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北京地区僧侣的佛教活动

    由于北朝统治者大多崇佛，利用佛教作为推行汉化政策的手段，促使北朝佛教得到长足发展。位于北朝北部的幽州燕地，因地处偏僻，佛教发展水平与同时代文化发达地区有着明显的差距。这一时期燕地的僧侣，受到文化发达地区佛法兴盛的吸引，以及南北佛教交往活跃的影响，导致北朝时期燕地僧侣的流动性较大，从事的佛教活动呈多元化趋势，如西行求法、游学访道、弘法传教、隐居禅修、移居驻锡以及聚众起事等等。先后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僧侣，如释昙无竭、释法度、释昙弘、百咏指南、释慧豫、释慧弥、刘僧绍、释宝儒、智梵、靖嵩、灵询和灵裕等，促进了佛教在燕地的传播，为北京佛教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与此同时，一些外出弘法的幽州籍僧侣亦名载中国佛教史册。

    一、北朝前期北京地区的僧侣行迹

    北魏是北朝前期统治时间最久的一个政权。北魏从道武帝开始就奉行扶持佛教的政策，道武帝定都平城后，下诏建佛寺、造像，以佛教作为国家承认的宗教，并任命沙门法果为道人统，作为国家政权任命的佛教领袖。其后各代帝王均对佛教采取利用和控制的政策，太武帝即位之初也采取奉行佛教的政策，其后虽下诏废佛，但文成帝即位后复兴佛教，著名的大同石窟即开凿于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更是大力推行和利用佛教，作为全面推行汉化政策的手段，北魏佛教发展空前兴盛。

    燕地由于远离北魏统治中心，各方面发展水平落后于中原较发达地区，北京佛教与蓬勃兴盛的北魏佛教相比略显沉寂。多数僧侣受到文化发达地区佛法兴盛的吸引，不满于本地区佛教发展的现状，因而外流现象较为普遍。加之北魏朝廷对于译经求法讲论多所奖掖，故燕地的僧侣纷纷外出求法、游学访道、弘法传教，前后相继，接踵不绝。仅《高僧传》中就记载了北魏时期出自幽州的数位外出高僧的行迹，如远赴印度取经的释昙无竭、擅长佛教雕塑艺术的释僧诠、焚身供养佛祖的释昙弘、南游建康的栖霞寺开山祖师释法度以及南游建康止于灵根寺的释慧豫等等。此外，燕地也不乏僧侣进行佛教活动，如探秘房山孔水洞的释慧弥、上方山开山祖师百咏指南以及自号净居国明法王聚众起义的刘僧绍等等，皆为闻名于时的重要人物。

    西行求法的昙无竭。昙无竭(390—?)，俗姓李，幽州黄龙人。黄龙在历史上曾叫龙城，鲜卑慕容氏和汉人冯氏建立的前燕、后燕、北燕三个王朝都建都于此。龙城不仅是北方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塔寺林立、高僧云集的佛教圣地，涌现出许多名重一时的高僧，最著名的就是去西天取经的昙无竭。

    昙无竭大约生于后燕，少年时到寺院里修炼苦行，持戒诵经。在诵念佛经的过程中，他慨叹佛经残缺不全，又“尝闻法显等躬践佛国，乃慨然有忘身之誓”，发愿亲赴西天取经求法。《高僧传》记载他“宋永初元年(420)，招集同志沙门僧猛昙朗之徒二十五人共赍幡盖供养之具，发迹北土远适西方”。从燕都龙城出发，踏上西行求法的艰辛之旅。这一时间比史载唐僧玄奘去西天取经要早二百多年。

    屡经危难到达西天佛国后，昙无竭在印度各地礼拜佛陀圣迹，寻访名师，学习梵文经典。后带着在西天寻求的梵文《观世音受记经》从南印度搭乘商船，漂洋过海，抵达广州。回国后，将梵文《观世音受记经》译成汉文，广泛流传于南北各地。他还将在西天取经游历与见闻写成《历国传记》，惜书已失传。昙无竭晚年一直住在江南弘扬佛法，直至圆寂。①昙无竭作为幽州地区去西天取经的第一位高僧而荣登史册，为我国佛教文化发展和古代中印文化交流做出了重要贡献。

    南游建康的释法度和释慧豫。释法度(437—500)，幽州黄龙人，少小出家，曾“游学北土，备综众经，而专以苦节成务”。他于南齐初年南游，成为建康(今南京)栖霞寺开山祖师。《高僧传》记有释法度为琅琊山神受戒的一段神异事迹，成为幽州籍神僧第一人而载入中国佛教高僧谱。释法度与当时名僧释法绍“共同下止于山茨精舍”，“并为竟陵王子良等师敬”，被尊为“北山二圣”。释法度于齐永元二年(北魏景明元年，公元500年)寂于摄山中。弟子僧朗“继踵先师复纲山寺”。僧朗以擅长《三论》出名，成为华严“三论宗”的重要继承者。②释慧豫(432—489)，幽州黄龙人。曾南游京师(建康)，住灵根寺。《高僧传》卷12《释慧豫传》赞他口才出众，风格清雅，“善谈论美风则”，他平素“精勤标节，以救苦为先”，日常念诵《法华经》《涅槃经》等，又修习禅业，并擅长针灸医术。圆寂于齐永明七年。

