。
这批文物还反映了中西文化交流中的问题。玻璃器中有不少早期伊斯兰玻璃器，它们是来自陆路，还是来自海路?如从陆路来，必须经过河西归义军地区，归义军和西方关系比较多，和唐王朝关系也很密切。那就是说，东方和大食在当时不是隔绝得很厉害。伊期兰玻璃器晚期的传世很多，早期的很少。这次发现的这些早期伊斯兰玻璃器在国外也很罕见，所以很重要。其中的盘口瓶大约是接近地中海东岸地方的产品，受到了东罗马系统玻璃的影响。这批玻璃器如果从海路运来，那就是沿海地区向唐廷的贡品了。
带托子的撇口玻璃碗，涉及我国烧制高级玻璃器的问题。过去知道的我国玻璃器制品，有的虽然比这件早些(如湖北郧县、安陆发现的)。但这件高级得多，透明度极高，很难烧制。这种撇口碗肯定是中国的器形，托子也是外国没有的。是我国哪里烧制的呢?能否出自耀县?撇口是中原、北方的器形，南方好象还没有。中原、北方其它产瓷的地点，晚唐时中央政府已不能控制。过去，在长安西市旧址曾发现过定窑白瓷，如果这种玻璃碗是定州产品，那就有可能是作为商品运至长安来的，当时玻璃器最有可能出自产瓷地点，这种情况，直到北宋初年还是如此，河南密县琉璃塔中发现的小玻璃瓶即可说明这一点。
丝织品是出土物中很重要的一项。种类太多了，尤其是蹙金织物那么多，给人印象极深。晚唐应是丝织工艺发展比较高的阶段，是由盛唐一直发展下来的。整理这批丝织品会有很大困难，应想办法尽可能少损失些。
几点观感
马得志
法门寺这次出土的文物不仅数量多，而且是皇室献供之物，其规格、等级也是最高的。其中的金银器皿代表了唐代特别是晚唐时期的工艺风格。玻璃器和秘瓷都为有关课题的研究提供了新资料。
我觉得这次所出的大量丝织品是特别珍贵的。我很同意宿白同志的意见，应将丝织品专列一项来研究。我国的丝织品自汉代以来，在世界上久负盛名，发展到唐代已达高峰。从记载可知唐代丝织品织造技术很高，种类繁多。这次所出的都是皇家所用的上品，若能将其一一鉴别，对研究我国丝绸史，无疑会作出很大贡献。
所出秘瓷，就其制作风格来看，不是耀窑产品，很可能为越窑所出。
关于器物，除精舍和其它少数几种外，绝大多数为中、晚唐的制品。特别是带有密宗色彩的文物，我认为都是中唐以后的。众所周知，密宗教派虽在隋以前传到我国，但真正传播开来是在盛唐后期，亦即在开元、天宝之际才发展，至中唐代宗时期得以盛行，直至晚唐。故所出带有密教色彩的文物，不会早过中唐。
法门寺塔基发掘与中国古代舍利瘗埋制度
杨 泓
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的发掘，对中国古代佛教文物的研究极为重要，意义之一是使我们对舍利瘗埋制度的变迁，有了更清楚的了解，对于1982年以前有关中国舍利塔基的考古发现。徐苹芳先生在《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一书的《唐宋塔基的发掘》一节中，已进行过综合研究①他在比较了河北定县北魏太和五年(481年)塔基、陕西耀县隋仁寿四年(604)塔基和甘肃泾川唐延载元年(694)大云寺塔基的地宫结构和出土文物以后指出，到大云寺塔基地宫修建时，舍利瘗埋制度已发生划时代的变革，“改变了印度用罂罈瘗埋的方式，而用中国式的棺椁瘗埋，更符合于中国的习惯”。1982年以后，在陕西地区的考古发掘中又不断获得有关隋唐时期瘗埋舍利的新资料。隋代的有西安东郊长乐路开皇九年(589年)瘗埋于清禅寺的舍利佛骨②唐代的有临潼庆山寺开元二十九年(741年)塔基地宫③和扶风法门寺唐代塔基地宫。法门寺塔基地宫最后被瘗封时为咸通十五年(874)④考察北魏、隋、唐的舍利塔基的瘗埋方式和容器，可以看出以下三点。
1.北魏时未筑地宫，只是把放置舍利的石函直接埋入塔基夯土中。隋代开始以砖石构筑简单的墓室状建筑，不再把放置舍利的石函直接埋入土中。仁寿四年宜州宜君县神德寺舍利塔，因是隋文帝命全国三十个州建立的舍利塔之一，故在石函外四周砌护石和砖墙。清禅寺开皇九年瘗埋“舍利佛骨八粒”系民间所为，故只有简陋的砖圹。到唐代，已发现的三处有纪年的舍利塔基，均修建了砖石结构的“地宫”。地宫仿墓室建筑，大云寺塔基及庆山寺塔基地宫均为砖室，前设甬道，并有壁画及雕饰精美的石门、门额。法门寺塔基地宫因系皇室所建，其规模、制度较前两处为高，地宫前有踏步漫道和隧道，地宫分为前、中、后三室，在后室还有一小龛。目前在陕西发掘的唐代墓葬，一般为单室，只有具有王或公主身份的人才能用前、后两室，可见法门寺塔基安放舍利的地宫，是模拟人间埋葬皇帝的最高规格的墓室构筑的。
2.盛放舍利的容器，北魏时是玻璃器、钵等，容器置于石函之中。隋代一般仍采用瓶、罐等容器盛放舍利，但奉隋文帝之命建立的舍利塔，则有专为盛放舍利而制的涂金盝顶铜盒，外面是石函。石函上所刻图象除护法的天王、力士外，还有佛弟子“舍利弗”、“大迦叶”、“阿难”、“大目楗连”等，均刻成佛涅槃时的悲戚哀哭的情状。到了唐代，延载元年大云寺塔基内，舍利容器共五重，最内是盛放舍利的琉璃瓶，其外依次为金棺、银椁、鎏金铜函和盝顶石函。以后到开元年间，庆山寺塔基地宫内，石函改为由六块青右构件组成的“释迦如来舍利宝帐”，雕饰精美，内置银椁、金棺和盛放舍利的绿玻璃瓶。晚唐时仍沿袭开元年间用石雕宝帐的作法，法门寺塔基地宫亦出土石雕宝帐一件。这里的舍利容器由于是皇室所献，有的多达八重，质料和制工更为精美，其中最具特色的仍是模仿人间葬具的以金、银或玉制的小型棺椁。
3.随同舍利瘗埋的“七宝”及施舍的财宝等物，北魏及隋代只放于石函之中。唐初大云寺舍利塔基地宫中，十二枚金、银钗还放于铜函内银椁周围。而在庆山寺塔基地宫中，由于设置了石雕舍利宝帐，因此将施舍的宝物等陈列于帐前和两侧，还在帐座前两角安置供养舍利的金莲花，帐前设三件三彩三足盘，中间盘内供放一对三彩南瓜。到晚唐时，法门寺塔基地宫中皇室施舍的供养物品更多，舍利容器也不止一套，地宫内布满文物，但摆设方式基本沿袭开元年间的传统。
中国古代以金棺、银椁为主要容器且构筑模拟中国式墓室的舍利瘗埋制度的形成，表明随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许多与之有关的文物制度改变了在印度次大陆时的原貌，出现了适合中国传统习俗的新形式。
