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唐太宗开示佛骨起先河

    自唐武德元年(618)李渊赐名“法门寺”后，作为皇家寺院的法门寺也掀开了它在中国历史及中国佛教史上最为辉煌的一页。

    大唐诸帝笃信佛法，相信法门寺佛骨“三十年一开，则岁丰人和”。于是每隔几十年以隆重的礼节把法门寺佛骨迎至长安或东都洛阳的皇宫供奉一次，形成中国佛教史上最盛大的典仪。

    唐贞观五年(631)，岐州刺史张德亮奏请开启法门寺塔，供养真身舍利，太宗敕许之，自此开了唐代诸帝礼佛之先河。法门寺的鼎盛实自唐太宗始。

    《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载：

    贞观五年，岐州刺史张亮素有信向，来寺礼拜……古老传云，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生善。亮闻之，以贞观年中请开剖出舍利以示人。恐因聚众，不敢开塔。有敕并许，遂依开发。深一丈余获二古碑，并周魏之所树也。……既出舍利，通现道俗。无数千人一时同观……京邑内外，崩腾同赴，屯积塔所，日有千数……。

    另《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云：

    ……继开灵趾，咸荐香花。

    由上记载可知，岐州刺吏张德亮首倡诏示佛骨，并为太宗敕准。这次开示，只是就塔所“通现道俗”，香花供奉，而没有迎奉至京师宫中瞻礼，供养。但佛骨旋风，初起之势已不可挡。有关此次开示的盛况及灵异，《法苑珠林》有如下描述：

    舍利高出，见者不同，或见如玉，白光映彻内外；或见绿色；或见佛形象；或见菩萨，圣僧；或见赤光；或见五色杂光；……或有全不见者，问其本来，为一生已来，多造重罪。有善友人教使彻到忏悔，或有烧头炼指，刺指洒地，殷重至诚，遂得见之。种种不同，不可毕录。

    唐太宗诏启塔基，影响深远，对李唐王朝“三教调合”的政策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是时，儒教本是国教，道教祖师姓李，被李府王朝视为本家。惟佛教是外来文化，极易受到排斥。太宗此举便明确了佛教的地位，三教鼎立之势由此形成矣。

    唐太宗似与佛教有缘份。唐太宗于隋开皇十八年十二月戊午生于陕西武功之行馆，时李渊任岐州刺史。太宗四岁时，李渊曾到陕西户县草堂寺为太宗还愿。《全唐文》载：

    歧州刺史李渊，为男世民因患先于此寺求佛，蒙佛恩力，其患得损，今为男敬造石佛像一铺。愿此功德资益弟子及合家大小，福德具足，永无灾障。弟子李渊一心供养。

    唐太宗对此一直未能忘怀，登基之后，以感恩的情调写下了一首七律：

    秦朝朗现圣人星，远表吾师德至灵。

    十万流沙来振锡，三千弟子共翻经。

    文如金玉知无朽，舌似兰荪尚有馨。

    堪叹逍遥园里事，空余明月草青青。

    或许因基于这一点缘份，唐太宗似对佛教情有独钟。在义宁元年(公元617)，时为秦王的李世民征讨薛举，战于扶风，凯旋之时亲自批准为法门寺度僧八十名，僧人惠业也“特蒙敕准”为法门寺唐代第一任住持。登基后即下令在他征战过的地方建立七所寺院，并于贞观三年(629)颁布《为战阵处立寺诏》，称此举乃为战死者不至于“九泉之下尚论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以便“变焰火于青莲”，“易苦海于甘露”。唐太宗也曾支持过玄奘的取经译经事业，交往密切并为佛事曾多次下诏、著文。《全唐文》、《广弘明集》中收入数十篇，重要的有《金皇造兴圣寺诏》、《大唐三藏圣教序》、《唐太宗度僧于天下诏》、《佛遗教经施行敕》等。

    以上事例给人的印象唐太宗似乎是亲佛、崇佛的，而史家则认为并不尽然。唐太宗崇佛更多乃是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并非仅个人好恶处事。他奉行的是一种坚定的“三教调合”皆为我用的治国方略，对外来文化采取容纳的积极态度使佛教成为迎合民心，利用民心的一种手段。

    如果说太宗年轻时更多的是利用佛教，那么他晚年则有几分真心向佛了。《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太宗征辽东，栉沐风霜，气力渐衰，有忧生之虑，“既遇法师，遂留心八正，墙堑五乘”，这是贞观十九年(645)以后的事了。此后下诏在全国各寺度僧18500余人，以立功德。贞观二十二年(648)冬十月，太宗从洛阳返回西京后，请玄奘长住北阙紫微殿西新建的弘法院，“昼则帝留谈说，夜乃还院翻经”。贞观二十三年四月，临终前还与玄奘“谈玄论道，问因果报应，及西域先圣遗迹”，对玄奘所言，“深信纳”之。

