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佛教略如上述，今更反观吾内地佛法为何如也。昔在汉魏之际，是为我国佛法初入之时期，对于任何宗派，皆无可述言，即对于佛教总体，亦仅略译几部小乘经典，讲讲修修，并未见何为建不建立。故晋朝道安法师等，尚忧戒律未来，惟恐圣教难以久住；次至姚秦罗什，乃广译大乘经论，与觉明三藏翻译十诵，尔时始有戒律为佛法之基础。成实、三论之宗派，亦由彼时而始立。唯其成实与三论，仍仅讲阐法相及破立之理论。至于学三论及成实者，应当如何依三论及成实而修行，乃至现在，曾未见有谁问之及谁释之。此是余见闻之狭小耶，抑中国佛法实如是耶?尚望三论诸师，有以教我也。
    次至陈朝真谛法师始译《俱舍》与《唯识》之典籍，至唐代玄奘法师又重译广弘。其《俱舍》与《唯识》诸论，虽详谈资粮等五道之次第，然在汉人，皆自许为大乘根器，对于《俱舍》之法，当然是学而不修，即对于《唯识》，亦仅仿取天台，或华严宗所立观法之名，而谈修唯识观。至于从凡入圣，乃至无学道之次第，究当如何修习，更是余所未学未闻者也。
    天台崇《法华》，贤首崇《华严》，谈乎理也，惟恐自宗之不圆不顿；叙其行也，惟恐自宗之不越不包。故天台立境，则必曰一法三谛，明心则必曰一心三观，言行则曰圆教之十法成乘。更叙十法界中，各具十界，乃至百界而立千如，更加依正五蕴，转为三千，而云一念三千、三千一念圆融无碍之旨，可谓极矣。其判教也，则以《阿含》、《般若》为藏、通二教，此固非我大乘根性之所须，即不共二乘独被菩萨之大乘教法及行位，亦望圆教之项背而不及。谁是狭心之士，甘在此别教而雌伏耶?故使吾国学子，人人皆生好高骛远之狂心者，此宗不能无责也。
    贤首大师之华严，较之天台而尤晚，故所唱之高调，当然亦更玄之百倍。此宗学者，谈理则必十玄六相，判教则必圆明具德，境观必须事事无碍、周遍含融，如是方满私衷之欲望。若有教之以小始行位及观行，必急睁怒眼而怪之曰：汝欺我耶!汝岂知我非圆教之机乎?
    其教外别传之禅宗，捷妙稳固之净土，对于吾国之机，虽不能云无益，然障碍经论之讲授，戒律之研学也，未见其小也。兼之年代延长，教规涣散，异教横侵，朝廷摧火，圣教厄运，不知凡几。
    及至晚清，各宗要籍之名。且将无闻，况乎依教起行而不躐等哉?故诸久习经教之士，若能一日回头，感觉说食数宝，终无充饥富饶之实力，必是决然将先学之经论，束之高阁，或弃之纸炉，而后闭关念佛，或瞑目参心，与夫愚妇、哑羊之学佛，全无半点你迟我速之方便，此又佛法之不善耶，抑学子无师承之咎耶?唯愿有志弘持如来正法之士，放舍夜郎自大之狂慢，审思吾国佛法衰弱之原因，为幸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