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时期的北京佛教，是指公元581—907年在北京地区传播的佛教。其中包含了隋文帝开皇元年(581)至隋恭帝义宁二年(618)；唐高祖武德元年(618)至唐哀帝天祐四年(907)，共326年的历史。由于隋朝完成了统一大业，隋唐佛教空前繁荣，是中国化佛教形成的重要时期。幽州在隋代改为涿郡，治所仍在蓟城。唐初又改涿郡为幽州，成为北方门户。在隋唐统治者对幽州地位的高度重视下，燕地佛教在北朝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隋唐统治者在幽州广造佛寺和舍利塔；幽州地方统治者也对佛教大力护持。隋唐时期创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在幽州多有传播，其中律宗和禅宗影响最大。社会各阶层佛教信仰形成风气，民间佛教组织发展兴盛。隋僧静琬开创北京佛教史上石刻大藏经的壮举，唐范阳高僧义净西行求法名载史册。燕地佛教形成以房山云居寺雕造石经、幽州城区弘传律学和城郊盘山举扬禅宗的发展格局，北京汉传佛教的地域特征已初露端倪。燕地佛教对外交往不断拓展，与五台山和敦煌佛教圣地皆有往来，对异邦佛教界也打开了大门。
第一节 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对北京佛教的影响
隋唐时期佛教空前兴盛繁荣，除得力于南北朝佛教所奠定的基础之外，更有赖于国家的统一强盛和统治者的护持提倡。隋唐统治者对幽州的地位高度重视，促进了幽州佛教的兴盛和发展。
一、隋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
隋文帝推动佛教复兴与传播。隋文帝(581—604在位)，杨坚少年时曾寄在般若寺由比丘尼智仙养育。这种家庭环境对他的佛教信仰有重大影响。隋文帝推动佛教复兴的举措主要表现在大力度僧建寺、起塔造像、任命僧官以管理佛教事务、支持写经译经事业、提倡义学重视传教等方面。
隋文帝开皇元年，即普诏天下，听任出家。他准沙门昙延所请，敕度僧千余人。隋开皇十年，又敕令对于开皇十年四月以前的僧尼私度者，并听出家，故率土蒙度数十万人。文帝即位初年首先下令修复毁废的寺院，并改北周的陟岵寺为大兴善寺。又在五岳各建佛寺一所，诸州县建立僧、尼寺各一所，还在他所经历的四十五州各创设大兴善寺。文帝在位时共计建寺三千七百九十二所①。仁寿年间，文帝三次敕令在全国各州建立舍利塔安置，总计建塔达一百一十余座②。从开皇初至仁寿末，文帝广建造金、铜、檀香、夹纻、石等大小佛菩萨像十万六千五百八十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八万八千九百四十余躯。③并明令严惩毁坏佛像的行为，“皆以恶逆论”。“恶逆”为隋朝刑法中的“十恶之条”。④将对佛像的保护写进刑法律条，是以法律为手段庇护佛教的举措。
文帝在位时，承袭北朝的僧官制度，在鸿胪寺下设“崇玄署”总管国家宗教事务；同时设置昭玄大统、昭玄统、昭玄都等僧官，以及地方上设置统都、沙门都、断事、僧正等僧官，以管理佛教事务。开皇元年，文帝任命僧猛为隋国大统(即昭玄大统)三藏法师，开皇七年又命昙迁为昭玄大沙门统，十一年又诏灵裕为国统，以加强国家对佛教的管理。
文帝大力支持写经和译经，曾下令“京师及并州、相州、洛州等诸大都邑之处，并官写一切经，置于寺内；而又别写，藏于秘阁”。⑤从开皇初到仁寿末，共缮写新经共四十六藏，十三万二千八十六卷，修治故经三千八百五十三部⑥。文帝还以国家力量在京城钦定译场，先后敕诏中外译师、名僧入京主持译事。隋代译师共译出经论等五十九部，二百六十二卷，主要译于文帝在位期间。⑦文帝还把对佛教义学的提倡，作为推动佛教复兴与传播的重要手段。开皇年间，文帝以长安为中心建立了传教系统，延请全国高僧至京城长安，令住大兴善等国家寺院讲经弘法。又敕设五众和二十五众，招致高僧，弘扬佛义。
隋炀帝倡导并利用佛教。隋炀帝对佛教的倡导和利用主要表现在建寺度僧，起塔造像，保护经卷，写经译经，以及重视义学，支持天台宗、三论宗创建等方面。