根据上述发现，瘗埋舍利的容器从函盒改为金棺银椁这一变化，发生于隋仁寿四年(604年)至唐延载元年(694年)之间。这一变化还是与法门寺的佛骨舍利有关。据唐释道宣《集神州塔寺三宝感通录》记载，显庆五年(660年)春三月，敕取法门寺舍利往洛阳宫中供养，“皇后舍所寝衣帐直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数有九重，雕镂穷奇”。这应是以金棺银椁作为舍利容器的开始，而倡导者是武则天。大约武则天于显庆年间为法门寺佛骨舍利造金棺银椁后各地竟相仿效，大云寺的金棺银椁就是月前所见之年代最接近的标本。以后直至唐末，此风未衰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的咸通年间制作的金棺银椁，是唐代时间最迟的标本。当时以金棺银椁瘗埋舍利之风，不仅流行于京城附近或西北地区，也流行于江南地区，镇东甘露寺发现的唐李德裕瘗藏舍利的金棺银椁⑤可以为证。不仅如此，隋唐时期中国瘗埋舍利的制度，还曾东传日本。在日本滋贺县大津市滋贺里町奈良时代崇福寺塔遗址出土的舍利容器，⑥，正是采用了隋唐时期套装多层的制度，将盛放舍利的绿琉璃壶，装入盝顶金质内箱中，内箱外套银制中箱和金铜外箱，外箱下设带壸门的底座，与隋唐瘗埋舍利的金属函盒大致相近似。目前法门寺塔基地宫中的几套瘗藏舍利的容器，还没有正式发表，我们期望能早日见诸报告，以便人们对唐代瘗埋舍利的制度有更进一步的了解。
除舍利容器以外，法门寺塔基地宫中还出土大量有关佛教的法器和供养具，例如锡杖，就是考古发掘中首次发现的珍品。对于中国古代佛教法器和供养具的研究，在中国佛教文物研究中至今仍是空白，希望对法门寺塔基地宫出土文物的研究可以填补这一空白。
注 释
①
②郑洪春《西安东郊隋舍利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1期。
③《临潼庆山寺塔基出土百余件珍贵文物》，《文博》1985年第4期。
④法门寺考古队《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2期。
⑤江苏省文物工作队镇江分队等《江办镇江甘露寺铁塔塔基发掘记》，《考古》1961年第6期。
⑥[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日本の金工》，图版99，1984年。
世界瑰宝——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观感
常又明
陕西扶风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在北京的展出，为有关方面的学者提供了难得的观摩研讨的机会。这里着重就其中的琉璃器谈谈我的观感。
唐王朝在法门寺修建护国真身宝塔和保存、供养佛指舍利的地宫，用意在于祈求佛对国家的保佑。对放置地宫中的法器和供养器等物品必然务求精良，以示虔诚隆重。它们有的是特制的，有的原是宫廷所用珍物，或系国产，或系外来，总之都是当时一流佳品。在供养器中，除金银器外，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选用了只供宫廷使用的秘色瓷，另一方面又选用了以伊斯兰器为主的琉璃器，数目相等，各19件①。这一情况似非偶然。依我看，它意味着唐皇室珍视这批伊期兰琉璃器，把它们和越州产的造型典雅、釉泽晶莹的秘色瓷器放在并列的地位，供奉于佛舍利之前。
我国是较早制造琉璃的国家，在琉璃制造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我国曾从埃及、西亚来输入琉璃制品，通过仿制吸收其先进的制造方法，但是一个时期内对工艺技术的掌握并不稳定。到了九世纪的晚唐时期，我国金银器的制作在吸收、消化萨珊金银器作工艺技法和纹样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地宫出土金银器就是新的证明)，但琉璃器的制造还不及伊斯兰世界的西亚和埃及。九世纪的伊斯兰美术属于其早期的最后阶段——阿巴斯朝时期。这是伊斯兰美术风格初岁形成的重要时期。伊斯兰琉璃器经过一段在技法、形制和纹饰上承袭罗马时代和萨珊时代工艺传统的时斯以后，于九世纪进入创造伊斯兰新风格，追求高水平的制造工艺的阶段。伊斯兰琉璃器和其他工艺品如水晶器和织有阿拉伯文字的丝织品等。曾受到欧州人的重视，成为欧州基督教堂的藏品，例如，威尼斯圣马可教堂就藏有一件九世纪前半期出自呼罗珊的绿松石色的琉璃质碗②。现在，法门寺塔地宫中又出土了这批早期的伊斯兰琉璃器，由此可见当时伊斯兰世界在琉璃器制造方面的领先地位，其工艺精良的制品在东方和西方都受到重视。同时，还可以看出，在中世纪，世界三大宗教在发展和传播上虽然存在矛盾，对抗和斗争，但在文化和艺术交流上并不完全互相排斥，反而为保存对方文物起了一定作用。
在这些伊斯兰琉璃器中，有一件十字团花纹蓝琉璃盒，内底镌刻图案，正中花心为方，方格内又以交叉斜平行线构成小方格格纹；从中心方格四出部分为半圆带尖花瓣，构成居中的十字形花。此种纹样的早期形式可以上溯到公元前5000年的“乌贝德 I”(Ubaid I)，亦即早斯“厄里都”(Eridu)彩陶平盘图案③，而其后来的变化发展则在瓦冷西亚的十五世纪早期西班牙——摩尔式金色闪光釉盘的纹样上留下了踪迹④。展出的刻花蓝琉璃盘还有四瓣花纹、八瓣花纹和刻花描金盘各一件，它们的基本纹样在萨珊灰墁装饰纹样中有相似的母题，见于吉西I号(K sh I)宫殿的灰墁浮雕⑤。上述这些刻花蓝琉璃盘，镌刻刀法自然，线条生动，富于感情，不拘于刻板的工整，出于有创造性的艺人之手，不仅在我国罕见，在存世的早斯伊斯兰玻璃器中也是有代表性的罕见的佳品。两河地方是萨珊琉璃器的产地有镌刻琉璃的传统技法，这些刻花盘的主要纹样又源出于两河南部，因此，它们的产地应首先考虑的是两河，其次才是叙利亚一带。
展品中还有一件值得注意的石榴纹黄色琉璃盘，在黄地上有仿平涂笔法的黑色石榴花苞纹，对比鲜明爽朗，风格接近在萨马拉出土的带有中国影响的九世纪白地青绿花叶纹碗⑥。这种装饰手法在九、十世纪中曾流行于两河和伊朗。
早期伊斯兰工艺品，特别是琉璃器，存世甚少，并且由于初斯承袭先代工艺、形制、纹饰而与先制品混同，不易辨认，有些作品难以明确断代。这种情况给研究早期伊斯兰美术的发展演变造成困难。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琉璃器，其断代下限可以确定为地宫封闭的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又据地宫石刻献物帐，琉璃器大多为僖宗李儇所供奉，推测进入唐朝宫廷当不会为时太早。结合其精致的镌刻工艺及明显的伊斯兰风格纹饰看，它们的制作年代的上限不出九世纪初，很可能是九世纪中期阿巴斯王朝一度以萨马拉为首都期间(838—883年)的产品。
