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项 法句——优陀那
《法句》、《义品》、《波罗延那》，为部派佛教所重视，最普遍流行的偈颂集。在《小部》中，这是第二《法句》，第五《经集》的四、五——二品。这是集成极早的偈颂集。
《法句》(Dhammapada)，为策励学众精进向道，富有感化激发力量的偈颂集，受到佛教界的普遍重视。传说“其在天竺，始进业者，不学法句，谓之越叙。此乃始进者之鸿渐，深入者之奥藏也”①。在说一切有部、法藏部中，《法句》又称为《优陀那》②。现存的《法句》，汉译的有四部，铜鍱部传巴利语的一部，藏译的两部，及近代发见的梵文本、犍陀罗语本，如《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③。吴支谦作《法句经序》(西元二三〇年顷)说：“法句经别有数部，有九百偈，或七百偈，及五百偈。……五部沙门，各自钞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文，条别为品。”④西元三世纪初，就我国所传而说，《法句》是因部派而有不同诵本的：组织不同，偈颂的多少也不同。
现存《法句》的不同诵本，完整无缺的，有二十六品本、三十三品本、三十九品本。二十六品本，从(一)“双要品”到(二六)“婆罗门品”，共四二三偈，是铜鍱部所传，巴利语本，编为《小部》的第二种⑤。有《法句注》(Dhammapada-Atthakathā)，附以二九九种譬喻。
三十九品本，从(一)“无常品”到(三九)“吉祥品”，为“吴天竺沙门维祇难等所译”，共二卷，名《法句经》。三十九品本与二十六品本有亲近的关系，可从《法句经序》而明白出来。如《出三藏记集》卷七《法句经序》(大正五五·五〇上)说：
“始者，维祇难出自天竺，以黄武三年来适武昌，仆从受此五百偈本，请其同道竺将炎为译。”
“昔传此时，有所不出。会将炎来，更从谘问，受此偈等，重得十三品。并校往(注?)故，有所增定。第其品目，合为一部，三十九篇，大凡偈七百五十二章。”
依序文所说，维祇难所传的是五百偈本。次从竺将炎，补出十三品，成为七百五十二偈。比对《小部》的《法句》与这部三十九品本的《法句经》，二十六品的次第相合，只是插入了十三品。三十九品本，显然是在二十六品的基础上扩编而成。五百偈原本二六品，及增编情形如下：
从“双要品”到“爱欲品”，又“沙门品”、“梵志品”——二段、二十六品，与二十六品本的次第相合，共五〇二·五偈。维祇难所传的“五百偈本”，应该就是这一部分。其余的十三品，分列在前(八品)、中(一品)、后(四品)，共二五八偈。全部共七六〇·五偈，与序说的“七百五十二章”，略有出入，这可能现存本已有过增补了。所增补的十三品，从品名来说，如(一)“无常品”，(三)“多闻品”，(四)“笃信品”，(五)“戒慎品”，(六)“惟念品”，(八)“言语品”，(三三)“利养品”，都与说一切有部诵本——三十三品本相同；以“无常品”为第一品，也与三十三品本相合。从内容来说，《法句》本为出家众所常诵，而三十九品本中，有几品是重于在家的。如(三九)“吉祥品”，与《小部·经集》的《大吉祥经》相近，而更富于为在家说法的特征。(三八)“道利品”，是君王(轮王)治国安民的法门。(四)“慈仁品”，说仁慈不杀及慈心的功德。所以，维祇难的五百偈本，与铜鍱部同出一系——分别说部系；而增出的十三品，可见与说一切有部有关，而是重于世间善法的学派。水野弘元推定为无畏山寺派所传⑥，也许是的。支谦传说“近世葛氏传七百偈”⑦。“葛氏”，不知是天竺，还是中国人?如据语音而加以推论，“葛氏”与“迦叶”相近，也许七百偈本是迦叶遗部所传。迦叶遗——饮光部，正是分别说系的一支，而又接近说一切有部的学派。三十九品本，汉译还有《法句譬喻经》，“西晋法矩、法立等译”，四卷。品名与次第，都与《法句经》相合，但偈颂不全，仅一九七偈。这是属于同一部类，是无可疑的。《法句》，有注释事缘(譬喻)，支谦《法句经序》早就说到“章有本句，有义释”⑧。《法句譬喻经》，就是《法句》义释的一种，引有六八譬喻。偈颂及义释不全，可能是译者的略译本。