隋炀帝(605-617在位)，为晋王时，在江都建造慧日、法云两座佛寺，广招江南佛教界德高望重之士入住⑧，成为南方的佛教中心。杨广被立太子后，又在京城大兴城(长安)建日严寺，与慧日道场南北相应，成为京城的佛教中心。
炀帝即位后，大力建寺度僧，起塔造像。据记载，隋炀带朝共造寺塔十四处，造新像三千八百五十躯，修故像十万一千躯；所度僧尼一万六千二百人。⑨
炀帝身为晋王在平定江南过程中，曾令手下保护佛教经卷，“命学士高僧整理，在王邸中，立宝台经藏，共四藏，将十万轴”，并命学司作成目录，展示于道场，使大量佛典经卷得以保存和流通。⑩炀帝还在洛阳上林园设立翻经馆，开展译经事业。据记载，炀帝一代共修治新旧佛经六百十二藏，二万九千一百七十三部，九十万三千五百八十卷。(11)
炀帝重视义学，即位之前就在江都建慧日道场，延揽硕德高僧，与之讨论经论义理。隋炀帝对中国佛教的重要贡献还在于支持智*(左岂右页)创建天台宗，以及对三论宗实际创始人吉藏的支持，为这两个中国本土佛教宗派的创立创造了条件，对推动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隋朝两代皇帝对佛教的大力倡导和支持，有其自身信仰的原因，同时也是巩固其政权统治的需要，因此，在佛教与统治者利益发生冲突时，也对佛教采取限制措施。如隋文帝在开皇九年灭陈时，曾令在陈都建康置蒋州，荡平石头城的城邑宫室用于耕垦，其时诸寺多毁于战火，使南北朝盛极一时的建康佛教顿告衰微。隋炀帝则不满于佛教“沙门不敬王者”的惯例，曾于大业三年下令沙门致敬王者；更于大业五年令无德的僧尼还俗，寺院按照僧尼的数量保留或拆毁，一时造成因僧废寺的现象。(12)由此不难看出隋代帝王对佛教在扶持的同时也有限制的一面。
二、唐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
在隋代佛教发展的基础上，唐代佛教达到空前的兴盛。李唐王朝诸位帝王，除武宗灭佛外，多数皆礼僧敬佛。总体来看，各代帝王都是站在维护政权稳定的立扬上，对佛教采取的是既扶植利用，又整顿限制的政策。
唐高祖颁《沙汰僧道诏》。唐高祖(618-626在位)早年信仰佛教，曾为其子李世民在草堂寺祈祷身体康复，后造了一尊石佛像送寺供养(13)。即位后于唐武德元年(618)，普建道场设无遮大会。武德二年，在京师设十大德统摄僧尼(14)，对僧团进行整顿的同时，也维护了僧尼利益。晚期政局稳定，高祖开始显露限制佛教的意向。武德九年，因太史令傅奕上疏请求罢除佛教，高祖遂颁发《沙汰僧道诏》，令“京城留寺三所，观二所。其余天下诸州，各皆一所。余悉罢之。”对诸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从沙汰”。对那些“不能精进、戒行有阙、不堪供养者，并令罢道，各还桑梓”。可以看出，高祖沙汰僧道的本意，不是消灭佛法，而是以“长存妙道，永固福田，正本澄源”(15)为目的。同年六月唐高祖退位，此诏令没有得到执行。
唐太宗对佛教的利用和扶持。李世民身为秦王时，曾与嵩山少林寺僧众结缘，协同作战平定割据势力，少林寺因战功获赏赐甚丰，武僧教头释昙宗被授大将军。登基以后，太宗为亡亲追荐冥福而大肆造寺、布施和斋供，如贞观三年，敕令以皇家通义宫为尼寺，创建兴圣寺；五年，在宫内设慈德寺，在昭陵建瑶台寺；八年，在修德坊造僧寺宏福寺。为抚慰战亡的将士和无辜百姓，太宗颁布诏令，建寺度僧。《广弘明集》卷28收录有唐太宗《为战亡人设斋行道诏》、《于行阵所立七寺诏》等诏文，记载唐太宗登基不久后，以佛教治世的举措。如贞观三年，下诏在当年作战的七处战场立了七所佛寺，以抚慰战亡人士。远征高丽归来，敕令在幽州创建悯忠寺为阵亡军民超度。在位期间，太宗还多次敕颁佛典，支持译经。如贞观元年，有天竺僧携带梵本佛典来长安，两年后太宗诏令在兴善寺从事翻译。贞观十九年，玄奘西回，敕奉为太穆太后于京造广福寺就彼翻译(16)。贞观二十二年，太宗披览玄奘所进新译《瑜伽师地论》后，准许佛教远胜儒道九流，命抄写玄奘刚译出的佛教经论一式九份，颁发各州，批准流布。