这些伊斯兰琉璃器的年代下限(874年)比萨马拉出土的伊斯兰文物的下限至少提前十年，而上限不出九世纪初期，可以用来和萨马拉出土的釉陶，琉璃器对证，并作为对别处的相似文物进行断代的依据。因此，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伊斯兰琉璃器不仅是中国和西亚交通和文化交流的物证，而且还对早期伊斯兰美术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是早期伊斯兰美术的一个重要新发现。
在历史，文化史和各种艺术史的研究上，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扩大、东方和西方、国内和国外的学者都面临着两方面的情况，一方面，存世文字材料和实物日益显得不足，新材料和信息的来源今后主要依靠对地下埋藏的文物的发现和研究，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越来越重视考古发现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要弄清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问题，必须从更广阔的范围，也就是从世界的范围来进行综合的研究。这就是“东西方的会合”的呼声日高和文化比较研究得到发展的原因。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在这两方面都对我们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它们的出世，不仅为我们研究唐代历史和文化提供了新的、生动的实物和文字材料，而且为我们认识唐代文明在当时世界上的地位，为中外学者对世界文化进行比较研究投射了新的光芒，显示了新的方面。它们不仅是中国的瑰宝，而且也是世界瑰宝的一部分。它们的出世还表明，中国考古的黄金时代并没有结束，而是仍在继续。中国考古工作的不断取得新的进展以及中外学者对这些成果的掌握和运用，将有助于我们通过各自的工作的综合努力，日益接近实现编写出名符其实的世界历史、世界文化史和世界美术史的目标。
注 释
①法门寺考古队《法门寺文物简介》，见石兴邦编选、韩伟图版解说《法门寺地宫珍宝》，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年。
②Arthur U.Popc Phylis Ackcrman(cds)，A Survcy of Pcrsian Art.Sopa，Ashiya tary Vol.XII1，p.1444.
③Seton Lloyd lnc Archacology of Mcsopotamn.Thames Huason London.1987，p.44Fig.12.
④David Talbot Rice，Islamic Art，Thamcs Hudson，Reviscd dcition 1975，II1us，154.
⑤同②，Vol，I.p.612，Fig，139.
⑥同③，Liius.32。
关于法门寺出土金银器的几点看法
卢兆荫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文物，十分丰富而精美，保存也相当完好，是研究唐代政治、文化、中外交通和佛教艺术的珍贵资料。在佛教文物方面，这是一次空前的大发现。其中丰富多彩的金银器皿，是继何家村窖藏以后，唐代金银器的又一次重要发现，而且在许多方面，其重要性超过了何家村窖藏。这里谈几点个人的看法。
第一，这批金银器皿代表了唐代(主要是晚唐时期)金银器制作工艺的最高水平。从目前看到的资料考察，这些金银器主要是长安的文思院和包括浙西在内的江南地区制造的。文思院是专为皇室(包括皇帝后妃等)制作金银器用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在当时是工艺水平最高的造作所。浙西等江南地区，至少从中唐以后，金银器制造业也十分兴盛。《旧唐书·李德裕传》记载，唐敬宗曾一再诏浙西观察使(治润州)李德裕进献“银盝子妆具”。这充分说明当时润州(治所在今江苏镇江市)的金银器工艺水平之高，已为最高统治者所垂涎。镇江丁卯桥所出的银器和甘露寺塔基出土的金银器，应该都是当地制造的。法门寺的一些器物，在造型和纹饰上和丁卯桥银器也有相似之处。从以往出土的金银器可以看出，除润州外，还有江南东道的越州(治所在今浙江绍兴市)，江南西道的洪州(治所在今江西南昌市)、宣州(治所在今安徽宣州市)，都曾向朝廷进献过金银器。所以法门寺所出的金银器、除浙西制造的以外，还可能有江南东、西道等其他地方的制品，江南地区的经济在唐中叶以后超过了北方，其金银器制造业的兴盛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第二，这批金银器主要是晚唐时期懿宗、僖宗供奉的。其制作的时间当亦相距不远，大概是公元九世纪中叶前后的产品。以前出土的金银器、除有纪年铭文的以外，断代一般比较困难，如对何家村金银器，在断代上就有不同的意见，这批器物时代明确，给今后唐代金银器的断代，提供了可靠的标尺。
第三，金银器的铭文中，有关文思院的记载，是很重要的资料。《新唐书》中只在少府中尚署下有“金银作坊院”的记载。至于作为制造“金银犀玉工巧之物”的“文思院”，一般都认为是宋太平兴国三年所置，也就是北宋以后才有的。这次发现，说明至迟在晚唐的懿宗时期，“文思院”已是为皇家制造金银器物的手工业作坊了。铭文所记，补充了文献记载的不足。
第四，金银器上的铭文内容丰富，为研究唐代金银作坊院(文思院)的组织管理制度提供了难得的材料。
总之，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金银器，等级高，工艺精湛，数量和种类多。全部资料发表后，必将大大地促进唐代金银器研究工作的开展。
法门寺出土文物中的茶具
孙 机
法门寺出土文物中有几种茶具，根据物帐，它们都是僖宗所施，虽然配套不甚严格，但是可以看作是一组器物。唐代茶具过去曾零星发现，但每次所出品种均较单纯，难以反映出烹点的全过程。此次多种茶具同时出土，它们各专其用又互相配合，这就为认识唐代后期的饮茶方式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以下试依次谈一下它们的功用。
