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序
一九八七年四月，在中国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境内，从新发现的地宫中，出土了释迦牟尼指骨舍利四枚，及皇帝将舍利迎奉于宫中供养，并送还法门寺塔时供奉的大量金银器等各种各样唐代珍贵文物。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在法门寺举行了盛大的佛指舍利瞻拜法会，开始向海内外人士正式开放法门寺地宫珍宝。
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先生说，法门寺如来指骨舍利及佛教文物发现，是仅次于陕西省半坡遗址及秦俑的又一重大发现。它的发现，将对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及文化交流等的研究做出重大贡献。①而且在法门寺发现的文物中玻璃器皿、茶碾子、丝织物、梵文题记等是东西文化交流的标志，对法门寺文物的研究，需要各方面的专家共同努力长期发展，我相信象敦煌学一样，法门寺文物的研究将发展成为一门国际性学科。
玻璃器皿等自然应与我国奈良正仓院的进行比较研究，法门寺文物的研究被认为是有多种意义而且是很重要的。
我很荣幸能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即法门寺文物正式开放之际到法门寺，亲眼目睹那些文物。依照雒长安先生的《法门寺与地宫文物》一书，想简单介绍一下法门寺发现的佛教文物。
二 法门寺出土的唐代文物
法门寺地宫出土的文物，是唐皇室迎送舍利时的供养品，所发现的文物，金银器121件，琉璃器20件，秘色瓷器16件，石刻文物12件，铁质器16件，漆木器及杂器19件，珠宝玉石约400料，锦绫等珍贵织物700余件，大部分属一级文物。②除这些文物外，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秘藏于地宫千余年的释迦牟尼指骨舍利的发现。这次佛指舍利完整的出土提佛教界的一大幸事。
地宫在宝塔正下方。它是中国最大的塔下地宫。此地宫门朝南开，门前有二十一级踏步漫道，漫道下是正方形平台，经过平台，依次进入地宫的前室，中室和后室，地宫作长为21.12米，面积为31.48平方米。前室门前有两块碑石。一通是《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一通是《监送真身使随真身供养道具及金银器衣物帐》。依第一通碑文可知地宫的沿革，佛指舍利的尺寸、大小、形状及懿宗、僖宗送迎佛指舍利的状况。依第二通碑文，能明确唐皇室为法门寺真身舍利供奉物品的种类，及供奉者姓名。这块碑文所载与地宫出土文物正好相符合。
所发现的文物中，特指定为一级文物的有，错金纹鎏银盒，鎏金银龟盒、流金珍珠装捧真身菩萨像、鎏金莲花纹带环五足银熏炉、银香案、银方盒、金银茶具、天龙五足盘、仰莲瓣水碗，纯金钵盂，素面银手炉等。
现在，陈列于法门寺博物馆的鎏金捧真身菩萨像通体散发金光，这个菩萨像立于莲花座上，头戴花蔓冠，身披珍珠璎珞，手捧真身舍利。它出色地表现了大乘菩萨对佛的虔诚。
简单的说鎏金卧龟莲花纹朵带环五足银薰炉，就是俯卧的鎏金龟上有莲花状盖的五足银炉，此银薰炉直径为五十公分。炉盖上端为火焰形，中部为覆钵形，表面刻有各种图案。五足分别为独角兽。独角兽眼睛圆睁，形象生动，姿态威严。五足着地，爪脚有力，支撑着整个炉体，五足兽头部之间饰以如意。
鎏金银龟盒就是鎏金的银制龟形盒子，写实性很强，乌龟四足着地，两眼圆睁，头伸向正前方。龟背为盖，腹部及足部饰有花纹图案。由于是模仿龟的生活状态而成的，静中有动，看来栩栩如生。