    第二节  唐高宗首迎佛骨入东都

    唐高宗李治，文德皇后所生，太宗第九子。史称李治“幼而岐嶷端审，宽仁孝友”，无论“事亲”，“事君”、“立身”皆以孝道为本。

    这位以孝为本的儒者同时又是佛教的忠实信徒。高宗早在东宫之时，便以“文德圣皇后早弃万乘”，“恩报昊天，追崇福业”为志。并于贞观二十二年中，令所司将京城一座废寺改建为“大慈恩寺”，全寺总十余院，共1897间，度僧300人，另请50大德“同奉神居”。寺内别造“翻经院”，供玄奘作译场。当年十二月，举行了盛大迎像入寺仪式：除朝廷派出九部乐外，又调集长安、万年两县音声；同时出动全城诸寺幢帐，其中锦彩轩槛，鱼龙幢戏凡千五百余乘，帐盖300余事，又有绣画等像200余躯；金银像两躯，金镂绫罗幡500口；诸大德分乘50辆宝车，京城僧众紧随其后，再后面是文武百官各将侍卫部列陪从。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里，前不见头，后不见尾；鼓乐动地，声干云霄；幢幡蔽空遮日；夹道观者，数十万人。

    高宗继位后更加热衷于规模宏大的法事活动。显庆元年(656)二月，为高祖之婕妤前隋襄州总管临河公薛道衡之女河东郡夫人出家受戒。显庆元年三月，迎请御制大慈恩寺碑。显庆元年秋八月营造西明寺，近僧入寺。麟德元年(664)葬玄奘法师。唐高宗李治终开唐代诸帝崇佛的先例，佛门则因帝王的皈依而更显辉煌，儒道二教相比黯然失色，而这一切还仅仅是显庆四年奉迎佛骨的前奏和预演。

    李治弘法的文字见于敕、书、序、记、赞、铭等，主要的有《建大慈恩寺令》、《三藏圣教序》、《述圣记》、《显庆三年御制大慈恩寺碑文》、《京师西明寺钟铭》等十数篇。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载：

    显庆四年(659)九月，内山僧智琮，弘静见追入内，语及阿育寺塔事，引传说三十年一开示奏闻：自贞观初开启至今，期已届满，因请出之。高宗敕准前往开示，并给钱五千，绢五十匹，以充供养。智琮等十月五日离京，六日逼夜方到，即入塔内，专精苦到，行道久之未验，遂在臂上安炭火，烧香懔厉，专心致志，忽闻塔内像下有振裂之声，寻声而去，见瑞光流溢，霏霏上涌，次日早晨获舍利一枚，殊大于粒，光明鲜洁，仔细寻看，又获七粒，总置盘中，一粒绕其余七粒转动，均放光明，光耀人眼。智琮慧辩与王长信等将所见的情况上奏高宗，高宗又令王君德等送绢三千匹，并造帝等身阿育王像。此后，才在塔内得到形状如上指的舍利，骨长二寸，内孔正方，外棱亦尔，内外光洁，以指入孔内，恰能受指；至于光相变现，不可常准。此时，京邑内外，道俗闻讯，接连二百里，往来相庆，皆称佛德。显庆五年(660)春三月，敕取舍利往东都入内供养，并遣京师僧人往东都入内行道，然后将舍利出示道俗。

    高宗则按照中国传统的瘗葬制度，为造金棺银椁，计有九重，雕缕穷奇。至龙朔二年(662)送还法门寺本塔，二月十五日奉敕令僧道宣、智琮、弘静等京师诸僧与塔寺僧人及官员等数千人，共藏舍利于石室，掩之。

    唐高宗迎奉佛骨，从开示看，是第二次；从奉迎论，是第一次。其特点是时间长，前后共历时四年，供养盛大。

    第三节  武则天敕令二次迎佛骨

    武则天十四岁时应召入宫，立为才人，侍奉太宗。太宗死后，与其它嫔妃一起被送入感业寺为比丘尼。后被比她小五岁的高宗李治看中，复召入宫，进为昭仪。永徽六年(655)立为皇后；显庆五年(660)始“决百司奏事”；龙朔三年(663)天下大权尽归武后；弘道元年(683)临朝称制；天援元年(690)武则天废睿宗，改国号为周，称圣神皇帝。

