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牒是中国封建时代历代统治者发给僧尼的身份证明文件。度牒是统治者控制佛教规模的重要手段，对佛教的发展起到过重要影响。

    度牒上面详细记载僧尼的本籍、俗名、年龄、所属寺院、师名以及官署关系者的连署。僧尼持此度牒，不但有了明确的身份，可以得到政府的保障，同时还可以免除地税徭役。

    度牒的取得主要有三种途径：一是考试；二是额外恩准；三是纳钱换取。古代度牒之制的变动无出其三者。度牒制度开始于何时，现在很难确定具体时间。南北朝时已经有僧籍，故度牒可能始于唐代之前。在北魏时，僧人赴各地旅行，需要各地政府的证明文件。

    僧尼受戒给牒必须纳钱，因此度人为僧，统治者会得到不少好处。起初，有权势者私下纳贿卖度，谋取私利。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就已出现卖度牒的现象。安禄山之乱发生后，杨国忠使御史崔众赴河东度僧尼道士，旬日间得钱百万(《旧唐书·食货志》卷四十八)。《高僧传》卷八记载，唐肃宗即位灵武，军需不足，用右仆射裴冕计策，大府各置戒坛，度僧鬻度牒，谓之香水钱。荷泽神会也立坛度僧，所获财帛，顿支军费，对收复两京，出力不少(《宋高僧传》卷八)。

    出家须领度牒的制度，宋代照准执行。宋太祖开宝四年(971)四月诏令诸州度僧额度。度牒由礼部下，祠部给之，每牒纳费百钱。宋太祖、太宗均以试经度僧。建隆三年(962)，诏每岁童行通《法华经》七轴者给牒披剃。雍熙三年(986)，诏系帐童行并与剃度，从今后读经达三百纸，所业精熟者方许系帐。至道元年(995)，诏度僧尼诵经百纸，读经五百纸为合格。不过，如唐代一样，这些法令并未得到严格执行。试经所度之外，皇帝诞庆日及官吏、内臣设寺造塔，也特别度僧。《系年要略》卷二十五载：“建炎三年七月戊寅，诏诸州试经拨放度牒，及圣节恩例等，并权住。”此书卷一百又明确指出：“旧法降赐度牒凡二：有拨赐，有试经。所谓恩例者，圣节所拨放也。”度人既多，至神宗初年而有发空名度牒之事，故在建炎年间(1127～1130)礼部员外郎兼权祠部王居说：“本部岁降诸路空名度牒，各不下五六万，而其间乃无一人缘试经者。”(《系年要略》卷五十一)宋代度牒曾一度用纸造，如宋王术永《燕翼诒谋录》说：“僧道度牒，每岁试补。刊印板，用纸摹印”，但伪造者很多。南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仍旧恢复先前的绫造度牒之制。宋代度僧既有限数而要求出家为僧者过多，于是度牒便成为一种有价证券在社会上流通，朝廷也公开出售度牒敛财。神宗熙宁元年(1068)七月，“司谏钱公辅言，祠部遇岁饥河决，乞鬻度牒以佐一时之急，自今驿节恩赐，并与裁损，鬻牒自始此”(《佛祖统纪》卷四十五)。从此，宋代始终用卖度牒作为政府对付营造、赈灾、筹饷等亏空之法。凡是篡改旧度牒或冒用死亡僧人的度牒，是要受到充军发配的惩罚的。