鎏金银盆不只是纹饰华丽，而且体积庞大，直径40厘米，重4.2公斤，是唐代金银器中的一级品。
地宫中还出土了三支锡杖。锡杖自然是僧侣用于行路，叩门，防身之具。这次所发现的三支锡杖中，一支为双轮六环铜锡杖，一支为双轮十二环纯金锡杖，一支为四轮十二环银金花锡杖。其中双轮十二环锡杖与陕西省临潼县庆山寺遗址出土的银首锡杖外形相似。锡杖顶部装有桃形金焊管，两边各有六个金环，锡杖头部前端刻有精美的纹饰。
四轮十二环银金花锡杖，长1.96米，头部上端饰有14位圆觉僧，这支锡杖无论在作工及质地方面都超过现藏于日本正仓院，号称“锡杖之王”的白铜头锡杖。
唐僖宗供奉的茶具，象鎏金碾槽、银*(左石右呙)轴，茶箩子，喝茶的瓷盏等多数器具都被发现，从而可知唐代饮茶风习之盛，被认为当时从王室，贵族到庶民百姓都有饮茶之习俗。法门寺出土的茶具就反映了这一时尚。
鎏金银茶槽与银*(左石右呙)轴，是碾碎茶叶的器具，其形状与中国中药上使用的碾槽相同，茶箩子是一种鎏金方形盒子。
以上所述器物的制作年代，依器物与造像上所刻铭文可知，所有的器物中年代最早的是唐景龙二年(708)，即是中宗二年。其余所刻咸通十二年，咸通十三年，咸通十四的年年号均为懿宗时的年号。懿宗时为法门供奉了大量供养品，从文物也可推断这一点。根据《衣物帐》记载可知瓷器也是懿宗时所供奉，法门寺出土的琉璃器，为中亚、西亚的同类器物，是唐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见证。
在日本正仓院也有白色琉璃高杯、白琉璃碗等器物，这些萨珊朝波斯的琉璃器，为八世纪初期伊斯兰之器物，正仓院的玻璃器也是东西文化交流的表现，今后，我希望日中琉璃器专家共同合作，研究比较法门寺出土的琉璃器，与正仓院所藏琉璃器，并公开发表其成果。代表法门寺琉璃器的器物是盘口细颈琉璃瓶。这是做成盘子一样的口，细颈的淡黄色琉璃瓶。
在法门寺出土的文物中，对佛学研究者来讲，最为重要的是四枚佛指舍利的发现，法门寺出土的一枚佛祖真身指骨舍利秘藏于有两尊石刻天王守护的八重宝函之中，此函为唐懿宗皇帝所供奉。由于岁月年久八重宝函之最外重檀香木函，在发现时已朽坏。另七重宝函从最外重起，由鎏金四天王盝顶宝函，素面盝顶银函，鎏金如来说法银函，纯金六臂观音盖顶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纯金宝函，金筐宝钿珍珠装珷玞石宝函，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组成。
第一枚佛指舍利，长为40.3毫米，宽为17.55—20.11毫米，内径13.75毫米，重16.2克，套置于四门纯金塔内银柱上。
第二枚佛指置于中室内汉白玉双檐灵帐中，在一九八七年五月九日取出。其形状与第一枚基本相同。
第三枚佛指舍利，秘藏于用丝织物包装的后室秘龛中的铁函内。铁函套四重，最外层为鎏金四十五尊造像盝顶宝函，其表面刻有“奉为皇帝敬造释迦牟尼佛真身宝函”十五字。第二层为檀香木函，第三层为一水日椁，其盖两端镶嵌黄蓝宝石各一颗。水晶椁内为一白玉棺，佛指舍利就置于其中。五月十日开棺取出。
第四枚舍利于五月十二日取出，当时安置于地宫前室的彩绘四铺菩萨舍利塔中。大小形状与第一枚相同。
地宫出土的四枚佛指舍利，经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和副会长周绍良鉴定，认为其中第三枚为灵骨，即判定是佛祖的真身指骨，其余三枚为影骨，灵骨好似天上的明月，影骨就象照在地上江河里的影子。在碑文中也有影骨的说法，意即模仿制作的佛骨。即使如此对佛教徒来说无论是影骨还是灵骨，都与真身舍利是同等的圣物，具有同样的意义。
