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北京地区的佛寺和舍利塔建造
隋唐时期，幽州佛寺的建造数量大大超过前代。据《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寺观》所记载隋唐时期幽州佛寺有八十余座①，许道龄《北平庙宇通检》所记略同，加上20世纪50年代以来文物普查和考古发掘的结果，隋唐时期佛寺总计约有近百座。②
一、隋代修建的佛寺和舍利塔
随着隋朝统治者对佛教复兴的大力推进，燕地佛教在北朝的基础上又得到进一步发展，隋代幽州地区佛教寺塔都有兴建。
隋代新建佛寺主要有：白马寺、卢师寺、兴国寺、智泉寺、兜率寺。
白马寺，建于隋仁寿四年，有僧塔。《日下旧闻考》引《析津日记》称“宣南坊白马寺，隋刹也”。殿后尊胜陀罗尼幢上刻“仁寿四年正月上旬造”。寺东有僧塔，塔前有古碑。寺址据明张元祯《重修白马寺碑记》记载，“都城坤隅四里许有古刹白马寺，……隋仁寿年间创立”。明张文宪《重建白马寺碑记》亦称寺在宣武关外四里许。该寺后圮，其地犹名白马寺坑，隋时石幢、僧塔、古碑已无考。③
卢师寺，隋仁寿年间建，位于西郊卢师山，以神僧卢师居此得名。《长安客话》记载：“师隋末居此山，能驯二龙子。……旧有寺，即以卢师名”④。光绪《顺天府志》称“卢师山旧有卢师寺，始自隋仁寿中”⑤。
兴国寺，隋代建。《明一统志》记载：“兴国寺，在(顺天)府东北，隋建”。⑥
智泉寺，位于涿县。隋仁寿元年《幽州智泉寺舍利塔下铭》有关于该寺获赐佛舍利的记载，“维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六月三十日，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幽州涿县智泉寺奉安舍利”⑦。据此可知智泉寺至迟建于隋仁寿元年。查《隋书》地理志，房山县隋称涿县，则涿县智泉寺应位于今房山县境。
兜率寺(上方山寺)，传为隋代建。位于房山县西南上方山。据寺内明嘉靖三十七年(1558)碑刻《重修兜率寺记》称：“都城之西南隅，有房山者，苍颜秀壁，盖名山也。其中有兜率寺。兜率，上方官名也。何取于斯名?盖山之巅崖拔出而寺居其上也。传说肇自陈隋间，隋时修建，代不乏人”。⑧此碑现位于兜率寺院内。
幽州地区隋代重建重修佛寺主要为普觉寺(智泉寺)和弘业寺。
普觉寺(智泉寺)，原为东魏尉使君寺，隋朝重建，改名，仁寿年间建舍利塔。唐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记载，“舍利本大隋仁寿四年甲子岁，幽州刺史陈国公窦抗于智泉寺创木浮图五级，安舍利于其下，即子城东门东百余步，大衢之北面也。原寺后魏元象元年戊午岁幽州刺史尉苌命造，遂号尉使君寺，后改为智泉寺”。⑨可知，舍利初藏于仁寿四年，为幽州刺史窦抗造塔收藏，塔在智泉寺，寺位于幽州城内，距子城东门不远。《元一统志》亦称，幽州刺史窦抗“建浮图五层，改名普觉”。⑩
弘业寺，原为北魏光林寺，隋仁寿年间改书为弘业寺，仁寿四年(604)兴建舍利塔。《续高僧传·释宝岩传》记载：“释宝严，幽州人，……住京下仁觉寺，守道自娱，无事交厚。仁寿下敕，召送舍利于本州弘业寺，即元魏孝文之所造也，旧号光林。依峰带涧。面势高敞，……自开皇将末，舍利到前，山桓倾摇未曾休止，及安塔竟，山动自息”。(11)足见安放佛舍利当时的影响与规模。该寺的位置，据《日下旧闻考》称：“隋唐之幽州洪(弘)业寺在城内”。(12)这似乎与《释宝严传》中“依峰带涧，面势高敞”的描述大有出入。其寺址究竟何在，据萧村《辽朝别有一座五台山》文中指出，弘业寺可能在蔚州境内(参见前文“北魏时期光林寺”)。
二、唐代修建的寺院
唐代幽州佛教空前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佛寺的大量修建。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幽州城区和郊外新建或重建的佛寺有上百座。唐代幽州佛寺的分布格局呈两种趋势：一方面是密集分布于城区；另一方面是不断向城郊地区扩展。
幽州城区是隋唐时期幽州佛教传播发展的重心所在。唐代幽州城区的大致范围是：东垣在宣外校场五条与烂漫胡同一线；南垣在白纸坊一线；西垣在会成门稍东一带；北垣在白云观后，即西单头发胡同一线。(13)唐代幽州城区的佛寺分布密集，有文献记载者约有20余所，其中不乏统治者敕建的寺庙，如唐太宗建悯忠寺，武则天建大云寺(幽州城内智泉寺敕改为大云寺)，体现了统治者对幽州的重视和安抚边陲的政治意图。此外，幽州的城郊地区也分布有大量佛寺(14)。通过文献记载和尚存的遗迹来考证这些寺庙的建时和建置，可以了解其时幽州佛教发展的大致脉络。
唐代幽州地区重建、重修佛寺主要有龙泉寺(潭柘寺)和龙兴寺(延寿寺)、奉福寺等。
龙泉寺(潭柘寺)，唐代重建，改名。位于马鞍山。因寺后有龙潭，山上有柘树，俗称潭柘寺。据《潭柘山岫云寺志》载，寺“开创于晋时谓之嘉福寺，肇兴于唐朝名曰龙泉寺”。唐武则天万岁通天年间寺院扩建后改名为龙泉寺。唐华严法师被奉为潭柘寺开山第一代祖师，他在“唐武则天时居幽州城北，恒持《华严经》以为净业”。(15)
龙兴寺(延寿寺)，大中年间重修，更名，并建二塔。寺始建于元魏元象元年(338)，原名尉使君寺。后周毁，隋复之，改名智泉寺。隋仁寿四年(604)，幽州刺使窦抗建塔奉舍利，又改为普觉寺。唐武则天颁诏天下各州立大云寺，幽州大云寺即由智泉寺改建。唐玄宗时重修，更名龙兴寺。后遭受火灾。大中年间幽州卢龙节度使张允伸“奏立精舍，并东西二浮屠，曰殊胜，曰永昌。……赐寺额曰延寿”。(16)
奉福寺，始建不详。贞观十年(636)重建。《元一统志》称“诏仍旧基加修葺”(17)。据《北京志·宗教志》考证，寺址原在南城白云观西南，旧名栗园，始建于北魏孝文帝(471-499)时期。原有院落一百余间，后毁于战乱。(18)
除了上述前朝旧刹得到重建、重修之外，唐代幽州地区还新建了众多佛寺，有文献可考者主要有悯忠寺、胜果寺、兴禅寺、天王寺、崇效寺等数十所。
悯忠寺(今法源寺)，唐太宗李世民为悼念远征高丽的阵亡将士而建，位于幽州城东南隅。“贞观十九年(645)，太宗悯东征士卒战亡者，收其遗骸，葬幽州西十余里许，为哀忠墓；又于幽州城内建悯忠寺作佛寺，中有高阁。谚曰：悯忠高阁，去天一握”(19)。后唐高宗李治又下诏修建，直到武则天通天元年(696)告竣。武则天“追感二帝先志，起是道场，以悯忠为额”(20)。