    宋代度牒，不仅有法定的价格，而且它的价格还随使用范围的扩大而与日俱增。元丰七年(1084)著令度牒每道为钱百三十千，州路竟达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夔州路竟达三百千，以次减为百九十千。元祐年间(1086～1093)定价为三百千。南宋绍熙三年(1192)定价为八百千。元丰至绍熙，百年间度牒价格增至六倍以上，而它的用途也异常宽泛。如北宋神宗时“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尝秦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宋史食货志》卷一七六)。这样以度牒充青苗资本，限制高利贷者的盘剥，减轻人民负担，增加朝廷收入，算是第一类用途。神宗熙宁六年(1073)赐夔州路转运司度僧牒五百置市易于黔州，这样以度牒充市易本钱，防止大商人垄断物价，以稳定市场，并增加朝廷收入，这可算作第二类用途。英宗治平四年(1067)“给陕西转运司度僧牒，令籴谷，赈霜旱州县”(《宋史·神宗本纪》卷十四)。熙宁三年(1070)“丁卯给两浙转运用司度僧牒，募民人粟”(《宋史神宗本纪》卷十五)。熙宁七年(1074)“八月丁丑赐环庆安抚司度僧牒，以募粟，赈汉番饥民”(同上书同卷)。南宋乾道三年(1167)八月，“四川旱，赐制置司度牒四百，备赈济”(《宋史·孝宗本纪》卷三十四)。乾道四年绵汉等州饥荒，“五月癸亥出度牒千道，续减四州科调”(同上书同卷)。八年(1172)十二月“甲寅雨雹，以度僧牒募闽广民入米”(《宋史·孝宗本纪》卷三十五)。淳熙十四年(1187)七月“辛酉，江西湖南饥，给度僧牒鬻以籴米备赈粜”，“八月辛未赐度牒一百道，米四万五千石备赈绍兴府饥”(同上书同卷)。这样以度牒作赈饥之用，算是第三类。北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闰十月二十六日诏：明州育王山寺掌管仁宗御容僧行可，赐师号，度牒各二道，用为酬奖(《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一)。南宋高宗建炎元年(1127)五月一日敕，暴露遗骸许所在寺院埋瘗，每及一百人，令所属勘验，申礼部给度牒一道。绍兴二年(1132)改为每及二百人给度牒一道。次年九月七日，陕西诸路都统制兼宣抚处置司都统制吴磷，母刘氏坟寺乞赐名额。诏以报功显亲院为寺额，仍岁给度牒一道(出处同上)。乾道六年(1170)湖州马墩镇行者祝道诚收葬运河遗骸一千二百六十有余，蒙赐度牒并给紫衣剃度(《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一)。乾道八年二月建康府僧普立、童行、(彭)普海“以管乾兄皇兄元懿太子道，所香火已及三年，赐度牒一道”。五月，饶州饥，僧绍禧、行者智修煮粥供赡计五万一千三百六十五人，僧法传、行者法聚煮粥供赡计三万八千五百六十一人，诏行者智修、法聚各赐度牒披剃(出处同上)。乾道九年三月，徐州男子郭惠全自少出家，母死，负土成坟，孝节感著，赐度牒一道披剃为僧(出处同上)。这样以度牒旌表有功或孝节，算是第四类。南宋时期，军事倥偬，财政支绌，朝廷还往往以度牒充军费，如绍兴九年(1139)八月乙丑，“给新法度牒、紫衣、师号钱二百万缗，付陕西市军储”(《宋史高宗本纪》卷二十九)。绍兴十一年，宋金激战于庐州，“三月庚子朔张俊进鬻田及卖度牒钱六十三万缗助军用”(出处同上)。宁宗嘉定十一年(1218)正月乙未，“以度僧牒钱给四川军费”(《宋史·宁宗本纪》卷四十)。理宗淳祐七年(1247)四月庚戌，“出缗钱千万，银十五万两，祠牒千绢万并户部银五千万两，付督视行府赵葵调用”(《宋史·理宗本纪》卷四十三)。这是第五类。此外，朝廷还以度牒经营商业，如北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入蜀经划买茶，于秦凤熙河博马，而韶言西人颇以善马至边，所嗜唯茶，乏茶与市，即诏趋杞据见茶计水陆运致。又以银十万两、帛二万五千、度僧牒五百付之，假常平及坊场余钱，以著作佐郎蒲宗闵同领其事”(《宋史·食货志》卷一八四)。这可算作第六类用途。后来朝廷还以度牒帮助变革币制，应付危机，甚而至于货币会子贬值也是用度牒作价来收回。南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出度牒二百收淮东铁钱”(《宋史·光宗本纪》卷三十六)。总而言之，宋朝一代，度牒几乎等同于货币或相当于有价证券，可以在市场自由流通。

    度牒领得后，可以免丁钱避徭役，保护资财，这是唐至宋的一般现象。因此，豪强兼并之家，公然冒法，买卖度牒，从中取利，甚至有伪造度牒的。南宋时因疆域缩小，朝廷收入减少，所以在绍兴十五年(1145)正月辛未，又命“僧道纳免丁钱”(《宋史·高宗本纪》卷三十)。乾道七年(1171)“诏寺观毋免税役”(《宋史·孝宗本纪》卷三十四)。淳熙五年(1178)正月“癸卯罢特旨免臣僚及寺观科徭”(《宋史·孝宗本纪》卷三十五)。这样，就连持有度牒的僧尼，也不能免除税役了。不过，僧尼依旧可以享受到其他种种权利，度牒仍有其一定的经济价值，所以到绍兴二十七年(1157)各州县仍有出卖亡僧度牒而不缴申祠部的情况发生(《宋会要辑稿》第二百册道释一)。