现在陈列于法门寺博物馆的八重宝宝，彩绘菩萨舍利塔，宝珠顶单檐四门纯金塔，灿烂辉煌，光茫四射。
三 唐代佛指舍利的出现与迎奉
在法门寺出土的文物中，对佛教徒最为重要的是佛指骨，关于唐代如何迎奉法门寺佛指骨的问题，有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景富所著的论文，③我想依此作一介绍。
唐代法门寺舍利出现在人们面前前后共有四次。第一次是太宗时期。《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周岐州岐山南塔缘”第五中有此方面的资料。据此贞观五年(631)，岐州刺史张亮于贞观年中欲开塔展示舍利给人们，但因畏惧聚众的恶果，人们没敢开启塔基。那时，太宗敕命允许开启塔基。因而开启深一丈余处就发现了光洁晶莹的舍利。数千道俗前去瞻拜这一舍利。据说一位盲人见到舍利后忽然复明了，听到这个传言的人们很快云集到法门寺塔下，其数目据说每日高达数千人。据说佛指骨因人而变色，有的人看到的是色白如玉的指骨，有的人看到的却是绿色。舍利第一次启示时，称为“方骨”④其大小长短等具体形状并未提及。
第二次舍利的出现，是在显庆四年九月。其舍利与贞观年间展示的相同，寺僧认为舍利的形状如小指，据说佛骨长一寸二分，内孔方正，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⑤《集神州三宝感通录》之作者道宣，记载着“余内小指于孔中恰受”的事实，依这第二次的记述，可知舍利的形状具体为小指初骨，长一寸二分。
有关第三次的舍利的记录，见于道世《法苑珠林》⑥卷三十八。即“其舍利之形状，如小指，初骨长约二寸，内孔方指正”，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以指于孔内，恰得受指。”这一记事与前边提到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所记大体相同。道世为道宣为弟子，《法苑珠林》的有关资料，原取材于《感通录》。
第四次的记录，就是地宫出土的《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碑，记文如下：
按旧记，长一寸二分，上齐下折，高下不等，三面俱平，一面稍高，中有隐迹，色白如玉，少青，细密而泽，髓穴方大，上下俱通，四周有文，文并不彻。
此碑文记事与道宣，道世的记述作一比较，最明显的差异是“中有隐迹”“四周有文，文并不彻”两处。两者记述之所以有差异，是因所记之对象不同之故。道宜与道世的记事是有关真身舍利的记录，碑文所记是影骨舍利的情况。
这些舍利，收藏于唐懿宗敕命所造八重宝函之中。其四周角上有文，内壁刻有北斗七星。那即是“隐迹”。
下面将论述唐皇帝将法门寺佛骨迎于宫中供养的情况，唐代前后七次迎奉法门寺之舍利。
第一次是刚才论及的《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事中贞观五年(六三一)的事件，此次只是展示舍利，并未迎于宫中供养。
第二次是《感通录》及《真身宝塔碑铭并序》中所记之事，是从显庆四年(六五九)到龙朔二年(六六二)二月十五日间所举行的，内道场高僧智琮与弘静至法门寺祈请：路经长安，迎于洛阳宫中供养。那时皇后武则天施舍绢一千匹，为舍利造金棺银椁，共有九重。于龙朔二年，送还舍利于法门寺塔，至二月十五日，奉敕令僧智琮、弘静、京师诸僧与法门寺僧及宫人等数千，共藏舍利于石室(地宫)掩之。以后每隔三十年开示一次。
第三次如《唐大荐福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⑦与《真身宝塔碑铭并序》所记载，武周朝长安四年(七0四)十二月，华严宗第三祖师法藏至法门寺祈请，迎奉舍利经长安至洛阳，于宫中供养，那时法藏为大崇福寺主，与大德纲律师等十人一起行路七昼夜至塔下，然后奉启舍利。法藏十六岁时，曾在法门寺炼指供养，法藏与法门寺有着密切关系。神龙二年(七0六)，奉中宗之命法藏又送还舍利于法门寺。