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在悯忠寺东南角建造一座十丈高的塔。至德二年(757)，安禄山的部将史思明在悯忠寺的西南角建造“无垢净光宝塔”。后二塔皆毁，遗存《无垢净光宝塔颂》残碑，该碑全称“范阳郡悯忠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为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净光宝塔颂”，唐至德二年(757)建，张不矜撰，苏灵芝书，是寺内年代最悠久的石刻遗存。唐武宗诏命天下销毁佛寺时，悯忠寺以太宗创建之故，得以幸存。会昌六年(846)复藏原智泉寺舍利于寺内多宝佛塔下。中和二年(882)寺毁于大火，所幸遗存下来唐武宗会昌六年采师伦所书《重藏舍利记》(21)和唐昭宗景福元年沙门南叙所撰、僧知常所书《重藏舍利记》两方石碑，碑文记录了悯忠寺收藏舍利的来历，系因与悯忠寺毗邻的智泉寺遭火灾，遂似寺内所藏舍利“送悯忠寺供养。……藏之多宝塔下”(22)。景福元年(892)建观音阁，并迁多宝佛塔下佛舍利于观音阁内。悯忠寺自唐以下，历数朝而不衰，成为北京城内历史最悠久的古迹，也是今日确认唐幽州蓟城位置的重要依据。
胜果寺，会昌六年(846)建。据唐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记载，会昌五年(845)，唐武宗灭佛，“大法沦堕，佛寺废毁”。第二年武宗死，宣宗即位“再崇释教，僧添二十，置胜果寺，度尼三十人”。(23)可知寺建于会昌六年。据黄春和先生《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称，该寺时为尼庙，其位置可据云居寺辽金刻经题记中推知。房山云居寺存有几则金中都圣果寺(胜果寺)尼了才刻经题记，其一为“中都南圣果寺故尼了才用己财造此经板”；其二为“施主中都南圣果寺故尼了才造此经碑。”黄认为，“圣果与胜果义同，……金圣果寺无疑就是唐代胜果寺之延续”。依题记所称金圣果寺位于“中都南”，金中都是在辽燕京，亦即唐幽州城基础上扩建而成，因此推定胜果寺的位置“在当时幽州城东南方位，即今南横街南面某处”(24)。
归义寺，建于至德二年至乾元元年(757-758)间，因史思明受封为归义王而建。《大唐再修归义寺碑》记载：“归义金刹，肇自天宝岁，迫以安氏乱常，金陵史氏归顺，特诏封归义郡王，兼总幽燕节制，始置此寺，诏以归义为额”。(25)史思明降唐后被封为归义王、范阳长史和河北节度使的时间，据《旧唐书》所记为至德二年十二月(26)，次年(乾元元年)史思明即起兵复叛。可知归义寺应建于史思明受封(757)之后与复叛(758)之前，即至德二年至乾元元年之际，并非“肇自天宝”。寺址位置，据《金中都城坊考》记载，“归义寺今讹为皈依寺，尚存故址，在广安门大街北，西距西便门东约一里”。(27)
兴禅寺，开元年间建。《元一统志》记载：“兴禅寺，在燕圣安寺之东，悯忠寺之西。有碑、旧刹，一行禅师建”。(28)《僧一行生平再研究》记载，唐僧一行(683-727)，圆寂于开元十五年(29)。兴禅寺所建年代应在开元十五年之前。该寺位置，《元一统志》称在“悯忠寺之西”，悯忠寺尚存，据其推出兴禅寺位于幽州城东南隅，大致在今宣武区南横街一带。
天王寺，唐朝始建。《元一统志》记载，天王寺，在旧城延庆坊内，始建于唐。《析津志》称，“天王寺，在黄土坡上，有塔”。(30)黄土坡不详其址，所幸该寺有塔遗存，即今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
崇效寺(崇孝寺)，唐朝建。有明代碑记称“神京之宣武关有古刹一区，创自唐贞观元年(627)。……至正初，为好善者募缘重葺，赐额曰崇效”。(31)寺址“在白纸坊”。(32)
另，史料中还有唐建“崇孝寺”的记载。《元一统志》引《幽州土地记》称寺为“唐初年置”，而里俗相沿则谓“德宗贞元五年(789)，幽州彭城太师刘公济舍宅为寺”。寺在“析津府都总统之公署左”。(33)黄春和在《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中认为，从刘济与佛教的深厚因缘看，“崇孝寺由刘济舍宅兴建可能性极大”。显然视崇孝寺与崇效寺为同一寺庙，并称该寺“有遗物留存，由此而知其所在。它位于今白广路西崇孝(效)寺胡同”。(34)关于崇孝寺与崇效寺的关系，清人李慈铭在《桃花圣解庵日记》中记有贞观元年(627)幽州节度使刘济舍宅建寺，初名崇孝寺，后谐音为崇效寺。(35)《北京地名典》崇效胡同”条亦记载：崇效胡同位于宣武区西南部。因崇效寺得名。崇效寺，唐刹，系其时的幽州刺史刘济舍宅而建。原名崇孝寺，后“孝”谐音为“效”。(36)
宝刹寺，贞元(785-805)初年建。《元一统志》记载，唐贞元初年，有“吐火罗国人，姓罗氏，讳普照。首于城东依水木之胜作为净字，贞元初，赐额日宝刹”，寺庙规模宏大，“佛宫僧舍，几至千室”。其位置在“大都丽正门外，西南三里旧城施仁关，大唐宝刹寺也。有幽州大都督府宝刹寺禅和尚碑铭，元和七年五月所建”。(37)查《北京通史·元代卷》(38)，“丽正门”为元大都新城南三门之中央门，大致在今天安门偏西一带，“旧城施仁关”位于旧南城东面，大致在今宣武区麻线胡同一带。宝刹寺方位应在二者之间。
善化寺(善化院)，建于大中十二年至中和三年间。《元一统志》记载，善化寺，在旧城遵化坊。有唐僖宗中和三年九月所记《兴禅寺上坐僧文贞撰述唐幽州善化院故禅尼大德实行录》称：“大德以唐宣宗大中十二月春来燕，选名寺以憩留，向德者盈途……侍中张公崇敬，别卜禅居于遵化坊吉地，辟开梵宇，俨似莲宫，奏请赐额为善化”。可知，寺应建于禅尼大德来燕之后，即大中十二年至中和三年间。(39)
大悲阁，唐朝建。《元一统志》记载，大悲阁在旧城之中，建自有唐。该寺辽改名“圣恩”。可据其推知寺址具体位置。《日下旧闻考》记载，圣恩寺在斜街口。……当即唐时故址(40)。位于今广安门内大街长椿街南口一带。
宝集寺，唐朝始建。《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宝集寺，建于唐。佛殿前石幢刻曰大唐幽州宝集寺，唐碑亦有宝集之名。寺在南城披云楼对巷之东五十武(古以六尺为步，半步为武)。披云楼位置“在故京燕之大悲阁东南”(41)。从上文大悲阁的位置推知，宝集寺大致在广安门内大街长椿街南口的东南一带。
