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塔大发现:《大藏经》宋“毗卢藏”和元“普宁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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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8月24日,耸立了数百年的法门寺真身宝塔“轰—”突然坍塌。有谁可知,就是这次的不幸,带来了之后的大幸:开辟了法门寺二次辉煌的新天地。同时,这一坍塌从塔身里飘飞出无数佛教经卷,加上残塔清理,共有佛教经典1200多卷。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是:存世少有的宋代《毗卢藏》和元代《普宁藏》大藏经。《浴佛功德经》讲,舍利有生身舍利和法身舍利。佛的遗骨叫生身舍利,佛的遗教法身(佛教经典)叫法身舍利。

    这次发现佛教经典,即“法身舍利”。

    《大藏经》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称,隋唐之前亦称“一切经”。“藏”是梵文的意译,原指盛放东西的竹箧,有容纳收藏的意思。“经”是借用中国儒家对其重要典籍的称名,取其能纵贯统摄佛教各种教义的意思。《大藏经》主要内容由经、律、论三部分组成,又称《三藏经》。“经藏”是佛陀为指导弟子修行所说的理论。“律藏”是佛陀为信徒所制订的宗教生活规范。“论藏”是佛弟子们解释经文和阐明经文的各种论述。

    从佛教传入中国到唐代,翻译佛经一直被中国佛教徒当作最重要的事业,鸠摩罗什、真谛、玄奘、不空为中国四大译经大师。其间还出现了大规模的国立译场。几乎翻译了全部印度佛典,译出各种佛典近6000卷,形成了世界上最丰富、最完备的佛教百科全书—汉文《大藏经》。它是中国人用自己的理解来翻译与撰述的佛教经典,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标志。至今,佛教经典在印度许多已轶失,因此汉文《大藏经》是世界上保存最完备、最丰富的佛典。

    在佛教传世的二千年间,佛经流传经历了背诵、书写、刻印三个时代。在中国自汉至唐主要靠手工书写流传,随着印刷术的发展,宋代以后开始大规模地刻印《大藏经》。

    据记载,隋文帝杨坚在掀起州州建舍利塔供奉舍利崇佛热潮中,敕写“一切经”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零八十六卷。炀帝建宝台经藏,有新旧手工书写经六百一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二卷。隋代官写佛经规模空前,“天下之人从风而靡,竞相景慕,民间佛经,多于六经(指儒家经典)数十百倍”。

    有唐一代依然写经不辍。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玄宗、唐德宗等都曾敕令大规模写经,共达上万部,数万卷。历代写经事业所费人力物力惊人,可惜绝大多数经卷毁于天灾人祸。清人在敦煌石窟发现了大量古代佛经写本,堪为举世瑰宝。

    同时还有许多石刻佛经。尤以北京房山云居寺石刻佛经最有名。隋代僧人静琬在此发愿将“一切经”(指大藏经)刻在碑石上,并在石题刻中申明:“此经为未来佛遭难时,拟充底本。世若有经,愿勿辄开”。他刻经三十年不止。他逝后历代有人续刻。自隋炀帝大业年间到明熹宗天启年间,历时千余年,共开凿藏经洞九个,藏石经板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八块,上刻佛经一千余部,约三千五百多卷。真为中外石刻史上的奇迹。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为佛经的流传开辟了崭新的途径。唐初曾有玄奘大师大量刻印普贤菩萨散施四方信众。现存最古的木刻佛经实物为唐咸通九年(868年)王玠所刻《金刚经》一卷,扉页有“祗树给孤独园”的佛像版画,刻镂精美,可惜已流落国外。

    宋代开始大规模刻印全部《大藏经》。第一部木刻《大藏经》是北宋太祖朝派张从信在成都刻印的《开宝藏》五千卷。历时十三年,刻版十三万块。主要用于颁给国内名山大寺和赠送邻国友邦,民间不易普及。现仅存数卷残本。自后,经元、明、清各代,朝野刻大藏经共有十六次,分别为契丹藏、崇宁藏、毗卢藏、圆觉藏、资福藏、赵城藏、碛砂藏、普宁藏、弘法藏、洪武藏、永乐南藏、永乐北藏、武林藏、嘉兴藏、龙藏。

    1981年法门寺真身宝塔坍塌,后清理出的《大藏经》有《毗卢藏》、《普宁藏》。

    《毗卢藏》是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雕版印刷《大藏经》,为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至宋高宗绍兴十八年(1148年),在福州开元寺雕印,折叠本。