一、银结条笼子与银镂孔笼子。它们大约是盛茶饼用的。唐、宋人习惯用笼子盛茶饼。宋庞元英《文昌杂录》卷四“叔父魏国公……不甚喜茶，无精粗共置一笼，每尽即取碾”，可证，唐代多将茶制成茶饼，饼有方、圆二种，即陆龟蒙诗所称“方圆随样拍”。其中的方饼常被称为方，圆饼则称为团。而无论方饼、圆饼，都要穿成串，《新唐书·陆贽传》说他“止受茶一串”，反映的就是这种情况。串有上、中、小之分，银笼子的体积不大，其中盛的可能是重四五两的小串。笼本以竹篾编制，其孔眼或为“六出圆眼”(《茶经》)或为“簇四”圆眼(《营造法式》)，统称毯路纹。元曲《燕青博龟》“他把我这个竹眼笼的毯(路)蹬折了四五根”，是其证。这种图案至宋代很流行，在金银器、丝织物、建筑装修等方面被广泛应用。通过这两件饰以毯路纹的银笼子，可知这种图案在唐代已基本定型。
二、银茶碾。《茶经》里说茶碾用木制，西安出土的本明寺茶碾是石制的，讲究的茶碾则用银制。《大观茶论》说：“碾以银为上，熟铁次之。生铁者大量掏拣槌磨所成，间有黑屑藏于隙穴，害茶之色尤甚。”其实即便是熟铁也带有气味，即如苏轼所称“铜腥铁涩不宜泉”，故此碾用银制，其碾轮上的刻文自名为“轴”，更表明此类茶碾的造型是截取圆形物碾的一段而成。晚近习见的辊碾要到元才出现，元以前之所谓碾皆指以槽承轮的*(左车右呙)碾。茶碾贵小，《仙神隐》说：“茶碾……愈小愈佳。”此碾槽面之长，仅合唐小尺8寸许。象西明寺茶碾那种大型石碾，可供僧众聚饮之用，而并非显贵清供之器。
三、银茶罗。碾出的茶末还要过罗。罗多以木片卷屈为圈，底张纱罗而成，宋人《茶具图赞》中的“罗枢密”画的仍是此式罗，古代的茶罗过去从未发现过，这次出土的银罗可谓绝无仅有之例。罗在《茶经》中的虽曾提及，但一笔带过，对它的作用未加申说。这是因为陆羽讲的是烹茶法——以 烹茶，再以杓酌入碗中，茶末稍粗些无妨。而唐代后期兴起了以茶瓶煮汤，下末于碗，再持瓶注汤之点茶法，对于后者说来，茶末的粗细是至关重要的，蔡襄在《茶录》中明确指出：“罗细则茶浮，粗则水浮，而茶末的浮况又是斗茶胜负的关键，只有当茶末极细，汤侯适宜，水温不高不低，入水与茶末的比例不多不少，茶碗事先预热好，冲水时又搅得极匀，碗中之茶才能呈悬浮的胶体状态，“调如融胶”，“周回旋而不动”，“谓之咬盏”(《大观茶论》)。这样的茶“着盏无水痕”、也就是梅尧臣诗所说；“烹新斗硬要咬盏”之意。如果烹点不得法，末粗茶沉，懈而不：“硬”，茶，水游离，从而粘附碗壁；形成水痕，茶就斗输了。故蔡襄说：“建安斗试，以水痕先者为负，耐久者为胜。”可是到了明代以后，随着饮散茶之风的普及，何谓斗茶，讲茶史者已不甚了了。如明王象晋在《君芳谱》中竟把蔡襄的话改成“建安斗试，以水痕先没者为负”，真是差之一字，廖以千里了。法门寺银茶罗上残存的纱罗，极细密，虽然不一定就是蔡襄称道的最适宜制罗底的《蜀东川鹅溪画绢》，但仍可反映出这时对茶末颗粒的细度已加重视，斗茶的若干原则这时已渐次萌生。
四、银盐台。此物也是在这里第一次见到。唐人饮茶或调以盐。《茶经》中记有“鹾簋”，并说：“初沸则水合量，调之以盐味。”唐薛能《鸟咀茶》诗亦云：“盐损添常诫，姜宜煮更夸。”至北宋，这种作法虽已不太流行。如苏轼《东坡志林》卷十谓：“近世有用此二物(盐、姜)者；辄大笑之。”但他在《和蒋夔寄茶》诗中又称：“老妻稚子不知爱，一半已入姜盐煎。”北宋时成书的《物类相感志》中也提到：“芽茶得盐，不苦而甜。”可见此时茶中仍偶有用盐的。南宋时，郑樵在《通志》卷七六中却认为“茶而入姜、盐，则下品也”。到了明代、张萱在《疑耀》中更说：“烹茶今未闻有用盐、姜者。”则此法至此时已趋消失。
五、银茶匙。此匙饰鸿雁纹，与镂孔银笼子及银茶碾之纹饰相近：其柄较长，又与中国历史博物馆所藏北宋“妇女涤茶具画砖”上之茶匙。蔡襄说：“茶匙要重，击拂有力。黄金为上，人间以银、铁为之，竹者轻，建茶不取。”此匙正以银制。
六、带托的玻璃茶碗。唐代的鎏金银茶托曾在西安出土，整套的瓷茶与托子也曾在宁波和长沙出土，式样均与之相近。再结合物帐上的记载，其为茶具固无容置疑。这种器形为我国所特有。所以它们当是中土之产品。带托的茶碗一般皆用于点茶，故此碗当能耐沸水的冲注。它在工艺上的成就很值得深入探讨。
宋代茶色尚白，故茶具尚黑建。又由于《茶经》推崇越器，故说者或以为唐代的茶碗也以色深者为贵，其实不尽如此，唐代罕见白茶，茶以绿色者为主。《茶经》就说“越瓷青而茶色绿”。李泌茶诗“旋沫翻成碧玉池”，白居易茶诗“渴尝一盏绿昌明”，皆着眼于此。这种情况至五代仍未改变，郑遨茶诗“唯忧碧粉散，尝见绿花生”，可证。由于茶是绿色，故无须以深色的茶碗相衬托。比如唐释皎然茶诗就说“素瓷雪色飘沫香”。又皮日休《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他虽然提到越瓷，却仍将白色的邢瓷放在第一位。所以法门寺所出带浅黄绿色的玻璃茶碗，正符合当时的时尚。
总之，根据这批茶具，可知点茶法在唐代后期已较流行，茶具的种类已较完备，烹点技术已相当讲究。凡此种种，均为末茶饮法至北宋时之臻于极盛奠定了基础。
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
冯先铭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文物数量多，品种丰富，物帐的出土尤其有特殊的意义，绝大部分出土文物均详细列在物帐之中，名物相符。人们通过物帐的刻铭得知很多晚唐时期文物的具体名称，解决了不少以往悬而未决的问题，秘色瓷就是其中一例。
法门寺出土了十几件秘色瓷，至少涉及两个问题过去没有定论：一个是秘色瓷的始烧年代，另一个是“秘色”究竟是一种什么颜色。下面就这两个问题谈一下我的看法。
秘色瓷一名唐以后历代文献多有记述最早描写的要属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其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诗句早为谈瓷的人所津津乐道。陆龟蒙将秘色和越器相联系，清楚地点出了秘色瓷为越窑所产，应当说，秘色瓷在当时为人们所了解，特别是得到诗人的赏识，是在它问世一段时期之后了。