金阁寺，唐朝始建。后更名为崇国寺。《元一统志》称：“崇国寺，在旧城，唐为金阁寺”。(42)《析津志辑佚·寺观》记其位置“在大悲阁北”。据上文大悲阁位置可以推知金阁寺在唐幽州城内。《上方寺道宗大师遗行碑》记载道宗大师曾于元和九年秋在“燕庭金阁寺受戒”(43)。史料记载唐代幽州石景山上还有一个金阁寺，约建于元和十四年。黄春和先生在《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中认为道宗于“燕庭金阁寺受戒”应是指唐幽州城内的金阁寺。
报恩寺，唐幽州节度使刘总建。《旧唐书》记载，长庆元年(821)，刘总上表朝廷请求出家，先未得许可，即自行剃发为僧，并舍私第为佛寺。穆宗获悉，乃“遣中使赐寺额曰报恩”(44)。唐报恩寺位置未见史料记载，有学者分析既为幽州地方节度使舍私第为佛寺，故其址在幽州城内的可能性较大。何孝荣认为，金朝的报恩寺(报恩精舍)即“为唐朝后期幽州节度使刘济子刘总舍宅而建”。(45)若此说法经考证成立，则可据金代报恩寺推出唐报恩寺的位置。《析津志》称，金报恩寺(报恩精舍)“在南城嘉会坊之万寿寺西”。(46)其地位于幽州城内，系今宣外大街一带。前提是金报恩寺确系唐报恩寺的延续，则唐报恩寺可能会在这个位置。
宝塔寺，唐武则天时建。《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宝塔寺在南城竹林寺西北，有唐武后碑刻。竹林寺位置据《元一统志》记载，其为宋楚国大长公主以左街显忠坊之赐第为佛寺。宝塔寺既在南城竹林寺西北，应当在南城显忠坊一带。
仙露寺，乾封元年(666)建。《元一统志》记载：“仙露寺，在旧城仙露坊。按《燕台土地记》：唐高宗乾封元年所建，光启中修三门”。(47)《析津日记》称清时曾在菜市口西发现舍利石函，“始知此地即仙露寺遗址”。(48)
天城院(延洪寺)，贞元元年(785)，始建，大中末重建，改名延洪寺。明《顺天府志》引寺中《唐故幽州延洪寺禅伯遵公遗行碑》记载，咸通初，禅伯自襄阳来延洪，开废殿而创尊容，辟虚堂而兴法席。贞元中，故相国彭城郡王刘公请凝寂大师弘法之初地也，时号其为天城院。大中末，故忠烈清河张公又奏置为延洪寺。中和四年倾废。光启三年兴复，乾宁三年四月建碑。(49)从文中可知，延洪寺即先后得到两位幽州节度使的资助。据《析津志》记载，该寺位于崇智门内，大致在今西单以南闹市口一带。
宝应寺，传为唐朝建。据清人《行国录》记载：“宝应寺，相传唐刹也”。(50)《日下旧闻考》称，寺在教子胡同之西南，地名燕角，“其为唐刹与否，则无可考矣”。(51)
佑圣庵，建于咸亨年间。《宛署杂记》记载，该寺位置“在日(中)忠坊，咸亨年建”。(52)
开元寺，建于开元年间。《河北通志稿》记载，开元寺，建于唐代，寺在“北平新桥路北”。“明改为惠明寺，有明赵琬、赵昂二碑记”。(53)明赵琬《开元寺兴造记》称“唐开元二十八年，诏天下诸州皆□□大寺，为开元寺”。“世传以为唐玄宗尝与胜光法师论佛□德，故有此刹”(54)。明赵昂《敕赐惠明寺碑记》称，“寺创自有唐开元时”(55)，位于幽州城东，今交道口路北一带。唐代幽州的开元寺应不止此一座。根据《河北通志稿》记载，唐代幽州至少还有两座开元寺，其一在顺义城东隅，俗名东大寺(56)。有大历五年试太子洗马郑宣力撰碑(57)。另一在玉河乡白家滩，有李纶碑记(58)。碑记称“开元寺距都城五十余里，金山口之西，玉河乡之原。旧传唐开元年所建，基址尚存”(59)。
唐代开元寺的设置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据《唐会要》记载，“开元二十六年，敕每州各以郭下定形胜观寺，改以开元为额”。(60)由此可知唐玄宗在开元二十六年(738)曾诏令天下每个州要从现有庙宇中选择一座规格较高者改名为开元寺或开元观。查各地有关开元寺的史料中不难发现，从南方的泉州开元寺(目前国内现存最大的开元寺)，到福州开元寺、潮州开元寺、南昌开元寺、荆州开元观、苏州开元寺，以及北方的邢台开元寺、正定开元寺、大同开元寺等，其历史沿革，始建年代的记载，都和开元诏令内容相符，说明唐玄宗的诏令在当时得到了普遍执行。唐代幽州的开元寺与上述各地开元寺显然都是盛唐开元年间的产物。
弘善寺，据《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弘善寺，唐开元年创。在旧城发祥坊。
北留寺(十方禅院)，建于贞观年间。明人碑记称“阜成门迤北三里许为正义坊，坊北数武有十方禅院，相传为北留庵”，其后重建时“得残碑尺许，有贞观年月及北留寺记等字，然后知其为唐寺也”。(61)《河北通志稿》亦称，该寺“俗名弥勒庵，又名十方禅院，旧有残碑刻‘贞观年月及北留寺记’等字”。寺在“西直门内小街”。(62)
万善寺(万善给孤寺)，贞观年间建。光绪《顺天府志》记载，“寺相传唐贞观年间创，名万善寺”。又称“万善给孤寺，在虎坊桥东，西猪市大街”。(63)
施药院(广济院)，建于唐末。《元一统志》称该寺曾名“广济院”，其址“在旧城阁西。以铭记考之，当唐季世。院之故基有异僧结庐其上，施药以愈病者”。“乃立佛屋，都人名之施药院”。(64)
圣寿寺，传为唐朝建。在宣武关一带。《宸垣识略》记载：“圣寿寺，在崇效寺后，相传唐刹，无碑碣可考”。(65)
宝庆寺，《日下旧闻考》记载，该寺有清代寺碑称“建于唐代”。“以宝庆寺碑文观之，或即《寰宇通志》所载宝磬(寺)之讹”。同书称“宝磐寺在城内东”。(66)
北清胜寺，《元一统志》记载，北清胜寺，在旧城广阳坊。唐大中年间修建。
佑圣寺，明代《重修佑圣寺记》称：“禁垣之外，隔御河近北城西北千尺，地势清高，有古刹曰佑圣寺，大唐咸通年间建立”。(67)《河北通志稿》称，寺在“德胜门大街路北”(68)。
慧聚寺(今戒台寺)，位于城郊马鞍山，建于隋末唐初。该寺的始建年代，唐《续高僧传》记载，“释智周，……其先徐州下邳人，有晋过江居于娄县之曲阜也。……晦迹于马鞍山慧聚寺。……武德五年七月五日遘疾，终于大莱城南武州刺史薛仕通舍，春秋六十有七”(69)。可知慧聚寺在唐初武德五年(622)已存在。据张云涛先生《北京戒台寺石刻》考证，该寺始建年代“可追溯到南北朝末期，隋代初期”(70)。他认为，智周和尚非一般的僧人，“以他在佛教界的名气能到此隐居，寺庙的规格一定很高。他于唐武德五年(622)去世，终年66岁，可见他生于南北朝时期(556)。……如果他20多岁来到戒台寺(慧聚寺)，应该是在南北朝末期或隋朝初期”。张云涛认为，“一个地区不可能一夜之间产生名寺和高僧。戒台寺(慧聚寺)的形成是一个历史过程，少则几十年，几百年，多则上千年”。由此推断“它的历史可追溯到南北朝时期，甚至是更远的两晋、三国或许更远的年代”。(71)当然，这还有待更多史料佐证。
