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朝时期的北京佛教是指公元420—581年在北京地区传播的佛教。北朝统治者大多崇奉佛教，对佛教采取利用与控制的双重政策，北朝佛教空前兴感，佛教各师派学说异彩纷呈，南方僧侣至幽州弘法访道者纷至沓来。燕地僧侣赴佛教发达地区求法参学者也接踵相继。公元420年，幽州僧侣昙无竭西行求法的壮举掀开了北朝时期北京佛教的第一页。
虽然北朝发生过两次灭佛事件，在很大程度上重创了当时佛教的势力，但对于北部边陲的燕地，所受负面影响相对较小。北魏时期燕地佛教已形成初始规模，有创建年代可考的佛寺始于北魏。北京地区涌现出昙无竭、释昙弘、释法度。释慧豫等一大批传播佛教的僧侣。东魏和北齐时期，统治者崇佛尤盛，形成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这两个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今天的河北地区，由于地缘的影响，促使燕地佛教在这两个时期较为活跃，佛教寺塔兴造层出不穷。北朝佛教盛行的各师派学说在当时燕地都有传播，形成南北交流的局面；受北朝佛教造像空前繁荣的地缘影响，燕地也遗留下来一批北朝时期的佛教造像，不仅是燕地佛教发展的重要实物见证，同时，这些造像碑刻上的题记文字，为后世留下了“魏碑体”书法的珍贵遗存。
第一节 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对北京佛教的影响
公元420年晋亡，中国历史进入南北朝时期。北朝经历了北魏、东魏、西魏、北齐和北周诸代政权。北朝统治者对佛教采取既倡导扶持又控制打压的政策，由此形成了北朝佛教的发展更多依赖于国家政权的突出特点。在北朝佛教的宏观背景下，燕地佛教也乘势发展，形成了初始规模。
一、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
北朝统治者大多崇奉佛教。多数帝王重视以官立寺院、僧官制度来控制僧团，并借由僧侣担任社会民众教化职能，以维护政治与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借助佛教来兼领各族，成为北朝统治者调和民族矛盾的措施。
道武帝将佛教纳入帝王治术。北魏统治时期，佛教成为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一种手段。北魏太祖道武帝(396—409)，“好黄老，览佛经，见沙门，都加敬礼”。①公元389年定都平城时，他下诏在城内建佛寺、造佛像，并任命高僧法果为道人统，统摄僧徒，建立起由国家政权任命的僧官领导的僧团，佛教成为国家承认的宗教。法果则称道武帝为当今如来，沙门礼拜皇帝便如同礼佛。北魏帝王藉此控制了时已流行于民间的佛教，并取得了“当今如来”的位置，以适应其调和民族矛盾、维护政权稳固的需要。
明元帝令沙门教化民俗。明元帝统治时期，继续扶持佛教。《魏书》称他于“京邑四方，建立图像，仍令沙门敷导民俗”。②佛教顺应了这一需要，为北魏统治者担负起了社会教化功能而得到北魏政权的重视。在明元帝统治时期，上至帝王下及僧官、僧侣，借助佛法进行社会教化的运行机制已初步形成。统治者在以佛法教化民众的同时，仍采用道武帝以来在中央没太学，地方设乡学以养成儒士的措施③，以佛、儒二教并为教化天下之用，达到推行汉化政策，维护统治的目的。
太武帝尊道弃佛，北魏佛教政策逆转。北魏太武帝即位之初，一度承袭前代帝王尊奉佛教的政策，礼遇高僧。随着朝廷里汉人士族力量的增强，以正统自居的儒教以及本土的道教开始联合起来对抗日益兴盛的佛教。天师道寇谦之抬出“太平真君”的头衔，其在政治及宗教上的含意甚为武帝受用。公元404年改年号“太平真君”，太武帝逐渐偏向道家。虽然利用佛教符合统治者推行汉化政策的需要，但由于佛教迅速发展与国家产生了争夺经济利益和人口的矛盾，更兼有道士寇谦之和司徒崔浩的进言，种种因素促成了太武帝最终实行尊道弃佛。
太延四年(438)三月，太武帝因不满意日益增多的僧侣影响其军国大业，遂诏令五十岁以下的沙门一概还俗，“以其强壮，罢使为民，以从征役”。④太平真君五年(444)正月，又禁止官民私养沙门。到了七年(446)二月，因对盖吴的内乱用兵，发现一佛寺中藏有大量兵器，怀疑僧徒与内乱有关，遂接受崔浩之议，全面禁废佛教，“诏诛长安沙门，焚破佛像”。同时下令，“自王公已下，有私养沙门者，皆送官曹，不得隐匿。限今年二月十五日，过期不出，沙门身死，容止者诛一门”。太武帝废佛之令既下，分遣军兵烧掠寺院，坑杀僧尼，所幸太子晃有意延迟宣布诏令，“四方沙门，多亡匿获免，在京邑者，亦蒙全济。金银宝像及诸经论，大得秘藏。而土木宫塔，声教所及，莫不毕毁矣”。⑤那些来不及躲藏的僧尼被斩尽杀绝，境内的寺塔也被破毁无遗。北魏初以来扶持佛教的政策出现逆转。