    焚身供养佛祖的释昙弘。释昙弘，幽州黄龙人。据《高僧传》卷12《释昙弘传》记载，释昙弘“少修戒行，专精律部”，在宋永初年间“南游番禺，止于台寺”。后又来到仙山寺，专心致志“诵无量寿及观经”。他常念人在世间“一身万绪正念难守”不如“乘正念早见弥陀”。从孝建二年(455)开始，便于山崦间堆积薪柴。一日“潜入其薪”纵火烧身，以示焚身供养佛祖的誓愿。弟子见状将其强抱回寺中。不久之后，他“复入岩谷，聚薪焚之”。弟子收其遗骨，“得舍利数百，击之以石，光焰随发，竟亦无璺焉”。道俗方悟其神异，为他“共收灰骨以起塔”。其以“亡身诵经”舍身供佛之举载入中国佛教高僧传记而“万代传馨”。

    探秘房山孔水洞的释慧弥。释慧弥(439—518)，俗姓杨，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人。汉太尉杨震后裔。16岁出家。《高僧传》卷12《释慧弥》称他“少诵大品，又精修三昧”。受具戒之后“志修远离”，来到“岩谷险绝轨迹莫至”的陕西长安终南山。在深山里，“剪茅结宇，以为栖神之宅”，度过了八个春秋。后闻听“江东有法之盛”，乃启程“观化京师，止于钟山定林寺”，一如既往修持禅业。梁天监十七年(518)，卒于钟山定林寺。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记载了释慧弥踏足燕地房山孔水洞的经历：(大防)岭之东首山崖有石穴东北洞开，高广四五丈，入穴，转更崇深，穴中有水。耆旧传言，昔有沙门释惠弥者，好精物隐，尝篝火探之，傍水入穴三里有余，穴分为二：一穴殊小，西北出，不知趣诣。一穴西南出，入水迳五六日方还。③所谓大防岭下的石穴就是房山孔水洞，只是当时尚无孔水洞之称谓。这段记载显示，早在一千四百多年前，孔水洞的神秘洞穴就已引起时人关注，并有佛教徒释慧弥只身进洞探险，五六日才返回，成为探秘房山孔水洞的第一僧。从《高僧传》所记载释慧弥的行迹来推测，他踏足燕地房山孔水洞的经历，可能是在其闻听“江东有法之盛”而启程“观化京师”之前的一段游历途中所为。

    上方山开山祖师百咏指南。百咏指南禅师(498-576)，俗姓赵，名广度，字指南，邺水人。《上方山志》记载他年少时学习儒业，未能入仕。中年后出家拜本郡僧人永祥道隆为师， “披剃受具戒”，取法名“广度”。他潜心参悟禅学，于北魏孝武帝永熙元年(532)设坛“开阐宗猷教”。他奉行禅宗不尚空谈讲究实修的主张，于东魏孝静帝天平二年(535)离开讲席，来到上方山，见“西峰幽静，择其地也”，结茅清居，“昼夜礼诵，寒暑不辍”。当地民众传颂他“咏歌纯熟如瓶泻水化”，善诵歌谣如行云流水般动听，故得“百咏”之称。北齐文宣帝天宝年间(550-559)，时逢大旱，地方牧镇听说其为有道高僧，遂“闻德请祈雨泽”。百咏指南设坛诵经，诚感天地，上方山一带“得雨滂沱”。

    北齐后主隆化元年(576)，百咏指南预感到归期将至，“乃知化缘将毕，晦影归真”，于是“大施会筵，沐浴升座，蜕而去也”。入寂之前“嘱偈所以遗其言”。偈曰：“行年七十九。悟物非我有。玄辩并枢机，悉系水上沤。赤膊臭肉团，奔波弗记秋。一朝心放下，从此梦亦休”。偈毕坐化而去。百咏指南自东魏年间来上方山开山建寺，历经北齐，前后净住上方山达41年，成为这座佛教名山历史上首屈一指的重要人物。其弟子范阳张鲲，于北齐后主隆化元年重阳日“沐手撰文”，写下《百咏南禅师塔记》，记载了百咏指南禅师在幽州上方山结茅开山建寺的史迹。④

    聚众起义的刘僧绍。刘僧绍，北魏时幽州僧侣。据史料记载，北魏延昌三年(514)十一月，幽州(河北蓟县)沙门刘僧绍聚众起事，自号净居国明法王，后为州郡捕斩。汤用彤在《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中称刘僧绍的聚众起事“或系汉人不平分子不甘受异族(北魏)之统治，遂藉佛教之名而起之叛乱”。⑤虽然起事归于失败，而且在正史中，对佛教僧侣刘僧绍领导的这一造反举动，只有寥寥片语记载，但通过“聚众”这一描述，可以想见北魏时佛教在幽州所具有的影响力，推测信奉者数量应不在少数。

