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千卷由梵文翻译过来的经典，本身就是伟大、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特别为历代文人们所喜爱，被纯粹地为着文学目的而研读着。我国近代文豪鲁迅曾捐款给金陵刻经处刻印了一部《百喻经》，这部经所叙述的譬喻故事常常被译为语体文发表在今天的报刊上。佛教为中国的文学带来了许多从来未有的、完全新的东西——新的意境，新的文体，新的命意遣词的方法。马鸣的《佛所行赞》带来了长篇叙事诗的典范。《法华》、《维摩》、《百喻》诸经鼓舞了晋唐小说的创作。般若思想影响了陶渊明、王维、白居易、苏轼的诗。为佛化普及的目的而盛行于古代的歌呗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学——变文，这就是把佛经内容演为便于讲唱的通俗文词。敦煌发现各种变文，都是文辞酣畅，想象力很丰富的大众化文艺作品。从这些作品中，可以看出后来的平话、小说、戏曲等中国俗文学的渊源所自。此外还有由禅师们的谈话和开示的记录而产生的一种特殊文体——语录体，这种朴素而活泼自由的口语体，后来被宋明理学家仿用而产生了各种语录。总之，佛教在中国文学领域中的表现是丰富多采的。
    随着佛教的传入，建塔造像的艺术很快地便风行于中国各地。现存的上海龙华寺塔和苏州的报恩寺塔，都是在公元二世纪三国时代创建而经后人重修的。四世纪到六世纪时期，全国各地都有壮丽的塔寺建筑。世界闻名的佛教石窟寺，如敦煌、云冈、龙门以及其他同等重要的石窟寺——这些古代雕塑壁画艺术的宝库，西自新疆、东到辽宁、南到江南，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工程，随后继续了数世纪之久。在中国，塔的形式很多，大致归纳为两类，一类是印度式的，但也有许多变化；一类是中国式的，主要是采用中国原有的楼阁形式而建筑的。研究中国建筑艺术，寺塔是其中的主要部分。至于佛教造像，在取材与造法上种类也很多，有石窟造像，有木、石、玉、牙的雕刻像，有金、银、铜、铁的铸像，有泥塑像、有锤鍱像、有夹苎像、有砖像、有瓷像、有绣像、有画像。吸收了犍陀罗和印度的作风而发展成为中国民族风格的造像艺术，是我国伟大的文化遗产。
    佛教绘画主要是壁画。现存于敦煌石窟中的壁画，供给了我们丰富的宗教、艺术和历史的资料。值得注意的是，最初盛行的佛陀本生故事画，发展到唐代，逐渐为“经变”画所代替。正如文学中之有变文一样，佛画中的“经变”，也就是将佛经中的故事譬喻演绘成图，如敦煌石窟中的演绘《维摩经》的“维摩变”，演绘净土经的“净土变”等，都是十分精采生动的大作品。经变画的兴起，使壁画内容大为丰富起来，因而唐代佛寺壁画之盛，达到极点。当时名画家辈出，在姓名有纪载的数十人中，如阎立本，吴道子等，大多是从事于佛画的。由此可见佛教对当时绘画艺术所起的作用。中国画学中由王维一派的文人画而发展到宋元以后盛行的写意画，则与般若和禅宗思想的影响很有关系。佛教版画随着佛经的刊印，而很早就产生了，现在所看到的中国最早的版画是在大藏经上画的佛画。
    伴随佛教以俱来的还有音乐、天文、医药等。一九五五年我国发行邮票纪念的古代天文学者一行，就是八世纪的一位高僧，他是由印度来弘传密宗的善无畏的弟子。隋唐史书上记载由印度翻译过来的医书和药方就有十余种。藏语系佛教中并且有医方明之学。公元二世纪时，中国已有梵呗的流行。七世纪初，在今缅甸境内的骠国赠送给中国佛曲十种，并派来乐工三十二人。中国唐代的音乐中吸收了天竺乐、龟兹乐、安国乐、康国乐、骠国乐、林邑乐等来自佛教国家的音乐；唐代音乐至今还有小部分保存在某些佛教寺庙中。
    这些事实说明佛教在中国不仅是开放了它本身的智慧之花，而且伸张到文化各方面的枝叶也是非常茂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