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碑刻作为以佛教为题材的书法作品，对推进和繁荣中国碑刻书法艺术具有重要意义。

    龙藏寺碑

    隋代的书法上承汉魏六朝，下开唐楷，在这一过渡中，最典型的作品就是《龙藏寺碑》。此碑刻于隋开皇六年(586)，被誉为“隋碑第一”。

    碑刻字体瘦劲宽博，平正冲和，有隶书的含蓄，有魏碑的雄健，又有唐楷的谨严。字形结构朴拙，用笔沉滞，有一种高穆典雅的风神。康有为认为《龙藏寺碑》统合分隶，为六朝集成之碑。

    在为数众多的佛教碑刻中，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主要有《多宝塔碑》、《晖福寺碑》、《胆巴碑》、《集王圣序碑》、《道因法师碑》等。

    《多宝塔碑》亦称《千福寺多宝塔碑》或《多宝塔感应碑》，全称为《大唐西京千福寺多宝塔感应碑文》，唐天宝十一年(752)刻。碑文记述了西京龙兴寺和尚楚金禅师创建多宝塔的经过。为岑勋撰，颜真卿书，徐浩题额，史华刊刻。楷书，34行，满行66字。额隶书2行6字；阴刻《楚金禅师碑》，侧刻金莲峰真逸题名，金明昌五年(1194)刘仲游诗。《多宝塔碑》是颜真卿传世书迹中最早的楷书作品，代表了颜氏早期的书风特点，书法端庄雄伟，明劲秀丽，用笔方折腴润，结字严谨遒密，为唐楷的典范作品，成为后世学习颜体楷书的优秀范本。此碑实物在陕西兴平县千佛寺，碑螭首龟座，高285厘米，宽102厘米，额首篆书“大唐多宝塔感应碑”，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有北宋拓本，其中李宗瀚藏本最精，后归陈宝琛，现保存在故宫博物院。

    《晖福寺碑》全称《宕昌公晖福寺碑》，亦称《造三级浮屠碑》，北魏太和十二年(488)刻。内容记述了北魏太和十二年李润镇(今陕西澄城县)晖福寺的修建经过。碑高294厘米，宽90厘米，额阳文篆书“大代宕昌公晖福寺碑”九字；正文楷书24行，每行24至26字不等。《晖福寺碑》楷书字体拙朴，笔道遒劲厚实，结体收敛，力求方整之美，严谨而规矩，是北魏书法的代表作。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称此碑有“宽博若贤达之德”，是“丰厚茂密之宗”，列为“妙品上”。中国书法发展到北魏时期，借着礼佛造像，刻墓志铭，碑刻大盛，显现出一种独特的风格，《晖福寺碑》便是其中精品，它不仅影响了同时期的北魏书法，而且对后世书法，特别是隋及初唐的书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现存西安碑林第三室。

    《陀罗尼经幢》全称《佛顶尊胜陀罗尼幢》，唐代碑刻。经幢形为柱状，系用多块石刻堆建而成。柱上有盘盖，大于柱径，刻有垂幢、飘带等图案。柱身多刻陀罗尼或其他经文和佛像。此碑用笔劲利而工稳，结字端严而宽方，章法疏密自然，气骨内含，神情外现，既有北魏书法的风格，也有初唐书法的遗韵，其中还有少许欧阳洵和褚遂良的楷书痕迹，实为唐楷中少有的精品，是后世书法学习之典范。现存陕西陇县图书馆。

    《集王圣序碑》又称《怀仁集王圣教序》、《三藏圣教序》、《七佛头圣教序》等，为唐代碑刻。记述唐代高僧玄奘赴印度取经和回国翻译佛经的史实。碑高35厘米，宽100厘米，螭首方座，碑额刻有7尊佛像，碑文行、楷、草相杂，30行，每行83到84字不等。现藏西安碑林第二室。此碑系由王羲之的书法真迹摹出，虽为摹刻，但保存了王羲之书法的真实面目，形神兼备，康有为在《广义舟双楫》中评价此碑：“位置天然，章法秩理，可谓异才。剪裁纫缝，皆若己出。此碑体势一贯，点画精到，结字多变，平和简静，遒丽天成，绝妙千古。”《集王圣序碑》不仅开创集王羲之书法之先河，而且还是历代集王羲之书法的最成功者。故与《兰亭序》一样，成为历代研习王羲之书法的最佳范本。

    《道因法师碑》全称《大唐故翻经大德益州多宝寺道因法师碑文并序》，唐龙朔三年(663)刻。李俨撰文，欧阳通书，范素镌刻。碑高3.2米，宽1.4米，楷书34行，满行73字。额正书横列“故大德因法师碑”七字。碑文记述道因法师生平事略，道因法师于唐贞观年间曾在长安大慈恩寺协助玄奘翻译佛经。欧阳通为欧阳洵之子，书法险峻谨严，运笔拗折，方笔多于圆笔，隶意极浓，锋颖外露，颇具其父欧阳洵之风。明汪珂玉《珊瑚网》卷二十称：“瘦怯于父，而险峻过之。”今存有北宋拓本，上有清人王澍跋文、翁方纲跋文，故宫博物院藏。亦有北宋拓本，钤乾隆懋勤殿印御览图章，亦藏于故宫博物院。

    《胆巴碑》又称《胆巴法师碑》，全名《大元敕赐龙兴寺大觉普慈广照无上帝师之碑》，元延佑三年(1316)赵孟*(左兆右页)奉敕书。行楷，125行，计903字。碑文记述帝师胆巴事略，胆巴(1230～1303)是元代藏族僧人，萨迦派领袖，被封为“帝师”。圆寂后舍利葬于北京仁王寺庆安塔。元仁宗追号赐“大觉普惠广照无上巴帝师”。此碑书法圆活秀润，风格潇洒超逸，为赵体书法中的精品。纸本现藏故宫博物院。今有刊本流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