    武则天以女身称帝之举，是中国政治上前所未有的创举，改“李唐”为“武周”更为儒家之正统与道家所不容。为了证明她至高无上地位的合理性，极需寻找理论依据。在儒、道两家俱不能支持的情况下，她只能指望佛教释门了。而佛教的大乘经典《宝雨经》中，正有女身受记为转轮王成佛之说，正中武则天下怀。恰于此时有法相和尚编撰《大云经》献上称：武则天是西方弥勒佛下世，应取代李唐为天下之主，为武氏称帝营造了舆论氛围和理论依据。武则天即下令将《大云经》颁行天下，长安、洛阳及诸州各建大云寺一所。改元“天援”，号“圣神皇帝”。天援二年(691)，武氏一改初唐太宗以来的国策，公开宣告佛教在道教之上，僧尼在道士之前。

    武则天登基前，称帝时以及晚年与佛教相始相终，历经了信奉、利用、感恩三个阶段，与佛门寺宇有割不断的机缘：

    显庆五年，为法门寺舍利舍所寝衣帐，舍绢1000匹，造金棺银椁。

    咸亨三年(672)至上元二年(675)，赠脂粉钱20000贯助造洛阳龙门大毗卢舍那像龛和奉先寺。

    永隆二年(681)后不久，净土宗祖师善导的塔庙香积寺建成，武后“或频临净刹，倾海国之名珍；或屡访炎凉，舍两宫之秘宝”，以充供养。

    垂拱四年，毁洛阳宫中乾元殿，就地建造明堂……

    武周时期的唐代佛教是中国佛教鼎盛阶段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佛教的内容与形势向各个方面充分发展，几乎到达了中国佛教的顶峰。一时名僧辈出，较著名的有玄奘、道宣、善导、窥基、道世、智感、弘忍、法藏等。

    武则天在其有生之年中的最后一次崇佛活动，就是长安四年(704)的迎奉佛骨舍利，这也是她一生中规模最大的事佛活动之一。这一年，武则天命凤阁侍郎崔玄*(左日右韦)和法藏、纲律师等到法门寺迎奉佛指舍利入宫供养。法藏等入塔行道七昼夜，然后启发，显示于道俗，于是人们“顶缸指矩者争先，舍财没宝者耻后”。除夕日至西京崇福寺，西京留守会稽王率官属、五部众，“投身道左，竞施异供，香花鼓乐之妙，月膭亦可睹闻。”次年正月十一日，舍利入神都(东都，今洛阳)，敕王公已降，洛城迎事之众，精事幡华幢盖，又命太常具乐奏迎，置于明堂。正月十五日，武则天身心护净，头面尽虔，请法藏捧持，普为善祷。唐中宗神龙元年(705)武则天死，终年八十三岁，佛骨尚未奉还，仍供养于洛阳明堂。

    在武则天一生中曾两次迎奉佛骨，声势浩大，这在历史上是十分罕见的。

    第四节  唐中宗以身供养佛真身

    唐中宗李显于武则天崩后复位，时为神龙元年(705)。中宗怯懦，大权旁落，韦武集团把持朝政，纲纪败坏。

    中宗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景龙二年(708)二月十五日，始命僧文纲“送真身舍利往无忧王寺入塔”又“派法藏等造白石灵帐一铺，以其时舍利入塔故书记之”(此塔1987年在地宫出土)。然而舍利迎奉，因政局动荡，持续时间从长安四年至景龙二年，历时近三年多，中宗为武则天迎奉佛画上了句号。

    为了表示虔诚，中宗和韦后等还下发入塔。这个收藏头发供养舍利的石匣盖，1987年秋在塔的西南方向地下一米处发现，上有铭文曰：

    大唐景龙二年岁次戊申，二月乙丑朔，十五日乙卯，应天神龙皇帝、顺天翊圣皇后各下发入塔供养舍利，温王长宁、安乐二公主，郕国、崇国二夫人亦各下发供养。寺主□妙威，都维那仙嘉，都维那无上。

    铭文中应天神龙皇帝即中宗李显，顺天翊圣皇后乃韦后，温王是中宗第四子李重茂，时仅十一岁。长宁，安乐公主为韦后所生。郑国，崇国二夫人是韦后之妹。主持落发佛事的则是其时法门寺三纲——寺主及都维那。

    古人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可稍有损伤，割发献供，则是表示以身供养之虔诚，较之武则天“舍所寝衣帐”的供养又进了一步。中宗继其母武则天之道而大兴佛教，广造寺庙，皆求宏丽。滥度僧尼，僧人逃避徭役，授官封公。

