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十六国时期佛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中国历史上的东晋时期，北方地区在短短的一百多年里，先后出现十六个少数民族政权，史称“五胡十六国”。政权频繁更迭、社会急剧动荡的时空背景，为佛教传入幽燕大地提供了空前的历史机遇。
一、佛教传入前后北京地区的历史背景
十六国时期，北京地区时属幽州(治蓟，今北京城西南)，正处于“递嬗频繁的少数民族所占领”的动荡时期。蓟城屡变所属，多为强者所据。①回顾这一历史背景，对于思考佛教何以在此特定时空交集点上传入古老的幽燕大地，是十分必要的。
后赵石氏攻破蓟城，鲜卑段氏入据幽州。西晋时期，蓟城初为燕王封地，后为幽州治所。西晋建兴二年(314)后赵羯族首领石勒率军攻破幽州刺史王浚所据守的蓟城，后由原晋尚书刘翰代行幽州刺史职。刘翰投向辽西鲜卑族段匹磾，段氏由此入据蓟城，任为幽州刺史。
段刘结盟合守幽州，联盟破裂蓟城旁落。段匹磾与晋并州刺史刘琨联兵合守幽州，双方最终分裂。晋元帝大兴元年(318)段匹磾返回鲜卑族大本营令支欲夺鲜卑大人位，兵败未果。随后又南奔投靠晋冀州刺史邵续，蓟城被令支段氏鲜卑段末波占据。东晋大兴四年(321)段匹磾与邵续被后赵石氏俘虏并杀害，幽州蓟城回到后赵政权手中。
后赵石勒重夺蓟城，石虎篡政幽州失守。十六国时期，羯族后赵石氏占据幽冀地区约30年。东晋大兴二年(319)石勒在襄国初建后赵政权时，拥有包括幽州原来的范阳、渔阳和燕国在内的24郡，后迁都邺城(今河北临漳县境)。其时幽州治所蓟城，辖燕、渔阳、范阳、上谷和代郡五郡。后又改燕国为燕郡。当时后赵辖境的许多郡县均在今日北京版图之内。
重据幽州后，石勒重视恢复社会经济，实行较轻课税，客观上减轻了民众的负担，对于恢复战争破坏的社会经济起到了促进作用。幽州出现了一段较长时期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的局面。石勒死于后赵建平四年(333)。次年，其侄石虎篡政。后赵建武四年(338)，鲜卑慕容皝邀石虎共伐辽西鲜卑段辽。其后，段辽与慕容皝结盟对抗后赵。后赵太宁元年(349)，石虎病死，冉闵篡政。前燕鲜卑慕容氏趁机讨伐，公元350年，后赵幽州失守。
前燕兴起定都蓟城，前秦灭燕占据幽州。公元337年鲜卑慕容氏建立燕国，史称前燕。鲜卑统治者慕容皝以拥戴东晋为号召，得到不少汉族官僚和士人的支持，国势日盛。慕容皝死后，其子慕容儁继燕王位。公元350年慕容儁大举伐赵，攻陷蓟城，占据幽州。公元352年，冉闵兵败，冉魏国亡。同年，慕容儁即皇帝位，定蓟城为前燕国都。大量鲜卑军民和贵族迁入幽州蓟城地区，进一步加速了鲜卑族与汉族的融合。蓟城作为前燕国都前后共五年，是少数民族政权第一次在北京地区建立的政治中心。公元357年，慕容儁将前燕国都迁至邺城。蓟城仍为幽州和燕郡的治所。公元370年，前秦苻氏发兵进攻前燕，占据幽州，蓟城作为前秦守卫北部边防的军事重镇，其地位仅次于邺城。公元394年，前秦灭亡。
后燕占据幽州，蓟城为北方重镇。公元384年，慕容垂立国，史称后燕。为十六国后期中原地区最强盛的王国。公元386年，慕容垂定都中山(今河北定县)。后燕全部版图分为10州，其中幽州治所初在龙城，后迁蓟城。公元389年，慕容垂以长乐公慕容盛镇守幽州，重修战乱中被焚毁的宫室，以加强对幽州的统治。由于蓟城具有重要的战略位置，慕容垂又于公元391年“置行台于蓟，加长乐公盛录行台尚书事”，②蓟城成为后燕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和政治中心城市之一，从此奠定了其作为北方重镇的地位。公元396年，北魏主拓跋珪率军南伐后燕。公元399年，燕郡太守高湖降于北魏，蓟城被拓跋鲜卑所占有。
纵观十六国时期，政权更迭，战乱不息，黎民涂炭，几无宁岁，社会的急剧动荡造就了一种普遍意义上对现实生活的不安全感。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出于求生的本能，人们易于接受宗教作为精神慰藉；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统治，往往也会借助宗教的作用。这种因缘际会的时空背景为佛教传入并流行于幽燕大地，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历史机遇。