三十三品本，从“无常品”到“梵志品”，汉译现有二本。一、《出曜经》，罽宾僧伽跋澄(Samghabhūti)执梵本，姚秦竺佛念译出(西元三九九年译)。全部三〇卷，约九三〇偈⑨；这也是《法句》的譬喻集。据僧睿《出曜经序》说：“录其本起，系而为译，名曰出曜。出曜之言，旧名譬喻，即十二部经中第六部。”⑩出曜，是“阿波陀耶”(譬喻)的意译。然据《出曜经》卷六(大正四·六四三下)说：
“六者出曜。所谓出曜者，从无常至梵志，采众经之要藏，演说布现以训将来，故名出曜。”
据此，“出曜”是“优陀那”的意译。《出曜经序》说：“集比一千章，立为三十三品。”(11)一千章，当然是大数。明说“三十三品”，而现存经本作三十四品。与同类译本《法集要颂经》相对比，可见是将(四)“不放逸品”误分为“不放逸”、“放逸”两品了。这应是一品，才符合三十三品的旧说。二、《法集要颂经》(“法优陀那”的意译)，是赵宋天竺三藏明教大师天息灾(西元九八〇——九八七年间)译出的。全经四卷，九三〇·五偈。除文前二偈，及“录经偈”四偈——“正信品”末偈，“嗔恚品”末偈，“乐品”末偈，“梵志品”末偈，实为九二四·五偈。这是纯粹的偈颂集，与《出曜经》颂为同一诵本。《大毗婆沙论》卷一(大正二七·一中)说：
“一切邬陀南颂，皆是佛说。谓佛世尊，于处处方邑，为种种有情，随宜宣说。佛去世后，大德法救展传得闻，随顺纂集，制立品名。谓集无常颂，立为无常品；乃至集梵志颂，立为梵志品。”
从“无常品”到“梵志品”——三十三品本，是说一切有部所传，传说为大德法救(Dharmatrāta)所撰集。法救为西元前一、二世纪间人，他是扩编《法句》(也许附于譬喻)，而不是创编，是说一切有部诵本的编集者。支谦所传的“九百偈本”，大概就是说一切有部诵本。在印度西北，法救撰集《法句》的传说极为普遍。现存三十九品本的《法句经》，题作“尊者法救撰”，从传译者的误传而来，其实是不对的。说一切有部本以梵语写成，现有梵本存在。西藏译本，也属于三十三品本，名“优陀那品”(Udānavarga)，是偈颂；还有名为Udānavargavivarana的，是《法句》的义释，而附以譬喻的(12)。
在这三类的完整的诵本外，近代又有发现。西元一八九二年，在于阗附近发见的古写本，以佉卢虱吒文(kharosthī)写成，有西北印度方言的特征。近代学者推定为西元二世纪写本，称之为犍陀罗语本(13)。这部《法句》，是残本；推定为全部二十六品，原本约五四〇偈左右(现存三五〇偈)(14)。没有见到刊本，当然不能作精确的论断。然觉得近人的推论，未必尽然。这部《法句》的品目次第是：(一)“婆罗门品”，(二)“比丘品”，(三)“爱欲品”，次第与二十六品本恰好相反。以部派的组织不同来说，这是不属于分别说系的；当然也不能推论为二十六品。在叙列的品目中，如“多闻品”、“戒品”，这都是二十六品本所没有的，却见于三十九品本及三十三品本。又从各品偈颂的数目来说，在三十三品本与三十九品本之间，如：
犍陀罗语本，次第与二十六品本相反；品目也有非二十六品所有的；偈数在三十九品本与三十三品本间，所以推定为二十六品等是值得怀疑的。这也许是不属于分别说系，也不属于说一切有系，而是另一系部派的诵本。
《法句》，可说是佛说感兴语(优陀那)的最早集成，因而法藏及说一切有部，就称《法句》为“优陀那”；“优陀那”更被沿用为一切偈颂集的通称(15)。原始的《法句》，在部派分流中，“各采经中四句、六句之偈，比次其义，条别为品”(16)。大家相信，“一切邬陀南颂，皆是佛说”，只是各为新的类集、新的组织而已。从组织的体裁来看，三十九品本，是依二十六品本，而受到三十三品的重大影响。论成立的先后，应为二十六品本、三十三品本、三十九品本；不可想像为五百偈本、七百偈本、九百偈本的次第扩编。犍陀罗语本，是另成系统的。总之，在部派分流中，各有《法句》的传诵；语文与诵本，是不止于现存各部的。
第二项 义 品