    景龙四年(710)二月十一日，唐中宗李显旌表法门寺为“圣朝无忧王寺”，题法门寺舍利塔为“大圣真身宝塔”，并度僧49人。至此，法门寺正式成为皇家寺院。

    第五节  唐肃宗第三次迎奉佛骨

    天宝十四年(755)，“安史之乱”爆发，玄宗幸蜀。天宝十五年，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改元至德，是为肃宗。

    肃宗朝正值“安史之乱”，国无宁日，民不聊生。前代睿宗、玄宗二帝登基后，为进一步恢复和巩固李唐王朝的统治，先后扬道抑佛。如玄宗朝一次就淘汰全国僧尼102000余人，而对道教祖师李耳累加尊号，如“大圣祖玄元皇帝”，“大圣祖大道玄元皇帝”等等。肃宗登基于烽烟未息之际，迫切地希望平定战乱。正是出于此种背景及原因，为了以确保李唐王朝的稳固统治，他也很自然求助于盛行于世的佛法。

    天宝十四年七月，肃宗即位以后，诏改扶风为凤翔郡。次年二月，肃宗幸凤翔郡。至收复两京，又自凤翔还京。扶风一带曾经是肃宗最困难时期的大本营，法门寺近在咫尺，这使得即使在战乱的岁月中肃宗也有机会，有可能去了解释迦文佛的灵迹，以及“三十年一开”的传说。时值国家多难之秋，乞求神佛庇佑几乎成了乱世天子与群臣唯一的精神支柱。在这种风雨飘摇的环境下，这种方法也不失是增强民众凝聚力的一种策略。

    肃宗先遣使去向“开元三大士”之一的不空求“秘密法”，召集沙门百人“朝夕诵吹”陀罗尼经，并请不空为“讲颂班首”。至德二年(757)官军收复两京，肃宗回到长安，谢祭宗祖之际，怆然慨叹：“京城再复，贼寇歼灭，岂独宗庙之福，社稷之幸?”言外之意，佛法神功，不可磨灭，不空率众佛门弟子更相附会，于是却敌之功大半归之于佛祖庇佑。自此，本来对佛法兴趣不是很大的肃宗开始倾心三宝了。

    不空被召入宫为皇帝行“转轮三位七宝灌顶”大法，并请搜捡天下梵宇修葺翻译。上元二年(761)仲春肃宗染疾不愈，皇后为之刺血写经。同年九月，以肃宗不康，百官于佛寺斋僧。九月后，有楚州刺史崔侥献：“宝国宝玉”十三枚，其表云得自楚州寺尼真如，说是中国有灾，宜以第二宝(玉鸡)镇之。肃宗说：“上天降宝，献自楚州，因此体元，叶本五纪，其元年宜改为‘宝应’……”于是一度被李唐王室冷落的佛法再度回到显赫的位置上来，一度也曾被遗忘的佛骨舍利的供奉，也重新被提到了朝庭议事日程上来了。

    关于肃宗迎佛骨的情况，唐代宗大历十三年(778)所立的《宝塔铭并序》载曰：

    我肃宗文明大圣大宣孝皇帝缵承丕绪，恢复盛业，德包有截，化总无垠，以泽及四海为勋华……上元初五月十□日，敕僧法澄，中使宗合礼，府尹崔光远启发迎赴内道场。圣躬临筵，昼夜苦行，从正性之路，入甚□之门。以其年七月一日展如初……诏赐瑟瑟像一铺，□事金银之具……下发玉简及瑟瑟数珠一索，金襕袈袈一付，沉、檀等香三百两以赙之。

    崔光远，《旧唐书》有传，曾历任长安令，京兆尹，御史中丞，御史大夫，礼部尚书，节度使，刺史，持节*(左并右刂)襄招讨，山南东道处置兵马都使等；乾元三月二日，为凤翔尹、秦陇节度使。这年的闰四月，改年号为上元，五月，即受命迎奉佛骨。以此观之，碑记与正史所载一致无误。

    这是唐肃宗一生最大的事佛活动。这次迎奉佛骨，由于时逢战乱，大唐国力已非昔日可比，朝庭用度日渐紧张，迎奉的规模比高宗、武后都小，从碑记中看不出大事张扬的现象，所赐之物也不能与高宗、武后两朝相比，持续的时间也短。虽未明载何时送佛骨还法门寺，但从字里行间可以估计，大约在七月初就告结束，总共历时两个月左右。