云居寺，位于幽州大房山麓的白带山。唐贞观五年始建，开元十八年重修。隋末唐初僧人静琬创建。云居寺的前身是隋建涿州智泉寺。据民国《白带山志》记载：“云居寺，隋为智泉寺，以泉名也”(72)。隋大业中，幽州智泉寺僧静琬，在白带山开创刻经事业，至唐贞观五年六月，一场大雨引发山洪，“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构成云居寺焉”。(73)静琬利用这些木材，在当地百姓帮助下，于白带山兴造了云居寺。静琬的第三代弟子惠暹主持时期，云居寺进行了历史上第一次重修。唐开元十八年(730)，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奏请宣宗御赐云居寺经卷和田园山场，与此同时对云居寺进行了大规模的重修，是为云居寺全盛时期。唐德宗年间高僧真性住持云居寺期间，因其声望昭著，“施财者松门继踵，赉供者溪路相望”，云居寺“佛宇益崇，常住滋赡”。(74)后经会昌法难以及唐末至五代的战乱，云居寺渐呈衰颓之势。
兜率寺(卧佛寺)，建于贞观年间。位于西山余脉寿安山下。《帝京景物略》记载，西山卧佛寺，“唐名兜率”(75)。清代《御制十方普觉寺碑文》亦称，“西山寿安有唐时古刹，……寺在唐名兜率，……中有旃檀香佛像二：其一相传唐贞观中造；其一则后人范铜为之，皆作偃卧像，横安宝床，俗称卧佛”。(76)
兜率寺(上方山寺)，建成于唐代。据寺中明代《重修兜率寺记》称，该寺“传说肇自陈隋间”。《上方山寺兜率寺·拙崖篮和尚塔记》记载，唐睿宗景云元年(710)五月，有僧人号拙崖篮和尚(675-763)来到上方山，他在“西南隅结茅崖下，日诵《楞严》，……暇采条编筐置路，任人取用，以故人皆谓之篮和尚”。(77)此为兜率寺(上方山寺)在唐代已有寺庵等建筑和僧人居住的记载。据杨亦武《上方山兜率寺》考证，上方山塔院在唐代也已启用。
龙泉寺(今灵光寺)，大历年间(776-779)创建。位于太行之西山余脉(现翠微山)山腹间。明《御制致修灵光寺碑》记载：“都城西一舍许，有寺曰灵光，其地直觉山，与翠微山相近。……寺之始创，在唐大历间，旧名龙泉，屡毁于兵”。(78)
龙泉寺(万佛堂)，《日下旧闻考》记载，“云幪山直上皆石壁，下游水涌出，为孔水洞。旧有龙泉寺，唐大历中建”。“四壁刻画佛像，更万佛堂”。(79)
香界寺(平坡大觉寺)，建于唐代。位于北京西山余脉平坡山，又名“平坡寺”或“平坡大觉寺”。明《御制大圆通寺碑》记载：“皇曾祖仁宗昭皇帝，以西山平坡大觉寺创始唐代，迄于金元，屡废屡兴仍复废圻毁，乃焕发宸断，命工鼎新重建，赐额曰‘大圆通’，更其山名翠微”。(80)
瑞云寺(百家寺)，位于百花山。乾宁二年(895)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建。据元代《重修瑞云寺碑》记载，该寺“创自隋唐间。岁月既久，兴废屡经，迄今而为名刹也，俗以百家称”(81)。《帝京景物略》称“寺即五代时李克用建亭故处，俗曰百家寺也”。(82)《天府广记》引清人记载也称“五代瑞云寺，李克用建”。(83)都言寺建于五代。何孝荣先生根据李克用于唐末在幽州停留的时期，指出其建寺当在乾宁二年，而非五代时。(84)
龙福院，唐初建，在葛山。《日下旧闻考》记载，该寺有金泰和三年(1203)吕卿云撰《蓟州葛山重修龙福院碑记》，称“昔唐初智嘉禅师者，玉田人也……杖锡云游，遍历林壑，将选胜地。至葛山之下，覩兹有大乘气象”。后“因旧址起为殿庑，俄成宝坊”。(85)
灵严寺，《宛署杂记》记载，灵严寺，“武德初年建”。寺“在齐家山，离城三百五十里”(86)。齐家山位于今门头沟区。
晋阳庵，建于贞观十四年(640)或之前。据《燕都游览志》记载“晋阳庵，出宣武门二里许，内有古铜观世音像，高三尺余，下有款识云：大唐贞观十四年尉迟敬德监造”(87)。《天府广记》亦称：“唐晋阳庵，……在宣武门外”，庵内“佛像刻大唐贞观十四年尉迟敬德建造”。(88)可知该庵至迟建于贞观十四年。
观音堂，传为贞观年间尉迟敬德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观音堂在大新庄，离城一百里，相传唐敬德建。大新庄在宛平城外，所谓“唐敬德”，似应是唐贞观年间广为建寺造像的尉迟敬德。
净土禅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净土禅寺，在石景山。有元和四年(809)碑文，年久难辨。
金阁寺，约建于元和年间。位于石景山上。金阁寺始建年代，缺乏明确记载。《帝京景物略·石景山》中只称：“山最上，金阁寺”(89)，想来其为地标性建筑由来已久。有学者认为该寺应为“元和十四年(819)新建”(90)。依据是《日下旧闻考》记载，寺有孔雀洞，左石门上截题识曰“《佛本行集经》卷第三十一，幽州、卢龙两节度使刘相公敬造，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建”(91)。据考，在唐代做过幽州卢龙两节度使的刘姓人士有刘怦、刘济和刘总祖孙三人。从任职时间看，“刘相公”应为刘总。
刘总在石景山建藏经洞贮藏所刻造佛经的时间是元和十四年四月八日，这似乎并不能作为金阁寺的始建年代，金阁寺有可能此前就已存在。早年石景山曾有一景“孤峰远眺”，即登上金阁寺塔远眺京西山脉和永定河波涛。当地百姓口耳相传石景山顶的金阁寺修建于晋唐时期，是北京最古老的寺庙之一(92)。石景山文史研究者门学文根据石景山顶现存明代《重修净土寺添置田亩碑记》的碑额为“重修金阁寺添置碑记”，推测二寺有相承关系，金阁寺可能在明代改名为净土寺；又据《宛署杂记》称该寺“有元和四年碑”(见上文“净土禅寺”)，故认为金阁寺至迟建于此时。(93)刘总建造的孔雀洞位于今石景山净土寺碑亭以北，是古刹金阁寺的藏经之处，或为唐代幽州地区与云居寺联袂贮藏石经的藏经洞。
淤泥寺，《日下旧闻考》称：“唐淤泥寺，即今鹫峰寺。鹫峰者，唐僧之号也，见唐人石刻心经中。寺在内城西隅。中有栴檀佛像，元学士程钜夫记”。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称：“淤泥禅寺心经今在京师城内西南隅鹫峰寺，正书，其末曰：大唐贞观二十二年三月吉日建立”。(94)
感应寺(真应寺)，天宝年间建(或更名)。为证果寺前身。《日下旧闻考》称：“证果寺，唐为感应寺”。(95)据明《证果寺重建碑》载，寺在“去都城一舍许。……中有尸陀林，昔为卢师卓锡之所”。天宝年间大旱，卢师遣沙弥“霈甘雨以济众生”。玄宗“赐号曰感应禅师，因名其寺曰感应”。(96)由此推测，寺或为隋代创建的卢师寺，唐天宝年间改名感应寺。寺在宛平县西卢师山上(详见前文“卢师寺”)。