《义品》(Arthavargīya，P．Atthakavagga)，内含十六经，编入《小部·经集》的第四品，共二一〇偈。与《义品》相当的汉译，有《佛说义足经》，二卷，十六品，吴支谦译(西元二三〇年顷)。第十品以下，次第与《义品》略异。《义足经》附有说偈因缘；这些因缘，《义品》的注释也有，但或大同小异，或完全不同。在部派传承中，《义足经》近于《义品》，而属于不同的部派。
“义品”，在上座部系中，称为“义”。如铜鍱部名《义品》，说一切有部也名为《义品》或《众义品》(17)。大乘的《智度论》与《瑜伽论》，也称为《义品》或《众义经》(18)。化地部名《十六义品》(19)。法藏部名《十六句义》，或《句义经》(20)。《毗尼母经》作《说义》(21)。总之，都是以“义”为名的。然在大众部的《僧祇律》中，名为《八跋祇经》、《八群经》(22)，以“八”为名。“八”，原语asta，P．attha：而“义”的原语为artha，P．attha，语音相近。今巴利《义品》，原音为Attaka-Vagga，实为“八品”的意思。《义品》的第二《窟八偈经》、第三《嗔怒八偈经》、第四《净八偈经》、第五《第一八偈经》，都是八偈为一经。这可见大众部作“八跋祇经”、“八群经”，以“八”为名，更近于原始意义。《八群经》，是众多的八偈经。原始结集，每经都应为八偈，这才称为“八品”。或者就是现存的八偈——四经。据《大毗婆沙论》说：菩萨为王说“义品呵欲偈”后，王为菩萨说：“儒童贤寂静，能益于世间，有智能遍知，贪爱生众苦。”菩萨又为王说：“有智言应作，不作不应言；智者应遍知，有言无作者。”(23)这样，说一切有部所传，《欲经》也是八偈。《义足经》所说“桀贪王经”(即《欲经》)仅有六偈，而又说“汝说八偈”(24)。《欲经》也有八偈的传说，可推论《义品》的原始本都是八偈为一经的，名为“八品”。后来有所增补，也不限八偈，这才“八”的古义淡忘了，而转名为“义品”，或与“法句”对称的“义句”——“义足”。这是上座部诵本的特色，所以“义(八)品”是古老的，而现存十六经的《义品》，是上座部独立(西元三〇〇年顷)，没有再分化以前所形成的。
《义品》，受到大乘学者的重视。如《智度论》明第一义悉檀，引《众义经》三偈(25)，同于《义品》(《经集》全部偈颂的数目)七九六、八八〇、八八一偈。明无诤法，引《阿他婆耆经》(《义品》的音译)四偈(26)，大同《义品》的八三八——八四一偈。明法空，引佛为梵志说五偈(27)，大同《义品》的《波须罗经》。明一切法，引《佛说利众(利众即众利，利是义利的利)经》二偈(28)，同《义品》的九〇九、九一〇偈。又引《利众经》不著一切法(29)。《瑜伽论》也这样，明一切法离言法性，引《义品》偈，即《义品》八九七偈(30)。又引《义品·诸欲颂》六偈(31)，即《欲经》。《义品》所重的，是离“欲诤”与“见诤”，于不著一切的胜义空，有深切的关系。
《义足经》与《义品》的注释，都传有说经的因缘。《义品》十六经，分三类：1．直说法义的，是《欲经》、《窟八偈经》、《嗔怒八偈经》、《净八偈经》、《第一八偈经》、《老经》、《波须罗经》、《执杖经》——八经。2．问答分明，记有问者名字的，是《帝须弥勒经》、《摩健地耶经》、《舍利弗经》——三经。问答体而不知是谁所问的，是《死前经》、《斗诤经》、《小积集经》、《大积集经》、《迅速经》——五经。问答而不知是谁问的，《义足经》作“化佛”问；《义品》释——《大义释》作“化人”问。《大毗婆沙论》卷一(大正二七·一上)也说：
“诸佛法尔，所知法性，于诸世间定应开示，然无问者。尔时，世尊化作苾刍，形容端正，众所乐见，剃除须发，服僧伽胝，令彼请问，佛世尊答，犹如征问义品因缘。”
《义品》的问者，如有明确的人事，也就不用解说为化人问了。所以，《义品》偈，本为传诵中的一群(起初也未必有十六章)；除三经外，根本不知是为谁说的。而传说《义品》的问答因缘，也就每因部派不同而传说纷歧了。
第三项 波罗延
