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的小说起源于唐时佛教俗讲的变文，这是现代研究民间文学者所公认的。但是变文之兴并非偶然，必定还有其根源。为了研究变文的兴起，第一须明白佛经的体例，第二须推求六朝时期佛教通俗化的方式。佛经的体例有十二种，就是所谓“十二部经”。十二部经中从文体来分的有三类：(一)长行，又叫做契经，即是经中直说义理的散文；(二)重颂，又叫做应颂，即是重复叙述长行散文所说的诗歌；(三)伽陀，又叫做偈颂，即不依长行而孤起直叙事义的诗歌。从内容来分的有九类：(一)因缘，即是叙述当时事实的文字；(二)本事，即是叙述他人过去生活中事实的文字；(三)本生，即是佛陀自说过去生中事实的文字；(四)未曾有，即是叙述种种奇特事实的文字；(五)譬喻，即是用浅近的譬喻阐明深奥的哲理；(六)论议，即是往返问答法理的文字；(七)自说，即是佛无问而自说法的文字；(八)方广，即是叙述广大真理的文字；(九)授记，即是叙述他人未来世中成佛事实的文字。
    从文体上来说，佛经为了反复说明真理，多半是长行与重颂兼用的。这些重颂与偈颂是可以歌唱的。但是歌唱的音韵与印度一般歌曲的音韵不同，而是须要用梵音的。《毗尼母经》中说：“有一比丘去佛不远立，高声作歌音诵经。佛闻，不听用此音诵经。有五过患同外道歌音说法：(一)不名自持；(二)不称听众；(三)诸天不悦；(四)语不正难解；(五)语不巧故义亦难解。是名五种过患。”梵音的声调，据《长阿含经》中说：“其有音声五种清净乃名梵声。何等为五?一者其音正直，二者其音和雅，三者其音清彻，四者其音深满，五者周遍远闻。具此五者乃名梵音。”梁慧皎《高僧传》卷一五云：“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这都是关于佛教诵经是有声调而又与一般歌曲不同的明证。
    佛经的重颂与偈颂既然是能歌唱的，但是译成汉文以后，因为限于字义，便不可能歌唱了。《高僧传》卷一五中说：“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这不能不算是一大缺点。所以在佛教传来不久之后，便有人创造了“梵呗”，用印度的声律制成曲调来歌唱汉文的偈颂。《高僧传》卷一五中说：“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转读与梵呗同是有声调的，但是转读不入曲，而梵呗入曲。最初创造的梵呗，是魏陈思王曹植在东阿鱼山删治《瑞应本起经》所制成的鱼山呗。《高僧传》说其呗“传声则三千有余，在契则四十有二”。一契便是一个曲调。四十二契是四十二个调子联奏。同时在吴国有支谦，依《无量寿经》、《中本起经》制成菩萨连句梵呗三契，康僧会传泥洹呗声，清靡哀亮，为一代模式。东晋建业建初寺支昙籥制六言梵呗。梁时有西凉州呗，源出关右而流行于晋阳。据《高僧传》卷一五说：“凡此诸曲并制出名师。”但是又说：“后人继作多所讹漏。或时沙弥小儿互相传校，畴昔成规殆无遗一。”从以上所引《高僧传》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在六朝时，佛教通俗之法有咏经与歌赞二种方式。做这种工作的称为“经师”。此外还有“唱导”一种。梁慧皎作《高僧传》时，原只拟有八科，后来又增加经师与唱导两科。在卷十三《唱导篇论》中说：“经、导二伎虽云为末，而悟俗可崇。”在《经师篇》中记载各传，如晋中山帛法桥“少乐转读”，“作三契经，声彻里许，远近惊嗟，悉来观听。尔后诵经数十万言，昼夜讽咏”。又有建初寺支昙籥“特禀妙声，善于转读”，“裁制新声，梵响清靡，四飞却转，反折还弄”。他的弟子法平、法等“共传师业，响韵清雅，远转无方”。东安严公讲经时，法等作三契经竟。严公说：“如此读经，亦不减发讲。”遂散席，第二日才另开题。由此可见，当时讲经之前是先要唱咏的。所谓三契经就是歌咏三段经文。此外善梵呗的，宋时有僧饶，善三《本起》及《须大拏》，“每清梵一举，辄道俗倾心”。有道慧“偏好转读，发响含奇，制无定准，条章析句，绮丽分明……转读之名大盛京邑”。有智宗则“升座一转，梵响干云”。齐时有昙迁“巧于转读，有无穷声韵”。昙智也“雅好转读，虽依拟前宗而独拔新异，高调清彻”。僧辩传古“维摩一契，瑞应七言偈一契，最是命家之作”。辩的弟子慧忍，制瑞应四十二契。忍有弟子四十余人。昙凭“诵三《本起经》，尤善其声”。传中还批评那些声调不好的说：宋时有慧宝、道证“丰声而高调，制用无取焉”。传末又附列齐代经师八人，每人各有两句评语。足见六朝在通俗方面是很考究韵调的。
