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禅学思想史》 第三章 从禅学到禅宗 第三节 禅学向禅宗的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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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菩提达摩的禅法经慧可、僧璨而传至四祖道信,无论是禅学思想、修行方式,还是发展的规模,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一、四祖道信与达摩禅

    道信(580—651),俗姓司马,河内(治所在今河南沁阳)人。少年出家,后往舒州皖公山,以僧璨为师,静修禅业,并蒙授法。经十年,又赴吉州、江州(均在今江西省境内),曾在庐山大林寺住了十年。大林寺为三论兴皇法朗的门人智锴所创建,智锴曾从天台智*(左岂右页)修习禅法。道信在大林寺留止多年,受到了三论、天台等多方面的影响。后应蕲州道俗所请,渡江北上,住黄梅西北的双峰山三十余载,大弘达摩禅法,并创立自家门风,门下徒众达五百余人。湖北一带自南北朝以来就一直是三论空宗流行的地区,这对于道信更多地接近空宗思想,当有很大影响。道信的思想虽然仍不离四卷本《楞伽经》,但由于他同时又依《文殊说般若经》,进一步接近了三论空义,因而淡化了楞伽的真性之义,使真常之心更多地让位给了当下自然的现实人心,并因此而在解脱理论和禅修方便等方面也相应地对传统禅学作出了新的发展。

    道信在达摩禅法的展开中以及禅宗的创立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与所处的地位是特别值得重视的,他可说是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他不仅奠定了禅宗的思想理论基础,而且在组织形式和禅行生活方面使禅宗初具宗门的特点。达摩与道信之间是否有传承关系,现虽不能最后确证,但道信以后,禅宗的传承则是很清楚的了。《楞伽师资记》中说道信“再敞禅门,宇内流布”,《续高僧传》也说道信门下徒众达百余人,这都表明,达摩禅发展到道信已具相当规模。究其原因,除了社会环境较为适宜以及道信兼摄诸经教、兼融诸方便而使其禅法更具适应性之外,与道信传法方式的改变也有很大的关系。从达摩、慧可到僧璨,都是“行无轨迹,动无彰记,法匠潜运,学徒默修”。弟子们常行头陀行,一衣一钵,住无定处,到了道信却“择地开居,营宇立像,存没有迹,旌榜有闻”。他在双峰山一住就是三十年,依山傍林,安居传法,经济上自耕自给,在教禅的同时又传戒。这都既便于诸方学人前来学道,又利于禅法的展开,影响的扩大。另外,据说唐太宗曾多次诏请道信入京,道信均以年老多病相辞,甚至当唐太宗命使者持刀威胁,若人不来取头来时,道信仍力辞不去。由此看来,道信传法主要依靠的是下层民众,对上层统治者则采取了不合作的态度。这对于日后禅宗的勃兴,特别是唐武宗灭法以后禅宗的发展,都有莫大的关系。道信初创的宗风,到弘忍而有进一步的发展。道信传法于弘忍,死后唐代宗赐谥“大医禅师”。

    二、般若与楞伽的会通

    道信的禅法思想,仍然是循着菩提达摩“藉教悟宗”的安心法门而来的,但他在藉教与安心两方面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在藉教方面,达摩所藉之教为楞伽的心性论,同时融入了般若的离言扫相,但达摩未对此作理论上的论证。道信则进一步从理论上对般若与楞伽的结合作了论述,他引入了《文殊说般若经》的“一行三昧”,明确地用般若的无相之实相来改造楞伽的心性说。

    道信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曾自述:“我此法要,依《楞伽经》诸佛心第一,又依《文殊说般若经》一行三昧。”这里所说的《文殊说般若经》为梁曼陀罗仙的译本。该经的主旨在于宣说“一切法无相”、“一切法空”的般若思想,但同时又从般若性空的观点出发,谈到了佛性、如来藏,从佛界即众生界的角度论述了众生与佛的不二。

    众生界与佛界平等无二,这本是佛性—如来藏系的重要思想之一。但它主要是从“界”上立论的,亦即是从众生都有佛性、如来藏而立论的。“界”最初有界别、种族之义,佛界即为佛这一种族类,后来又发展出佛之体性、众生成佛之因等义,与佛性、如来藏就成为异名而同实了。佛性—如来藏系认为,一切众生都有“不生不灭”、“自性清净”的佛性、如来藏,因此,一切众生界、佛界即是一界,众生与佛就平等不二的清净如来藏而言,是无二无别的。

    与此不同的是,《文殊说般若经》所说的众生与佛不二是从“性空”实相上来立论的,它从般若实相的无相无作、不可思议和一切法皆为假名而引出了众生与佛同为一界,众生与佛无二无别。因此,它并不主张众生皆有常住不变之如来藏,皆得成佛,而是把包括佛与众生以及菩提等在内的一切法统统归之于非有非无的性空实相。经中强调:“世尊即是法界,……法界之相即是菩提,……一切法空即是菩提,……非有非无。”“一切法相同入实际,……佛及凡夫二法相空,无取舍故。”经中还特别强调了“佛亦但有名字,名字相空”,以破除人们的执著妄见。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经中提出了“一行三昧”法门,认为只要修此三昧,就与“如般若波罗蜜所说行”相同,能速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即如实了知诸法性空的道理。①

    《文殊说般若经》中的“一行三昧”实际上是证得般若空观的一种禅定。根据经中解释,“一行”即是“法界一相”,意谓“一切法空”的不可思议、无言说相,亦即非有非无的般若实相,这与《大乘起信论》中以真如为“法界一相”的“一行三昧”是很不一样的。经中强调,通过“系心一佛,专称名字”的念佛即能入此三昧,尽知诸佛与法界无差别,佛及凡夫二法相空,从而自身也就等佛了。道信以这种即假而空、生佛不二的“一行三昧”念佛法门与《楞伽经》的“诸佛心第一”相结合而成就了他的“安心”方便法门。