二、后赵政权在统治区内推行佛教
十六国时期，北京(时称蓟城)地处边陲，先后在后赵、前燕、前秦和后燕四个王朝的统治之下，这几个王朝统治者出于巩固其统治地位的需要，大多对佛教加以提倡，其中尤以后赵最为突出。
后赵是羯族石勒建立的政权。石勒于公元319年称赵王，定都襄国(今河北邢台市西南)。公元329年灭前赵，次年称帝，占有北方大部分地区。死后其侄石虎夺得帝位，并迁都至邺(今河南临漳西南)。后赵占据幽冀地区约30年，所辖幽州包括范阳、渔阳、燕国、上谷在内的24郡。其中范阳郡的良乡及长乡县北部，燕郡的蓟、昌平、军都、广阳四县，渔阳郡的渔阳、潞、安乐、狐奴四县，上谷郡的居庸县，均在今日北京的版图上。③
作为入主北方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后赵统治者迫切需要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寻找依据。此前华夏流行的儒家正统思想并不适合其需要，倒是从异邦传入中原大地的佛教，聚焦了他们的目光。佛教自东汉以来已在北方流传，这种局面也令后赵统治者不得不正视佛教存在的现实。他们礼敬西域神僧佛图澄，并在统治区内推行佛教，还明确规定赵国一切人等均可信奉佛教出家，首开中国历史上由统治者明令汉人可以出家的先例。
后赵政权在自己统治区内大力推行佛教，引起当时汉族士大夫的关注和排斥。《高僧传·佛图澄传》中记载了后赵统治者石虎与中书著作郎王度、中书令王波的一段问答奏对，从中不难看出石虎制定佛教政策的初衷。
石虎首先就平民百姓可否信仰佛教向王度等发问，王度等则以儒家正统理论回应，“佛出西域，外国之神，功不施民”，同时指出华夏国君不应信奉佛教，并引经据典申明在历史上华夏正统的政权之下，“其汉人皆不得出家”。尽管王度等言辞雄辩，然其斥佛是“外国之神”，非但未能说服后赵统治者禁止佛教，反而引发了石虎的民族意识。书生们恰恰忽略了石氏本身就是胡(戎)人。石虎当即下书反驳：“朕生自边壤，沗当期运，君临诸夏。至于飨祀，应兼以本俗，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在后赵统治者看来，作为外来文明的佛教，正好是自己的天然盟友。遂明确表示“其夷赵百蛮，有舍其淫祀，乐事佛者，悉听为道”。规定赵国一切人等皆可信奉佛教出家。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由统治者准许汉人可以出家的政令。以往汉人不能信佛出家的禁令已不复存在，后赵境内的胡汉百姓都可以自由信奉佛教，出家为僧。佛教成为后赵统治区域内联系各民族信仰的纽带。
三、佛图澄是佛教入传北京的奠基人
佛教在后赵统治者的支持下，伴随十六国时期剧烈动荡的社会背景，由西域佛教僧侣沸图澄传入包括北京地区在内的后赵版图，北京佛教的历史序幕由此缓缓开启。
佛图澄在后赵统治区弘法授徒。佛图澄(232-348)，西域龟兹人(今新疆库车县)，本姓帛氏，自幼在乌苌国(在北印度)出家，曾两度到罽宾学法。晋怀帝永嘉四年(310)，佛图澄来到中国传教，受到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叔侄的优礼和大力支持，在后赵境内弘扬佛法、广收门徒。成为首位经国家正式批准在汉地授徒(出家为僧)的僧人。