吉祥庵，广德二年(764)或之前建。《帝京景物略》记载：“庵旧名吉祥”，明代重修时，于旧基“得石幢一个，式如灯台，旁镌《般若心经》一部，唐广德二年少府裴监施，朝请郎赵偃书”。(97)庵重修后“改名为石灯庵”。《日下旧闻考》引《石灯庵碑》称石幢为唐代宗时“成纪郡夫人敬造，若为度生施食用者”。(98)可推知该庵建于唐代宗广德二年或之前。后有以庵为名的石灯胡同，在南城承恩胡同内。
万福寺，唐朝建。位于右安门外。《帝京景物略》记载：“右安门外南十里草桥，方十里，皆泉也。会桥下，伏流十里。……故李唐万福寺，寺废而桥存”。(99)
会聚寺，西峰寺的前身，位于宛平县李家峪。《宛署杂记》称，“西峰寺，在李家峪，唐名会聚”。明《重建西峰禅寺碑记》称，寺在“距府城西二舍里许，地名李家峪，有古招提遗址，在灌莽中，碑记剥落，无从考其创始之岁月。……唯有两浮图，巍然独存，一曰俊公塔，建于唐”。(100)
镇国观音寺，明《重修古刹镇国观音寺碑记》称，都城南四十里许，上林苑南海子河奇庄，“有镇国观音寺焉，……创建于唐，有年矣”。(101)
大明寺(红螺寺)，唐朝建，寺在怀柔北红螺山麓。(102)一说为十六国时期建(参见前文“佛图澄在后赵所建寺庙”)。
柏山寺，《宛署杂记》记载，柏山寺，“在三忿粤，唐朝建。……离城二百里”。(103)三岔粤毗邻永定河，位于沿河村万柏山下。
毗卢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毗卢寺，在黄各庄，唐朝建。离城约一百里。黄各庄位于今崇文门外。
圆觉寺，唐朝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圆觉寺，在黄各庄，唐朝建。离城约一百里。
昭圣寺，在昌平西北。《昌平州志》称：“昭圣寺在州西北，唐乾符六年建。……寺有广大圆满大悲心陀罗尼幢一，开元中三藏沙门不空奉诏译”。(104)
香光寺，唐朝建，位于太行山余脉大房山东南麓的大韩继村。《房山县志》记载，韩继村有香光寺。寺右有唐宝积禅师塔。明《重修香光寺碑》亦称，大都之西百余里，房山之界。村曰韩姞。村之北有古刹荒基，俗呼为少师园。抚残碑乃唐宝积禅师所建香光佛刹也。(105)
永济寺，建于唐贞观年间。据《日下旧闻考》记载：永济寺在通州双桥。《通州志》称：“永济寺，唐贞观中建”。(106)
盘山诸寺。隋唐时期幽州佛教三足鼎立的发展格局中，盘山禅宗道场的兴盛为其显著特征。据《盘山志》和《河北通志稿》记载，唐代盘山佛寺星罗棋布，比较著名的有天成寺、天香妙祥寺、金山寺、祐唐寺、云罩寺、中盘寺、上方寺、白岩寺、双峰寺和香水寺等。
天成寺(福善寺)，唐代始建。有唐僧普化塔基。天香妙祥寺，旧名妙祥禅院，“唐建。有元时重修石碣”。(107)金山寺，“一名四门塔”。寺为“唐光启二年七月建，有石碣存，称蓟州大夫张公修建此寺”。祐唐寺，“建自唐开元”。寺在蓟县九华峰。云罩寺，唐朝建。位于盘山之巅，因地邻绝顶，云掩雾罩而得名。清张照《重修盘山云罩寺舍利塔碑记》称“盘山顶云罩寺，唐释道宗禅栖之所”。中盘寺，《盘山志》称古中盘(寺)在紫盖、莲花、毗卢三峰之间，相传为(唐)宝积住静处。寺应建于唐朝。上方寺，位于盘山嶕峣峰东侧，“唐太和二年戊申(828)，道宗大师结茅于此”。《盘山志》称寺有唐道宗大师遗行碑。白岩寺，在盘山东尽处，建于唐贞观年间。双峰寺，寺在双峰下，“唐贞观十八年建”。香水寺，在盘山西南二十余里。“唐建。有头陀大师灵塔实行碑”。(108)普济寺，唐太和年间建，位于蓟县甘泉山(属盘山山系)。《日下旧闻考》记载，“普济寺一名甘泉寺，相传为毒龙湫。唐太和中有晓方禅师结茅于此，龙让之”。有唐咸通十二年(871)前朝议郎试大理司直中山郎肃撰、采师伦书《唐故甘泉院禅大师灵塔记》。(109)
上述隋唐幽州佛寺，多为一方之名刹，许多著名高僧，皆在其中传法。至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在幽州普遍流传，许多乡村中也建有规模较小、相对简陋的佛堂僧舍，招请僧人住持其中，诵经念佛，并师徒相传。(110)如《河北通志稿》的“寺观祠庙”记有唐代幽州城郊所建佛寺众多，包括密云的清修寺(密云东三十里)、圣寿寺(黄家庄)、圣德寺(羊山庄)、卧佛寺(密云青铜山下)等；昌平的德胜寺(德胜泉上)、和平寺(昌平西北三十里)、圣寿教寺(昌平城东北)、曹房庵(昌平东八里)等；平谷的兴善寺(平谷东)；涿县的智度寺(涿县城东)；通县的净业院(张家湾)等等。(111)
从隋唐幽州佛寺的建造时间来看，比较集中在隋仁寿、唐贞观、开元、天宝等几个时期。这几个时期正是隋唐国运昌隆和佛教兴盛的时期。可以反映出作为北方重镇的幽州与当时国家政治中心，以及幽州佛教与整个隋唐佛教之间同步发展的一致性。
① [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第831-846页，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
② 黄春和：《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③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引《析津日记》、《重修白马寺碑记》、《重建白马寺碑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④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引《长安客话》。
⑤ 光绪《顺天府志》，卷17《寺观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⑥ [明]李贤等：《明一统志》，卷1《京师·顺天府·寺观》，载《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地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⑦ 杨卫东：《古涿州佛教刻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42页。
⑧ 杨亦武：《上方山兜率寺》，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83、222-223页。
