菩提达摩系的禅法发展到道信，无论是禅法思想还是禅法开展的形式，都已初具宗门的特点，弘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成了禅宗的创建。中国禅宗可说是初创于道信，基本完成于弘忍，而由弘忍的弟子神秀和惠能进一步加以发展。南能北秀为代表的南北禅宗是中国禅宗的两大基本派别，其门下为争法统而相互攻讦，甚至发展到“相见如仇雠”、“相敌如楚汉”的地步，但他们都公认弘忍的祖师地位，均称得到了弘忍的传授，由此也可见得弘忍在中国禅宗史上的重要地位。

    一、五祖弘忍与《最上乘论》

    弘忍(60l—674)，俗姓周，蕲州黄梅人，传道信法统而成为禅宗五祖。据说他七岁就随道信出家，“三十年不离信大师左右”。他白天劳作，夜晚坐禅，性情敦厚，与世无争。由于他独善其身，精进不懈，因此，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不常读经，却能契悟佛法大义，深受道信器重。道信以后，弘忍定居于黄梅双峰山东去不远的冯墓山(故又称东山)，弘法开禅，大启法门，门徒甚众，规模空前。《传法宝纪》称“道俗受学者，天下十八九。自东夏禅匠传化，乃莫之过。”弘忍所传的禅法被称为“东山法门”。其实，东山法门也包括了道信的禅法，因为弘忍的禅法是对道信禅法的发扬光大，道信倡导的“一行三昧”为东山法门之根本。

    弘忍在东山传法二十余年，足不出山，长期养性山中，并保持了道信对统治者上层人物不合作的态度。据说显庆年间，唐高宗曾多次派遣使者前来迎请弘忍入京，均遭拒绝。弘忍继承并发展了道信倡导的山林佛教的特色，聚徒定居，生产自给，把禅的修行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把禅修与日常生活打成一片，从而使达摩以来随缘自在的修行观具体落实到了实际的禅行生活中去，在农禅并作的修禅生活中透露出了中国禅宗特有的老庄风度。中国禅宗的基本组织形式与生活态度在弘忍之时基本得到了确立。弘忍去世后，唐代宗敕谥“大满禅师”。

    弘忍的禅学思想，主要强调“守本真心”，认为“此守心者，乃是涅槃之根本，入道之要门，十二部经之宗，三世诸佛之祖”。这些思想主要保存在传为弘忍所作的《最上乘论》中。敦煌本中题为“蕲州忍和尚”所作的《导凡趣圣悟解脱宗修心要论》一卷与《最上乘论》为同一作品。关于《最上乘论》是否为弘忍所作，中外学者一直有不同的看法。我们认为，净觉在《楞伽师资记》中虽曾明言“忍大师萧然净坐，不出文记，口说玄理，默授与人，在人间有禅法一本，云是忍禅师说者，谬言也”，但这并不足以否定此论或为弘忍弟子所编集。首先，净觉所否定的“禅法一本”并不一定就是现存此论。其次，“不出文记”可以是说禅师本人不事撰述，并不等于就排除了禅师“口说玄理”进行的方便之教可以由弟子记录成文的可能性。事实上，净觉在强调达摩以来的历代祖师均“不出文记”的同时，又记载了达摩有《达摩论》、慧可有《略说修道明心要法》、道信有《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等，净觉说神秀“不出文记”也没有妨碍我们今天承认神秀有《观心论》等传世。至于《最上乘论》中部分内容的可疑更不能说明全论均非弘忍所作(或所说)。

    再以达摩系禅法的发展来看，《最上乘论》提出的“守心”这个主题也是对道信禅法思想的继承与发挥。道信思想的重心虽然移向了般若，但并未排斥楞伽，因此，在修禅实践上既强调随心自在，又兼容了观心看净、摄心守一等方便。《最上乘论》在《大乘起信论》的影响下，把摄心守一明确为“守本真心”，从而把所守之心的“真心”成分进一步突出了出来，这与《宗镜录》及《楞伽师资记》等所引述的弘忍思想是基本一致的。至于论中有些文句与《楞伽师资记》中记为慧可所说的很相似，这说明《最上乘论》中有部分内容是比较早出的，以至于净觉将它归到了慧可名下。即使是慧可的思想，既然已为弘忍所引述并加以发挥，也就可以同时视为代表了弘忍的思想，因此，在没有更多的材料来确证之前，我们暂时就把这些内容放在弘忍禅法中来加以分析，而在论述慧可思想时就从略了。

    总之，我们认为，《最上乘论》可能是由弘忍门下根据弘忍所说集录而成，大体上可以反映弘忍禅法的特点。此论的思想与神秀北宗禅相近，若为北宗人伪托，在后来惠能南宗几乎一统天下的情况下似应有人出来辩驳，因为弘忍是南北禅宗共同尊奉的五祖。但在现有材料中并未见到此类辩驳，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了此论为弘忍所述的可信性。下面我们就以《最上乘论》为主来探讨一下弘忍禅法思想的特点。①