    元代度牒，初期并不收费。至元二十九年(1292)令有通晓经文，或者能写诗颂及书写者，或者习坐禅，稍有一能，即由本寺住持耆老等报明申院，以凭给据披剃，但不得为逃避军役赋税、来历不明的人等请给文据披剃。成宗大德八年(1304)平户丁多，差役不缺及有兄弟侍养老人者，方许发给度牒出家。文宗天历二年(1329)僧还俗者允许重新领取度牒为僧。顺帝元统二年(1334)下禁令不许私自建立观、庵、院，僧道入钱五十贯，方给予度牒允其出家。从此恢复唐宋戒牒收费的制度。明代僧尼依然给度牒。明太祖洪武十四年(1381)设僧道衙门，在京设僧录司，掌管天下僧教事，并下诏天下编赋役黄册，规定“僧道给度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畸零”(《明史·食货志》卷七十七)。当年又下令各府州县未有度牒僧道，许本管僧道衙门具名申解僧纲司转僧录司考试。能通经典者，具申礼部奏闻出给度牒。洪武二十五年(1392)下诏试经给僧度牒。此后很长时期，一切制度均依照洪武旧规。直至明朝末年，国势衰微，重新恢复前朝的卖牒制度。成化二年(1466)，明宪宗命礼部给度牒鬻僧，以济饿民(见《明大政纪》)。成化二十年(1484)，又给空名牒一万纸，分送山陕，令招募愿为僧尼的民众，输粟十石即可给牒度之。十二月又预度天下僧道六万人，以救山陕饥荒(《名山藏·典谟记》)。度牒的价格，明世宗嘉靖十八年(1539)定价为十两，嘉靖三十七年减为四两，隆庆年间(1567～1572)又定为五两。

    清太宗皇太极远在未推翻明朝统治的天聪六年(1632)就下令给僧尼度牒，僧道不许买人为徒，违者治罪。崇德五年(1640)下令新收僧人纳银给予度牒。清世祖顺治二年(1645)停止纳银换牒之法，严禁私造寺及佛像，重申度人申报之规，禁绝私度。顺治六年又下敕僧道度牒每道纳银四两。顺治八年复下令免纳度牒银。顺治十五年(1658)换发满汉两种文字的度牒，已纳银者换牒，未纳银者纳银后方可换给新牒。顺治十七年又免纳度牒银。康熙十五年(1676)下敕私度者杖八十，令其还俗为民；冒名顶替者笞四十，度牒入官，僧官革职还俗，并停止给牒。直到乾隆元年(1736)始恢复度牒之制，清查寺院僧尼，只发给本人度牒，并不许僧尼招收生徒，愿还俗者许之，妇女年龄未满四十不许出家。各督抚年终将所减僧尼实数具报，不得隐瞒。自乾隆元年至乾隆四年(1736～1739)礼部颁发度牒达三十四万零一百一十二张。乾隆四年，敕僧道凡有犯戒等事由，原牒追缴，不许改名更替，如有隐匿欺瞒等事，官员俸禄罚三月，所涉僧道勒令还俗。并同时下令，僧道年四十，方准收徒一人，年未满四十受徒及受徒不止一人，官吏失察，罚俸三月，所收徒弟勒令还俗。乾隆三十九年(1774)下敕永久废止僧道度牒。自此以后，僧尼只有各寺所发给的戒牒而无度牒。

    出家

    出家，“在家”的对称，指辞别家庭眷属、弃舍世务而专心修行佛法，又称出尘。《显扬圣教论》卷三云：“出家者，指持出家威仪相貌，弃舍俗境，受持禁戒，如法乞求，清净自活。”出家的行为自古即行于印度，吠陀时代已有舍世舍家而求解脱的人。之后，婆罗门教徒等也承受其风，多入山林闲寂处专心修道。在佛教而言，以释尊的出家学道为开始，乃至尔后的教团仍以出家人为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