《波罗延》(Pārāyana)，或译为“波罗耶那”、“波罗衍拏”；或意译为“过道”、“彼岸道”，是早期集成的问答偈颂集。现存铜鍱部诵本，编入《小部·经集》的第五品——《彼岸道品》。内容共分十八章：一、序偈；二到十七——十六章，为十六学童所问；十八，结说。全部共一七四偈；十六学童所问，凡九二偈。据序偈所说：大婆罗门婆和利(Bāvarī)到南方出家，教授五百学众。因为不明“顶与顶堕”的意义，听说释迦子成一切智者，特命十六位学童来见佛；佛也就为他们解说了“顶与顶堕”的意义。其次，学童们一一发问，成十六章。结说为：十六学童都出了家，得到解脱。年老的宾祇耶(Pingiya)受持佛的教授，回南方去复命。
波罗延的十六学童，说一切有部的传说相近，如《尊婆须蜜菩萨所集论》说：“十六婆罗门，阿逸、弥勒是其二。”(32)《出曜经》也说：“十六裸形梵志，十四人取泥洹；二人不取，弥勒、阿耆是也。”(33)这正与《中阿含经》(六六)《说本经》相合：佛记阿夷哆(Ajita)未来作转轮王，弥勒(Maitreya)成佛(34)。十六学童事，说一切有部与铜鍱部所传一致，只是说一切有部以二人不取涅槃，与铜鍱部的传说小异。
这部偈颂集，极为古老!在《杂阿含经》(《相应部》)已说到“波罗延耶阿逸多所问”(35)；“波罗延低舍弥德勒所问”(36)；“我于此有余说，答波罗延富邻尼迦所问”(37)；“我于此有余说，答波罗延忧陀延所问”(38)。但不要以为，比“杂阿含”的任何部分为早。在圣典的成立中，“杂阿含”为“修多罗”、“祇夜”、“记说”(弟子所说、如来所说)——三部分所合成。说到的“波罗延”四经，都属于如来所说、弟子所说部分——“记说”。“波罗延”虽没有编入“祇夜”(八众诵)，也是祇夜所摄，是不了义，是有余说；要经如来与弟子的决了，意义才能明了。这就是《瑜伽论》所说，以“祇夜”为不了义，“记说”为了义的意义(39)。所以，这虽是古老的，但比“杂阿含”的“修多罗”相应部分要迟一点。约与“祇夜”(“有偈品”)集成的时代相当(40)，而为“记说”所决了的对象。这是依《波罗延》主体——十六学童的问答而说。说一切有部的传说相同，《波罗耶那》也是大众部所共传的，所以可想见为早期集成的。但各部所传，次第与文句当然会有多少出入。如“优陀延学童所问”的末后问答(《经集》一一一〇、一一一一偈)，在《瑜伽论》中，属于“阿氏多所问”(41)。在意义(识灭)上，《瑜伽论》所传似乎更为恰当!
主体十六章，大体相同，而序偈与结说，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序偈中，有关“顶与顶堕”，铜鍱部的传说是：无明是顶；与信、念、定、欲、精进相应的明，是顶堕(42)。说一切有部所传，如《发智论》所说：信三宝为顶，退失三宝的信心是顶堕(43)。在修行过程中，这是不退转与退转的意义，所以顶是四加行位之一。二部的传说，完全不同。《波罗延》以超越生死为主题，能越生死而达寂灭，所以名为“波罗延”(彼岸道)，本指答十六学童所问部分。在《波罗延》的传诵中，虽有为波罗延摩纳婆说顶与顶堕的传说，而并没有公认的一致意见。所以现有的序说与结说，都是属于部派的附录。说一切有部说“为波罗衍拏摩纳婆说”，顶与顶堕，是泛说为学童们说的。而今《小部》的《波罗延》，以十六学童，阿耆多在先，就说顶与顶堕，佛为阿耆多说；宾祇耶在后，就将结说部分归于宾祇耶说。而且序偈所说的南方地名，可解说为与序偈编集者的区域有关。序偈与结说，称宾祇耶为“大仙”，也似乎不适当。总之，序偈与结说，是属于部派的(44)。
第四项 经 集
《经集》(Sutta-nipāta)，为《小部》的第五部。分五品，除上面所说的(四)《义品》、(五)《彼岸道品》外，还有(一)《蛇品》(Uragavagga)、(二)《小品》(Cūlavagga)、(三)《大品》(Mahāvagga)。前三品，是十二、十四、十二——三十八经的类集。有名的《麟颂》，是《蛇品》第二《犀角经》；《牟尼偈》，是《蛇品》十二《牟尼经》。《麟颂》、《牟尼颂》、《义品》、《波罗延》，这些有名的偈经，在其他部派中，都是独立的。《经集》为铜鍱部独有的编集。《小部》的《义释》(Niddesa)，为《义品》、《彼岸道品》、《犀角经》作解说，而没有说到其他。《经集》的集为一部，还在《义释》成立以后(45)。