    二、“守本真心”论

    《最上乘论》的主题是“守心”，论文围绕着所守之心为何、为何守心以及如何守心等展开了论述。

    所守之心为何?论中明确提出，所守之心为“自性圆满清净自心”，亦可称之为“我心”、“本心”、“真心”、“真如佛性”等。这个“心”本来清净，不生不灭，圆满具足一切功德，为一切之根，一切之源。只要守住这个心，便自然与佛无二。弘忍所说的心，兼具当下自然之心和佛性两重意义。就弘忍把本来清净的自心解为“真心”、“真如佛性”而言，他显然把达摩系禅法中本已包含的如来藏思想倾向进一步加以发展了。如来藏思想的倾向在道信的禅法中有所淡化，道信曾以般若思想来改造如来藏自性清净心，就性空而说生佛不二。弘忍却突出了“自心”的不生不灭性，并从众生皆具真心、皆得藉此真心而成就佛之果位来说众生与佛不二。因此，他特别抬高“心”的地位，把“自然而有，不从外来”的真心视为“本师”，认为“三世诸佛以自心为本师”，众生只要“守我本心，则到彼岸”。但弘忍的禅法中也有般若性空的思想，他曾明确把法性和涅槃等都归之于空。不过，他在把一切归之于空的同时又保留了不空的真心，强调“法性虽空，要须了然守本真心”，这显然是继承了道信的思想特点而又加重了真心的成分。

    在论证“守心”之必要性的时候，弘忍一方面引用《华严经》“三界虚幻，唯是一心作”和《涅槃经》“常乐我净”的佛性论等思想来强调“一切万法不出自心”，自心是万法之本，故必须守心，认为只要念念自识本心，守住真心，即自见佛性，解脱成佛；另一方面，弘忍又把守本真心说成是解脱成佛必不可少的条件，认为“若有一人不守真心得成佛者，无有是处”。这样，“守心”既是解脱成佛的充分条件，又是解脱成佛的必要条件。作为证得涅槃、解脱成佛的充分必要条件，“守心”的重要性与必要性不就是很清楚的了吗?

    对于如何守心，弘忍也有许多论述。通过识心而守心就是他的一个重要思想。在弘忍看来，若能了知自心为万法之源，一切万法不出自心，“自识本心是佛”，从而不假外求，“但于行住坐卧中常了然守本真心”，便能“一切心义自现”，自心自度，自得成佛。为了守本真心，识心自度，弘忍也提出了一些方便禅法，从坐禅、调息到舍身、念佛等等，这些方便禅法从形式上看都与道信《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门》中所说的五种方便十分相似，但在内容上却是有所不同。例如道信的“守一不移”法门说的虽然也是“摄心”、“守心”，但道信要求的是通过观空而摄心、守心。他所说的“心”尽管仍有如来藏清净心的倾向，但般若性空的特色也是十分明显的。因此，他在引用《观无量寿经》的念佛法门时结合《般若经》的“无所念者，是名念佛”而提出了“念佛即是念心”、念心而实无所念。而弘忍的“守心”却主要是强调“守真心”，他引用《观无量寿经》念佛法门也是为了教人通过念佛而使心地保持清净，念念不离真心，这与道信的无念而念心显然是不一样的。

    弘忍强调“守心”的禅法对后世南能北秀都有很大的影响。“守本真心”，如果立足于“行”突出“观心”而息妄心，便会有北宗的“息妄修心”；如果立足于“证”，突出行住坐卧真心不失，便会有南宗的“直显心性”。而弘忍在论述“守心”禅法时对“迷悟”和“经教”发表的看法对后世的影响也是特别值得重视的。

    关于迷悟问题，弘忍是从众生与佛果体平等无二来加以论述的。他认为，众生与佛虽然真性无二，但众生由于迷于真性，妄起爱憎之心而丧失了真心，因而沉沦生死，不得解脱，若悟达法性，自识本心，从而守本真心，妄念不生，便能自然与佛平等无二。这就是说，对自性的迷与悟是众生与佛的根本差别之所在。在悟的顿渐问题上弘忍没有作出定说，但从《最上乘论》总的思想来看，有渐修顿悟的倾向。弘忍把识心悟性提到极重要的地位，这在禅宗发展史上有重要的意义。从此以后，迷与悟、顿与渐的问题，便与禅宗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成为南北禅宗的核心问题之一。