由于他以神异名世，《高僧传》将他归入“神异”部。称他“少出家，清真务学，诵经数十万言，善解文义”，追随其受业的信徒“常有数百，前后门徒几及一万”。西晋永嘉四年(310)，佛图澄来到洛阳，欲建寺弘法，适值匈奴刘曜攻陷洛阳，佛图澄初衷未果。永嘉六年，后赵石勒正屯兵葛陂，准备南攻建业，并以滥杀树威。佛图澄因悯念苍生而“杖策军门”，投在石勒手下大将郭黑略处，得与石勒相见。佛图澄了解石勒“不达深理”，乃用“道术”感化，博得了石勒的欢心和信任，进而以佛教慈悲戒杀教义谏劝统治者保护民众，以稳定社会秩序。石勒死后，其侄石虎篡权即位，迁都邺城。石虎对佛图澄更是尊崇有加，尊佛图澄为“大和尚”，还下诏太子诸公，对佛图澄五日一朝拜，以示崇敬。④佛图澄在得到统治者的信奉和尊崇的基础上，以皇权为荫庇，大力从事传教活动，使佛教取得了正统地位和令人瞩目的发展。后赵辖境民众竞相出家，追随佛图澄，前后门徒数以万计，就连天竺、康居等地的竺佛调、须菩提等数十人，也远涉流沙，慕名投入佛图澄门下受教。后赵佛教因佛图澄的弘传而盛极一时，为佛教在幽州的传播准备了条件。
佛教传入北京的几种暗示。许道龄《北京佛教之传入及佛寺之发展》认为，从《佛图澄传》的记载来看，佛图澄驻锡中土期间，有佛教传入北京的几种暗示。
首先，石虎既然对佛图澄尊崇有加，其子石斌又曾为幽州牧镇，“斌在幽州任内，很可能建寺布教，以补政治力量的不及”。⑤其次，《佛图澄传》记其灭幽州大火的“神迹”，也暗示佛图澄及其信徒的足迹到过幽州。“澄一日与虎共登中台，忽惊曰：变!变!幽州当火灾。乃取酒洒之。久而笑曰：救已得矣”。石虎遂派手下前去核验，幽州人云：“火从四门起，西南有黑云来，骤雨灭之，雨亦颇有酒气”。⑥试想，在导演此次“神异”事件之前，佛图澄应该对幽州的地理和环境相当熟悉，而且事先必有所准备，才能里应外合，成功地在幽州施展神异手段。显然佛图澄此前到过幽州，至少在幽州城内有佛图澄的若干信徒与其里应外合，才能确保取得预期的效果。由此推见，在十六国后赵统治时期，北京地区已有佛图澄或其门徒在传播佛教，应是顺理成章的。另据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记载，佛图澄去世后，其弟子道安因避石氏内乱，曾与同学竺法汰等人在石家庄附近的“飞龙山”(今称封龙山)隐迹较长时间，研习佛法。⑦这期间也有可能到过北京地区。
佛图澄一生虽无著述传世，但从其门徒英才辈出来看，他的佛学造诣之高是毋庸置疑的。《高僧传》记载佛图澄的众多门徒弟子之中，有不少在佛教史上有影响的名僧，如道安、竺法雅、竺法和、竺法汰、竺僧朗、法首、法祚、法常、法佐、僧慧和比丘尼安令首等等。其中最著名的是弟子道安，堪为建立中国化佛教的第一位高僧。其敦门之盛可见一斑，佛图澄不仅传授了众多弟子，还借助统治者的支持和民间力量，在“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仅三十余年中，就取得史无前例的巨大成就，故《高僧传》盛赞其“弘法之盛，莫与先矣”。
佛图澄于后赵石虎建武十四年(348)十二月圆寂于邺宫寺。他“生处去邺九万余里，弃家入道一百九年”。在后赵长达三十余年的弘教生涯中，生活清苦，严守戒律，专注于弘教授徒，“前后门徒几且一万”。若以幽州作为北方人口大州“户五万九千二十”⑧来看，在佛图澄门徒的庞大群体当中，想必不乏相当数量的幽州僧侣在北京地区传播佛教。佛图澄作为后赵佛教的中心人物，也是开启北京佛教传播序幕的奠基人，对其后佛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和发展无疑是功不可没的。
四、北京地区存在佛图澄所建佛寺的可能性
佛图澄在后赵“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这个巨大的数字中，作为北部重镇的幽州，理应在其兴建佛寺的区域之内，即便以各州郡建寺的平均数来估算，幽州城内或郊区也应有佛图澄所建佛寺多座。遗憾的是，一直以来尚无确证为佛图澄在幽州所建佛寺的遗存可考。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京郊怀柔区红螺寺的始建年代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红螺寺创建于东晋，是为佛图澄当年所建。