五代时期秘色瓷一名在文献中凡五见。后唐同光元年(923年)，徐寅奉闽王王审之之命，出使后唐朝贡，所作《贡余秘色茶盏》诗云：“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旋薄水盛绿云。”赞咏了秘色瓷茶盏。前蜀王王衍报后梁末帝朱有贞的信物之中有金棱碗，在“致语”中有“金棱含宝碗之光，秘色抱青玉之响”之句。《十国春秋》中记载吴越宝大元年(924年)、后唐清泰二年(935年)、后晋天福七年(924年)吴越王前后三次向后唐、后晋朝贡，贡物之中都有秘色瓷器；清泰二年向后唐朝贡物品中更具体地提到“金棱秘色瓷器二百事”。特别值得指出的是，闽王、前蜀王贡后唐及报梁的贡物、信物之中均有秘色瓷，足见它已风行各地，闽王、前蜀王都曾派人跋山涉水到吴越定烧秘色瓷器。
宋代文献中提及秘色瓷的更多。《十国春秋》著录吴越王在北宋开宝二年(969年)至太平兴国八年(983年)的十五年间，向宋王朝朝贡八次，每次均有瓷器在内，其中明白提到秘色瓷的有两次，其余六次记录为瓷器、金釦越器、越器及金银瓷器，这些不同名称所指的也应是秘色瓷。《宋会要》也述及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越州贡秘色瓷器五十事。此外周辉《清波杂志》、越德麟《侯鲭录》及曾慥《高斋漫录》三书之中均有“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氏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一类记载。
从上述文献可知，越窑为宫廷烧造秘色瓷器自唐至宋历时三百年之久。建国以来唐墓出土的浙江青瓷为数不多，一般都认为是余姚越窑产品，很少有视为秘色瓷的。而谈瓷的人对《清波杂志》、《侯鲭录》、《高斋漫录》则常引用，多数主张秘色瓷始于五代吴越钱氏。法门寺出土十几件秘色瓷后，唐代烧制的御用秘色瓷才被人们所见识，陆龟蒙的“秘色越器”也由此得到证实，据此可以得出秘色瓷始于唐的结论。
秘色瓷的“秘色”究竟是一种什么颜色，过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陆龟蒙喻为“千峰翠色”，虽充满了诗画意，却很难用单一的色调来恰当地形容。有人谓翠青色，这是据“千峰翠色”演绎出来的，同样没有指明其色调；有人形容为艾色；还有人形容为青绿、湖绿色。法门寺出土的十几件秘色瓷呈现两种不同的釉色，除两件漆平脱瓷碗为青黄色外，其余均为青绿及湖绿色，釉色纯正，釉质晶莹润澈，使人们看到了典型的秘色瓷的庐山真面目，由此一了多年来对秘色瓷的不同认识与理解。
青绿和湖绿色釉的秘色瓷是还原焰烧成，而青黄色釉的为氧化焰烧成，不同釉色的出现。表明晚唐时期秘色瓷的烧制技术还没有达到历史高峰。犹如龙泉窑南宋时期烧出了娇美的粉青和梅子青釉，但同样没有达到烧造高峰。在余姚上林湖晚唐窑址及龙泉南宋大窑址里，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不同青釉、青灰釉和青黄釉的瓷器碎片标本瓷器在窑内放置位置不同，承受的温度也不同，即使它们使用同一种原料，胎釉化学组成相同，烧后也会出现不同的效果。真正掌握瓷器烧造中的还原技巧，要晚到18世纪初清雍正年间，这时景德镇御窑厂烧制的各种青釉釉色完全一致，达到了我国青瓷烧造的历史高峰。
漆平脱秘色瓷碗脱胎于唐代金银平脱和漆器平脱工艺。建国以来陕西、河南唐墓出土文物中有金银平脱铜镜及漆平脱铜镜，但还从未出土漆平脱秘色瓷器。法门寺漆平脱秘色瓷碗完整实物的出土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这是一个重要新发现。
16件秘色瓷中有一件八棱瓶，瓶体作八方形，肩部凸起弦纹装饰。相似的八棱瓶目前有三件，一件为传世品，收藏于故宫博物馆，另两件为出土物。五十年代陕西西安于唐咸通十二年(871年)张叔尊墓出土一件，比法门寺出土的八棱瓶早，肩上有凸起绳纹装饰，造型特征与法门寺八棱瓶相同。另1954年故宫博物院在余姚上林湖晚唐遗址里采集到为数不多的八棱瓶遗物碎片，也可资对比。
法门寺出土的秘色瓷中，盘、碗的口径均较大，都超过二十厘米，这样大的秘色瓷以往极少见到，这一批晚唐秘色瓷器物完整无损，釉层莹澈无疵，又有纪年可考，对于晚唐秘色瓷的断代研究无疑会起到极大的作用。通过这些秘色瓷使我们目睹了晚唐时期宫廷用瓷豪华精湛之一斑，它们与同时出土的金银器具有相同作用，是仿金银器的特征制作的。
略谈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
李辉柄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越窑青瓷——秘色瓷，是一项重大的发现。
“秘色瓷”最早见于唐陆龟蒙的《秘色越器》诗，诗中“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描写了秘色瓷器的釉色，唐末五代徐寅所作的《贡余秘色茶盏》诗，也以“捩翠融青瑞色新”来赞咏秘色瓷。宋人赵德麟说：“今之秘色瓷器，世言钱有国越州烧进，为供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宋会要》以及《宋两朝供奉录》等文献，都记载了五代至北宋初期的秘色越器。
秘色瓷究竟是什么样的瓷器?如果历年来浙江杭州、临安五代墓以及临安晚唐钱宽墓与水邱氏墓出土的大批越窑青瓷还不能证实是文献上所述的秘色瓷的话，那么这次法门寺出土文物终于为解决“秘色瓷”这一长期存在于古陶瓷界的疑难问题找到了可靠的证据。
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共有10余件。它们的造型规整，质地优良，制作精工，釉以青绿为主，与陆龟蒙《秘色越器》诗所描述的釉色相吻合，同时出土的物帐把这批精致的越窑青瓷称之为“秘色瓷”，这就有力地证明了当时所谓的秘色瓷就是越州窑青瓷，法门寺的这一发现，提供了秘色瓷的标准器物法门寺塔地宫闭封于唐懿宗咸通十五年，即公元874年，秘色瓷烧造时间至迟应在此以前，较之浙江临安晚唐钱宽墓、水邱氏墓出土的越窑青瓷还要早近三十年。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先后发掘的钱氏家族、重臣墓葬，出土的越窑青瓷以青黄釉为主，青绿釉所占的比重直至五代时才逐渐增大。这次法门寺出土的越窑青瓷时代早，以青绿釉器为主，包括少数青黄釉器物，并出现了银扣加金银装饰。这说明秘色瓷即包括青绿釉、也包括青黄釉在内。另外用金银装饰瓷器也并不是从钱氏群臣奢侈成风才开始的。