⑨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引采师伦：《重藏舍利记》；另据同书引《春明梦余录》称“舍利塔建于隋仁寿二年正月，幽州节制窦抗所造”。
⑩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11)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26《隋京师仁觉寺释宝岩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2)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37，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3) 向燕生：《北京通史》，第二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102页。
(14) 黄春和：《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15) [清]神穆德等：《潭柘山岫云寺志》，之二《梵刹原宗》、之四《历代法统》，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
(16) [唐]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见《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
(17)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18)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81页。
(19)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引《春明梦余录》。
(20)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21) 此碑已佚，碑文收入《帝京景物略》、《春明梦余录》、《曝书亭金石文字跋尾》、《日下旧闻考》、《金石补录》、《寰宇访碑录》、《畿辅通志》、《北平法源寺沿革考》和《全唐文》等书。
(22) [唐]释南叙：《重藏舍利记》，载《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械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23) [唐]采师伦：《重藏舍利记》，载《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
(24) 黄春和：《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25) [唐]张冉：《大唐再修归义寺碑》，载《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26)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200上《史思明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5378-5379页；另见《资治通鉴》卷220“唐肃宗至德二年十二月”条，7048页。
(27) 赵其昌：《金中都城坊考》，载《辽金史论集》，第四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28)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
(29) 吴慧：《僧一行生平再研究》，载《圆光佛学学报》，第14期(2009.01)。
(30)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31) [明]夏子开：《□□□□上人了空行实碑》，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89页。
(32)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33)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
(34) 黄春和：《隋唐幽州城区佛寺考》，载《世界宗教研究》，1996年，第4期。
(35) [清]李慈铭：《桃花圣解庵日记》，载《越缦堂日记》，卷7-11，扬州：广陵书社，2004年影印本。
(36) 王彬、徐秀珊：《北京地名典》，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1年，第319页。
(37)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38) 王岗：《北京通史》，第五卷，《元大都南北两城概图》，中国书店，1994年。
(39)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40)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41)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古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2)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43) [清]释智朴：《盘山志》，卷2《上方寺道宗大师遗行碑》，清康熙三十年(1691)刊本。
(44) [后晋]刘昫：《旧唐书》，卷16《穆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488页。
(45)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54页。
