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中国佛教界、艺术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在北京举行隆重集会，纪念八世纪中我国东渡日本弘扬佛法、传播文化的高僧鉴真和尚逝世一千二百周年。大会的意义，首先是对这位在中日两国文化交流和人民友谊的缔结史上作出过巨大努力，取得过不朽成绩的历史人物，表示我们追怀的敬意。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位历史人物极不平凡的经历和他遗留给我们的深长影响，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中日两国人民友谊是如何可贵，因而更明确我们今后共同努力的方向，更加坚定我们一定能够突破一切困难，获得永久和平友好的信心。
大会得到日本佛教界和文化艺术界朋友们多方面的赞助。这说明中日两国人民对于珍视鉴真大师所创建起来的友谊传统，认识上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并对远道赶来参加的日本代表们致以热烈的欢迎。
中国和日本的交通起源很早，或是往北经过朝鲜半岛，或是往南越过海洋。两国人民从公元前后一直就有着往还。很多人还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四五世纪以后接触逐渐频繁，扩大发展两国间的交流互助，形成了那一时代的要求。到了八世纪，我国的封建文化达到了高度发展，日本的社会经济也在迅速上升。一方面，航海技术和人文知识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为两国的交通准备了较好的物质条件。鉴真大师之所以特别值得纪念，即在于：他能在这一历史关键时刻，明确认识这一时代使命，以忘我的精神把它担负起来，并以无比坚强的意志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周密计划，突破困难，辛勤不懈，为中日两国的亲密互助开辟了大门，给后世留下深远的影响。
鉴真大师于唐武后垂拱四年(688)生于广陵江阳县(即今扬州市)，十四岁出家，后来游学长安、洛阳二京，从许多名师受教，特别对于律学有很高造诣。回到淮南，驻锡于扬州大明寺(即今法净寺)。十年之间，他讲律、传戒、建寺、写经，并积极从事施药济贫等等社会活动。门弟子很多，在江淮地区，他是享有极高威望的佛教领袖。
值得注意的是：鉴真所处的开元、天宝时期，不仅是我国中古文化臻于顶峰的时代，也是我国佛教经过数百年的吸收、涵育、融会、发展而达于高度成熟的时代。重要宗派都已先后成立，并且精力充沛，发挥着广泛的吸引力。许多文化部门，如建筑、绘画、雕刻、书法等等，都曾围绕着佛教这一中心而创造出了新的水平。扬州又是当时文化、经济极为繁荣的一大国际都市，鉴真的学养、德望、经验与组织能力，使他所领导的东渡僧团充分具备了一个规模完整的文化使节的意义，把中国那一时期的文化艺术的精华有计划地介绍到日本去。通过他的坚苦奋斗和他的弟子们的一心一德，终于光辉地完成了那一时代使命。
鉴真东渡事业的直接发动者是日本的僧人。佛教自六世纪中传入日本并取得相当进展，但截至鉴真时代，日本还感到戒法不全，也就是说还不能建立如法的僧伽制度。对于佛教徒说来，这是一个有根本性的缺陷。因此，到中国聘请精通律法的高僧到日本传戒，是当时日本佛教界的一件大事。开元年间，日本僧人荣睿和普照入唐留学，一面随时留意解决日本佛教的授戒问题。他们在中国学习了十年之久，最后于天宝元年(742)来到扬州大明寺，看见鉴真学识之渊博，教学之认真，深为钦佩。当即表明来意，恳请鉴真东渡日本。鉴真询问弟子们有谁愿意承担这项使命。众人因为日本太远，风涛险恶，无人敢于答应。鉴真于是毅然说道：“为是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这当然是由于他有着“忘身为法”的素养，并且平时也相当了解日本的情况，深知日本是“有缘之国”，所以才能于一次会谈中就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
