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元代社会与宗教政策

    成吉思汗于1206年在漠北建国时，中国大地尚有南宋、金、西夏、西辽、大理、吐蕃等政权并存，经过半个多世纪，全国逐渐统一。1271年，忽必烈定国号曰元。1279年，南宋亡，元建都大都(北京)。

    元代是一个幅员辽阔、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它为各民族经济的平衡发展和多民族文化的融和，提供了必要的社会条件。但由于是蒙古族少数民族上升为统治民族，所以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也有别于唐、宋旧制，不论在政治结构、经济结构还是意识形态方面都有新的特点。其对于宗教，包括禅宗在内，影响是巨大的。

    首先，元王朝实行民族等级制。按照民族的不同和被征服的先后，把全国人民分为蒙古、色目、汉人和南人四个等级，在任用官吏、法律地位以及其他权利和义务等方面作出种种不平等的规定，在各族人民间的友好往来和文化融合中人为地制造障碍，直接波及到民族心理和文化的分布。由于南人是最低等级，主要在南方流传的禅宗自然要受到不小的影响。

    第二，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元代允许多种宗教并存。除佛教、道教、儒教、伊斯兰教以外，也里可温(天主教)、术忽(犹太教)也占有一席之地。元代对不同民族的宗教信仰，基本上遵循成吉思汗和窝阔台统治时期的既定方针。宪宗蒙哥(1251—1259)在对宗教一律加以保护的基础上，开始着重扶植佛教。他说：“今先生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迭屑人奉弥失诃言得升天，达失蛮叫空谢天赐与，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①

    第三，喇嘛教统制。蒙古统治者明确地把佛教置于诸教之上，与蒙古贵族崇奉喇嘛教有直接关系。早在定宗贵由时(1246—1248)，吐蕃的喇嘛教就与蒙古统治者建立了联系。到忽必烈时，建立帝师制度，进一步密切了中央与西藏的关系，喇嘛教受到帝室的信仰，成了元代占统治地位的宗教。

    第四，设置宣政院和帝师制度。至元二十五年(1288)，释教总制院改为宣政院。它的职责是管理全国的佛教事务，特别是直辖西藏地区的民政、军政和司法事务。任用宣政院官员的原则，是“僧俗并用”，权限为“军民通摄”，代表中央对西藏有全面管辖大权，对全国的佛教则全面负责领导，从而与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并列为国家的四大军政机构。

    据至元二十八年(1291)统计，在宣政院注籍的寺院42318所，僧尼213100人。僧尼人数显然是太少了，未经注籍的要远远超出这个数字。一般说来，禅僧逃避统计或不在统计之列。

    事实上，宣政院长官主要由帝师担任，始于帕思巴(1239—1280)。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即位后封帕思巴为国师，至元七年(1270)晋封为帝师，从此以后，历届皇帝都奉喇嘛教僧人为师，这成为元朝的一项制度。

    由于帝师权势极大，其徒众也随之飞黄腾达，地位显赫。泰定年间(1324—1327)，帝师“弟子之号司空、司徒、国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后相望”②。喇嘛教由此大踏步地进入汉族聚居地区，并深刻地影响着蒙古民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土地集中和寺院的大土地占有。元统一全国后，以蒙古贵族为首的统治阶级大量占有土地。朝廷把土地作为“官田”，以赏赐的形式分配给贵族、官僚，其数额之巨之滥，为历史上所罕见。与此同时，佛教寺院和以喇嘛教僧人为主的佛教界头面人物也获得大量土地。由国家主管的大寺院动辄占田成千上万亩，如至大四年(1311)，仁宗一次赐大普庆寺田八万亩。《至顺镇江志》载，镇江路平均每人占有土地约六亩，而僧尼则达五十亩左右。史称泰定帝时(1324—1328)，“江南民贫僧富”，以致有人说，“天下之田，一入僧业，遂固不移”。③