    第六节  唐代宗讲经退敌留史话

    “安史之乱”是大唐王朝由盛入衰的转折点。宝应元年(762)，安史之乱未平，而肃宗已撒手而去。太子李豫即位，是为代宗。

    代宗登基后，即以妥协的方式分化瓦解叛军，采取只杀叛军首领史朝义，“东京及河南，北受伪官者，一切不问”的政策，一时奏效，暂时恢复了大唐江山。但由于多年战乱，藩镇割据的局面已经形成。藩镇势力的形成始于唐玄宗对安禄山等边将的宠任，在肃、代两朝更有了恶性发展。李宝臣、田承嗣、薛嵩，李怀仙等人“收安史全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宪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与山南东道节度使梁崇义及正己，皆结为婚姻，互相表里”，唐朝廷“不能复制”。代宗执政17年，忙于收拾残局，内忧外患，疲于应付。他也仿照乃父肃宗的办法，借助佛教安抚人心，巩固政权。如征大德49人常住长安大兴善寺讲经弘法；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在寺内开坛灌顶，以佛教教义教化百官；还亲自为不空的译著《密严》，《仁王》两经作序。

    代宗皇帝十分迷信佛教的力量，对借助佛法消灾免难很感兴趣，以致到了痴迷的程度。史载：永泰元年(765)，“外固怀恩与回纥，吐蕃进逼奉天，京师戒严”，面对如此险恶的局面，代宗的退敌办法是：“内出《仁王经》……置在百尺高座讲之。及奴虏寇逼京畿方罢教。”。《仁王经》是密教经典，内有诸多咒术。据云：“诵此经，可以七难不死，灾害不生”。这“七难”是：日月共度，星宿无常，火灾、水灾、恶风，旱灾、恶贼。传云如果国有灾难，须设百座法坛诵此经消灾弥祸，然咒术未能退敌，吐蕃人“大掠京畿男女数万计，焚庐舍而去”。代宗此时仍执迷不悟，敌去后又下令“复讲《仁王经》于资圣寺”，荒诞不经。令今人已很难测代宗彼时的心态。时人曾有诗讽云：

    立国以来为战功，一朝何事却谈空。

    台城兵匝无人敌，闲卧高僧满梵宫。

    由于“三十年一开”惯例，代宗未敢轻易提前迎佛，这大概是他终身的遗憾了，但他总还想为法门寺为佛骨舍利做点事。

    大历十三年(778)，唐代宗在法门寺立碑，以示纪念。碑文名为：《大唐圣朝无忧王寺大圣真身宝塔碑铭并序》，这通由张彧撰文，弘农杨播书写的碑文长达两千四百多字。这是一篇总结性的文字，详细记述了法门寺的历史沿革，佛事之隆盛，前朝各帝迎奉佛骨及修葺法门寺的经过，并提出了创建真身宝塔的“阿育王建塔说”。此碑文资料详实，叙事周密，不仅是研究法门寺和研究中国佛教史的重要史料，也是研究唐史的重要史料。于法门寺而言，代宗此举功莫大焉。

    第七节  唐德宗第四次迎奉佛骨

    大历十四年(779)代宗死，德宗继位。德宗名李适，为代宗长子。

    德宗继位后，“初总万机，励精图治，思政若渴，”，革弊政，止榷沽，绝贡赋，颇有作为，致使“百神咸秩，五典克从”。并对割据之藩镇采取截抑政策，企图加强政权。然而结果是适得其反，激起藩镇之乱。

    建中四年(783)，泾原军兵变，德宗仓惶出逃奉天(今陕西乾县)，朱泚乘机谋篡，李怀光又反并与朱泚和，德宗一度逃到梁州(今陕西南郑)。及乱平，德宗还京后，忌宿将握兵太重，起用宦官分典禁兵。这样，藩镇未平，宦官又握兵权，从而酿成新的乱源。自此，唐德宗既无力削平藩镇，又招新祸，于是转而采取放任的态度，致使乱上加乱，史称“贞元失驭，群盗箕踞”。此间，由于连年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受到严重破坏，“罄国用不足以馈军，竭忆立未闻于破贼”，唐王朝的统治岌岌可危。面对这种局面，唐德宗束手无策，只得一面下诏罪己，另一面转而祈求于佛法。

    德宗在执政之初，励精图治，锐意除弊，原本是不热衷于佛法的。大历十四年六月(德宗五月继位)规定“自今更不得奏置寺观及度人”。建中元年七日，罢内击孟兰盒，又命僧为内道场。贞元三年十月，有报说谢生将韩钦*(左豸右者)等十余人与资敬手僧李广弘同谋不轨，广弘自言当为人主等，德宗闻知，立即下诏，坐死者百余人。然而此后不久，唐德宗却在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发生了变化，其转折点就是迎奉佛骨。

    贞元六年(790)，届法门寺真身宝塔“三十年一开”，唐王室礼迎佛骨舍利的法定之期。它的到来给了德宗所面临的束手无策的政局带来了希望和机会。在唐德宗深感自己无力回天的情况下，极希望借助佛法把自己和国家从困境中解脱出来，于是也终于按惯例而行，迎奉佛骨舍利入宫供养。

