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台宗又名法华宗，表明它是依《法华经》而成立的。称天台宗，是以地名宗；称法华宗，则是以经名宗。从该宗的称呼可以看出，《法华经》在天台宗思想形成和发展中有多么重要的地位。
《法华经》，全称《妙法莲华经》，是大乘佛教的一部重要经典。根据对该经内容的分析，多数学者指出，它早在公元l世纪前后即大乘佛教产生的初期已经形成。该经的《方便品》认为，小乘佛教虽然也是出于佛说，但那只是“方便善权”，属于佛的权宜之说，为引导小乘根机者而说，并非究竟之谈。因此，当小乘教徒在取得修行之果以后，尚须精进修行，获取大乘的“究竟果位”。所以，《法华经》以大量譬喻，说明由小乘而入大乘的必要性。在《法华经》看来，小乘只是“譬喻化城”，即方便假设的幻化之城，而不是修行的最终目的地。可见，《法华经》的产生，当是在小乘佛教发展为大乘佛教的初期。
但是，《法华经》如同其他许多大乘佛经一样，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它的最后完成，则大约要推迟到公元2世纪之初。该经《方便品》述及佛像制作时写道：
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像。刻雕成众相，皆以成佛道。或以七宝成，榆石赤白铜。白蜡及铅锡，铁木及与泥。或以胶漆布，严饰作佛像。如是诸人等，皆已成佛道。彩画作佛像，百福庄严相。自作若使人，皆已成佛道。
根据近代学者研究，佛像的出现是在大乘佛教形成之后，是大乘佛教神化佛陀的一个重要步骤。时间上看，大约从公元2世纪开始。因此，《法华经》上述偈颂反映的时代不会早于2世纪之初。
随着大乘佛教的发展，《法华经》的地位日益上升，受到教团内外人士的高度重视。在《大般涅槃经》、《优婆塞戒经》等佛教经典中已提到它的名字，《大智度论》等佛教论著里曾引用该文内容，世亲还为之撰写了《优婆提舍》(意为论议)。《法华经》的大量梵文抄本自近代以来陆续被发现，表明它曾广泛长期地在印度、尼泊尔、中亚一带流传。这些抄本根据发现地区分类，可概括为尼泊尔本、基尔基特本(克什米尔本)、新疆地区本三类。而在中国内地，从它传入之始起，便迅速受到佛教界的欢迎。
《法华经》的汉译，据史料记载，前后共有六次，现存尚有三个译本。它们是：《正法华经》十卷二十七品，西晋竺法护译；《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八品，后秦鸠摩罗什译；《添品妙法莲华经》七卷二十七品，隋阇那崛多与达摩笈多合译。其中，罗什译本水平最高，影响也最大。天台宗所依据的，就是罗什所译七卷本。道宣《妙法莲华经弘传序》说：“三经重沓，文旨互陈。时所宗尚，皆弘秦本。”①罗什译本不仅为天台宗所依，而且也为其他各宗各派所重视。《开元释教录》曾记载《法华经》的其他三种译本，指《法华三昧经》六卷、《萨芸芬陀利经》六卷、《方等法华经》。但这三个译本也有人认为属于误传。
罗什弟子僧叡在《妙法莲华经后序》中记述罗什译经缘起时写道：
经流此土，虽复垂及百年，译者昧其虚津，灵关莫之或启；谈者乖其准格，幽踪罕得而履。徒复搜研皓首，并未有窥其门者。秦司隶校尉左将军安城侯姚嵩，拟韵玄门，宅心世表，注诚斯典，信诣弥至。每思寻其文，深识译者之失。既遇鸠摩罗法师为之传写，指其大归，真若披重霄而高蹈，登昆仑而俯盼矣。于时听受领悟之僧八百余人，皆是诸方英秀，一时之杰也。是岁弘始八年。
这是说，罗什之前的《法华经》译本，大多文辞艰涩，难以使人领会，因而姚嵩请罗什予以重译并讲解经文内容。当时听罗什讲解并领悟的僧侣达八百余人。僧叡还在《喻疑》一文中记述罗什门下当年研习《法华经》的盛况说：“既蒙什公入关，开托真照，般若之明，复得辉光末俗，朗兹实化。寻出《法华》，开方便门，令一实究竟，广事津途，欣乐之家，景仰沐浴，真复不知老之将至。”(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五，见《大正藏》卷五五)
罗什译本之所以广为流传，深受欢迎，除了文义流畅，词意通达外，更重要的是由于它的思想内容能适应广大信徒的实际需要。仅南北朝时期，对该经作注疏的就达七十余家；在《高僧传》所列举的讲经、诵经者中，以讲诵该经的人数最多。《法华经》与《般若经》、《大般涅槃经》在东晋南北朝时期鼎足而立，成为当时佛教思想的经典支柱。而自陈隋之际天台宗建立后，《法华经》的地位更是扶摇直上，在诸经中取得特殊地位。