    法门寺发现的《毗卢藏》,有《大般若波罗密多经》15卷(残),《大宝积经》2卷(残),《大方广佛华严经》1卷(残)。千字文编号始“天”字,终“平”字。经折装,版高23厘米,宽67厘米,经高29厘米。每版为6面,每面6行,每行17字。第二三面之间,上有千字文号,经名(缩写)及卷次,下有版次及刻工名,纸张较厚,表面粗涩,呈黄褐色。字体近颜体,刀法劲挺,卷首多有原文题记。

    《毗卢藏》现保存下来的极少,日本宫内省图书馆,北京图书馆、福州开元寺仅存数卷,多为残卷。法门寺这次发现的《毗卢藏》,为珍贵的史料。

    从这次发现的《大宝积经》卷18“师”字函的刻经题记:

    福州众缘寄开元寺雕经都会蔡俊臣、陈询、陈靖、陈渐与、证会住持沙门本明,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百*(左亻右了)国资禄位,雕造《毗卢大藏经》印板一副,计五百余函。时政和壬辰岁十月□日,劝缘沙门本悟谨题。

    从这题记知,这次雕经局设在福州开元寺。经办的都会是蔡俊臣、陈询、陈靖、刘渐与四人,证会是当时开元寺主持本明法师。这次雕经的目的是为皇帝祈寿,为文武官*(左亻右了)祈禄。

    关于《毗卢藏》刊刻时间,以往众说不一。这刻经题记为宋代“政和壬辰岁”,即公元1112年。由此可知宋《毗卢藏》开始雕刻于公元1112年。

    这次发现的残卷的另一刻经题记:

    福州开元寺禅寺主持传法赐紫慧通大师了一谨募众缘,恭为今上皇帝祝延圣寿,文武官*(左亻右了)同资禄位,圆成雕造《毗卢大藏经》版一副。绍兴戊辰,八月谨题。

    由此可知,绍兴戊辰年即宋高宗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于开元寺主持慧通大师了一时完成了《毗卢大藏经》的雕造。整个历时37年。

    之后,在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乾造八年(1172年)、淳熙三年(1176年)又有续刻。其印刷活动则持续到了元代大德年间(1297—1307年)。看来宋元时法门寺曾供养有《毗卢藏》。明万历年间(1579年),唐真身宝塔倒毁,重修宝塔于1609年完工时将寺内藏经置于塔上。

    《普宁藏》为中国历史上第九次雕刻《大藏经》。为元代白云宗编刊,由大明寺庆寂堂思宗师首创雕刻,余杭普宁寺主持道安等经办,从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年)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年)完成,历时12年。现传世的《普宁藏》,以山西崇善寺藏本较多,但主要是前半部,南京、昆明有零散本。日本收藏的《普宁藏》约止于“感”字号之《宗镜录》,无新补的《秘密经》。

    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共570多卷,其中15卷是全卷,其余残损。千字文编号始“天”终“泳”。折装,版高24.7厘米,宽64厘米,每版30行,折为5面,每面6行,每行17字。纸质细光,不洇水,呈淡褐色,似经压光,涂腊,字体刚劲,刻印俱精。刻经题记均出现在卷末,全以“藏经局”出现,刻时在至元十五年到至元二十六年。刻工、姓名俱全者62人。

    在这批经卷中,有元弘法所增《秘密经》30卷,其中《菩萨本生曼论》一卷全,余均残。千字文编号始“丁”终“遵”,经折装,版高24厘米,宽55厘米,每版30行,每面6行,每行17字。

    据其中《大乐金刚不空真实三昧耶般若波罗蜜多理趣经》宁一函题记,为元大德年间松江僧录管主八在余杭翻刻。《秘密经》为续刻部分,属于《普宁藏》。

    据其中《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411“生”字函题记述:

    “……岐山法门,乃受经之精舍;汴水兴国,又学法之招提。及故友得洪福,实古邠弘教佛刹。三寺皆缺大藏,一心印施经文。……”

    原来,元成宗大德元年(1297年),江淮福建等处释教总统佛智弘辩大师、讲经律论沙门苑吉祥专为法门寺、兴国寺、洪福寺三寺缺少大藏经,特为三寺施印30部。

    法门寺发现的《普宁藏》虽残卷多,但数量多面广,很有价值。特别是《普宁藏》专为法门寺等三寺藏经而施印,十分有意义的是,七百年后在法门寺发现它,实非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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