    经师以讽咏佛经为主，唱导是以歌唱事缘为主，二者之不同，是由于歌咏的内容有异。《高僧传》卷一五《唱导篇论》中说：“佛法初传，于时齐集，止宣唱佛名，依文致礼。至中宵疲极，事资启悟，乃别请宿德升座说法，或杂叙因缘，或傍引譬喻。”又说：“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征昔因则如见往业，覆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由此可以推测唱导的内容是很广泛的，可以是佛经中的故事，也可以是中土相传的故事。论中又批评当时唱导的弊病说：“综习未广，谙究不长，既无临时捷辩，必应遵用旧本。然才非己出，制自他成，吐纳宫商，动见纰缪。”既云“遵用旧本”，可见到了齐梁之世唱导已有专文。又云“吐纳宫商”，可见唱导也是有声调的。传中所叙宋齐唱导名师，如宋世道照“以宣唱为业，音吐嘹亮”。昙颖“诵经十余万言……属意宣唱，天然独绝。凡要请者，皆贵贱均赴，贫富一揆”。慧璩“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动辞制作，临时采博，罄无不妙”。昙宗“唱说之功独步当世”。齐世道儒唱导时，“言无预撰，发响成制”。慧重“专当唱说……言不经营，应时若泻”。
    到了梁陈之世，经师与唱导便合流成为一致了。唐道宣撰《续高僧传》便合为《杂科声德》一篇，是其明证。传中所记，陈世有慧明吐言惊世，闻皆讽之。《续高僧传》卷八《北齐真玉传》称其“及年七岁，教弹琵琶，以为穷乏之计。而天情俊悟，聆察若经，不盈旬日便洞音曲。后乡邑大集，盛兴斋讲，母携玉赴会，一闻欣领曰：若恒预听终作法师，不忧匮馁矣”。由此可见在北国唱导也盛行，而且唱导法师是很受欢迎、有多供养的。又《续高僧传》卷九《亡名传》云：“弟子僧琨，性沉审，善音调，为隋二十五众读经法主。”这也证明到隋时转经与唱导的风气更普遍。隋世有法称“诵诸经声，清响动众”，“又善披导”。隋文帝因此敕正殿常置经座，日别差读经，声声不绝。智云亦善经呗，“每执经对御，响震如雷”。法韵“偏工席上，诵诸碑志及古导文百有余卷，并王僧儒等诸贤所撰。至于导达善能引用，又通经论七百余契。每有宿斋，经导两务并委于韵”。又有立身与善权二人，炀帝时，献后崩，下令宫内行道，善权与立身“分番礼导。既绝文墨，唯存心计。四十九夜总委二僧，将三百度言无再述。身则声调陵人，权则机神骇众。或三言为句，便尽一时，七五为章，其例亦尔”。法琰“取《瑞应》依声尽卷，举掷牵迸，啭态惊驰”。慧常“以梵呗之功住日严寺，尤能却啭，弄响飞扬，长引滔滔，清流不竭”。道英、神爽亦以声梵驰名。道英“喉嗓伟壮，词气雄远”；神爽“唱梵弥工长引”。从这些传记内，也可略知当时唱导两方面的情况。在道宣《续高僧传》卷三十《声德论》中还批判当时经师的流弊说：“经师为德，本实以声糅文；将使听者神开，因声以从回向。顷世皆捐其旨，郑卫珍流，以哀婉为入神，用腾掷为清举，致使淫音婉娈，娇弄颇繁。”批评唱导的流弊说：“学构疏芜，时陈鄙俚。褒奖帝德乃类阿衡，赞美寒微翻同旒冕。如陈满月，则曰圣子归门，迷略璋弧，岂闻床几。若叙闺室则诵窈窕纵容，能令子女奔逃，尊卑动色，僧伦为其掩耳，士俗莫不寒心。”由此也可见当时的唱导，除了几位名家之外，一般的内容是很粗俚的。这又何怪发展到唐时俗讲如文溆之流了。宋赞宁撰《宋高僧传》卷二十九有《法真传》，称真于穆宗长庆间讲导之余，吟咏性情，并赞其“德望实唱导之元”。又卷三十有后唐《无迹传》，称其“言行相高，复能唱导”。宋僧传所记仅此，也可以推出由于俗讲兴而唱导衰废了。在卷二十九《慧凝传》中并且说凝于冥府见元魏时昙谟最，因唯好讲导不能禅诵，而受冥罚的故事。可见此时俗讲式的唱导，已经受到了鄙视了。
    在六朝的时候，佛教通俗既用转读与唱导两种方式，当时转读是用原经文的，因为经典大都是六朝的翻译，译文与当时口语没有多大距离。讽咏原文，一般士俗还可能了解。到了中唐以后，民间的口语有了转变，讽咏原文是不能使人听懂的，于是不得不将经文译成唐代的俗语，这就成为变文了。佛经的体裁既然是长行与重颂兼用，自然在变文中也是散文与韵文兼用，而说唱同时了。在现在所发现的变文之中，有的是演绎佛经的，有的是叙述中国历史中故事的。但既同是在敦煌经卷中所发现，二者必然都是僧侣所习用。就上文看来，可以假定，那演绎佛经的变文是经师用的，那叙述史事的变文是唱导用的。经导二者既然在隋唐已经合流，当然二者是同时而不可缺一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