红螺寺位于京郊怀柔区北侧5公里处的红螺山上。对其始建年代，以往皆认为创建于盛唐，如元《红螺山大明寺碑》称：“名山燕地之艮方，郁蓊佳气来帝乡，峨峨佛刹山之阳，开基创建于盛唐”。清代《重修红螺山资福寺碑记》也沿袭此观点。而近年来有些学者认为，红螺寺“始建于东晋咸康四年”。理由是“据《高僧传》记载，佛图澄在后赵弘法三十余年，先后建寺达八百九十三所，红螺寺即其中之一”。⑨这种“据《高僧传》记载”的引据方式，在持相同观点的文章中反复出现，均未出示具体史料，莫知其详。倒是苗富田在2008年《弘扬长城文化——红螺文化征文》中撰文《红螺寺始建年代探究》，对所持观点做出阐释。他据《高僧传》关于佛图澄在后赵先后建寺达893所的记载，查阅东晋十六国期间地图，指出后赵所占据之地正是今河北省南部及京津一带。遂以“天下名山僧占多”为由，分析“红螺山位于京津平原的北端，如同一个高大的屏障挡在怀柔城北，这里雨量充沛，环境幽美”。认为“对于这样幽美的天然佳境，佛图澄会熟视无睹、无动于衷吗?”以此为前提进一步推测，红螺寺“一定是他的建寺首选之地”，并“据历史资料记载，佛图澄于后赵建武末年即东晋永和四年(公元348年)卒于邺宫寺”，而推定红螺寺的创建时间“对于幽州(今北京)之北这块宝地，应当在他有生之年就建好寺院，绝不会拖得太晚”。最后提出：红螺寺始建于东晋永和年间，重建和扩建于盛唐。
不可否认，佛图澄在后赵弘法三十余年，北京又包括在后赵统治区内，以佛图澄在后赵“所历州郡兴立佛寺八百九十三所”的庞大数据来估算，不排除幽州地区存在佛图澄所建佛寺的可能性。只是这种基于推测的观点，尚待研究者进一步考证。
五、十六国时期的佛教造像是佛教传播的历史见证
佛教造像是佛教信仰的载体。收藏于首都博物馆的十六国时期铜镀金释迦牟尼佛禅定像，是这一时期佛教传播的历史见证。
铜镀金佛像，造像年代为十六国(317-420)，首都博物馆藏。佛像高6.6厘米，为释迦牟尼佛禅定像，闭目凝神，神态庄肃。造型为跏趺端坐，双手结禅定印，头顶为硕大的肉髻，前额高广，眼型细长，鼻梁扁平，下巴短突，服饰为通肩圆领袈裟。佛座造型为方形中空式台座，正面两侧各有一蹲踞狮子。造像整体风格受到印度犍陀罗艺术明显影响，同时又融入了中土审美情趣和表现手法，是早期华梵融合的代表之作。这尊禅定佛与明确鉴定为产于后赵建武四年(338)的铜镀金禅定佛(见下文)在风格上非常接近、从燕地与赵国在地缘和佛教上的密切关系看，可以认为它应该是当时燕地佛教造像本具的风貌⑩，堪为北京历史文化的重要遗产。
附：后赵座佛，现藏美国旧金山亚洲艺术馆。佛像为铜镀金，高39.4厘米。佛像座台后面题记所刻时间为公元338年。这是中国所发现的记有铸造时代最早的佛像，属于十六国时期统治中国北部大部分地区的后赵石虎建武政权时期。十六国时期是中国佛教艺术的辉煌时代，现存佛教造像即始见于此时。这尊佛像头部高肉髻，宽额，双手作禅定印，身着通肩袈裟，衣纹褶皱左右规则对称，雕法朴素。佛座台为四足方座。这尊有明确铸造年代的后赵时期的佛像，是佛教在后赵流行的物化见证，可以为首都博物馆所藏同一时期的铜镀金佛像提供参照。
六、佛教初传成功的基本条件
佛教在后赵统治区包括北京地区取得初传成功，后赵统治者与佛图澄所起的作用至关重要。从社会史和传播学的角度，对佛教初传成功的条件进行必要的思考，可以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后赵统治者对佛教有着民族心理与文化背景的认同感。后赵统治者身为羯族，是一个以西域胡人为首的民族共同体(11)，对于来自西域的佛教及其传播者，有着民族文化的认同感。
从后赵石勒所属羯族的种姓构成来看，《晋书·石勒载记》记载：“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12)指其为匈奴的一个别部。《魏书·羯胡石勒传》也记载：”其先匈奴别部，分散居于上党、武乡、羯室，因号羯胡。”(13)对于羯族的族源，一般认为其系西域胡的一种，至少是西域胡占主要成分。从相貌上看，羯族的特征是深目、高鼻、多须，为西域胡人的典型相貌。《晋书·石季龙载记上》提到石宣在石虎诸子中“最胡状，目深”。同时，羯胡中多有西域胡的姓氏，如石勒家族姓氏为石姓，有可能即是昭武九姓(14)之一，来自于西域的石国。后赵石氏对西域文化的认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左右着统治者的治国方略和信仰态度，以至对来自西域的佛教及其传播者产生认同感。加之入主北方地区的后赵统治者亟须为自己统治的合理性寻找依据，从而接受佛图澄所传播的佛教信仰，并在统治区内大力推行佛教，也就不难理解了。作为传播者的佛图澄，使佛教与当时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特有的民族心理与文化素质巧妙结合(15)，这对于他在后赵弘传佛教，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他充分地运用了这个优势，取得了预期的传播效果。