(46)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47)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
(48)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59，引《析津日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49) 万历《顺天府志》，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地理类，齐鲁书社，1996年。
(50) [清]沈进：《行国录》，载《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51)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
(52)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53) [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祠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844页。
(54) [明]赵琬：《开元寺兴造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1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39页。
(55) [明]赵昂：《敕赐惠明寺碑记》，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5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25页。
(56) [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祠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834页。
(57)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8《京畿·顺义县》，引《秋涧集》，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58) [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祠庙》，第846页。
(59) [明]李纶：《重修开元禅寺碑》，见《日下旧闻考》，卷106《郊坰·西十六》。
(60) 参阅[宋]王溥：《唐会要》，中华书局，1955年。
(61) [明]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17《十方院碑记》，载《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别集类，济南：齐鲁书社，1997年。
(62) [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祠庙》，第844页。
(63) 光绪《顺天府志》，京师志十六，寺观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7年。
(64)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65)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内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66)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48《城市·内城·东城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67) 原碑在鼓楼西大街甘水桥，明嘉靖三十九年张文宪撰。国家图书馆藏拓片。
(68) [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祠庙》，第842页。
(69) [唐]释道宣：《续高僧传》，卷19《释智周》，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70) 张云涛：《北京戒台寺石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3页。
(71) 同上，第6-7页。
(72) [民国]溥儒：《白带山志》，北京：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
(73) [唐]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见《上方山兜率寺》，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13页。
(74) 杨亦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14-16页。
(75)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6《卧佛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76) 原碑在香山卧佛寺，清雍正十二年十一月清世宗撰，励宗万书。
(77) 杨亦武：《上方山兜率寺》，华文出版社，2004年，第204页。
(78) 原碑在西山八大处，明成化十五年(1479)11月2日立。国家图书馆藏拓片。