第四次是依《真身宝塔碑铭并序》在唐肃宗上元元年(七六0)五月中旬，高僧法澄等迎奉佛骨于内道场。
第五次根据《新旧唐书》⑧与《资治通监》的记载，是在德宗贞元六年(七九0)春二月岐州无忧王寺(法门寺)有长一寸余的佛指骨，使将其带入宫中并供养，之后送还法门寺。
第六次是唐宪宗元和十四年(八一九)春正月迎奉凤翔法门寺佛骨于长安宫中，于宫内供养三日之后，再次送还寺内。王公，士庶争相布施。那时刑部侍郎韩愈上谏奉迎佛骨之弊端，因而被贬为潮州刺史。这时，佛骨于二月二十四日送还法门寺(《佛祖统记》卷四十一，正藏四十九，三八一下～三八二上)。
关于第七次迎奉佛骨，在《新旧唐书》⑩《资治通监》《杜阳杂编》及地宫出土的“碑文”里有记载。这次是懿宗咸通十四年(八七三)春三月进行的。下诏给两街僧徒，令其至凤翔法门寺迎奉佛骨。据说当天下雨黄土遍地。佛诞节四月八日，佛骨至京师，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声震天地。无数群众为迎佛骨而惊喜。懿宗登上安福门，迎奉佛骨于内道场。供养三日后出于京城诸寺。威仪之盛，古无其比。此次迎奉佛骨之盛仪是历史上从未有的，是年七月十八日，懿宗驾崩，僖宗即位。于十二日送还佛骨于法门寺内，第二年正月初四，关闭塔下地宫。
四 新中国成立后所发现的佛舍利
依据《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正藏五十三·五八五上)可知中国曾有十九座舍利塔。即(1)西晋会稽郧县塔，(2)东晋金陵长千塔，(3)石赵青州东城塔，(4)姚秦河东蒲坂塔，(5)周歧州岐山南塔，(6)周瓜州城东古塔，(7)周沙州城内大乘寺塔，(8)周洛州故都西塔，(9)周凉州姑藏故塔，(10)周甘州删丹县故塔，(11)周晋州霍山南塔，(12)齐代州城东古塔，(13)隋益州福感寺塔，(14)隋益州晋源县塔，(15)隋郑州开化寺塔，(16)隋怀州妙乘寺塔，(17)隋并州净明寺塔，(18)隋并州榆社县塔，(19)隋魏州临黄县。
这十九座塔中，现存的仅有著名的西晋会稽郧县塔，即浙江省鄞县的鄞山阿育王寺之塔。这一寺院建于东晋义熙元年(四0五)，原名广利寺，梁武帝赐名阿育王寺。据《鄞县志》载，在阿育王寺供养的舍利塔，于西晋太康三年(二八二)，被并州(太原市)僧刘萨诃所发现。塔为青色，高一尺四寸，宽七寸，为五层四棱形。此舍利塔安置于舍利殿中。此后，去阿育王寺瞻拜佛舍利的参拜者络绎不绝。现在，有高15.3米的舍利殿，殿中置舍利塔，其内有七宝镶嵌的木塔，木塔中安置刘萨诃所发现的舍利塔。(11)
解放前，在中国保存的佛舍利除阿育王寺外，还有北京西山灵光寺的佛牙舍利。一九00年，外国联军入侵北京时，炮火袭击了寺中辽塔(招仙塔)。寺僧清理瓦砾时发现了露盘。其上有“大辽国公，尚父令公，丞相大王，燕国太夫人郑氏造，咸雍七年，八月工毕”的文字。而且在塔基周围发现了石函，内装沉香匣，匣中藏有佛牙舍利一颗。沉香匣上记有“释迦佛灵牙舍利，天会七年四月二十三日记，比丘善慧书”的字样。《辽史》卷二十二，道宗纪里有“(咸雍七年)八月辛已，置佛骨干招仙浮图，罢猎、禁屠杀”。咸雍七年(一0七一)，在招仙浮图即灵光寺安置佛舍利，而且依露盘铭文，可知安置舍利之年建造了招仙塔，招仙塔中安置着舍利，还有收藏舍利于沉香匣的比丘善慧，是《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三的“杂科篇”里收录的《宋善慧传》中，孜孜不倦地努力于佛学的圣僧，曾授于宣秘太师赐号的人。这位高僧于北汉天会七年(九六二)收藏舍利于沉香匣，此匣于一0七一年置于招仙塔中。此舍利从北汉移辽京。