唐太宗晚年因积疾而有忧生之虑，自与玄奘结缘后，留心佛法，健康一度好转，因而感念佛法庇护。贞观二十二年颁布《诸州寺度僧诏》，诏京城及天下诸州寺各度僧五人，宏福寺度僧五十人。当时全国共有佛寺3716所，共度僧尼18500余人。由于唐太宗晚年积极护持佛教，礼遇高僧，形成大唐盛世寺院林立，诸宗并弘，译经事业空前兴盛的局面，对于其后帝王的佛教政策产生重要影响。
武则天大力提升佛教的地位。武则天执政期间，极力提高佛教地位。史载，武则天当皇帝曾利用佛教的《大云经》。载初元年(689)，僧人法朗等为《大云经》注疏，把武则天称帝神化为“受命之事”，武则天随即敕颁《大云经》于天下，令于两京及天下诸州各建大云寺一座，寺中藏《大云经》，又度僧一千以示庆贺。当皇帝后，即运用帝王权力使佛教处于国教地位。她还采取了种种措施提高佛教地位。如礼敬高僧，率领百官礼拜神秀大师，封其为国师；请法藏、慧安等多位佛教大德入宫问道，待以师礼，以及封赏撰写《大云经疏》的沙门法朗等，极大地提高了僧侣的地位和佛教的社会影响。
武则天大力支持佛经汉译事业，她打破了太宗时由玄奘一统译场的局面，其时参与译经的还有实叉难陀、菩提流志、义净等著名译师。同时，下诏令对经目进行整理，以去伪存真，使得佛典翻译及其流通保存的水平都有提高。武则天对佛教的重大贡献还在于支持并促成了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佛教宗派华严宗、禅宗的创立与繁荣。武则天对佛教的提倡，客观上促进了唐代佛教的兴盛和发展。
唐玄宗重道抑佛。唐玄宗(712-755在位)在“三教”中比较偏重儒和道，对佛教基本采取限制发展的政策。他曾采纳姚崇的建议，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以制约寺院和僧尼的过度发展，但同时也对佛教加以利用。他不仅敕建寺院，御注佛经，著有《御注金刚般若经》而颁行天下。唐玄宗开元年间(713—741)，边疆没有战事，国内和平统一，在太平盛世之下，“开元三大士”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相继来华传播密教，受到了玄宗的礼遇和尊崇，经过他们传译经典，传授密法，在开元期间创立了中国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密宗。玄宗曾请不空进宫为之授受灌顶法，成为菩萨戒弟子。
唐武宗灭佛及后周世宗对佛教的打击。唐武宗(841-846在位)，崇尚道教，曾将道士赵归真等召入宫中，举行盛大道场，“归真乘宠，每对，排毁释氏，言非中国之教，蠹耗生灵，尽宜除去，帝颇信之”。(17)武宗灭佛，除了崇尚道教之外，最主要还是因为唐朝中后期僧尼数量无限制地增长和寺院经济的急剧扩张，加重了国家的负担，直接影响了国家的赋税与兵役，削弱了朝廷的实力。随着佛教势力的不断膨胀，寺院经济与世俗地主及国家之间在经济利益上的矛盾日益突出，于是，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唐武宗于会昌年间，发动了大规模的灭佛运动，被佛教徒称之为“会昌法难”。武宗灭佛采取禁断佛事，勒令僧尼还俗，毁弃寺院，没收寺院财产等一系列举措，沉重打击和削弱了佛教的势力。
公元846年，唐武宗死后，唐宣宗废除了武宗废佛的法令，立即全面恢复了佛教。后周世宗即位后，又采取了打击佛教的政策，共裁减境内佛寺三千六百所，并下令削减僧尼数量，以及销毁铜佛像用以铸钱。(18)此时燕地已被契丹所占据，故未受严重影响。但是，盛极一时的唐代佛教，在遭受浩劫之后，已经无可避免地呈衰落之势。
三、统治者与北京佛教的关系
隋唐时期，统治者对幽州的地位高度重视，在幽州大力修寺建塔，支持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极大地促进了幽州佛教的兴盛和发展。
隋统治者对北京佛教的支持。隋朝文帝、炀帝两代统治者对幽州佛教的扶持，主要表现为隋文帝向幽州寺院颁发佛舍利和隋炀帝及亲信支持云居寺刻经。