    元朝崇佛重在修功德、做佛事。从建寺造塔、赐田斋僧、写经印经、念经祈祷，到帝后受戒、受法，各种功德法事常年不断，几无虚日，为此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是惊人的。大德七年(1303)，郑介夫说：“今国家财富，半入西蕃”④，这是特指西藏而言的；至大三年(1310)，张养浩说：“国家经费，三分为率，僧居二焉”⑤，这是指全国的情形了。据延祐五年(1318)统计，各寺做佛事日用羊万头。清赵翼指出：“此供养之费，虽官俸兵饷不及也”；佛事“土木之费，虽离宫别馆不过也”；寺院“财产之富，虽藩王国戚不及也”。⑥

    以喇嘛教为主导的佛教在政治、经济上的优势表明，它在整个意识形态中占据的特殊地位，形成了有别于历代封建社会文化形态的特殊结构，那就是不但在口头上，而且主要是在实际上，将儒学放置在佛道之下，一般儒士长期受到冷落。所谓“释氏掀天官府，道家随世功名，俗子执鞭亦贵，书生无用分明。”⑦这话也许有些偏激，但就主要方面说是符合事实的。至仁宗(1312—1320)，开始认识到“明心见性，佛教为深；修身治国，儒道为切”⑧；皇庆二年(1313)，决定恢复久废的科举制度。儒学受到重视，反映了大部分蒙古上层的意向，影响是深远的。但是，无论是科举取士的数量，还是入仕者在统治集团中的作用，都不能与唐、宋两代相提并论，它始终没有造就一个大批从科举入仕的官僚士大夫阶层。这样，元代禅宗就失去了一个推动它发展的社会因素。

    二、佛道斗争与禅宗

    12世纪中叶，金代道士王重阳(1113—1169，号重阳子)创全真教。据元代祥迈追述，全真教创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对抗禅宗。因为王重阳“尝谓：禅僧达性而不明命，儒人谈命而不言性，余亦兼而修之，故号全真”⑨。事实上，道禅之争金代并没有真正展开。

    至于丘处机(1148—1227)西游，谒成吉思汗于雪山行宫(1222)，全真教得到新王朝的积极扶植，从而迅速发展。据说，河溯之人十分之二成了全真教徒。⑩也就是在此期间，全真教与北方佛教的冲突激化。根据佛教的记载，丘处机在燕京时就“持力侵占”佛教寺田，他的弟子们在各州县更是肆意侵夺寺产，甚至捣毁佛像，改佛寺为道观。

    丘处机死后，其弟子李志常(1193—1256)依然得到元统治者的支持，1227年被任为都道录兼领长春宫事，1233年受诏教授蒙古贵族弟子，1238年嗣住道教事，1251年受金符玉诰。在侵占佛寺、打击佛教势力方面，至李志常时期达到顶点。祥迈说他“虚冒全真之名，不行道德之实。枭鸣正道，虎视释家；挟邪作威，侵占佛寺。袭丘公之伪迹，肩残贼之余风”。此外，李志常还刊行《太上混元上德皇帝明威化胡成佛经》和《老子八十一化图》，力图用伪造经典的方法证明佛陀是老子的门徒，发道教于佛教之上。

    元初的北方佛教是承亡金的余绪，以禅宗的势力最大。首先起来对抗道教侵吞和攻击的是曹洞派禅僧。1255年，曹洞禅师福裕上书，控告道教徒，蒙哥命福裕等僧与李志常廷前辩论，结果佛教稍占上风。诏令中原断事官布智尔和克什米尔僧那摩，检查道藏伪经，并“教那先生依前旧塑释迦、观音之像……那坏佛的先生依理要罪过者”。同样，“若是和尚每坏了老子，塑着佛像，亦依前例要罪过者”。这次，曹洞宗僧人为佛教争得了一个与道教平等的地位。1256年，福裕等人再次到和林控告道教徒，佛教大胜。蒙哥指示：“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11)令佛教的地位高于道教和其他宗教。