文成帝对僧团加以限制，设立僧祇户与佛图户制度。文成帝(452—465)嗣位，重兴佛教。在文成帝的复佛诏令中，明确表示帝王对僧团与佛寺的限制，如只许出于良家，性行素笃者出家；人数为大州五十，小州四十人，其郡遥远台者十人；各州郡县人口稠密处仅准建佛寺一所等等。文成帝也重视僧官制度的完善，在中央立监福曹，又改为昭玄曹；各州设僧曹。僧官司掌职责，除造寺、造像、法会、度僧等外，还负有监督僧侣品行，淘汰不良僧侣的责任。
僧祇户与佛图户的设置，始于文成帝之朝。文成帝从昙曜之请，将平齐民移归僧曹统辖，凡每年能纳六十斛粟给僧曹者，称为“僧祇户”，其所纳之粟称为“僧祇粟”，平时可加以灵活使用为资助平民的金融，若遇荒年则供赈济之用。同时以犯重罪之平民及官奴为佛图户，为寺院服杂役或耕作寺田。佛图户与僧祇户制度的实施，对于加强寺院经济、复兴佛教以及安定民生都起到一定作用。然而这一制度使寺院拥有大量土地、佃户和奴婢，以致产生不少流弊，逐渐失去其原有的社会功能。北魏灭亡后，此制也随之式微。
孝文帝奖励译经求法，提倡义学。孝文帝自幼受其父献文帝和祖母明太后崇佛的熏陶，即位后不仅造寺立塔，广修功德，尤其奖励译经求法，并提倡义学。孝文帝在位时经常设会行道听讲，并推动僧侣讨论佛义。迁都洛阳后，“屡诣金墉城西王南寺，与沙门论议”，并为此“于城开一新门”。提倡义学之热衷由此可见。北魏初期，北方义学曾经沉寂一时，“经孝文之诱挹，而渐光大”。⑥
宣武帝、孝明帝对佛寺和僧团的约束废弛。宣武帝(499—515)时，“立永明寺，房舍一千余间”⑦。孝明帝(515—528)时，胡太后摄政，建永宁寺塔，极其壮丽。还遣人往西域朝礼佛迹，访求经典。早在文成帝复佛之后，“京城内寺新旧且百所，僧尼二千余人，四方诸寺六千四百七十八，僧尼七万七千二百五十八人”。⑧至北魏末乃激增至“僧尼大众二百万矣，其寺三万有余”。⑨王室造寺的庞大耗费造成民众税负增加，而民众造寺、出家使纳税户数减少，又造成国家财政的困窘。同时，国家对佛寺和僧团的管制日趋废弛，逐渐形成了严重的社会与经济问题。公元509年，沙门统惠深曾上书痛陈迁都洛阳以来二十年，寺院夺民居三分之一，甚至三五少僧即共为一寺，星罗棋布，无处不有，而“非但京邑如此，天下州镇僧寺亦然”。⑩孝明帝朝，胡太后称制后，国家对佛寺和僧团疏于限制的状况更趋严重，佛教渐失自北魏初年以来被帝王利用来辅佐王政、教化天下、稳定政治与社会秩序的作用，甚至到了侵蚀政权统治基础的地步。从孝文帝至孝明帝之世的四五十年间，沙门暴动就有十次之多，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为公元515年发生在翼州的沙门法庆“大乘之乱”，宣称“新佛出世，除去旧魔”，所过之处“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11)表现出反叛者对僧团寺院现状的强烈不满。流行于民间的弥勒下生信仰屡为造反者所援引，佛教辅佐王政的功能自然受到影响。
北周武帝并废佛、道二教，设立“通道观”。武帝即位后，公元573年，诏令以儒为先，道教居次，佛教最后。诏今发布之后，“融佛焚经，驱僧破塔，圣教灵迹削地靡遗。宝刹伽蓝皆为俗宅，沙门释种悉作白衣”。(12)当时僧、道还俗有二百余万人，财产散给大臣，寺庙观塔分给王公。此时蜀新州果愿寺僧僧猛，进京与武帝论述不宜灭佛，静蔼法师亦呈表申诉灭佛之过，皆被逐出，僧人道积，与同伴七人绝食而死，为法捐躯。
建德六年(577)武帝攻占北齐，又把废佛政策推行到北齐境内。“寺庙四万余所，全部改作宅第，僧徒将近三百万人，也全令还俗，禁毁佛保，财物由官厅没收”。(13)北地佛教盛况扫荡一空。武帝在废佛之前的数年中，曾多次诏令辩论释、道、儒三教先后。沙门甄鸾和道安皆严词痛陈道教之过，但均未被武帝采纳，最终演成武帝的废佛行动。