隋文帝在位期间大兴佛事，多次敕令建造舍利塔。他在未做皇帝时曾得到一包佛舍利，即位后于仁寿年间三次向全国各州颁发佛舍利，总计敕建舍利塔达一百一十余座。幽州在仁寿年间有三所佛寺获赐佛舍利，一共兴建了三座舍利塔，为仁寿元年(601)兴建涿县智泉寺舍利塔(19)；仁寿二年(602)兴建幽州城内智泉寺舍利塔(20)；仁寿四年(604)兴建弘业寺舍利塔(21)。北京房山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也曾发现三粒佛舍利，舍利函上有隋僧静琬的亲笔题记“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甲子，四月丁已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说明舍利也获于隋大业年间。隋文帝大力兴佛之举，促进了幽州佛教的发展。
隋炀帝及亲信对房山石经刊刻“争供施舍”，使刚刚开展起来的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得到了有力支持。房山石刻大藏经由隋僧静琬开创。隋大业年间(605—617)静琬在白带山的石室中刊刻佛经的壮举得到了隋炀帝皇后萧氏及其弟萧瑀的大力赞助。皇后“施绢千匹，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施舍”，使得静琬刻经有了充足的物质保证。房山石经是中国佛教的瑰宝，是北京佛教发展过程中的精彩篇章，与石经刊刻之初得到隋代皇室的大力支持是有密切关系的。
唐统治者对北京佛教的支持。唐朝统治者对北京佛教的支持集中体现在唐太宗在幽州城敕建悯忠寺，武则天敕建幽州大云寺，以及唐玄宗及其妹对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的支持。
唐太宗在幽州城敕建悯忠寺。当年唐太宗出兵征高丽，出师之前曾在幽州城东南(今法源寺位置)举行了隆重的誓师仪式。出兵高丽以失败告终，唐太宗“深悯忠义之士殁于戎事，卜斯地将建寺为之荐福”，于贞观十九年下令在幽州城东南建造佛寺，但未能如愿。高宗李治即位后继续建造该寺，直到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才完工。武则天追感二帝先志，赐名悯忠寺。安史之乱时，一度改称“顺天寺”，平乱后恢复“悯忠寺”之称。唐末景福年间(892-893)，幽州卢龙军节度使李匡威重加修整，并增建“悯忠阁”，巍峨雄伟，有“悯忠高阁，去天一握”之誉。该寺规模宏大，建筑壮丽，是北京城区历史最悠久的佛教寺庙遗存。
武则天敕建幽州大云寺。武则天利用《大云经》登基当上皇帝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宣扬“君权神授”，因此广建大云寺，当时全国共建大云寺约400所，幽州的大云寺也在其中。武则天在幽州敕建的大云寺，原为后魏元象元年幽州刺史尉苌命舍宅建寺，号尉使君寺，后改为智泉寺。隋仁寿年间，幽州刺史陈国公窦抗，于智泉寺建木浮图五级，安舍利于其下。至唐武则天时将其敕改为大云寺，对唐代北京地区佛寺的兴建和佛教发展起到了示范作用。该寺开元中改称龙兴寺。唐大和八年(834)，寺被雷火所焚。会昌六年(846)，武宗死，宣宗再崇佛教，幽州士庶于该寺遗址建胜果寺，后改称延寿寺。
唐玄宗及其对房山云居寺刻经事业的支持。盛唐开元天宝之间是房山石经刊刻的全盛时期。静琬的弟子惠暹和玄法主持的刻造石经事业，得到了唐玄宗和金仙公主的大力施助。金仙公主是唐睿宗之女，唐玄宗的八妹，她奏请皇帝御赐给云居寺大片田园山林作为刻造石经的经费，并颁赐佛经给云居寺作为刻经底本。唐开元十八年，唐玄宗颁赐云居寺新旧译经四千余卷，并命长安崇福寺沙门智升负责护送皇家典藏经书来京。我国唐代以前的佛经写本，除敦煌保存一些之外，世间所存不多，在金仙公主的奏请之下玄宗赐经云居寺，使房山石经得以将大量隋唐写本佛经以石刻载体保存下来。云居寺僧人感念金仙公主对石经刊刻所做的功德，在白带山上建造了金仙公主塔，以示纪念。
幽州地方统治者对北京佛教的支持。隋唐统治者对佛教的重视和支持，带动幽州地方统治者也争相崇佛。主要表现在热衷兴寺造塔、积极支持房山云居寺刻造石经，以及在武宗灭佛之时给予佛教力所能及的护持。