    对这一事件，《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分别记载如下：

    岐州无忧王寺有佛指骨寸余，先是取来禁中供养，乙亥，诏送还本寺。

    贞元六年，春，诏出岐州无忧王寺佛指骨迎置禁中，又送诸寺以示众，倾都瞻礼，施财巨万。二月，乙亥，遣中使复葬故处。

    这次迎奉历时一月左右，一切均按常例进行，即先置宫中，然后送诣诸寺，最后复葬故地。对德宗而言似乎是循旧例，但那“倾都瞻礼，施财巨万”的场面于德宗不可能无动于衷，透过迎奉活动他看到了宗教巨大的凝聚力。此后，他对佛教的看法开始发生了根本转变。

    是年，即迎奉佛骨的次年七月癸酉，德宗幸章敬寺，赋诗九韵，题之寺壁。题为《七月十五日题章敬寺》，诗云：

    招提迩皇邑，复道连重城。

    法筵会早秋，驾言访禅扃。

    尝闻大仙教，清净宗无生。

    七物匪吾宝，万行先求成。

    名相既双寂，繁华奚所荣。

    金风扇微凉，远烟凝翠晶。

    松院静苔色，竹房深磬声。

    境幽真虑恬，道胜外物轻。

    意适本非说，含毫空复情。

    诗中极力推崇“大仙教”(佛教)所宣扬的清净无为，名相双寂的去欲出世思想。

    贞元七年，河东节度使李白良请华严宗四祖澄观于崇福寺讲《华严经》新疏(20卷)，德宗闻知，遣中使召入都问佛法大意。贞元十二年(796)又宣召礼迎澄观入京，请澄观于麟德殿开示《新译华严经》宗旨，德宗听了十分高兴，赞曰：“妙哉言乎，微而且显。”于是赐紫纳方袍，礼为“教授和尚”。又请澄观翻译乌茶国进奉的《华严经》后部分梵夹，始译曰“帝亲预译场”。五月，又请澄观进京住终南山草堂寺撰《新译华严后分经疏》。贞元十五年，德宗下诏授澄观“镇国大师”尊号，进封“天下大僧录”，复又赐“清凉国师”的称号。

    德宗与澄观的关系说明他对佛教态度的根本转变，同时又说明了大唐王朝迎奉舍利已非一般的法事活动。这以弘法为形式，以大唐政局为背景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思想教化运动，是大唐王朝的治政之术，虽耗费了巨大的财力和人力，但对于其安抚人心，巩固政权的作用不可低估。

    第八节  唐宪宗第五次迎奉佛骨

    贞元二十年(804)正月，德宗死，顺宗继位，改元永贞。不久，顺宗退位，太子李纯继位，是为宪宗，开始了历史上称为“中兴”的“元和之治”。

    宪宗执政15年，史称其“睿谋英断”。宪宗用优抚的办法削藩，使持续近一个世纪的藩镇割据的内乱局面逐渐好转，大唐政局渐趋稳定。宪宗辅政治世的方略之一便是对佛教的崇信和利用。元和五年(810)，宪宗诏请华严四祖澄观入内谈法，问及“法界”内涵。澄观一句话，使“英明圣皇，怡然自得”。即使有司铸造了一枚大金印赐给澄观，又迁赐“僧统清凉国师”的尊号，统冠天下缁侣，主教门事。当年即召诸大德官僧等就礼泉寺，译出《大乘本生心地观经》8卷，宪宗亲为作序，序中表达了他自己对佛法的理解，也强调了他崇佛的本旨在于用佛教“辅于时”“裨于礼”，希望以慈悲，清静，无为之教义敷教于天下，让天下之人“悟菩提之性”，“济群迷于彼岸，断诸妄于此门”，这实际是宪宗其时一种发自肺腑的心底写照。我们也不难看出，宪宗推崇佛法的出发点，仍是侧重于利用佛教达到治世安国之目的。宪宗自临御以来，延英议政，往往是“昼漏率下五、六刻方退”，尽管刚过不惑之年，却已感黄泉路近，因此在他崇佛心理中，又增添了感恩、还愿、祈求福寿的因素。元和十四年(819)奉迎法门寺佛骨舍利的活动就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发生的。

    《资治通鉴》载：

    (元和十三年十一月)，功德使上言：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十二月，庚戌朔，上遣中使率僧众迎之。(十四年春正月)，中使迎佛骨至京师，上留禁中三日，乃历送诸寺。王公士民瞻奉舍施，惟恐弗及。有竭产充施者，有燃香臂顶供养者。

