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嘉璐
    释教之来中土，逾二千年矣。自汉迄唐，历千年而与中华文化相融。中华传统文化之支柱，可谓有三，佛教其一也。后世或径称“中国佛教”，实则异域文化“中国化”成功之范例。
    云何释与儒得以相通、互融、共生、同荣?盖二者均重人身、重众生、重伦理、重内修故；其于伦理，倡自利利他、胸怀宇宙、为众生可舍身故。华夏于思辨、逻辑略缺，佛家之来，适以助之；西土之于人伦，不若儒家之亲细，足可救之。“终极关怀”之寄于“绝对”，何若着眼于现世?二元对立之思维，应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之原理——此则释、儒所共有，足可供人类探寻未来参照者。
    虽然，佛教之传承、弘播，亦多波澜，此异物进我体之所必然耳。儒释之所谓“和”者，非无矛盾冲突，亦无须回避之，乃以“和”之法(认同知异、求同存异)处理之，以达大同小异之境。释尊八万四千法门。即由此而设也。
    纵观中国佛教二千年，可知国运旺则佛教兴；反之，佛教衰则国家弱——此所谓弱非以货币计也。何以故?无国家护法，佛教无以立；缺宗教助人明性，国家凝聚欠强。反思清末以来百年之跌宕。岂不然耶?
    凡有利于国、有助于民者，虽经劫难。亦必伏而复起，落而重振。而贯彻始终者，皆持“真信仰”(杨仁山文会语)而不移，虽知其不可而犹拚力为之。即以佛教言之，高僧大德如虚云、太虚、杨文会、欧阳渐，乃至晚近之印顺、圣严、赵朴初、吕澂，俱挽狂澜之志士，存沉沉一线于民族，以助乾坤之流转，其留功德于佛教史，可谓巨矣。
    因果之说无差。鱼肉黎民者、鲸吞吾国者，终得业报；巍巍中华、东方文明，卓尔而立；先哲所留薪火，重现光明矣。当此时也，能无追忆往昔乎?
    庚寅秋，中华佛教文化院等举办“首届中华佛教宗风论坛”于香港，纪念“百年辛亥”。与会僧、德，畅述百年佛教之衰而兴，追忆先贤理行之艰以韧；感国家之昌明，证佛法之广被。遂共推汉传佛教高僧大德二十三人，欲众生知其人，仰其德，明人生，晓当为，此亦一大功德焉。
    嗣后，中华佛教文化院辑百年高僧大德论著，成《百年佛教高僧大德丛书》二十三册，凡九百余万字，刊布于世，广施海内外。总编者，居士杨钊也，其修复兰若、资助学子无数，世所成知；今辑高僧大德行迹著述，继往事、昭后来、促人觉、开新风，则又一大功德也。主编者，王志远教授也，其深研佛理，遍访名刹，为知、行、证合一者，辑书、刊印，事繁身劳而乐为法施，可敬哉。
    今岁三月，余突发腰疾，几不能举步。六日，杨钊居士、王志远教授枉驾存问，且以“丛书”之序相嘱。事关弘法，复有杨、王感召，岂可以微恙违命?于是勉力简述先哲之伟业及“丛书”辑刊之始末，姑忝标之为“序”。
    2012年3月14日
    于日读一卷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