《经集》所集的五品，大体说，都是比较古的。《义品》与《彼岸道品》，上面已经说到；这里只论前三品。三品三十八经，性质复杂，不可一概而论。近代学者，依语文而加以推断，自有其重要意义(46)。然从内容来说，似乎还有值得商榷的：
1．三品的经文，与《杂阿含经》中“八众诵”——“有偈品”有关的，共十五经，占十分之四。其中可分为二类：
Ⅰ．与《杂阿含经》大同，或主体(除序说)相同的，集成的时代，可推定为与“祇夜”集成的时期相当。如：
Ⅱ．《杂阿含经》简略，而《经集》增广的；或《杂阿含经》别行，而《经集》合为一经的；或因缘不同而主体一致。这都是成立于“祇夜”成立以后，传诵于“祇夜”(《杂阿含经》的一部分)以外的，如：
2．与“中”、“长”阿含有关的，如《大品》(七)《施罗经》，(九)《婆私吒经》，也编入《中部》，而是《中阿含经》所没有的。《婆私吒经》的因缘——二学童共论，与《长部》(一三)《三明经》相同。《婆私吒经》的偈颂中，有二十八颂——“我说彼为婆罗门”，与《法句·婆罗门品》相合(47)。这是以传诵的婆罗门偈为主体，结合婆私吒(Vasistha)的问答因缘，扩编而成。《小品》(七)《婆罗门法经》，与《中阿含经》(一五六)《梵波罗延经》大同。《小品》(六)《法行经》，后四偈与《中阿含经》(一二二)《瞻波经》，及《增支部·八集》一〇经相同。《法行经》与《婆罗门法经》，前后次第，都被编入《中阿含经》，而是《中部》所没有的。这四部经，在“中”、“长”二部成立时，已经集成。由于部派(传承的，区域的)采录不同，而成为四部阿含以内的，或流传于四部阿含以外的偈经。
3．与佛传有关的，如《大品》(一)《出家经》、(二)《精勤经》、(六)《萨毗耶经》、(一一)《那罗迦经》，《小品》(九)《何戒经》，都有关于佛及弟子的传记。《蛇品》(五)《淳陀经》，为《长阿含经》(二)《游行经》的一节(48)，本从“涅槃譬喻”中来(49)。佛与弟子的传记，起初以偈颂为主，后来才结合而以长行叙述出来。《淳陀经》的成立，比《大般涅槃经》更早。《大品》五经，与法藏部的《佛本行集经》、说出世部的《大事》相近。法藏部与铜鍱部，同出一系。在部派发展中，分别说系比说一切有部更接近大众部系。这由于阿育王以后，说一切有部向西北发展；恒河一带与南方，都属分别说系与大众系的化区。凡佛传偈颂，与《大事》相近而不同说一切有部的传说，大抵为成立于阿育王时代以后。
从上三类二十五经，可以大略看出：《蛇品》各经的成立，是较早的。(二)《犀角经》、(一二)《牟尼经》，是有名的偈经。(一)《蛇经》，约有半数偈颂，为《法句》所采录。《蛇品》多数起于“祇夜”时代，到“中”、“长”集成的时代为止。《小品》诸经，要迟一些，《宝经》说到了“四恶趣”，“六重罪”(50)，显然已到了僧治强固的时代。《大品》诸经，大多数是成立于部派分裂以后的。虽成立的时代先后不一，而从多数来说，《经集》所集的诸经，是可以看作原始佛教时代的圣典的。
注释：
① 《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五五·五〇上)。
② “十二部经”中的“优陀那”，法藏部的《四分律》卷五四，作《法句经》(大正二二·九六八中)；《长阿含经》卷三；同(大正一·一六下)。《四分律》卷一，作《句经》(大正二二·五六九中)。说一切有部梵本，《法句经》名Udānavarga。
③ 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六九九——七〇〇)。
④ 《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五五·四九下)。
⑤ 《南传大藏经》卷二三(一七——八三)。
⑥ 水野弘元《佛教圣典与翻译》(应庆大学《语学论丛》第一辑七一)。
⑦ 《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五五·五〇上)。
⑧ 《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五五·五〇上)。
⑨ 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所说(七〇八)。