罗什译《妙法莲华经》为七卷二十八品，在佛经中属中等篇幅。经文既无深奥烦琐的理论说教，又无艰涩难懂的故弄玄虚，而是以大量形象生动的譬喻和想象丰富的故事来说明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宣传该经的独特教义。
罗什本《法华经》译出后，在整个东晋南北朝时期，它与《般若经》、《大般泥洹经》三足鼎立，构成这一时期中国佛学的主流思潮。陈隋之际智*(左岂右页)创立天台宗(法华宗)，此后直至宋、元、明、清，人们对该经的研究从未中断。道宣《妙法莲华经弘传序》就说：“自汉至唐，六百余载，总历群籍，四千余轴，受持盛者，无出此经。”
《法华经》集大乘佛学之大成，经中开示的诸法实相，是对世界本质的本体性揭示。经中提出开权显实的体系，以一佛乘为究竟佛乘，认为小乘的缘觉和声闻二乘都是佛为引导众生而设置的善巧方便。主张开权显实，会三归一。
《法华经》的诸法实相论，实际上涵盖了空、真如、法性、佛性、究竟涅槃等大乘佛教的最高范畴，中国佛教的许多学派、宗派都程度不同地受其影响。即使在竺法护译本出现之初，也受到高僧和名士的喜爱。至两晋南北朝，诵读、宣讲、注疏《法华经》的风气很盛，南齐僧弘充每次讲述《法华经》，总是“听者盈室”(《高僧传》卷八)；南齐僧僧印“虽学涉众典，而偏以《法华》著名”(《高僧传》卷八)，一生共讲《法华经》二百五十二遍。
《法华经》对中国佛教的影响，是全面的、深刻的。就对宗派佛教的影响看，首推天台宗，此外对三论宗、禅宗、法相唯识宗、华严宗也有相当的影响。天台宗通过对《法华经》的注疏来建立宗派思想体系，如智*(左岂右页)著有“天台三大部”，其后继者也多有新的注疏传世。“天台三大部”中，《法华玄义》从名、体、宗、用、教五个方面解释《法华经》经题；《法华文句》从因缘、约教、本迹、观心四个方面疏释《法华经》的具体内容；《摩诃止观》从观心方面发展《法华经》的有关思想。由于《法华经》详于教而略于观，所以智*(左岂右页)在《摩诃止观》中以止观理论加以全面阐述，突出止观并修、定慧相资。
三论宗的实际创始人吉藏也特别重视《法华经》。吉藏的佛教学术道路，最初深究“三论”和《涅槃》，继而受天台教观影响，转向对《法华经》的疏释，后又致力于“三论”的阐述。他曾著有《法华经玄论》、《法华经义疏》、《法华经游意》、《法华经统略》等著作，将《法华经》诸法实相思想纳入三论宗学说体系。三论宗与天台宗的学说在很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其原因不仅在于对中观派般若思想体系的共同兴趣，而且也由于对《法华经》的一致推崇。吉藏的中道学说理论与《法华经》的诸法实相思想十分相近。
禅宗虽然标榜“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但实际上还是能反映出受《法华经》影响的迹象。惠能《坛经》说：“心行转《法华》，不行《法华》转；心正转《法华》，心邪《法华》转。”并指出：“《法华经》无多语，七卷尽是譬喻因缘。如来广说三乘，只为世人根钝。经文分明，无有余乘，唯有一佛乘。”(敦煌博物馆本)这表明，惠能对《法华经》的思想是相当熟悉的。在《坛经》中，惠能还有关于《法华经》“大事因缘”、“开佛知见”等的说明。通过吸取《法华经》的思想资料，惠能将教外别传与经典教义结合了起来。其弟子神会在说法时，也曾引述《法华经》譬喻故事，以启发学佛者。而玄觉禅师则先学天台止观法门，后入禅门，故其禅学融合了天台的思想。禅宗历史上，不少禅僧是通过读诵《法华经》而得悟的，《法华经》揭示的开权显实、方便善巧方法，对禅宗的教学形式和接引手段无疑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法华经》对普通僧侣和一般信众的影响更是深远。该经的《观世音菩萨普门品》，述说了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心以及解救众生苦难的神通力，由此引发出广大民众的普遍信仰热情，对推动中国佛教的观世音信仰作用巨大。而该经的《普贤菩萨劝发品》，宣说受持、读诵、书写、修习《法华经》的功德利益，也为推进中国佛教的民间信仰活动起到积极作用。隋唐以后，各种有关念诵、书写、修持《法华经》而获得特殊效果的传说层出不穷。为此，无论在佛教信仰的何种层面上，《法华经》都深受佛教徒的重视，乃至视为经中之王。
①《妙法莲华经》，中央刻经院1939年印行。以下《法华经》引文，均据该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