    《旧唐书·宪宗纪》载：

    (元和十四年春正月)，迎凤翔法门寺佛骨至京师，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如不及。刑部侍郎韩愈上疏陈其弊，癸己，贬愈为潮州刺史。

    《旧唐书·韩愈传》载：

    凤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月，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

    《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

    宪宗启塔，亲奉佛灯。

    《唐阙史》记：

    有僧自京一步一礼至凤翔法门寺迎佛。

    这次迎奉，有所准备，有迎有送，规模较大。与前几次不同的是，宪宗“亲奉佛灯”。《旧唐书》中称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护国”很可能出于宪宗之意，但中途又发生了“韩愈毁佛”的事件。据《佛祖统记》载，元和十四年二月，曾敕翰林学士张仲素撰《佛骨碑》，略述寺，塔、舍利及历朝迎奉的历史，文中记有当月二十四日，即奉佛骨还于岐阳旧塔。这次奉迎活动，结束得比较匆忙。

    第九节  唐懿宗第六次迎奉佛骨

    在宪宗第五次迎奉佛骨后，佛教又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武宗时，“天下憎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左亻右上炏下日)似官居”政府与寺院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的利害冲突越来越尖锐。会昌元年(841)下诏“废浮屠法”，焚烧红教，毁拆佛像，勒令僧尼还俗，是谓“会昌法难”。作为皇家寺院的法门寺也在劫难逃，甚至连佛祖真身也险遭厄运。

    武宗崩后，皇太叔宣宗即位，再一次恢复佛法。下诏云：“会昌季年，并省寺宇，虽云异方之教，有资为理之源，中国之人，久行其进。厘革过当，事体乖谬。”当时，李忱在谈到倡佛政策的必要性时说：“夫俗既病矣，人既悉矣，又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知行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皆纷而起矣。今释氏一归之分而不责于人，故贤智隽朗之士息心焉。”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佛教虽从印度传入，但已在中国本土上扎根，在社会生活中具有很大影响，发挥着不容低估的作用。统治者一旦开禁，“久行其道”的中国人很快又公开信仰佛教，并使之迅速恢复到了一定繁荣的程度，咸通十四年懿宗迎奉佛骨一事便反映出是时佛教发展的势头。

    公元859年，宣宗死，懿宗李漼继位，史称李漼“器本中庸，流于近习”，在他执政的日子里，藩镇势力重又扩张，南蛮成卒反叛，大唐王朝息息奄奄。

    咸通十四年，懿宗染病久治不愈，迫感来日不多，于是便把国家前途和自己的命运都托付给佛祖。法门寺地宫发现的“捧真身菩萨”手捧发愿文匾曰：

    奉为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大圣广孝皇帝，敬造捧真身菩萨，永为供养，伏愿圣寿万春，圣枝万叶，八荒来服，四海无波。咸通十二年辛卯岁十一月十四日皇帝诞庆日记。

    这是懿宗迎奉佛骨舍利的目的。

    此次迎佛骨，自懿宗咸通十二年(871)八月应九龙山禅僧师益之请在法门寺“结坛于塔下”并造捧真身菩萨、双轮十二环迎真身银金花锡杖等，至十四年四月八日迎入长安，到十二月僖宗诏还法门寺，是一次声势浩大，供品最多，耗费空前的迎奉，可谓集前代历次佛事侈靡之大成，禁军兵杖，香刹宝帐，无所不用其极，远非法门一般法事，而是国家大典。

    咸通十四年迎佛盛况见于多种史籍。《大唐咸通启送岐阳真身志文》载：

    (咸通)十四年，二月二十二日，诏供奉官李奉建、高品彭延鲁、库家齐询敬，承*(上山中一下日)□□又与左右街僧录、清澜、彦楚、首座僧澈，惟应，大师重谦，云颢，慧晖等同严香火，虔请真身。时凤翔监军使王景珣，观察判官王充咸来护送。……以十二月十九日自京都护送真身来本寺。……以十五年正月初四日归安于塔下之石室。玉棺金箧，穷天上之庄严。蝉翼龙纹，极人间之焕丽。叠天铢而斥映，积秘室以相鲜。……仍令高品彭延鲁，内养冯全璋颁赐金钱绢等。