解放后，这一佛牙舍利转到了北京广济寺舍利阁，自一九五七年到六0年重建新塔佛舍利安置于新塔中。顺便说一下，现在，佛牙舍利在中国和斯里兰卡只有22颗。
新中国成立以来，除法门寺外，三次发现了佛舍利。有关情况在真禅法师的论文《佛陀在中国》(《法音》一九八七年五期)中，作出详尽描述，依此作简略叙述。
(一)苏州虎丘塔内发现的迦叶佛舍利
一九五七年，修理虎丘塔时发现的。收藏舍利的宝函及其他文物属于五代末期到宋初的物品。
(二)镇江甘露寺铁塔基出土的释迦佛舍利
一九六0年，铁塔修理之际于塔基下深3米处发现一地宫，长97厘米，宽86厘米，深80厘米。内有长方形大石函，上面刻有“宋元丰元年(一0七八)四月八日《润州甘露寺重瘗舍利塔记》”的文字。石函内还放置唐长庆四年(八二四)《李德裕重瘗长干寺阿育王塔舍利记》及太和三年(八二九)《李德裕重瘗上元县(南京市市郊)禅众寺舍利记》等石刻。唐长庆年间(八二一～八二四)，李德裕为润州刺史时，南京长干寺的二部分舍利，移至新建的镇江甘露寺供养。一九六0年所发现的这个舍利，就是《法苑珠林》所记载的东晋金陵长干塔内的佛舍利。此佛舍利总数为七七二粒。它们为透明或半透明，无色或白色的小颗粒。
(三)北京云居寺雷音洞发现的释迦佛舍利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云居寺文物管理所工作人员在整理石经山雷音洞地面时，在佛座背后地下五公分处，发现一方石，其下有竖穴，穴内有密封的石函，银函和玉函。汉白玉石函盖上刻有明万历二十年(一五六二)间所写文字。这是在石经山最早发现的记录隋代所藏佛舍利情况的依据。青石函盖上刻有“大隋大业十二年(六一六)岁次丙子四月丁已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颗，愿住持永劫”36字的铭文。这佛舍利经历了一千三百年的漫长岁月，一直被珍藏着。另外，从白玉函中发现了乳白色米粒状的二料佛舍利。
就这样，建国后三次发现了佛舍利，但都不及这次法门寺地宫发现的佛舍利。法门寺地宫出土的佛指舍利对佛教徒来说是最为珍贵的东西。而且出土的文物、器具、丝织物等堪比日本正仓院文物的发现，以佛教史为中心，肯定会引起人们对美术史，风俗史等领域的关注，因我耽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九日。在法门寺观看舍利和文物的回忆而写下此文。
注 释
①季羡林先生谈扶风法门寺出土的佛教文物(《法音》一九八七年和五期)。
②雒长安《法门寺与地宫文的》(陕西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五月)十三页。
③以陈景富“关于法门寺历史的几个问题”(《人文杂志》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及所著《法门寺》(长安佛教研究丛书，三秦出版社，一九八八年四月)第三节“法门寺长安佛教”为参考。
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卷上(正藏五十二·四0六下)“舍利高出众人同见，於方骨上见者不同，或见如玉白光映彻，或见绿色。”
⑤同(四0七中)
“如贞观不异，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一寸二分，内孔正方，外楞亦尔，下平上圆，内外光净，余内小指於孔中恰受。便得胜戴以示大众，至於光相变现不可常准。”
⑥《法苑珠林》卷三十八(正藏五十三·五八六下)