鉴真当时五十五岁，已经不是壮年，但他的照耀史册的事业却才刚刚开始。从那时起，十年中间，他六次东渡，五次失败。那样惊心动魄的经历，本身就是一篇波澜壮阔的史诗。读到他的事迹，真叫我们从心中发出无限的敬佩并得到极大的鼓舞。
鉴真所遭遇的困难，首先是自然界的障碍。日本是一个隔着大海的遥远国家。太平洋上的风涛还不是当时的航海技术所能完全控制。鉴真的五次失败，有两次就是为风涛所造成。第一次是在天宝二年(743)，紧接着第一次失败之后，他立即组织了第二次东渡。这次计划的规模极大，随行人员有一百八十余人之多，携带的文物也非常丰富。可是出海不久，就遇大风，打漏了船只。他们上岸修理，一个月后，继续鼓勇前进，不料又遇着更大的风浪，在舟山洋面触礁船沉，仅仅逃出生命，几天后才遇救回转宁波。更惨重的失败是在第五次东渡。那是在天宝七载(748)，他们的船只驶出长江，遇到连续的风浪，人力完全失去作用，日日夜夜只有听凭波涛的摆布，嚼干米充饥，承雨水润喉。最后一直漂到海南岛极南端的振州(今崖县)，才展转渡过雷州海峡，经由广西、广东、江西、安徽，返回扬州。在长途流离当中，他的得力助手，日僧荣睿和弟子祥彦相继在途中死去。他本人也因暑热染病，以致双目失明。那时鉴真已是六十一岁的老人，不难想象这是何等沉重的打击。可是鉴真依然并不消沉。五年之后他又作第六次东渡的壮举，终于达成了多年的愿望。其毅力之卓绝，实在令人惊叹。
除了海洋的障碍之外，鉴真还要对付许多更为复杂的社会阻力。这些阻力曾经给他造成了三次失败。鉴真第一次东渡是在接受邀请后立即组织起来的。天宝二年春天，当一切都已就绪正待启行的时候，随行弟子中忽然发生了个人意气之争：有一个不得随行的僧人跑到官府诬告他们企图勾结海寇，结果被官府没收了船只粮食，不许出海，计划失败。天宝三载，紧接着第二次出海遇风失败之后，鉴真在浙东一带积极进行第三次东渡，不料当地僧众不能理解鉴真这一行动的重要意义，不愿他离开本国，归罪于日僧荣睿、普照，说他们引诱鉴真，向官府请求拦阻。结果荣睿又被捕入狱，带上椥锁，解京治罪，路过杭州，因病请假治疗，后来假称病死，才得脱难。荣睿两次受冤，但求法之心毫无退转。这使鉴真的决心更加坚定。他于是改变办法，派人先到福州做准备工作，自己率领徒众，秘密从浙江小路，徒步翻山越岭前往福州聚齐。这一次是他在扬州的弟子们听说他又要过海，自己阻拦不住，就不惜请求官府，把鉴真从中途路上截留回来，送返扬州。第三、第四两次东渡计划，就这样夭折了。
从这些艰难曲折的经历中，我们可以看出鉴真大师的深远识见和高贵品德。本来，以他那样身份和年龄，一定要漂洋过海远去外国，在当时一般人看来，的确是不可理解的事。但是鉴真从荣睿的祈请和种种表现当中，深深了解到日本人民的愿望如何地迫切。他觉得自己必须满足他们的要求，对于个人的安危得失则丝毫没有计及。他没有在风浪威胁的面前低头，也没有在庸俗感情的包围当中软化。他曾经鼓励过荣睿说，“不须愁，求方便，必遂本愿”(不用灰心，多想办法，我们一定能达到目的)。这表现他对事业是满怀信心的。在群众当中，他一定做了不少艰苦细致的说服团结工作。所以尽管一再经历挫折，始终有一大群优秀的门徒和技师追随在他的左右，和他一起出生入死，完成大业。最后在天宝十二载(753)他第六次东渡时，虽然仍须避开官府的注意而秘密行动，虽然他的门徒们也还是跑到船头，哭泣不舍，但却没有再遇到破坏或阻挠的行动了。这可以说明，一件合乎时代要求的事业，尽管开始时不易为人了解，但只要坚持努力，是决不会得不到了解与支持的。