    《资治通鉴》记云：

    咸通十四年春，三月癸已，上遣敕使诣法门寺迎佛骨，群臣谏者甚众。至有言宪宗迎佛骨寻晏驾者。上曰：“生得见之，死亦无恨!”广造浮图，宝帐、香舆、幡、盖以迎之，皆饰以金玉，锦绣，珠翠。自京城至寺三百里间，道路车马，昼夜不绝。夏，四月，壬寅，佛骨至京师，导以禁军兵仗，公和音乐，沸天烛地，绵亘数十里，仪卫之盛，过于郊祀，元和之时不及远矣。富宝夹道为彩楼及无遮会，竞为侈靡。上御安福门，降楼膜拜，流涕沾臆，赐僧及京城耆老尝见元和事者金帛。迎佛骨入禁中，三日，出置安国，崇化寺。宰相以下竞施金帛，不可胜纪。因下德音，降中外系囚。

    十二月已亥，诏送佛骨还法门寺。《杜阳杂编》一书对此次法事记录更为详细，文曰：

    (咸通)十四年春，诏大德僧数十辈，于凤翔法门寺迎佛骨。百官上疏谏，有言宪宗故事者，上曰：“朕生得见，殁而无恨也。”

    遂以金银为宝刹，以珠玉为宝帐香舁，仍用孔雀*(左甬右毛)毛饰其宝刹，小者高一丈，大者二丈。刻香檀为飞帘，花槛瓦木阶砌之类，其上遍以金银覆之。舁一刹，则用夫数百。其宝帐香舆，不可胜纪。工巧辉焕，与日争丽。又悉珊瑚，玛瑙，真珠瑟瑟缀为幡幢。计用珍宝，不啻万斛。其剪彩为幡为伞，约以万队。四月八日，佛骨入长安。自开远门安福楼，夹道佛声振地。士女瞻礼，僧徒道从，上御安福寺，亲自顶礼，泣下沾臆。即召两街供奉僧，赐金帛各有差：而京师耆老、元和迎真身者，悉赐银碗锦彩。长安豪家，竟饰车服，驾肩弥路。四方挈老扶幼，来观者莫不疏素，以待恩福。时有军卒，断左臂于佛前，以手执之，一步一礼，血流满地。至于肘行膝步，噬齿截发(者)不可算数。又有僧以艾复顶上，谓之“炼顶”。火发，痛作，即掉其首呼叫。坊市少年擒之，不令动摇，而痛不可忍，乃号哭卧于道上，头顶焦烂，举止苍迫，凡见者无不大哂焉。

    上迎佛骨入内道场，即设金花帐，温清床，龙麟之席，凤毛之褥，焚玉髓之香，荐琼膏之乳，皆九年诃陵国所贡献也。

    初迎佛骨，有诏令京城及畿甸于路旁垒土为香刹，或高一二丈，迨八九尺，悉以金翠饰之，京城之内，约万数……又坊市豪家，相为无遮斋大会，通衢间结彩为楼阁台殿，或水银为池，金玉以为树，竞聚僧徒，广设僧像，吹螺击钹，灯烛相继。又令小儿玉带金额白脚，呵唱于其间，恣为嬉戏。又结锦绣为小车，与以载歌舞。如是充于辇毂之下，而延寿里推为繁华之最，是岁秋七月，天子晏驾……

    僖宗皇帝即位，诏归佛骨于法门。其道从威仪，十无其一，具体而已。然京城耆耄士女，争为送别，执手相谓曰：“三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即俯首于前，呜咽流涕。

    由以上资料可以看出：懿宗迎佛骨的目的很明显，即为“百姓祈福”，甚至不顾臣子的劝阻，誓曰“生得见之，死而无恨”。自肃宗朝短暂“中兴”后，唐帝国衰颓之势已不可挽回，懿宗时代藩镇割据又加上宦官干政，边关亦不平静，使懿宗焦头烂额。

    这一次迎奉历懿宗、僖宗两朝，正时值武宗“会昌法难”之后的“劫后盛会”，群众表现出来的炽热宗教感情明显地胜过以往各次。晚唐的政治腐败，战乱的荼毒，人民在遭受前所未有的灾难时，只能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大慈大悲的佛祖身上。尽管懿宗的死给这次迎奉活动浇了一盆凉水，但“京城耆耄士女”，都仍然争相送别，呜咽涕流，并执手相谓说：“三十年一度迎真身，不知再见复在何时?”

    这次迎奉佛指舍利，既是唐代崇佛的最后一次高潮，也是法门寺佛指舍利在古代历史上最后一次面世。大唐咸通十五年(874)正月初四，唐僖宗李儇下诏送还佛骨归法门寺地宫珍藏，随之供奉了数千惊人的金银宝物，而后立碑立帐，掩封了法门寺佛塔地宫石门，给唐代诸帝礼迎佛骨画上了一个句号。法门寺在经历了它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灿烂辉煌之后，开始转入了长达千年的寂寞与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