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着重印度佛教，但目前的印度，说不上有佛教，只剩少许佛教的遗迹。然现存于世间的，如斯里兰卡为主的巴利语系，我国内地为主的华文系，我国藏地为主的藏文系，根本的圣典，都是从印度来的，也就是印度佛教。我只识汉字，与印度佛教有关的梵、巴、藏文，一字不识；在探究的历程中，每自感福薄。在四川时，法尊法师译出部分的藏文教典(藏文著作的为主)，我是非常钦佩的。最近，华宇出版社拟出版《世界佛学名著译丛》，我认为：“无疑的将使中国汉地佛学界，能扩大研究的视野，增进研究的方法。特别是梵、巴、藏文——有关国际佛学语文的重视与学习，能引导汉地的佛学研究，进入世界佛学研究的领域!”研究的绩效，要渐渐的累积而成，是不能速成的。最好，能养成梵、巴、藏文的学者，将巴、藏及少数梵文圣典，译成汉文，从根本上扩大我们研究的领域。佛法是要依赖语文而传的，但语文只是工具，通语文的未必就能通佛法。修学有关佛教的语文，应发心为佛法而学。经语文而深入巴、藏、梵文佛典的佛法，才能完满的传译出来，便利我们这些不通外语的人。
    印度的佛教，可以分为三期，依内容来说：一、“佛法”；二、“大乘佛法”；三、“秘密大乘佛法”。从印度而流传世界的，不出此三类。现在流行于锡、缅、泰，被称为“南传”的巴利语系，是“佛法”中的一派——赤铜鍱部。传入中国藏地的藏文系，主要是“秘密大乘佛法”。传入中国汉地的，中国汉地所宏通的，以“大乘佛法”为主。中国所传的汉文圣典，当然不及梵文与巴利语(印度语文)原典，也不及藏译(藏文是仿梵文造的)的接近原典。然源出印度的一切佛教，如作史的论究，理解其发展与演化的历程，汉文所译圣典，却有独到的、不可忽视的价值，而不是巴、藏、梵文圣典所可及的!一九五二年，曾写《华泽圣典在世界佛教中的地位》，就是说明这一点。
    中国佛教是以中期的“大乘佛法”为主的，但中国佛教，经历了近千年的长期翻译，内容实包含了三期的圣典。分别来说：初期的“佛法”——经律论三藏，泽有各部派所传的教典；数量与内容，都非常丰富，最适宜于作比较的研究。有些经律论，多少露出了接近“大乘佛法”的端倪。藏译所传的初期“佛法”，少而又少；巴利圣典很完整，但只是一家之学。在研究上，特别是佛教史的研究上——圣典的集成；“佛法”演进到“大乘佛法”，汉文的“佛法”圣典，有他独有的价值。说到“大乘佛法”，巴利三藏中是没有的。藏译的大乘经论，也还丰富(有些是从汉文转译过去的)。特别是晚期的大乘论——后期的中观学、《现观庄严论》等，是汉文所没有的。藏译于公元七世纪开始，广译于八世纪中，这还是“前传”(现存的少部分梵典，也是七世纪以后的写本)。汉译的大乘经论，自公元二世纪起，特别是(五世纪初)罗什及以前的译本，或多或少的与后起的不同；梵本原是在不断修正补充中的。藏地所传的“大乘佛法”，代表“秘密大乘佛法”时期的大乘。“汉文的种种异译，一概保持他的不同面目，不像藏文系的不断修正，使顺于后起的。所以从汉文圣典研求起来，可以明了大部大乘教典的次第增编过程，可以了解西方原本先后的每有不同。这不但不致于偏执，而次第的演变，也可以由此了解。”说到后期的“秘密大乘佛法”，汉文所译的，已有“事部”(杂密)、“行部”(《大日经》)、“瑜伽部”(《金刚顶经》)，并传入了日本。而“无上瑜伽部”，为日本学者称为“左道(即邪道)密教”的，在赵宋时代，已有部分的译出，但不及藏地多多了!我国汉地所没有的巴、藏、梵典，希望能渐渐译出；世界佛学者的研究成果，也希望有人能多多介绍。不过，汉译圣典有其独到的价值，作为中国的佛弟子，应该好好的尊重他!
    近百余年来，在世界佛学研究中，我们的成绩等于零。国家民族多难，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佛教衰落了，连华文圣典也不受人重视了(听说日本有译华文圣典为英文的计划)!从前，日本佛教是从中国传去的，有关佛法的写作，多用华文。现代的日本佛教学者，多数不会华文，而将心力用在巴、藏、梵文方面。在这一风气中，中国佛弟子应不忘自己，在通晓汉文圣典的基础上，修学巴、藏、梵文的佛法。虽然负担是沉重的，而意义却是伟大的!佛法的研究，最近似乎有些新的形势，研究风气有了新的开始。研究者能为佛法而研究，为佛法的纯净而研究，这才是有价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