北周武帝的废佛与北魏太武帝的灭佛相比，北魏太武帝的灭佛达到斩尽杀绝的地步；而北周武帝的废佛并不是在肉体上消灭佛教、杀戮僧侣、捣毁焚烧寺院塔坊，而只是强迫僧尼道士等还俗，没收寺庵道观等，而且前期进行了多次争论，虽然最后仍然下令废佛，但却是佛、道二教并废，并非单独废斥佛教。北朝发生的两次灭佛事件，不仅反映了佛教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利益冲突，同时也是佛教与道教之争的一种极端表现，重创了当时佛教的势力，对佛教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宣帝复兴佛教，文帝以兴佛自任。废佛之翌年，武帝殁，宣帝(578—579)嗣位，下诏兴佛。大成元年(579)，于东西二京立陟岵寺，选择旧日有名望的沙门二百二十人，须发冠服，在寺行道，并命智藏等长发为菩萨僧，任寺主。对于民间禅诵，一概不加干涉。静帝(579—581)继立后，左丞相杨坚辅政，命全国恢复佛、道二教，重立佛像及天尊像，又给陟岵寺智藏等再落发，并度僧二百二十人。在北朝两次灭法之后，佛教积蓄了更大的力量得以复兴。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社会对佛教的旺盛需求以及佛教发展的客观基础。581年，杨坚代北周，即帝位为文帝。文帝以兴佛自任，以正法治国自许，将佛法与王政结合、以政御教、以教辅政的传统发扬光大。
二、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对燕地佛教的影响
由于北朝统治者大多对佛教采取既利用又控制的政策，北朝佛教的发展更多地依赖于国家政权。道人统法果倡导的“皇帝即如来”的理念，在北朝佛教中一直延续下来，成为佛教依托国家政权立足和发展的思想背景，使佛教放弃了自己的独立性，这也是北朝佛教发展步履沉重的原因之一。
北朝时期，燕地处于北朝的北部，先后由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统治，实际上成为北方割据的中心，相对落后于同时代的经济文化发达地区，同时，民众生活贫困，精神极度痛苦，使佛教的传播有了社会需求的广泛基础。正是在北朝佛教的宏观背景下，在中原地区佛教盛行、出家建寺蔚然成风的影响下，燕地佛教也乘势蔓延。
北魏时期佛教的迅速发展，使佛教信仰开始在幽州社会各阶层中流行起来。北魏时期燕地佛教已呈初始规模，有创建年代可考的佛寺即始于北魏。同时，还涌现出一大批传播佛教的僧侣。北朝民间信仰兴盛的突出表现形式“义邑”也开始在燕地出现。北朝时期为适应民间信仰和传教的需要应运而生的“疑伪经”亦在当时幽州地区流行。受北朝时期河北地区佛教造像艺术繁荣发展的地缘关系影响，燕地佛教造像也相当繁盛。东魏和北齐时期，统治者崇佛尤盛，形成北朝佛教发展的高峰。同时，这两个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今天的河北地区(东魏在邺城，北齐在临漳)，地理位置距燕地较近，传播便利，使得燕地佛教发展在这两个时期相对活跃。北朝流行的佛教各师派学说在燕地多有传播。虽然历史上“三武一宗”灭佛法难有两次都发生在北朝时期，即北魏和北周，对北朝佛教造成严重打击，但由于这两个王朝的统治中心都距燕地较远(北魏在洛阳，北周在西安)，故其对燕地佛教产生的负面影响有所衰减，相对于中原地区只是一度沉寂而已。
①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41页。
② [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0页。
③ [北齐]魏收：《魏书》，卷84《儒林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841页。
④ [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23，中华书局，1956年，第3867页。
⑤ [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第3033-3044页。
⑥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42-344页。
⑦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42页。
⑧ [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9页。
⑨ 同上，第3048页。
⑩ 同上，第3045页。
(11) 同上，卷19上，《景穆十二王列传第七上》，第445页。
(12) [隋]费长房：《历代三宝纪》，卷12，北京：线装书局，2000年。
(13)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北朝佛教》，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44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