“舍利不久应开，此瑞如贞观不异，其舍利形状如小指，初骨长可二寸，内孔方正外楞亦，下平上渐内外光净，以指内孔恰得受指，便得胜戴以示大众”。
⑦《唐大荐福寺故寺主翻经大德法藏和尚传》(正藏五十·二八三下～四下)
“长安四年冬杪於内道场因对囗言及岐州舍利是阿育王灵迹。即魏册所载扶风塔是。则天特命凤阁侍郎博陵崔玄囗。与藏偕往法门寺迎之。时藏为大，崇福寺主，遂与座大德纲律师等十人俱至塔所行道七昼夜，然后启之神辉煜灿，藏以昔无紫指今更隳肝。乃手擎兴愿显示道俗。舍利於掌上腾光洞照遐迩，随其福力感见天殊，或者铣鋈囗容，或观缨毳奇像环姿玮质。乍大乍小。大或数尺，小或数寸，於是顶囗指炬者争先舍宝投财者耻后，岁除日至西京崇福寺，是日也留守会稽王率官属及五部众投身道左，竞施异供香华鼓乐之妙。囗囗朦聩亦可囗闻，洎新年端月孟旬有一日入神都，勒令王公已降洛城近事之众精事幡华幢盖，仍命太常具乐奏迎置于明堂，观灯日，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藏捧持，普为善祷，其真身也始自开始戒道达于洛下，凡擒瑞光者七日，抱戴者再。”
⑧《旧唐书》卷十三，本纪第十三，德宗下。
“(贞元六年)二月戊辰朔，百僚会宴于曲江亭，上赋中和节群臣赐宴七韵，是日，百僚进兆人本业三卷，司农黍粟谷各一斗。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
⑨《旧唐书》卷十五，本纪第十五，宪宗下
“(元和十四年春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中三日，乃送诣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邢部郎韩愈上疏极陈其弊，癸已，贬愈为潮州刺史”。
⑩《旧唐书》卷十九上，本纪第十九上，懿宗
“(咸通十四年)三月，庚午，诏两街僧於凤翔法门寺迎佛骨，是日天雨黄土遍地。
四月八日，佛骨至京，自开远门达安福门，彩棚夹道，念佛之音震天地。上登安福门迎礼之，迎入内道场，三日，出於京城诸寺。士女云合，威仪盛饰，古无其比。制曰：“朕以寡德，缵承鸿业，十有四年，顷属寇猖狂，王师未息。朕尤勤在位，爱育生灵，遂乃崇释教，至重玄门，迎请真身，为万姓祈福。今观者之众，隘塞路歧，载念狴牢，寝兴在虑，嗟我黎人，隐於邢壁，况渐当屠毒，系于缧世，或积幽凝滞，有伤和气，或关连追扰，有妨农务。京畿及天下州府见禁囚徒，除十恶忤逆，故意杀人，官典犯藏，合造毒药，放火持杖，开发坟墓外，余罪轻重节级递减一等，其京城军军镇，限两日内疏理讫闻奏，天下州府，敕到三日内疏理闻奏。”
(11)真禅《中国的佛舍利》(《法音》一九八七年第五期，中国佛教协会。
(12)收入11论文中。
(13)《补续高僧传》卷二十三，杂科篇宋善慧传
“善慧，崞邑霍氏子，儿时聪慧，有神采，好弄泥土作浮屠，采花献供为戏，父见面欢曰：‘此儿释家子，吾失望矣。’既长，恐其逸婚之后三载，无触染也，父母叱之，师欢曰：‘生死业轮，欲为其一。界功生，爱为其根，无始汨没，吾安能复袭斯愆耶。’父母知其志不可夺，听其出家，礼清凉寺成大德为师。成曰：‘吾家麒麟儿也，教以经典，过目成诵，孜孜为学无成怠，久之成以三门土木事命诸徒，师四：‘幻影浮光，须臾交谢，已躬下事未办，吾安能为他闲事，长无明耶，幸师置我度外可也，乾德间，有司以德行联，赐号富秘太师，视篆掌教门事。命下不可辞，勉而就职，僧庶怀来，法朴穆萧，临终谓弟子曰：‘昔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之墟，非轻生乐死，知义有所重于身也。吾二十年来，已事未纯，为僧务累，殉轻而遗重，其德亏矣，尔曹勉之，勿踵吾陋迹也。’言讫而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