瓷器的烧制往往是同窑不同色，这是由于釉的呈色取决于窗内火焰的不同与变化，而火焰的控制又是十分困难的，所以青瓷釉色或深或浅，或浓或淡，是不足为奇的。根据这次法门寺的重大发现以及文献记载，“秘色瓷”从广义讲，就是指越窑青瓷；从狭义上讲，应当是越窑青瓷中拣选出来的精品，无论它是青绿釉还是青黄釉瓷器。所以浙江地区唐五代墓出土的越窑青瓷除少数青绿釉器可以确定为秘色瓷外，多数青黄釉的器物也应当属于秘色瓷的范畴。当然，秘色瓷中两种釉色相比，还是以青绿色的为上，这反映在“千峰翠色”、“捩翠融青瑞色新”等诗句中，在出土文物中就更加明显。这次法门寺出土的两件青黄釉大碗，均银釦，外涂黑漆，并有金银团花等装饰，非常精致。在浙江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葬中，金银釦或涂金彩装饰的越窑青瓷也多半为青黄釉。这说明青绿釉器制作虽同样精工，但由于釉色不如青绿釉更受人青睐，而往往增加些辅助性的装饰，使其更加美观。
青瓷是我国瓷器的传统品种，其色调的产生主要因胎釉中氧化铁的存在。如果瓷器在氧化气氛中烧成。胎釉中的铁和足够的氧结合，处于高价铁(三氧化二铁)状态，就呈黄色，如在还原气氛中烧成，因火焰中的氧不足，就会把胎釉中氧化铁的氧夺去一部分，就使铁处于低价铁(氧化亚铁)状态，呈青色，法门寺出土的青绿釉秘色瓷是在还原焰中烧成的，烧造时窑内气氛掌握得恰到好处，应当说是越窑青瓷烧造技术的最高体现。有的学者根据《老学庵笔记》里所记“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及《宋史·地理志》里有关耀州贡瓷的记载，提出法门寺出土的青瓷是否为耀州窑或鼎州窑产品的问题。我认为这种釉色如千峰翠色的精美青瓷在当时可说是非越窑莫属。其造型及烧造方法等明显具有越州窑青瓷的特征，而与唐代耀州窑青瓷相比有较大的区别。至于鼎州窑尽管有文献记载、窑址至今还未发现，也无确切产品可供比较。法门寺出土的八棱直颈瓶与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相同，在余姚上林湖越窑窑址中也拾到过器形相同的碎瓷片标本。这就更加证实了秘色瓷的产地是越窑，而不是耀州窑或所谓的鼎州窑。法门寺出土的有“浙西”字样的鎏金双耳银盆、鎏金银龟盒及迎真身银金花十二环锡杖等金银器物，大部分同青瓷一样都产于浙江。
唐代越窑青瓷为当时全国青瓷之冠，秘色瓷又是其中最佳者，是唐五代宫廷专用的精品。由于秘色瓷名声大、影响广，所以各个时代，不少地区大量仿制，并也以“秘色瓷”相称，因此就出现了“秘色瓷烧造地点不限于越州”或“秘色瓷历代都有烧造”等错误提法，在这种情况下，所谓的“秘色瓷”已成为青瓷中釉色上乘产品的代名词了。
古陶瓷研究中，文献资料与陶瓷实物是相辅相成，相互印证补充的两个方面，在对文献整理研究的同时，运用考古学的方法，以出土文物与史料对照，获得确切的结论，是非常必要的。法门寺发现的越窑青瓷与文献记载相印证，完全证明了秘色瓷为唐五代时越州窑烧造的贡瓷。
青瓷工艺成熟的标志
李知宴
法门寺塔地宫内的唐皇室供奉珍宝中有十几件越窑青瓷器引人瞩目。
这批瓷器包括碗、盘、瓶、钵等，每件都制作得端庄规矩、线条优美。器物的口、腹、底各部位以至瓶腹的突棱全作得一丝不苟，线条的长短盘曲，处理得大方得体，胎体的厚薄也都安排得与使用功能相协调，没有生烧或过烧现象。所有这些都说明当时工匠已能熟练掌握成型工艺。从支烧所留下的小垫饼痕处看，浅灰色胎细腻致密，胎体颗粒均匀纯净，没有当时瓷胎上多见的杂色和粗大颗料，叶没有窑裂、断层和起泡现象。说明瓷上原料的开采、捣碎、淘洗都很精细。青瓷釉面晶莹润泽，如宁静的湖面一样清澈碧绿。正如唐代诗人陆龟蒙在《秘色越器》诗中赞誉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生产釉色上好的青瓷需在烧制后期控制窑内的还原气氛，使胎、釉原料中氧化铁(Fe2O3)还原为氧化亚铁(FeO)赋于瓷器以青绿颜色。如果还原所氛控制不好，或烟尘污染釉面，釉面就将出现杂色，失去美感。这些青瓷中除2件镶嵌金银的釉面发黄以外，全都通体碧绿，表明那时越窑的烧窑工艺及窑炉设计已达到很高水平。
法门寺出土的这批瓷器使我们第一次见到了越窑青瓷进入最高统治集团的实物。在记录皇室供奉器物的物帐上，这批瓷器称为“秘色瓷”，从一个方面表明了瓷器与皇室、君主、佛教的密切关系，进而体现了瓷器工艺社会地位的提高，这对封建制度下的瓷器生产业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瓷器主要原料为粘土，没有黄金、白银、玉石、珠宝、琥珀、水晶、丝绸等质料贵重，一向由民间作坊生产，作坊都建在青瓷土矿藏的山乡，产品不象金银珠宝普遍受到人们的称赞和追求，公元九世纪以前文献很少记载。法门寺地宫出土的青瓷器是唐懿宗用来供奉佛祖释迦真身舍利的众多珍宝中的一种，表明秘色瓷与金银珠宝同样成了最高统治阶层追求的奢侈品。在这种情况下，由皇室直接控制的“官窑”应运而生了。同时，由于瓷器使用面的扩大，产量随之增加，瓷器制造业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社会上。
自唐以后很长的历史时期内，越窑青瓷工艺成为各地瓷窑学习模仿的对象，湖南长沙铜官窑，陕西铜川耀州窑，浙江婺州窑、瓯窑、龙泉窑，江西景德镇黄泥头窑的考古发掘发现的青瓷，以及朝鲜高丽青瓷等，从造型到釉色都或多或少地受越窑影响。婺州窑、瓯窑、铜官窑的有些产品与越窑青瓷十分接近。陆游《老学庵笔记》云：“耀(州)出青瓷器，谓之‘越器’，似以其类余姚县秘色也。”(《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卷二，中华书局版)。庄绰《鸡肋编》卷上《龙泉佳树与秘色瓷》提到：“处州龙泉县多佳树，……又出青瓷器，谓之秘色。”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三二《陶尊》条曰：“陶器色之青者，丽人谓之翡色。”《陶炉》条又写到：狻猊出香，亦翡色也，上有蹲兽，下有仰莲以承之，诸器惟此物最精绝，其余则越州古秘色、汝州新窑器，大概相类。”明清时期，景德镇窑以精湛的技艺生产出的超越前代的青瓷器，还被称作秘色瓷(见《枣林杂俎》、《扬州画舫录》)。
法门寺塔地宫越窑青瓷的出土，解决了长期以来陶瓷界存在争议的“秘色瓷”问题。以往这个问题的讨论只靠文献资料，而文献的记载又众说不一，研究的证据不足。现因越窑青瓷与物帐同时出土，可谓名符其实，使秘色瓷真相大白。结合考古发现，秘色瓷的始烧年代也大致可以确定下来。