    二、北朝后期的僧侣行迹

    南北朝时期，整个国家处在南北分裂之中，难以正常往来，但是，由于南北统治者大都提倡佛教，使得南北佛教成为这一时期双方交往最为活跃的领域。僧侣互到对方政权统治区访道游学、弘法传教或移居驻锡的事例在《高僧传》中屡见不鲜。

    东魏和北齐时期，由于其统治中心(东魏在邺城，北齐在临漳)均在今河北境内，地理位置距北京地区较为接近，受文化发达地区佛教发展的影响，北京佛教与佛教发达地区的双向交流不断增强。北朝时期的各种师派学说如成实、毗昙、涅槃、地论和四分律等在北京地区都有僧侣在弘传，僧侣的行迹和佛学思想也表现得日趋明朗。特别是南朝诸帝盛弘佛法，对北方僧侣具有很大吸引力。燕地僧侣因深感本地佛学落后，赴佛教发达地区游学弘化者甚多，主要代表有释宝儒、智梵以及靖嵩等，名载中国佛教高僧谱。

    释宝儒，幽州人，南北朝至隋初高僧。《续高僧传》称他“童子出家，达命清通，亟振名誉”。他常年游方弘法，“游博诸讲，居无常准，惟道是务”。后“依止远公”，到北齐的邺都投地论师南道派高僧慧远门下，学习《实地经论》“颇知纲领”。建德六年(577)北周武帝攻占北齐并灭佛，他“南归在陈”趋避。自北隋灭南朝陈“戡定文轨大同”，统一了中国之后，他“便归洛汭(今河南省洛阳一带)”，仍旧回到净影寺慧远门下，“听大涅槃，首尾三载，通镜其旨”。后开法于西京静影道场。隋仁寿年间建舍利塔于邓州，他奉敕令前往奉安舍利。返回净影寺之后闭门修业，不久卒于该寺。⑥

    释智梵(539-613)，活动时期为北朝后期至隋代。俗姓封，涿州良乡人。原籍渤海条人，后因祖父有功被封赏，幼年的释智梵就随同迁居到涿郡的良乡。《续高僧传》卷11《隋西京禅定道场释智梵传》记载，他“早悟归信”，12岁时到河间群(属冀州)，“值灵简禅师，求而剃落”。后“游学邺都，师承大论十地”，深得真传，名声渐起。“俊响遐逸同侣归宗”。23岁时开坛说法。此后，经受千辛万苦穿过崤山、函谷关到达京城，传法弘教。隋初开皇年间，应天水和扶风二处佛教圣地的信众远请，前去开坛说法，大行道化，信众如云。后复归邺都，“法轮重转，学侣云随”。曾“奉敕建塔于郢州宝香寺”。不久又“应诏旨令住禅定修持”。隋大业九年圆寂于禅定道场。“门徒遵旨乃送终南山。葬于塔内。外施铭文。传至后世”。

    释靖嵩(537-614)，活动时期为北朝后期至隋代。俗姓张，涿郡固安人。15岁时出家为僧，后游学邺都。《续高僧传》卷10《释靖嵩传》记其先后师从融智、道云、道晖、道猷等多位高僧，遍学《涅槃》、《地论》、《四分》、《杂心论》、《成实论》等各派经纶。后大开讲筵，名震邺都。在北周武帝灭佛时，避居至江南，受到陈宣帝欢迎。在讲经说法之余，又从法泰学《摄大乘论》。隋定天下后，他北至彭城，住彭城崇圣寺，著书讲学，大力弘传摄大乘论，成为隋初佛学大师。撰有《摄论疏》、《杂阿毗昙心论疏》等著作多种。隋大业十年圆寂。

    在燕地僧侣赴佛教发达地区求法学习的同时，南方僧侣到北方访道弘法者也不乏其例。如地论南道派的灵询、昙遵、昙衍，四分律一派的昙隐，以及成实、毗昙和地论兼弘的灵裕等(详见前文)。这一时期南北佛教界的交往以及佛学思想的交流为其后隋唐时期北京佛教全面发展播下了种子。

    南北方的佛教僧侣在南北朝政权对立的情况下，跨越国界到对方政权统治区游学访道、传法取经或移居驻锡，两地翻译和著述的大量佛教典籍也不间断地彼此交流，南北统治者亦争相礼敬他国高僧，促进了南北佛教界的密切交往和佛教学术的南北交融。这种双向交流，不仅推动了佛教的传播和发展，同时对于促进不同地区民族间的相互依存也起到了特定的历史作用。到了南北朝后期，南北佛教出现了趋同一体化的趋势。

    ①  [粱]慧皎：《高僧传》，卷3《释昙无竭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  [粱]慧皎：《高僧传》，卷8《义解五·释法度十九》，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③  [北魏]郦道元、[清]杨守敬：《水经注疏》，卷12《圣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

    ④  杨亦武：《上方山兜率寺》，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202-203页。

    ⑤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胡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5页。

    ⑥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0《释宝儒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