    1257年秋，福裕等人再次上书蒙哥，控告道教徒没有退还佛寺和焚烧《化胡经》。次年，由忽必烈召集僧道和九流名士，在开平城举行第二次论战。佛教以福裕为首，另有那摩、刘秉忠等三百余人参加。道教以全真教主张志敬为首，参加者二百余人。此外，参与断事和作证的官员、儒士等二百余人。据《佛祖历代通载》，帕思巴被任命为仲裁人，“戊午(1258)，师(帕思巴)二十岁。释道订正《化胡经》，宪宗皇帝诏师剖析是非，道不能答，自弃其学”。帕思巴是佛教喇嘛教萨迦派大师，由他裁定佛道两家的“是非”，道教惨败是不言而喻的。结果，参与辩论的道士十七人削发为僧，道藏经典四十五部被焚，二百多处道观改为佛寺。

    至元十八年(1281)，以喇嘛教为首，对道教进行了更彻底的清算。是年，胆巴(?—1303)“得道藏《化胡经》并《八十一化图》，幻惑妄诞。师乃叹曰：‘以邪惑正如此者!’遂奏闻。召教禅大德及翰林承制等，诣长春宫辩证。”(12)忽必烈诏谕天下，除《道德经》外，其他一切道教经典全部烧焚，并命福裕的同门林泉从伦主持下火仪式。以全真教徒为首的道教和以曹洞僧人为首的佛教之间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在这场延续了数十年的释道斗争中，曹洞宗禅师起了重要作用。他们得到喇嘛教和蒙古贵族的支持，从而密切了北方禅宗和元朝统治者的联系，为禅宗在北方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政治条件。

    佛道的这次斗争，有一定的政治背景。丘处机西行，以老子“化胡”自况，按他的自叙，是为了“罢干戈，致太平”。但在当时宋金交兵的严峻时刻，远结蒙古，说他是曲线救国不无道理。(13)而蒙元支持全真教的政治目的也是清楚的。至于李志常重造《老子化胡经》的舆论，即使元廷不以佛教辅政，也是注定要失败的。“老子化胡”之说的本质，是以鄙薄胡人的手法贬低佛教，出是用夏变夷的一种思想反映。在蒙古族“胡人”当权的年代，大谈“化胡”，如果不是别具苦心，那就是完全的愚蠢。北方禅宗僧人已惯于在女真等“胡人”的统治下生活，对民族问题比全真派道教要敏锐。

    三、教禅廷辩与尊教抑禅

    北方禅宗战胜道教的好景没有维持几年，又突发了教禅之争。这一酝酿过程已不甚了了。据《佛祖历代通载》记：“戊子(1288)春，魔事忽作，教徒谮毁禅宗……有旨大集教禅廷辩。”主持召集这场廷辩的是藏僧杨琏真佳。尽管参加会议的有教、禅、律三派僧人，中心议题则是教、禅关系。禅宗代表是妙高，义学代表为仙林。

    关于仙林的生平不祥。妙高(1219—1293)，在南宋曾奉诏住持金陵蒋山寺院十三年，徒众多达五百余人，在江南颇有影响。德祐乙亥年(1275)，因抗拒乱兵抢劫，得到蒙古丞相伯颜的保护。这次他以古稀之年赴京，可能是出于对南方禅的辩护。

    在廷辩中，仙林说：“南方众生多是说谎，所以达摩西来，不立文字，正恐伶俐的说谎，贪着语言文字，故有直指之语。”用“南人”善于说谎来说明达摩特别要化之以禅的原因，前提是“南人”低下。以南人为低下，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只限于南北相嘲，而是元朝统治集团正在推行的等级制度，由此驳难禅宗，禅僧的任何辩解都是多余的。妙高说：“夫禅之与教本一体也。禅乃佛之心，教乃佛之语，因佛语而见佛心，譬之百川导流同归于海，到海则无异味。”这种禅教一致的老调，当然不会引起忽必烈的兴趣，他倒提出一个令禅僧十分难堪的问题：“俺也知尔是上乘法，但得法底人，入水不溺，入火不烧，于热油锅中教坐，汝还敢么?”答云：“不敢。”奉圣旨：“为甚不敢?”奏云：“此是神通三昧，我此法中无如是事。”(14)此外，妙高曾举云门公案一事，欲为佛祖雪屈，忽必烈很不高兴。

