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自汉武帝崇儒术、黜百家，两千年来之学术思想，一以儒教为中心而无所移易，然此系就表面观之，若细察其内面，士大夫之思想言动，未尝不随其他宗教学说而有所变迁。道教无论矣；其影响最深者，莫如印度佛教之传入，而尤以禅宗为特甚。宋时诸大儒如王安石、苏子瞻、黄山谷等，莫不精究禅理，公开崇佛，甚有帝王如唐宣宗、明太祖亦曾与佛教发生关系，而梁武帝、清世宗更成禅宗作家。西晋以来之政治教化，带有佛教色彩，甚为浓厚；独怪李翱、韩愈辈一面向禅师问道，一面对佛教攻击，实不知其意之所在也。李翱参药山俨曾呈偈述心得，有“云在青天水在瓶”之句。韩愈屡参大颠，亦云：“弟子于侍者边得个入处。”二公对禅宗之仰慕可知。后李翱作《复性书》，主张止情复性，完全根据佛理；但却诋佛家之出家学戒为非中道。不知居家何不可学佛，五戒又何异五常?据此诋佛，诚所谓隔靴搔痒，不值识者一笑。
    厥后程伊川、朱紫阳等推源《复性书》，发展而成宋代之理学，不能不谓儒学思想之一大进步；但其排佛之风，亦未稍息。考二程之学，得自周濂溪，濂溪固尝问道于僧寿涯，学禅于黄龙慧南，故其学术渊源，仍不能脱离佛教。朱子初承二程之学，旋复接近丹道，与二程颇多出入，后以尊德性与道问学之争，与陆象山形成水火，卒因互争虚伪之道统，而酿成剧烈之党祸，不智孰甚!王阳明遥承象山之学，倡知行合一，以致良知之说，更与禅宗心法相接近，惜其歧视僧侣之习气，未能稍改。梁任公评为既诬孔，且诬佛，而并以自诬，殊为得当。然诸子之立身行事，率能尚礼重气，笃践实履，其高风亮节，足堪法式。千百年来，中国民族著有崇尚节义，爱好和平普遍特性，未始非此儒表佛里之理学养成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