    弘忍对于经教的看法，也与达摩以来的“藉教悟宗”有所不同，他的禅法不再要求借助于经教来达到“理悟”，而是强调心为十二部经之宗，处处显示出了直契心性的禅宗特色。弘忍认为，佛的一切言说教法都是引导众生“守本真心”的方便教化，“千经万论，莫过于守本真心是要也”，故众生可以不必凭借教法，“但守一心”，即得成佛。经教至多只是用来“印证”守心之必要性的方便而不是“悟宗”的必要条件。弘忍对自心的强调和对经教的看法，确立了禅宗“教外别传”、以心命宗的基调，弘忍以后，南北禅宗皆由此而展开教法。

    三、禅宗的创立

    我们前面已经提到，从道信到弘忍，无论是禅法思想还是传法的方式，都已具备禅宗的各种特点。但是，目前学术界有一种比较普遍的看法，认为中国禅宗始创于惠能。这实际上是受宋代以来依惠能南宗而作的各种禅宗灯录的影响，把禅宗主流惠能一系视为禅宗的唯一流派而排斥了神秀北宗。固然，惠能南宗的发展规模与影响都是神秀北宗所不可比拟的，但这并不等于神秀系就算不得“禅宗”。若把惠能视为中国禅宗的实际创始人，那么势必将神秀北宗排斥于“禅宗”之外，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这显然都是不合适的。事实上，作为弘忍门下的南能北秀两系争法统这一历史事实本身，就已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禅宗在弘忍之时已经完成了创宗。若无禅宗创立在前，以惠能嫡传自居的神会要树惠能，何须先破神秀北宗?正是有弘忍完成创宗在前，才有门下的傍正之争在后。根据现有资料和大家比较公认的判别宗派形成的标准，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道信与弘忍“东山法门”的出现就已标志着禅宗的创立。

    首先，东山法门已经包含了以后南北禅宗的基本禅学思想和方便法门。南能北秀皆以正传东山法门相标榜，道信所倡导的“一行三昧”成为南北禅宗的共同禅法。尽管神秀以真如、真心解“一行”，惠能以实相、自心解“一行”，空有的思想倾向各不相同，但他们立足于真空妙有契合无间、真心人心本来不二的立场，这一点却是共同的。无论是北宗的重观心看净，还是南宗的重随缘任运，都可以在东山法门中找到源头。

    其次，东山法门已奠定了禅宗生产和生活的基本方式，开创了中国禅宗特有的宗风。从道信到弘忍，都有了比较固定的徒众，团体生活，农禅并作，经济上实行自给自足等，也都成为禅行生活的规范，体现在禅门百丈清规中的中国禅宗丛林制度的基本原则思想，实际上已于此时初步形成。道宣作为一个持戒严谨的律师在《续高僧传·习禅篇论》中曾批评当时禅门不遵戒律的一些情况，其中说到聚结山门，自食其力，将修禅与劳作打成一片等，这不正是中国禅宗的基本特色吗?道宣卒于公元667年，当时惠能尚未出家行化，道宣指的显然不是惠能及惠能门下。

    第三，佛教宗派一般都有自己一定的势力范围，从东山法门的传播情况来看，当时以蕲州黄梅为中心、湖北一带已成为弘忍及其门下的主要活动区域。例如弘忍的弟子有荆州玉泉神秀、安州寿山玄赜、随州玄约、蕲州显、襄州通、业州法等，形成了一定的势力范围，以后才逐渐向广东、湖南、江西乃至全国进一步传播发展。

    第四，禅宗的传法定祖之说已于弘忍之时完成，这是禅宗创立的一个重要标志。根据现有资料，东山法门已开始打出“传佛心印”的“教外别传”之旗号，东土五祖的传法世系也在弘忍时成为定说。“教外别传”实际上是禅宗特有的“判教”，强调息言离经而突出“心印”是传东山法门的各系所共同坚持的宗风，他们借此而把自己与当时教下的各派区别开来。道宣在《续高僧传·习禅篇论》中也对当时排斥大小乘义学、“正经罕读”而“独建一家”的禅学宗派有所记载。另外，现存的《唐中岳沙门释法如禅师行状》碑文为我们提供的资料表明，在神秀尚未入京、惠能远在岭南之时，达摩所传的“南天竺一乘宗”已具相当规模，达摩至弘忍的传法世系已经确立。在禅宗以后的发展中，弘忍其他弟子的门人都纷纷出来争法统，以传东山之法的正宗自居，并先后提出了许多不同的传承说法，特别是神秀系和惠能系之间的争论尤为激烈。但他们所争夺的都是“六祖”的桂冠，至于东土五祖的法统则为各家所共同认可，弘忍的五祖地位也没有任何人提出异议。禅家虽然一向重视师承，但“定祖”争法统、确立传法世系却是宗派所特有的。因此，我们认为，东山法门已初具佛教宗派的特征，中国禅宗于弘忍之时已正式形成。

    ①  以下引文凡不注出处者，均见《最上乘论》，载《大正藏》第四十八卷，第377～37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