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

    隋唐时期，佛教风靡整个社会，上起帝王将相、达官贵族，下至普通百姓，佛教信仰成为当时各个阶层的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一、达官显贵的佛教信仰

    隋唐统治者崇佛，势必影响到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达官贵族。隋唐时期达官显贵中信仰佛教者甚众，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持斋念佛或从事斋僧和写经造像等佛事活动，成为一种时尚之举。与此同时，由于他们财力雄厚，不惜斥资建寺造塔者也大有人在。除前文所述幽州地方官吏刘济、刘总、张仲武、张允伸、朱希彩、安禄山、史思明、李匡威、刘仁恭等在北京地区积极建寺造塔之外，唐朝大将军尉迟恭(敬德)在幽州修建寺庙之多，更是传为佳话。

    尉迟恭(585—658)，字敬德，朔州善阳(山西朔县)人。历任泾州道总管、襄州都督等，累封鄂国公，卒谧忠武①。他辅佐唐太宗南征北战，战功显赫，晚年虔诚敬佛，诚心修功德，配合李世民建寺庙、造佛像，担当督工监造。历史上幽州地区由尉迟敬德监造的佛教寺塔和造像上都留有“唐尉迟敬德监造”的铭文。仅在唐贞观十八至二十二年的短短几年内就有尉迟敬德监造的寺院和佛像多座，如盘山的重峦禅院(双峰寺)，有贞观十八年石碣镌刻“尉迟敬德监造”识记。盘山古刹龙泉寺传为尉迟敬德重修。李世民贞观十九年东征高丽经此该地，见寺庙年久失修，遂命尉迟敬德筹划重建，《蓟县志》记载，该寺石塔嵌石碑两块，其中一块落款刻有“尉迟敬德重修”字样。位于宣武门外二里许的晋阳庵，供奉古铜观世音像一尊，刻有款识“大唐贞观十四年尉迟敬德监造”。幽州城北郊的鹫峰寺(淤泥寺)，建于唐贞观二十二年(648)，相传也为尉迟敬德晚年督造。尉迟敬德还督工重修蓟县独乐寺②，并重塑十一面观音像。相传李世民东征达渔阳时，来独乐寺朝拜，求佛保佑：如获全胜，愿重塑金身。东征还朝后，为报佛恩，即命尉迟敬德赴渔阳督工重修独乐寺，并重塑了这尊十一面观音。《日下旧闻考》称，独乐寺，不知创自何代。③建筑学家梁思成对独乐寺进行考察测绘，提出“寺之创立，至迟亦在唐初”④。以尉迟敬德晚年广为造寺的经历来看，独乐寺传为尉迟敬德重修，并重塑观音像，或许不是空穴来风。此外，位于通州的燃灯佛舍利塔，亦为唐贞观年间尉迟敬德重新监修⑤。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诚如顾炎武《金石文字记》中有谓：“今山东河北寺院多云创自敬德，或谓是尉迟敬德”⑥。尉迟敬德虔诚敬佛及其在幽州广为修寺造像之举，对唐代社会的信仰风气具有一定的示范效应。

    二、平民百姓的佛教信仰

    在达官贵族以佛教信仰为时尚的社会环境中，普通平民百姓也向风而从，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佛教信仰。如果说上层社会的崇佛活动多少带有一些政治色彩的话，隋唐时期平民百姓对佛教的信仰则更多是出于切身利益的需求。

    北朝以来，民间百姓在进行比较大型的佛事活动时自发组织起来的“社”、“邑义”、“邑会”等团体，到隋唐时期仍然流行。北京地区隋唐时期以结社和修功德为表现形态的民间佛教信仰，从房山云居寺民间刊刻石经活动中即可得到集中体现。

    信仰群体覆盖面广。隋代开创的房山云居寺的刻经事业得到了燕地笃信佛教的民众的广泛参与。《房山石经题记汇编》中，记录有大量唐代幽州民间佛教社邑组织的名称，仅从《大般若波罗密多经》题记中就有“潞县石经邑”、“幽州石经邑”、“归义县造石经邑”、“固安县造石经邑”等冠以各州县名称的石经邑，可以反映出信仰者覆盖地域之广。在某些州县石经邑下，还可以看到五行八作的划分，如“涿州椒笋行石经邑”、“经主幽州丝绵行”、“彩帛行邑”等。⑦甚至有更具体化为某一佛教经典称邑的组织，如“涿州磨行维摩邑”、“范阳郡无量寿邑”、“范阳郡无量邑”等。从房山石经题记中反映的社邑构成来看，按地区组织的社邑72个，按行业组成的社邑44个。这两类社邑的刻经活动分别集中于天宝和贞元年间。其中，天宝年间刻经的社邑多以行业和州郡命名，可以反映出这一时期刻经参与者多以工商业者和城市居民信众为主；贞元年间刻经的社邑则多以乡村命名，亦可反映出参与者多为乡村农民信众。不难想见，参与石经刻造的信众中，有各行各业不同工种的劳动者、商人、在职或退休官吏，以及城镇居民和郊县农民，几乎涵盖了唐代幽州社会不同领域的平民百姓。

    信仰具有实用功利特征。参与刻经社邑的普通民间信众，通常在僧侣的参与和指导下进行施刻佛经的活动。如贞元九年刻经题记为“经主邑主僧广演”、“归义县石经邑，邑主云居寺僧”等。⑧反映出民间刻经活动是在佛教寺庙的僧人直接参与和指导下完成的，这只是为保证所刻造经典的准确和质量，而对于刊刻经典的选择，则多出于施刻者的意愿。从房山石经题记中所反映民间社邑组织所施刻的佛教经典来看，参与者往往是出于对自身的现实关怀等功利性动机来选择经典，如大和到咸通年间的三十余年间，由幽州地方官吏杨志诚、史再荣、杨志荣等及其亲属们所施刻的石经多为小部头佛经，而且许多是重复的。⑨可见，经主对施刻经典的选择并无严格的计划性，只是为了供养祈福而已。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民间佛教信仰所普遍具有的实用功利特征。

    在刻经题记所反映的社邑刻经参与者数量的变动中，还可以发现一个规律，越是社会动荡年代，刻经人数反而明显增多。以团柳邑的人数变动为例，最早见于题记的团柳邑成员为65人，在安禄山圣武二年为119人，大历十三年为105人，此后建中二年为70人，贞元年间的两次刻经人数分别为70人和62人。⑩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安史之乱”前后至大历年间，参与刻经人数最盛。可见，平民百姓在兵荒马乱的动荡年代，陷于绝望痛苦之中，往往迫切寻求精神寄托，比较容易激发宗教热情，也更容易接受来自慈悲为怀、以解脱为最高追求的佛教信仰。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佛教在民间的传播得到更庞大信仰群体的旺盛需求。

    ①   [宋]欧阳修等：《新唐书》，卷89《尉迟敬德》，中华书局，1975年，第3752-3755页。

    ②  唐代幽州辖地曾扩张，先后增领蓟、沧等十几州，其范围超出河北北部的辖地。故独乐寺在其辖内。见《新唐书》，卷66《方镇表》，第1835页；另见《北京通史》，第二卷，第一节“幽州辖地的扩展”。

    ③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114《京畿·蓟州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④  梁思成：《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载《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三卷，1932年，第2期。

    ⑤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8《畿辅名迹·燃灯佛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⑥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50《城市·内城西城一》，引《金石文字记》。

    ⑦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16-120页。

    ⑧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13l-135页。

    ⑨  杨亦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80页。

    ⑩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第99、127、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