隋唐时期，统治幽州的地方官吏数以百计，其中唐代幽州节度使即达四十多位，这些地方官吏大多崇佛护法。唐代幽州所建的寺塔中，就有不少为幽州地方官所作的功德。如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建崇孝寺，其子刘总舍宅建报恩寺；节度使张仲武修建延洪、悯忠二寺，并清理智泉寺废基下舍利石函迁藏于悯忠寺多宝塔下；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允伸建殊胜、永昌二佛塔于龙兴寺；幽州节度使朱希彩捐地倾资建龙泉寺；天宝十四年镇守幽州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在悯忠寺东南隅修建一塔；至德二年史思明在寺前西南隅又建一塔，形成双塔对峙。中和二年，悯忠寺遭火灾，双塔被毁，景福初年幽州节度使李匡威修葺悯忠寺，并增建“悯忠阁”；乾宁四年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复建双塔，恢复悯忠寺原貌等等，皆为地方官吏为幽州佛教所做的功德。
唐中后期房山云居寺刻造石经的事业，亦得到幽州地方统治者的支持。房山石经中有唐代刻经四千余石，前期主要为静碗师徒主持刻经，而中后期则多由幽州地方统治者资助施刻。幽州地方政府大力赞助刻经，始于贞元二年(782)刘济任幽州卢龙节度使之后。刘济在其所撰《涿鹿山石经堂记》中提到，“济遂以俸钱，奉为圣上(唐宪宗)，刊造《大般若经》，以今年四月功就，亲自率励，与道俗齐会于石经峰下……万人齐力，岩壑动，鸾凤翔，或推之、或挽之，以跻于上方，缄于石室”。(22)刘济在任期间亲自主持了房山云居寺刻经，其继者刘总仍大力支持刻经。此后幽州历任节度使对云居寺刻造石经的事业大多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从唐代刻经题记看，自大和元年(827)至咸通四年(863)的三十余年间，在幽州地方官吏及其亲属们的资助下，先后刻造石经不下百余卷，仅大中咸通年间(847—873)，就有杨至诚、史再荣、杨志荣、史元忠、张允伸等众所官吏捐资施刻，其中尤以任职时间较长的幽州节度使张允伸刻经最为突出，云居寺石经中保存他的刻经题记达41则。(23)甚至在天宝末年，经安史之乱，房山石经的刻造亦未受影响。从现存《大般若经》第195卷至214卷的题记年代看，即有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史朝义的“显圣”、朱泚的“应天”等年号，可见房山石经的刻造在动乱之年仍未尝辍止。至唐末之际，《大般若经》刻造到第520卷左右。如此持续刻经不辍，与幽州地方政府的长期支持是分不开的。
幽州地方官吏在武宗会昌灭佛的背景下，还给予佛教力所能及的护持。史载，唐武宗于会昌元年至五年发起灭佛运动，全国大部分地区佛教遭受浩劫，而幽州佛教所受影响有限，这一方面是由于幽州所处的地理位置距唐朝统治中心较远，且安史之乱以后，河北藩镇割据，处于相对独立状态，故灭佛诏令的执行有所保留；另一方面也与幽州地方节度使对佛教的护持有关。日本天台宗求法僧圆仁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记述了在天下大举废佛之下，“唯黄河以北镇、幽、魏、路等四节度，元(原)来敬重佛法，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24)由于地方官吏对佛教的护持，使得会昌毁佛之敕令未严格施行于河北藩镇割据地区，幽州佛教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较小。北京地区著名的悯忠寺(今法源寺)和房山云居寺以及石经等经历灭佛法难之后均存留下来便是明证。及至后周世宗所进行的第四次重创佛教的活动时，由于燕云十六州已被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不属于后周管辖之地，基本未受灭佛诏令的影响，以致中原各地僧尼大举涌入幽州避难，客观上为北京佛教输入了有生力量，并促进了佛教各宗派在北京地区的广泛交流和传播。
① 中国佛教协会编：《中国佛教史》，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54页。
② 同上。
③ 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一说：文帝时“造佛像六十万躯，修治故像一百五十九万余躯”。见杨亦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④ [唐]魏征：《隋书》，卷25《刑法志》，中华书局，1973年，第715页。
⑤ 同上，第1099页。
⑥ 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26页。
⑦ 一说：文帝在位期间“共翻译出经论五百卷”。见杨亦武：《云居寺》，第68页。
⑧ 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29页。
⑨ 杨亦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68页。
⑩ 汤用彤：《隋唐佛教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页。
(11) 方立天：《中国佛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1年，第130页。
(12)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56页。
(13) [清]董诰：《全唐文》，卷3《草堂寺为子祈疾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14)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1《保恭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5)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高祖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17页。
(16)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4《福聚寺靖迈传》，中华书局，1987年。
(17)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8《武宗本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00页。
(18)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54页。
(19) 杨卫东：《古涿州佛教刻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20)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引采师伦：《重藏舍利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21)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仁觉寺释宝岩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22)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1《京畿·房山县二》，引《吉金贞石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23) 吴梦麟：《房山石经述略》，载《北京论文集》，1980年，第233页。
(24)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4，见白话文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