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所说的一切，已经说明了古代佛教徒在国际友好关系中所起的重大作用。这是值得我们引以自豪的。提到中国和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阿富汗、伊朗、锡兰、印度尼西亚、缅甸、泰国、柬埔寨、老挝、越南、朝鲜、日本诸国的悠久深厚的友谊，都不能不联系到我们与这些国家的佛教关系史。从史籍的记载里，可以看到佛教的往来在我们的古代国际往来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也可以看到甚至政府间的礼使往还，也多是与佛教有关的。当我们读到一千四五百年前师子国(今锡兰)、盘盘国、楞伽修国(今泰国南部的两个王国)和扶南国(今柬埔寨)的国王们写给中国皇帝们的信札时，我们不能不惊叹它们的充满佛教语气的内容，而且注意到当时他们的馈赠几乎全是佛像、佛塔、舍利、菩提叶之类的佛教法物。特别值得提及的是，五世纪初锡兰派到中国的第一个使者，是一位佛教僧人，他是带了一尊珍贵的玉佛像，走了十年方始到达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的。十三世纪时，尼泊尔派到中国来的文化使者、著名艺术家阿尼哥也是一位佛教僧人，而十四五世纪中，我国两次派到尼泊尔和多次派到日本的友好使节都是由僧人充任的。唐宋时期我国派到印度去的使者主要都是在那里进行佛教活动，而一三七八年明太祖派到印度去的一位使者是当时有名的高僧宗泐。这都是佛教徒直接担任国际友好使命的史实。
    文化交流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友谊建设工作。通过佛教徒的往来，中国不仅吸收了外来的文化，同时也尽了输出文化的责任。在较早时期，中国的纸、丝织品、绢扇和陶器便已达到西域和印度。隋唐时中国的书法和画法，影响了印度的绘画艺术。中国的音乐也在那时传入印度，当时印度的戒日王曾对玄奘称叹我国“秦王破阵乐”的曲调；中国高僧的著作《大乘义章》和中国古代哲学著作《老子道德经》先后由菩提流支和玄奘译为梵文介绍到西域和印度。印度已失传的相传为马鸣菩萨所著的《大乘起信论》，也由玄奘由中文重翻为梵文送还印度。随着佛教由中国传到越南、朝鲜和日本，中国的禅宗、净土、天台、华严、密宗、法相、三论各宗派都盛行于三国。隋唐时期，朝鲜、日本均派僧人来中国留学，日本解学僧中最出名的空海是日文字母的创制者，他仿效梵语的声韵而假用汉字来制成字母。日本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佛教曾起了主要的媒介作用。公元九世纪唐武宗灭法以后，中国丧失了许多佛教书籍，在随后一千余年中陆续从日本取回，近代日本佛教学者对于佛学的研究著作，也给与了我们很多的益处和便利，这是我们应当感谢的。
    我们佛教徒应该为我们的先辈感到光荣。他们不仅在佛教事业上，而且在人类文化事业上，人类友好事业上建立不可磨灭的功绩。他们不仅翻译了几千卷的经论和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为中国和印度及其他民族留下了宝贵的共同遗产，而且热心地相互传播了各自民族的劳动和智慧的花果，从而丰富了各自民族的文化。虽然相隔了千数百年，一提到他们的名字，不能不唤起我们这些国家的人们相互间亲切、诚挚的感情。特别是在亚洲各国的友好合作日益恢复发展的今天，我们佛教先辈们辛勤努力所成就的许多历史业绩，不但重新显现了它的光辉，并且继续起着新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