(79)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0《京畿·房山县一》，引《北游纪方》，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80) 明宪宗：《御制大圆通寺碑》，载《宛署杂记》，卷18《恩泽》，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81) [元]释雪成：《重修瑞云寺碑》，载《日下旧闻考》，卷101《郊坰·西十六》，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82)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7《百花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83)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38《寺庙》，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84)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6页。
(85)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17《京畿·蓟州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86)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87)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1《城市·外城北城》，引《燕都游览志》。
(88)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38《寺庙》，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89)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6《西山上·石景山》，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90)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院修建研究》(上)，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5页。
(91)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04《郊坰·西十四》，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92) 石景山区委宣传部：《石景山名胜掌故传说》，同心出版社，2002年，第32页。
(93) 门学文：《石景山金阁寺》，载《首钢日报》，2003年11月28日。
(94)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50《城市·内城西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95) 同上，卷104《郊坰·西十四》。
(96) 原碑在西山八大处秘魔崖，明成化五年闰2月15日立，明姚夔撰。国家图书馆藏该碑拓片。
(97)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4《西城内·石灯庵》，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98)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49《城市·内城南城》。
(99)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3《城南内外·草桥》。
(100)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05《郊坰·西十五》，引《重建西蜂禅寺碑记》。
(101) 原碑在大兴县黄村南海子角村，明万历十三年2月立，董文采撰，额题“赞表历代公创建碑记”。
(102) [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祠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834页。
(103)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僧道》，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04)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5《京畿·昌平州二》。
(105) 原碑在房山区大韩继，明万历三十四年五月，曾朝节撰。国家图书馆藏该碑拓片。
(106)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00《京畿·通州三》，引《通州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07)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15《京畿·蓟州二》，引《盘山志》。另见[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祠庙》，第835页。
(108) 同上，卷116《京畿·蓟州三》，引《盘山志》。另见[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祠庙》，第836页。
(109) 同上，卷117《京畿·蓟州四》。
(110) 向燕生：《北京通史》，第二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97页。
(111) [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祠庙》，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833-84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