九世纪以前，越窑青瓷生产量不大，品种少，工艺尚不够成熟，九世纪中叶以后，越窑青瓷精致产品逐渐多起来，并得到文人的赞赏。最早歌颂秘色瓷的是唐陆龟蒙(?—881年)，估计他作《秘色越器》一诗的时间和这批越窑青瓷珍藏入地宫的时间相差不会太远，另外陕西西安唐张叔遵墓(咸通十二年，871年)出土的一件越窑长颈八棱瓶(与法门寺出土的瓶相同)、浙江宁波唐代港口遗址(大中二年至乾宁五年，848—898年)出土的大批越窑青瓷都与法门寺出土瓷器的年代相当。国外如泰国、斯里兰卡、日本、朝鲜等国发现的越窑青瓷，也是九世纪中叶以后的产品。秘色瓷开始生产的时间约为公元九世纪中叶，进入十世纪以后的五代十国和北宋初期，秘色瓷生产形成高峰。越窑青瓷发展的这条脉络清楚了，那么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的学术价值也就不言而喻了。
珍宝再现 舍利重辉——法门寺出土文物观后
马世长
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塔是我国境内的一座著名古塔，1987年地宫内发现了佛骨舍利和大批珍贵文物。我国塔基地宫解放后已发掘十余处①，法门寺塔地宫是出土文物最丰富，入藏文物规格和学术价值最高的一处。法门寺塔地宫的发掘，无疑是佛教考古的一次空前发现。
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的诸多文物，都与塔中瘗埋的佛骨舍利有关。舍利，即佛的骨身。佛教徒恐滥同于凡夫死人之骨，而以梵名称之。凡佛的“牙齿发爪之属，枯盖目睛之流，衣钵瓶杖之具，坐处足蹈之迹”，佛教信徒均视为圣物、圣迹、皆可起塔供养。因此舍利塔中，还有佛发塔、佛衣塔佛钵塔佛乐塔等佛曾告诉其弟子：“若有人乃至供养我之舍利如芥子等恭敬、尊重、谦下供养”，即可得涅槃界所以佛教信徒十分重视供养佛舍利和瘗埋舍利的佛塔。佛教徒还认为，对于佛塔“造新不如修故”。因此许多佛塔被信徒一再重修。河北省定县静志寺塔地宫重建于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7年)，而地宫中瘗埋的却有北魏兴安二年(453年)石函、隋大业二年(606年)石函、鎏金铜函和唐代石棺等②，表明静志寺塔在北魏，隋、唐、北宋经过多次重修。扶风法门寺舍利塔的重修和地宫的开启次数则更多。
法门寺塔北魏、北周时名阿育王塔，传说是阿育王所起的八万四千塔之一③。阿育王起八万四千塔的传说，见于多种佛典和中国僧人著述。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的故事，在敦煌石窟的壁画中也多次出现④。在中国僧人的记载中，曾将中国境内十多座佛塔归入阿育王所造塔之列，法门寺塔亦在其中。其实，阿育王时佛教尚未传入我国，也不可能有佛塔出现，这一传说显系中国僧人的附会之谈，不足凭信。
如果说法门寺塔在北魏时已存在，当大体可信，因国内迄今尚有许多北魏佛塔实例，可为文献记载之佐证。
法门寺塔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对法门寺塔的重修、开启，迎请舍利，有简要的叙述。在《法苑珠林》、《佛祖统纪》等文献中，也有许多有关法门寺塔逸事的记载。从这些记载中可知此塔多次开启、重修以及迎奉舍利的情形，现略述如下：
北魏时，歧守拓跋育“初启塔基，肇申供养”。
北周灭法，“庙宇破坏，唯有二堂”。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令三十一州立佛舍利塔，岐州凤泉寺(即法门寺)亦在其中，并有感应事迹。
唐初，法门寺二堂毁于火，贞观五年(631年)，岐州刺史张德亮(一作张亮)请建殿以覆塔基，太宗诏许之，开启地宫，出佛舍利。
高宗显庆四年(659年)僧人智琮慧辨请出舍利，帝许之，寺塔所出舍利，形状如上指初骨，长可二寸。丙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渐，内外光净。以指内也，恰得受指。至显庆五年(660年)三月，敕请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时西哉又献佛束发顶骨至京师。皇后为舍利造金棺银椁，雕镂穷奇，至龙朔二年(662年)送还本塔。其时京师与塔寺僧人及官人数千人，共下舍利于石室掩之。
中宗时，此塔曰大圣真身宝塔，并纪之国史。
肃宗至德二年(757年)复请舍利至禁中，奉于内殿。
德宗贞元六年(790年)春，诏出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复送诸寺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遣使送还，复葬故处。
宪宗元和十三年(818年)十一月，功德使上言，请迎凤翔法门寺塔佛指骨。十二月遣使迎之。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迎法门寺佛指骨至京，于禁中供养三日，又历送诸寺。王公士庶争先舍施。有竭财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
武宗会昌四年(884年)三月，禁供养佛牙。五台、终南、泗州普光王寺，凤翔法门寺等有佛指处亦不许供养。
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年)八月，得舍利于法门寺塔下。咸通十四年(873年)三月，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四月八日，佛骨到京，导以禁军兵仗、公私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远过元和之迎佛骨。佛骨入禁中供养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已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士庶迎佛骨者，有断臂者，有炼顶者、肘行膝步、啮指截发者，不可胜数。咸通十四年十二月，送佛骨还法门寺。