鉴真第六次东渡计划，在日本遣唐使的帮助下，顺利地成功了。当年年底他到达了日本九州岛，次年(754)二月进入当时日本首都奈良城。那时候他已经是六十六岁的失明老人了，从那时起，他在日本留居十年，辛勤工作直到公元七六三年(唐代宗广德元年，日本天平宝字七年)在日本圆寂。在日本人民的亲密合作下，他和他的弟子们一德一心，从多方面取得突出的成绩，对于日本古代光辉灿烂的天平文化起了很大促进作用。
鉴真受请东渡的主要任务是传授律法，所以他一到奈良立即在东大寺建立戒坛，授戒讲律。后来又创建专门传律的唐招提寺。他的深厚学养和崇高品德取得了日本朝野的广大信任。经过他的倡导和他的弟子们的继续努力，律宗在日本正式确立，为南都(奈良)六宗之一。日本律宗以唐招提寺为总本山，鉴真为第一代开山祖。第二代祖法进和第三代祖如宝都是随他东渡的弟子。日本佛教在戒律的传统上和中国佛教的血肉关系最为密切，这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血统的重要标志之一。
律法之外，鉴真还带去了中国天台宗的根本著述。在唐招提寺他还常讲天台三大部，日本天台宗的创始人最澄大师，曾经从他弟子法进受学。最澄著述中把鉴真和道璇推尊为弘传天台义的“二圣”。天台宗在平安朝大大发展，对日本古代另一黄金时代的平安文化有很大作用。推溯它的传播史，鉴真的先驱功绩是不可泯灭的。
围绕着宗教活动，鉴真同他的弟子们对于天平朝的辉煌艺术，包括建筑、雕塑、绘画、书法等等，做了极大贡献。他的弘法队伍中有不少当时的艺术高手，他们带去了我国在盛唐时代新的艺术水平。在鉴真亲自规划下兴建起来的唐招提寺就是这样一个艺术宝库。其中保存到现在的一些主要建筑以及许多雕塑造像，日本人民视为国宝，对于后来日本的建筑和雕塑影响极大。
鉴真虽然失明，但他有惊人的记忆力。他曾奉命为日本校勘经典，能够全凭记忆一一勘出写本的错误。据传他还雕印过三部经典。若能得到确实证明，则我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年代还可大大提前。此外，他和他的弟子们一般使用汉语传戒讲学。日本僧众普遍学习汉文，汉文学的知识因之也在日本更广泛地传播开来。这对整个中古时期中日两国的互相了解与文化交流是有极大便利和帮助的。
鉴真大师又是一位杰出的医学家，曾经治愈日本皇太后的疑难病症。日本史籍载有《鉴真上人秘方》一书行世，据说就是他的处方纪录。日本医药道奉他为始祖，直到德川时代，日本药袋上还贴有鉴真的图像。日本当时医道初兴，药物真伪多有混乱。据传鉴真能以鼻代目，凭嗅觉辨别药物的真假。根据鉴真前半生在国内调药济众的事实，可以相信他在长期实践中是累积了很丰富的宝贵经验的。
经过鉴真大师这一番大气磅礴的努力以后，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大门敞开了，两国人民间的相互了解加深了，两国人民的互助友谊牢固地建立起来了。千多年来，我们互相补充，互相推动，两国的文化高潮一个接一个地在历史上出现，成为并耀于东方世界的双星。尽管有时也出现过一些逆流，但始终不能影响这一历史主流的方向。
回顾鉴真大师的事迹，我们深刻地体会到：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传统有着非常深厚而坚实的基础，不是任何自然障碍与人为障碍所能阻挠破坏的，一千二百年过去了。历史已经走过了很长的路程。今天的人民已经不是八世纪所能比拟。尽管我们又遇到了很多新的困难，各种各样的邪恶势力却在千方百计地企图破坏我们两国人民的团结友好。但我们的有利条件毕竟还是远远超过前人。如果鉴真大师在八世纪那样困难的条件下能够做出那么多、那么大的成绩，那么，我们今天的道路应该是何等的广阔，前景应该是何等的灿烂!我们高兴地看到这些年来，通过中日两国人民的努力，我们的友好往来和文化、经济交流，正在冲破重重障碍，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发展，形成着一个新的高潮，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这对于中日两国的友谊和亚洲及世界和平是有很大帮助的。我深信，今后在两国人民继续不断的努力下，一定可以实现我们世世代代和平友好相处的理想。