    廷辩的最终结果，“使教冠于禅之上”。事实上，结论在辩论之前早已定下了。“尊教抑禅”，在政治上反映了蒙古统治者对南人的歧视，在经济上反映了元王朝尚不了解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农业特征。当然，不能容忍禅僧的任性放狂，认为他们不像必须依赖国家寺院为生的义学那样驯服，也是促成政府采取压制措施的一个原因。元王朝重义学，从义学沙门中选拔地方僧官，早有规定。至元二年(1265)二月，诏谕总统所：“僧人通五大部经者为中选，以有德业者为州郡僧录、判正、副都纲等官。”(15)这就促使汉地僧人重视佛教经典，诱导禅僧走上了禅教融合的道路。

    向江南禅宗兴盛地派遣讲经僧人，改变禅僧不重经教的学风，树立传统佛教典籍的权威，是元王朝实施尊教抑禅政策的重要内容。《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世祖弘教玉音百段》记：“帝平宋已，彼境教不流通，天下拣选教僧三十员，往彼说法利生，由是直南教道大兴。”所选僧人无论出自佛教哪一派，都必须精通佛教典籍，严格按佛教规定修行。至元二十五年(1288)，“诏江淮路立御讲三十六所，务求宗正行修者分主之”(16)。对于讲什么经典并无具体规定，依《智德传》记，有《法华》、《华严》、《金刚》、《唯识》等经疏。

    元王朝还支持把禅寺改为“讲寺”。如天台宗僧人性澄，请将国清寺由禅院改为“讲寺”，忽必烈“赐玺书复之”(17)，表示支持，就是突出的一例。中唐以来，佛教义学衰微，僧侣“从教入禅”成为一种时髦。入元以后，也出现了“从禅入教”的潮流。如四明延庆寺僧本无，原依寂照禅师在中天竺习禅，“亦有省处”，但后来又投到性澄门下，去“精研教部”。寂照为此给本无寄去一偈：“从教入禅今古有，从禅入教古今无。一心三观门虽别，水满千江月自孤。”(18)不无遗憾。

    在元统治者的倡导下，汉地佛教界出现了“禅学浸微，教乘益盛，性相二宗，皆以大乘并驱海内”(19)的局面。在这种教禅新格局中，教门诸派的传播和流通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刺激，其传播途径也具有了新的时代特点。

    事实上，受到重教抑禅打击最重的是北方禅宗，它在此后基本上销声匿迹了；南方禅宗则采取消极对抗态度，其作为佛教在南方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因为政府的政策而有剧烈的变化。所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南方的多数禅师与朝廷保持着距离。忽必烈死后，元统治集团对南方禅宗逐步减弱了压力，加强了怀柔的成分，这有助于缓解对抗，但没有根本改观。像后面将要讲到的临济宗禅师中峰明本，元朝曾多次征召，而多次被他拒绝。

    延祐六年(1319)，“帝闻天目中峰明本之道，聘之不至，制金纹袈裟赐之，号为‘佛慈圆照广慧禅师’。赐师子院(明本曾住持的寺院)额曰：正宗禅寺”。至治三年(1323)，即明本临终那年，“遣使即其居修敬”。天历二年(1329)，“赐谥智觉，塔曰法云，召奎章阁学士虞集，命撰《中峰塔铭》”。元统二年(1334)，“大普庆寺住持善达密的表奏，以先师《明本广录》入藏，帝可其奏，加‘普应国师’”。元朝中期诸帝对明本的推崇，是对南方禅宗既有形势的一种肯定。