神异道术作为传播佛教的手段，适应了传播地区社会背景和国情。通常外来宗教传入，必然受到来自本土信仰领域的抵触。在佛教传入中国之时，正值中土神异道术盛行，朝野上下普遍存在着接受神异道术的社会氛围。如汉武帝“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16)。由于“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在统治者的影响下，神异道术流行，谶纬之风也逐渐兴盛起来。如东汉时期“光武尤信谶言”，以至“士之赴趣时宜者，皆驰骋穿凿，争谈之也”。(17)不仅上层社会如此，民间百姓中也具备接受神异道术的土壤。在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的恶劣处境下，处于社会下层的百姓无力改变自己的生存状况，只好寄托于神异力量，使神异道术有了最广阔的需求土壤。正是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佛教作为初传汉地的微弱势力，在立足未稳之时，采取附和本土文化的传播策略，利用神异道术作为传播手段，有效缓冲了来自传播地区本土文化的抵触，使得佛教在初期传播中稳住了阵脚，从而在中国的信仰领域中占有一席之地。
神异道术得以在佛教初传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除了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背景之外，与佛教自身含有神异成分不无关系。学者陈文英认为，这二者必须同时具备，否则神异道术不能成为沟通两大文化系统的手段。(18)佛教在传播过程中，出于各种需要，形成了不少神异故事，尤其大乘佛教时期，佛的许多事迹被神化，不少佛弟子也被赋予各种神通。此外，佛教在修习禅定达到一定境界时，会出现佛教称之为“六神通”的特异现象，即天眼通、天耳通、他心通、宿命通、神足通和漏尽通等。如此看来，依靠神异道术取得传播成功，除了作为传播者个人的努力之外，佛教自身具有神异道术的资源，也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保障佛教的生存和发展。佛图澄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神异道术，首先赢得了后赵两代统治者石勒、石虎的信任，找到了王权这把强有力的保护伞，使佛教登上了国家宗教的位置，为佛教在汉地的传播，探索了一条借助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保障佛教生存和发展的有效途径，对日后的北京汉传佛教乃至整个中国佛教的传播和发展都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同时，佛教作为一种劝人向善、教人修心的宗教形态，也为辅佐教化统治者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它通过对统治者施加的影响，在拓展其自身生存空间的同时，也使统治者受到佛教“戒杀”、“众善奉行”等道德伦理的约束，进而减少杀戮，客观上稳定了社会秩序，对于推行德政、造福民生也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