一千多年来，鉴真大师一直受着日本人民的崇敬与怀念。今年是他逝世一千二百周年。从去年起，中日两国佛教界和文化界的人士就开始联系，筹备今年在两国分别举行纪念活动。日本各界在高阶珑仙、大西良庆、大谷莹润诸长老；龟井胜一郎、中岛健藏、宫川寅雄诸先生等的倡导下，把一九六三年五月到一九六四年五月定为“鉴真年间”，展开了极为广泛热烈的纪念活动。日本著名学者安藤更生写了《鉴真和上的研究》一部巨著，日本现代名作家井上靖先生写了一部描述鉴真事迹的小说《天平之甍》，我国均已翻译介绍。今年剧作家依田义贤先生将《天平之甍》改编为歌舞剧，四月间由前进座河原崎长十郎、中村玩右卫门等著名戏剧家在东京连续演出了四十场，场场满座，获得极大成功。通过演出，他们把鉴真师弟们的伟大形象和中日两国文化交流的盛事重现在今天人们的面前，有力地唤起了两国人民兄弟的感情。今年九月又再度演出，我们感谢他们的努力。
今年五月四日，日本“鉴真和尚圆寂一千二百周年纪念会”和“鉴真和上遗德奉赞会”共同主持在东京举行纪念鉴真和上大会，五月六日又在奈良举行鉴真大师纪念法会。中国佛教协会应邀推派了一个代表团，代表我国佛教界和文化界前往参加。我们访问了几十处名山大寺，参加了大小集会十多次，接触了许多宗教界、文化界、艺术界的知名人士。我们看到日本社会上纪念鉴真大师极为热烈，对于发扬鉴真精神，增进两国团结友好的愿望，和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我们所到之处，宾主之间都有一家骨肉之感。动人心弦的事例是说不完的。鉴真大师为我们两国人民播下的友情种子真是万古常新，金刚不坏!
中国方面的纪念活动，从去年下半年起我们开始筹备。参加筹备的有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中国美术家协会、中国建筑学会、中华医学会、中国史学会、中国文化艺术界联合会、中国作家协会等九个团体及扬州地方佛教、文化界人士分别组织人力，对鉴真大师在各方面的遗产进行发掘和阐扬。大师故居大明寺遗址所在地扬州法净寺，扬州市佛教、文化界人士几年前曾在那里辟了一间鉴真和尚纪念室，搜集展出了有关大师事迹的一些文物。现在我们计划在那寺里，仿照奈良唐招提寺金堂的形式，修建一座鉴真大师纪念堂。使我们特别感到兴奋的是：日本鉴真和尚纪念会还邀请了名雕塑家本乡新先生，依照日本国宝传为大师弟子思托手制的大师坐像，仿制了一尊赠与我国。这尊雕像将供奉在南京栖霞山，永远供我国的人民瞻仰。我们非常感谢日本古代人民为我国保存了这样珍贵的文物，并感谢现在的日本朋友给我们这样大的帮助，使我们能够看见鉴真大师的高洁仪容，伴随着由我国传到日本去的盛唐建筑的风貌，一齐重返故乡。
关于鉴真大师在国内的遗迹，如他出家的扬州大云寺，他第六次东渡登舟出海的地点江苏黄泗浦等地，我们都进行了调查，立石纪念。
对于为中日两国文化交流事业而献出了生命的荣睿大师，我们也在他逝世的地区(广东高要)进行了采访，并在鼎湖山刻石立碑，表示我们的敬意。
鉴真大师、荣睿大师们的光辉事迹和精神，鼓舞着我们共同前进。通过我们两国人民对我们的纪念活动，愿他们以生命和血汗建造起来的中日友谊传统发出更大的光芒，走上一个更为紧密、更为巩固的新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