僖宗乾符元年(874年)正月，佛骨入诸供养物安置于塔下地宫。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法门寺舍利塔仅在唐代，即有开启、迎请舍利的活动七、八次之多，而且是几代帝王亲自参预其事，表明唐代法门寺的地位之高。法门寺和真身舍利塔受到唐王朝诸多特殊礼遇和重视，使其在当时瘗埋舍利的佛塔中居于显赫、突出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该塔地宫中入藏众多的皇室和显贵们的供养物品，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狂热的宗教信仰，频繁的迎请佛骨舍利，都是与竭尽资财供养和施舍的活动连在一起的。每次迎送，上自帝王，下至庶民百姓，均争先布施，使法门寺塔地宫中集中了一批代表当时最高工艺水准的物品，包括金银器、琉璃器、秘色瓷、丝织品及种种杂宝等，其中许多前所未见的的稀世珍品，为许多专门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弥足珍贵的实物资料。
与佛教信仰有直接关系的佛教文物，也有许多空前的发现，如：
迎真身金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单轮十二环纯金锡杖、香炉、金钵盂等僧人实用器物，均为已往极少发现之物。
盛装佛骨舍利的几套宝函，其作工之精细，装饰之豪华，均属同类器物中前所未见的精品。
引人注目的是，这批佛教文物中，有许多物品与密教有关。密教是佛教与婆罗门教相结合的一种教派。公元六、七世纪时，印度大乘佛教开始密教化，八世纪初以后，密教在印度已居主导地位。密教传入我国在唐代开元年间，随着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三位著名的密教传人先后到达洛阳和长安，当地开始广建和曼荼罗灌顶道场，先后译出密教佛典，招收门徒授密教；遂形成密宗一派。唐代后期，密教曾盛极一时，密教遗像和文物也应运而生。但保存至今的密教造像和绘画，属于唐代的仅见于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等地，数量不多。而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的佛教文物中，大多与密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金刚杵是密教法器有代表性的一种。其形象在法门寺出土的器物上多有表现。代表佛、菩萨种子的梵文字母，也錾刻于若干器物上。
地宫文物中一尊专为供奉佛指舍利而制作的“捧真身菩萨”，单腿胡跪，双手捧持荷叶形盘。通体装饰珍珠璎珞，高耸的宝冠上也缀满珍珠。菩萨置于一圆形束腰仰覆莲座上。座仰莲四层，每层八瓣。上两层中，每瓣内各有一身伎乐天人或菩萨。覆莲上或刻一梵文，或錾刻多头臂明王形象，在像座的束腰部分刻有四大天王。综观全像，菩萨与像成一个完整的曼荼罗。
精美的八重宝函中，有四重宝函上镌刻了佛教造像，包括阿弥陀佛主宰的西方极乐世界、四大天王、观音及文殊师利菩萨等。这一层层套叠的宝函，其所镌刻的佛、菩萨、天王诸形象，也明显地是象征一个曼荼罗。
地宫中出土了四件阏伽瓶据介绍四瓶原分别置于地宫四周，位置似有一定含义，阏伽瓶或为密教灌顶之用的器皿，疑此四器亦与密教有关。
地宫出土的另一套金银函上刻有题记。银函上的文字是：“上都大兴善寺传最上乘祖(?)佛大教灌顶阿阇梨三藏苾萏智慧轮敬造。”两署纪年是“咸通拾二年闺捌月”。这位施主，是大兴善寺的一位大阿阇梨。是传播密教的大和尚。大兴善寺是长安著名的寺院，密宗六祖不空三藏曾居住于此，屡设道坊，是密宗的祖庭，直到咸通年间，此寺仍有密教大阿阇梨智慧轮奉施金、银函，并入藏法门舍利塔足见法门寺当时与兴善寺有阒特殊关系。
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中有“先朝囗结坛于塔下”之句。这里的结坛是否指设立坛场，值得注意。联系灌顶之用的阏伽瓶置于地宫田隅等迹象，或许地宫的重建也有象征曼荼曼的含义，此点有待进一步研究。
法门寺塔出土的佛教文物，详细资料尚未全部整理发表，因此与密教有关种种问题还不能一一考证清楚。但这批密教文物为研究密宗在唐代后期的传播与发展无疑提供了许多极富启示的材料。武宗灭法之后，密教并未一蹶不振。咸通年间仍有众多密教文物入藏塔内。兴善寺阿阇梨奉施的金银函又特别刻出寺属和身份，可见密教在晚唐的影响依然不小。这些迹象，或许也是这批佛教文物学术价值的一个重要内容。
注 释
①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编著《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第六章中《唐宋塔基的发掘》，文物出版社，1984年。
②参见定县博物馆《河北定县发现两座宋代塔基》，《文物》1972年第8期。
③阿育王一生征伐屠戮，杀人甚多，后弃恶从善，皈依佛教。想起塔供佛；曾问何处可起塔。有道人以其神力，左手掩日光，作八万四千道，散照阎浮提，说所照之处皆可起塔。于是阿育王使诸鬼神分取佛舍利，于一日内，在阎浮提起八万四千塔。
④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的故事，在莫高窟最早见于中唐时期的洞窟，其后在晚唐、五代、宋各时期均有绘制。如第231、237、98、146、454等窟。较早的多画在窟龛顶部，以后又转移到窟门甬诞的顶部。画面多作一只巨手，五指伸开，似作遮挡状。有的画出太阳光束和几座小塔。有的壁画旁写有榜题：“阿育王建八万”四千塔。”可证此类画面表现的是阿育王建塔的传说。详见孙修身《莫高窟佛教史迹故事画介绍》(三)，刊《敦煌研究》第二期，1983年。
捧真身菩萨像座上的密宗像
晁华山
印度佛教密宗高僧金刚智和善无畏先后在七世纪末和八世纪初来到长安，当时长安寺院的密宗像种类并不多。八世纪晚期印度兴起了割据的波罗王朝，密宗大为发展，九世纪和十世纪时成为佛教的主流。密宗的造像也发展了宠大的系列，出现了种类繁多的观音像、菩萨像和男女天神像，其中许多是多面多臂像，各有特定的尺度和形状，座席、坐姿、持物、手印也都有严格的规定。
这次法门寺塔地宫中出土的捧真身菩萨像座上有多种样式的菩萨的天神像，其中的多面多臂像与以前的不同，似都是依据新传入的密宗典籍刻造的。这表明，九世纪时长安的佛教仍然和印度波罗王朝的佛保持着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