佛教所具有的民族融合功能，客观上起到了协调汉族与少数民族或外来民族关系的整合作用。佛教作为外来文化融入汉地，在后赵统治区的成功传播，呈现后赵百姓不分胡汉均可出家和信仰佛教的兴盛局面，从中不难看出佛教具有强大的民族融合功能，特别是在异族入主时期，佛教作为不同民族之间相互交流与沟通的重要纽带，有助于增进各民族间彼此的认同感，是促进民族团结的重要手段。佛教自身所具有的这种强大的民族融合功能，充分体现出佛教作为一种世界宗教的超越性和包容性，为外来文化在中国社会的传播提供了成功的范例。
综上，北京地区从西晋开始出现了佛教传播的迹象。十六国时期后赵统治者推行佛教，佛图澄及其弟子在后赵统治区大弘佛教，广建寺庙。从佛教在北京周边地区传播的史迹来看，以幽州当时的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不可能是佛教传播的真空地带。正如许道龄先生在《北京佛教之传入及佛寺之发展》中所说，“北京佛教的传入，是在公元三百年前后，至晚也不能超过3世纪的四十年代”。无论是通过佛图澄及其弟子还是石斌、道安等人都有可能使佛教传播到北京地区，为北京汉传佛教的形成和发展铺下了奠基石。
① 参阅曹子西等：《北京通史》，第一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76-294页。
②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07《晋纪二十九》，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第3398页。
③ 曹子西等：《北京通史》，第一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80页。
④ [粱]释慧皎：《高僧传》，卷9《晋邺中竺佛图澄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⑤ 许道龄：《北京佛教之传入及佛寺之发展》，载《史学集刊》，1950年，第6期，第289页。
⑥ [粱]释慧皎：《高僧传》，卷9《晋邺中竺佛图澄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⑦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6-137页。
⑧ [唐]房玄龄：《晋书》，卷14《地理志》“幽州”条，中华书局，1974年，第425页。
⑨ 宋德均、常瑛：《千年古刹红螺寺》，载《北京档案》，2007年，第1期。
⑩ 黄春和：《北京地区的佛教造像艺术》，载《北京文物精粹大系·佛造像卷上》卷首，北京出版社，2001年。
(11) 王青：《石赵政权与西域文化在中原的传播》，载《西域研究》，2002年，第3期。
(12) [唐]房玄龄：《晋书》，卷104《石勒载记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2707页。
(13) [北齐]魏收：《魏书》，卷95《羯胡石勒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2047页。
(14) 《隋书》记载，昭武九姓本是月氏人，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甘肃临泽)，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支庶各分王，以昭武为姓。《新唐书》以康、安、曹、石、米、何、火寻、戊地、史为昭武九姓。
(15) 王仲尧：《论佛图澄及其社会政治实践——兼及佛教在中国的政治适应性问题》，载《法音》，1994年，第7期。
(16) [汉]司马迁：《史记》，卷12《孝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451页。
(17) [宋]范晔：《后汉书》，卷82上《方术列传上》，中华书局，1965年。第2705页。
(18) 陈文英：《中国古代汉传佛教传播史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27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