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房山云居寺石刻大藏经

    以石经雕造闻名于世的云居寺，位于房山县西南山区的一块盆地里。寺内珍藏着一部隋唐发起刊刻的石版大藏经，被誉为“北京敦煌”，兼具金石、书法、民族史、佛教史等重大文化价值，是继万里长城和京杭大运河之后中华民族的又一壮举，也是中外文明史上罕见的文化奇迹。由于石经是以历代官修善本佛经为底本刊刻，凭藉着载体的优势，那些早已绝世的佛经原本得以保存下来，对于校勘佛教经典的脱讹，是可靠的实物依据。许多经文附有刻经题记，也是研究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和风俗民情的宝贵资料。

    一、隋僧静琬发起刻造房山石经

    隋大业(605～617)初年，幽州智泉寺沙门静琬(?～639)继承其师慧思遗愿，为预防法灭，发愿刻造一部石刻大藏经，封藏起来。《帝京景物略》称“北齐南岳慧思大师，虑东土藏教有毁灭时，发愿刻石藏，闭封岩壑中。座下静琬法师承师咐嘱，自隋大业迄唐贞观《大涅槃经》成”。静琬选择幽州西南五十里大房山的白带山刻造石经，是看中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和天然青石资源，为刻造石经提供了充足的物质载体。同时，白带山远离尘嚣，山深林密，又是极为理想的藏经处所。

    静琬刻经主要在隋大业至唐贞观年间。他首先在白带山(又名石经山)开凿岩壁为石室，磨光四壁，镌刻佛经。之后又取方石另刻，贮藏在石室。每一间石室藏满，即用大石堵门，并熔铁封锢。静琬计划要刻十二部佛经，在贞观二年(628)题刻中称：“静琬为护正法，就此山顶刊《华严经》等一十二部”。《华严经》是他最初刊刻的一部。又据刘济《涿鹿山石经堂记》记载：“至国朝贞观五年《涅槃经》成”，静琬《涅槃经堂题刻》也证实了这一事实，可见《涅槃经》也是他前期刊刻的石经。到唐贞观十三年(639)静琬圆寂，他先后刻造的石经，包括嵌于雷音洞四壁的《维摩经》、《胜鬘经》，还有《华严经》、《法华经》、《涅槃经》、《金刚经》、《佛遗教经》和《弥勒上生经》等经石146方，堪称房山石经的发轫之作。

    在寺院东北的石经山上，先后凿有9个藏经石洞。九洞之中以雷音洞开凿最早，原作经堂，称石经堂，有石户可启闭，是九洞中最为著名的一个，洞内有石柱四根，每根石柱浮雕小佛像数百尊，四柱合计千余尊，俗称“千佛柱”。洞内保存有云居寺建造者静琬刻凿的经板146方。由于石经为原刻，因而具有极其重要的版本校勘价值。同时，这些原刻的经卷也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美术史、建筑史以及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和民俗的原始资料。

    二、静琬弟子继承刻经事业

    唐贞观十三年(639)静琬圆寂，他开创的刻经事业由四代弟子玄导、僧仪、惠暹、玄法相继主持，刻经百余部，分藏于各藏经洞中。

    玄导，是直接继承静琬刻造石经事业的门人。承其先师遗志续刻了《大品般若经》、《楞伽阿跋多罗宝经》、《思益梵天所问经》、《佛地经》四部。同时，刻有玄导题记的经碑有：《胜天王般若经》、《大乘大集地藏十轮经》、《僧羯摩经》、《比丘尼羯摩经》、《佛说四分戒本》、《比丘戒本》、《比丘尼戒本》、《比丘尼戒》、《四分大尼戒本》、《菩萨受戒法羯摩文》等。

    僧仪，为玄导的后继者，在武周时期主持刻经。所刻石经题记有姓名可考的有垂拱元年(685)庞德相施造《金刚经》；天授三年(692)刘行举施造《佛说当来变经》、《施食获五福报经》；长寿三年(694)沙门正智造《弥勒下生成佛经》和张任德造《观弥勒上生兜率经》；长安四年(704)汤怀玉施造《金刚经》及《普门品》；以及宋小儿造《金刚经》碑等，未见刊造大部头的佛经。

    惠暹和玄法，盛唐开元天宝之间主持刻经，是房山石经刻造的全盛时期。惠暹和玄法的刻经事业，得到了唐玄宗第八妹金仙公主的大力资助，不仅送来四千多卷经本，而且赐给大片田园山林作为刻造石经的物质保证，使得惠暹和玄法主持时期刻造出几部大部头的佛经。

    由于雷音洞及其左右各洞已放满石经，惠暹和玄法又在雷音洞下开凿新藏经洞二室，并开始刻造大部头的《正法念经》七十卷和《大方等大集经》三十卷，以及《大般若经》六百卷，后者是房山石经中卷数最多的一部，从玄法时开始刻造，至终唐之世，《大般若经》续刻到第520卷左右，直至辽代才全部告成，共刻石1512条。

    天宝末年，经安史之乱，房山石经刻造未曾停止。从《大般若经》卷195—214的题记年款显示，有安禄山的“圣武”、史思明的“顺天”、史朝义的“显圣”、朱泚的“应天”等年号可以为证，反映出民众在社会动荡年代，精神痛苦加剧，往往对佛教信仰有着更为旺盛的需求。

    三、晚唐时期云居寺刻经

    贞元至元和期间，律僧真性住持云居寺，他治寺有方，“奉精勤以敬，策堕慢以严”。信众仰其声望，“施财者松门继踵，赍供者溪路相望”，以至“佛宇益崇，常住滋赡”。真性主持刻经期间，得到幽州地方官吏的支持，其中以幽州节度使刘济施刻石经为多。自贞元五年(789)至元和四年(809)，前后二十年时间里，刘济续刻了《大般若经》百余卷(从第300卷后至412卷)，并撰写了《逐鹿山石经堂记》以记其事。此外，刘济还刻有《法华经》一部。

    晚唐时期，虽经唐武宗会昌年间的废佛劫难，云居寺刻经曾一度陷于衰落，但由于不断得到幽州地方势力的支持，很快又复兴起来。自大和元年(827)至咸通四年(863)的三十余年间，在幽州地方官吏及其亲属们的资助下，先后刻造石经达百余卷。这些石经中大部分经文末尾都附刻有题记，同时经碑上下还镌刻着佛像的供养人，为考察晚唐时期的幽州民间佛教信仰习俗以及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房山云居寺石经，始雕于隋末唐初，继兴于盛唐，终唐之际衰落。唐末五代战乱，石经的刻造陷于停顿。①

   ①  杨亦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70-8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