⑩ 《出曜经》卷一初(大正四·六〇九中)。
(11) 《出曜经》卷一初(大正四·六〇九中)。
(12) 梵、藏本，并如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七〇七)。
(13) 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所引述(七〇五)。
(14) 同见上书所引(七〇五——七〇六)。
(15) 《大智度论》卷三三(大正二五·三〇七中)。
(16) 《出三藏记集》卷七(大正五五·四九下)。
(17) 《阿毗达磨大毗婆沙论》卷四(大正二七·一七上)，卷三四(大正二七·一七六上)等。
(18) 《大智度论》作《众义经》，如卷一(大正二五·六〇下——六一上)。又作《利众经》，利为义利的利，利众就是众利，如卷三一(大正二五·二九五下)，卷二七(大正二五·二五九中)。
《瑜伽师地论》译作《义品》，如卷一九(大正三〇·三八七中)，卷三六(大正三〇·四八九上)。
(19) 《弥沙塞部和醯五分律》卷二一(大正二二·一四四中)。
(20) 《四分律》卷三九(大正二二·八四五下)，卷五四(大正二二·九六八中)。
(21) 《毗尼母经》卷三(大正二四·八一八上)。
(22) 《摩诃僧祇律》卷二二(大正二二·四一六上)，卷一三(大正二二·三三七上)。
(23) 《阿毗达磨大毗娑沙论》卷三四(大正二七·一七五下——一七六中)。
(24) 《佛说义足经》卷上(大正四·一七五下)。
(25) 《大智度论》卷一(大正二五·六〇下——六一上)。
(26) 《大智度论》卷一(大正二五·六三下——六四上)。
(27) 《大智度论》卷一八(大正二二·一九三中)。
(28) 《大智度论》卷二七(大正二五·二五九中)。
(29) 《大智度论》卷三一(大正二五·二九五下)。
(30) 《瑜伽师地论》卷三六(大正三〇·四八九上)。
(31) 《瑜伽师地论》卷一九(大正三〇·三八七中)。
(32) 《尊婆须密菩萨所集论》卷二(大正二八·七三七上)。
(33) 《出曜经》卷六(大正四·六四三中)。
(34) 《中阿含经》卷一三(大正一·五一〇上——五一一上)。
(35) 《杂阿含经》卷一四(大正二·九五中)。《相应部·因缘相应》(南传一三·六七——七一)。
(36) 《杂阿含经》卷四三(大正二·三一〇中)。《增支部·六集》(南传二〇·一五八——一六一)。
(37) 《杂阿含经》卷三五(大正二·二五五下)。《增支部·三集》(南传一七·二一六)，所引“波罗延中富邻尼迦所问偈”，不同。
(38) 《杂阿含经》卷三五(大正二·二五六上)。《增支部·三集》(南传一七·二一七)。
(39) 《瑜伽师地论》卷二五(大正三〇·四一八下)。
(40) 《杂阿含经》卷三六(一〇一〇经)，为天子说，与“优陀延学童所问”中二偈(《经集》一一〇八、一一〇九经)相当(大正二·二六四中)。
(41) 《瑜伽师地论》卷一九(大正三〇·三八六中——下)。
(42) 《经集·彼岸道品》(南传二四·三八四)。
(43) 《阿毗达磨发智论》卷一(大正二六·九一八下——九一九上)。
(44) 参阅水野弘元《经集》译出所附的注解(南传二四·三八六——三八七)。
(45) 水野弘元日译《经集》解题(南传二四·二)。
(46) 前田惠学《原始佛教圣典之成立史研究》(七二七——七三二)。
(47) 《经集》六二〇——六四七偈(南传二四·二三四——二四二)，与《法句》三九六——四二三偈相合(南传二三·七九——八三)。
(48) 《长部》(一六)《大般涅槃经》，缺。《长阿含经》卷三《游行经》(大正一·一八中——下)。
(49) 《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卷三七(大正二四·三九〇中——下)。
(50) 《经集·小品》(一)《宝经》(南传二四·八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