    有元一代，凡领于宣政院的寺院，分禅、教、律三宗。其中“教”者有三，即天台、华严和慈恩三家。慈恩之所以特别为元代佛教所重，与喇嘛教以法相为理论基础、以因明为方法论有关。由于“律”为佛教各派所共奉，所以佛教实际上是二分天下，所谓南禅北教。这一格局，一直延续到明清两朝。

    四、藏传佛教与汉地佛教

    禅教之争，主要是汉传佛教的事。至于藏传佛教(喇嘛教)，其地位至高无上，是法定的，不容争辩。它的上层僧人，参与对全国佛教事务的管理，职高势重。其修行方式，盛行于宫廷贵族，信仰也在中原和江南流传。

    被封为帝师的藏僧主持宣政院，其他高级藏僧往往在地方任职。出身于唐兀族的杨琏真佳，曾总摄江南诸路释教。幼年从帕思巴出家的西域僧人沙罗巴观照，历任江浙、福建等地释教总统。担任云南诸路释教都总统的节思朵、积律速南巴等人，也都来自西藏。建藩于云南等地的诸王仿效中央的做法，也常到西藏延请高僧，封为“王师”。这些僧官，制约着汉地佛教的演化，影响着各宗派的消长，其作用不可忽视。南方禅宗逐渐受到国家的重视，也与他们的活动有关。一些上层藏僧，在内地据有不少规模较大的寺院作为其传法的基地，赢得了不少信奉者。

    元代是我国有史以来，藏文化以喇嘛教为载体，流入内地时间最久、传播区域最广、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个朝代。当时的藏族精英大都在内地担负重任，通过他们吸取和传回汉文化，包括禅思想在内，也给藏民族和藏文化以重大的影响。关于这一领域，待发掘和研究的方面很多，其中的显密之争就是相互渗透的一个小例子。

    据《佛祖历代通载》的作者念常追述：“唐宋间始闻有秘密之法，典籍虽存，犹未显行于世。”由于藏僧的到来，“秘密之法，日丽乎中天，波渐于四海。精其法者，皆致重于天朝，敬慕于殊俗。故佛氏之旧，一变于齐鲁”(20)。当时的士人也承认：“我国朝秘密之兴，义学之广，亦前代之所未有。”(21)正由于密教传播的范围渐广，引起了显教与密教间的争论：“习显教者，且以空、有、禅、律而自违，不尽究竟之圆理；学密部者，但以坛、印、字、声而为法，未知秘奥之神宗。遂使显教密教矛盾而相攻，性宗相宗，凿枘而难入，互成非毁，谤议之心生焉。”(22)他认为，显密各执一端、相互攻击，是尚未圆融的表现，因此只有两者调和才是全面的。元代有许多僧人致力于沟通显密关系，五台山金河寺沙门道殴就是一个著名代表。他“积累载之勤悴，穷人藏之渊源”，著成《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谓：“显密之两途，皆证圣之要津，入真之妙道。”禅宗内部本有密教秘密流传，至此，受到藏传佛教的影响，不少人也致力于融合禅密关系，使禅宗的内容进一步多样化起来。

    ①《辨伪录》卷三。

    ②《续资治通鉴》卷二○三。

    ③见吴师道《吴礼部文集》卷一二。

    ④《历代名臣奏议》卷六七。

    ⑤《归田类稿》卷二。

    ⑥见《陔余丛考》卷一八。

    ⑦汪元量：《湖山类稿》卷二。

    ⑧《元史》卷二六。

    ⑨《辨伪录》卷三。

    ⑩参见元好问《紫微观记》，见《遗山集》卷三五。

    (11)上引均见《辨伪录》卷三。

    (12)《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13)丘处机于1219年西行，南宋已与夏联兵攻金。1232年，宋元亦联兵攻金汴梁。

    (14)上引均见《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15)《元史·世祖纪三》。

    (16)《大明高僧传》卷二《智德传》。

    (17)《大明高僧传》卷一。

    (18)《大明高僧传》卷二。

    (19)《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妙文》。

    (20)《佛祖历代通载》卷二二。

    (21)《佛祖历代通载序》。

    (22)陈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