    《楞伽经》所言之心具有如来藏自性清净心的意义,而将佛性与人心视而为一,又是达摩至僧璨依据四卷本《楞伽》所共有的思想倾向,这种思想倾向在道信这里有更进一步的发展。道信以《文殊说般若经》的思想来改造《楞伽》之心,更突出了当下即是的念佛之心。他把“系心一佛”与系念自心联系起来,强调心即是佛,念佛即是念心,念心即是念佛。由于所念之佛即是心,念佛之心亦即是佛,念与所念皆不离心,心就是佛,因此,念与所念其实都只是一种方便施设,剩下的只有当下念佛之心。据此,道信提出:“常忆念佛,攀缘不起,则泯然无相,平等不二。入此位中,忆佛心谢,更不须证,即看此等心。”这也就是“安心”。心既得安,即得解脱。道信这里所说的“心”已通过般若实相说而更多地转向了当下念佛的现实之人心,它与“如来藏”是有很大差异的,这不但表明道信禅法的所藉之教与达摩以来的禅法已有很大的不同,而且使达摩以来的安心法门之内涵也有了极大的变化。同时,这也决定了道信的修行观对达摩以来的禅法作出了很大的发展。

    三、修行观与五方便

    由于道信虽然以般若实相说来改造楞伽的心性论,把立足点更多地移向了般若,但他并没有完全离开楞伽心性说,因此,他的修行观一方面依于无所得心而倡导一种随心自在、无碍纵横的修行生活,另一方面又提出了观心看净的方便法门。在《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道信曾同时提出两种使心得明净的禅修方便,一为“亦不念佛,亦不捉心,亦不看心,亦不计念,亦不思惟,亦不观行,亦不散乱,直任运,亦不令去,亦不令住,独一清净,究竟处心自明净”;二为“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心如明镜,或可一年,心更明净。或可三五年,心更明净”。这清楚地反映了道信禅学思想的兼容性,也为日后南北禅宗的分化埋下了种子。由于无佛可念,无心可看,佛即是心,心相无相,故不念佛,不看心,清净之心便自然明净;若凝心入定,念佛看心,即有所执著,不得解脱。这种任心自运的方便法门依据的显然是无相无得、无著无舍的般若思想,后世惠能南宗即发展了这种禅法。而“心如明镜”,“或可谛看,心即得明净”的说法,却又明言观心看净。三年五年,心更明净。这显然又是《楞伽经》自性情净心的次第渐修法门,神秀北宗的“时时勤拂拭”亦可视为是对这种禅法的继承。道信把上述禅法的差异归之为学者根机的不同,其实,从他引经据典的说明中可以看出,这实际上与他所藉之教的不同是有密切关系的,它反映了道信禅学思想中般若与楞伽的两种不同的思想倾向。

    道信还曾把各种禅修方便归纳为五种。从这五种围绕着“心”而展开的修行方便法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信用般若思想来改造如来藏自性清净心而未彻底,博采众经之说而为我所用的新禅风。

    所谓五种方便,一为知心体,二为知心用。知心体是知心之体性本来清净,与佛不二;知心用是知心之作用生法宝,与理相契。知心之体用具有知自心圆满具足、即心即佛的意义。第三种方便为“常觉不停”,具体地说就是“觉心在前,觉法无相”,意即圆满自足的本觉之心念念不滞于言相,正念不断,妄念不起。第四种方便主要是“观”,要求通过观身空寂而明了诸法皆空的道理,从而入身于法界之中达到我佛一如之境。第五种方便为“守一不移”,即在了知能缘所缘皆为空幻的基础上守住清净之自心。道信在将一切归之于空幻的同时又留下了不空的清净之心,这既表明他的禅法以般若空观为指导而又未摆脱楞伽心性论,也给了惠能南宗禅以深刻的影响。

    道信自云,其五种方便“皆依经文所陈”,他的《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也确实先后引用了十多种分属不同思想体系的佛教经典,特别是开了禅门引用《金刚经》的先例,这表明道信的禅法仍然是依教明禅,并未超出“藉教悟宗”的范围。但道信特别强调“依义不依言”,认为若要真正得佛意,只有“一言亦不用”。他还把禅法的重心安放在“行”之基础上,认为“学道之法”应先知心之根源及诸体用,在了知清净之心在学道中的根本地位以后,就应该以心为源,凭借自心努力去行。只有“解行相扶”,才能明心见性,解脱成佛。

    道信五方便禅法所围绕的“心”,既有真常之心的痕迹,又有空寂之心的倾向。因此,五种方便既容纳了许多传统禅法的修心内容,又以般若空观进一步发挥了慧可、僧璨禅法中即心即佛、万法一如的思想。道信在反复谈到“看心”、“摄心”、“守心”的同时又把坐禅看心等视为“初学者前方便”,认为只有在自然的生活中无心而修心,才能使清净圆满的自心自然地呈现。这充分体现了他的禅法兼摄诸经教、兼融诸方便而又以般若无所得思想为主的特色。道信把达摩以来随缘逍遥的修行观进一步置于当下即是的自然之自心的基础上而提出的随心自在、无碍纵横,成为中国禅宗修行生活的基本态度。

    道信开创的新禅风在弘忍那里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  以上引文均见梁曼陀罗仙译《文殊师利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载《大正藏》第八卷,第726~7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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