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
隋唐时期幽州佛教空前繁盛，遗存有大量的佛教文化载体。如房山的摩崖石刻造像、隋仁寿年间的舍利塔、唐代房山云居寺的石塔，以及唐代书法家留在佛教碑刻上的作品真迹。
一、佛教造像
隋唐时期北京地区的摩崖石刻造像主要集中在房山地区，分布在孔水洞、云居寺、上方山、云水洞等处。这主要是由于隋唐以来以云居寺为中心的房山地区佛教兴盛有关。
房山云居寺浮雕造像。云居寺隋唐浮雕造像，主要有雷音洞千佛柱上的隋代浮雕佛像，以及几座唐代石塔上的浮雕佛像等。雷音洞是云居寺九洞中规模最大的一个，洞内有四根八面主石柱，每个柱上均浮雕有大小佛像二百多尊，四柱共有1056尊，故称千佛柱。云居寺景云石塔内一佛二胁侍浮雕，形体丰腴、线条柔美、刀法极精，为典型唐代造像。此外，造于唐太极元年的“田义造石浮图”内壁的一佛二菩萨像，浮雕于塔身内室正壁，造像气质典雅，造型大方，体现了盛唐造像的风格，对研究唐代文化艺术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房山孔水洞“万佛法会图”巨型浮雕。孔水洞在房山东北。《日下旧闻考·京畿·房山县》记载，“云幪山直上皆石壁，下游水涌出，为孔水洞。旧有龙泉寺，唐大历中建”。“四壁皆刻佛像，更万佛堂”。①万佛堂为歇山无梁殿式建筑，殿内正面和两山墙下端镶嵌唐大历五年(770)“万佛法会图”巨型浮雕，由一块块长方形汉白玉石浮雕拼接构成。浮雕内容丰富多彩，主尊为释迦牟尼佛居中，左右分别为文殊、普贤二菩萨，周围有众多佛、菩萨和护法神像，整幅构图有序，场面宏大。
二、佛塔遗珍
北京地区隋代兴造的佛塔主要有城南的白马寺僧塔和房山良乡燎石冈的多宝佛塔，以及隋仁寿年间兴造的弘业寺舍利塔和智泉寺舍利塔。唐代兴造的佛塔主要集中在以云居寺为中心的房山地区。如房山云居寺的景云塔、太极塔、开元十年塔、开元十五年塔、金仙公主塔、梦堂塔，还有房山下寺村北的下寺石塔，房山韩姞村的宝积禅师塔等。此外，昌平龙泉寺有舍利宝塔，蓟县盘山之东邻山有定光佛舍利塔，以及城南法源寺有石佛塔等等。
多宝佛塔，隋建，唐代重修。位于房山区良乡东北燎石冈。《良乡县志》记载，“多宝佛塔在料石冈之东，相传建自隋时”。塔为八角砖砌五层空心楼阁式，“五级玲珑，高十五丈，四面有门，阶级环上。唐尉迟敬德修”。②
白马寺僧塔，隋建。据《河北通志稿》记载，白马寺僧塔建于隋仁寿年间。塔在“北平西南隅白马寺坑，今已圮”③。白马寺坑的具体位置，《宸垣识略》记为：“白马寺在宣南坊悯忠寺南……今寺已圮，其地名白马坑”。④
弘业寺舍利塔、智泉寺舍利塔，兴造于隋仁寿年间。见前文第五节所述。
云罩寺舍利塔，位于蓟县盘山挂月峰顶，始建于唐代。明王道正《重修云罩寺碑》记载，“龙盘山峰峦之奇，甲于京东。山巅有云罩寺，……有塔曰舍利。……宝积禅师卓锡地也”。清张照《重修盘山云罩寺舍利塔碑记》则称“盘山顶云罩寺，唐释道宗禅栖之所也。记云茶昆得舍利数千，塔于寺之东南隅”。该塔于辽、明、清均有大修，为八角形亭阁式砖塔，由台基须弥座、塔身、相轮和塔刹构成，高耸在盘山绝顶，与云罩寺交相辉映。⑤
石佛塔，唐造。塔为圆柱形，通体石雕，上下四层，每层均设有佛龛，内有佛像。这座石佛塔既是重要的佛教文物，也是珍贵唐代石雕工艺品。现存于北京法源寺内。⑥
下寺石塔，唐建。位于房山下寺村北的山上。塔为方形密檐式，高3.7米，坐北朝南，通体为汉白玉材质，塔身正面开有石雕券门，门楣上檐雕有花饰，门两侧有浮雕金刚力士，龛内石雕正中为释迦牟尼佛，两侧各有一弟子。塔身上部为石砌七层塔檐，塔顶为宝珠式塔刹。⑦
天开塔，位于北京房山天开村东南。始建于唐⑧。坐北朝南，为八角三层楼阁式砖塔，是房山地区仅存的两座楼阁式塔之一。上世纪90年代，该塔因残损已裸露出地宫天井的封堵方砖，北京市文物工作者对其地宫进行发掘。出土文物有：舍利5颗、檀香木佛像一尊等30余件文物。地宫中央位置有砖石结构小塔一座，塔身为一石函，石函内套方形铜函，其内再套金函，内装塔状水晶瓶，瓶内有舍利5粒。塔座和石函上的铭文记述建塔因缘和建塔者。出土的佛舍利和安置舍利的小石塔，现收藏于云居寺内。⑨
景云石塔，位于房山云居寺，唐景云二年(711)建，有宁思道所书《幽州石浮图塔铭》⑩。塔为方形密檐式四面石塔，高约4米，坐南朝北，方形塔身，设有圆拱形塔门，两旁浮雕两尊力士，门内设龛，正面浮雕一佛二胁侍。塔身上部为密檐，檐顶宝葫芦刹。(11)
太极石塔，位于房山云居寺，田义起造于唐太极元年(712)。为石制方形密檐式塔，高约4米，正面设有塔门，雕有释迦像二，菩萨神王等。塔身上部为密檐，檐顶宝葫芦刹。有王利贞撰《田义起石浮图颂》，塔铭首题“大唐易州石亭府左果毅都尉蓟县田义起石浮图颂”。(12)
开元十年石塔，位于房山云居寺，唐开元十年四月八日建，有《李文安石浮图铭》，为梁高望书，首题“大唐易州新安府折冲李公石浮图之铭”，塔铭称李文安“于范阳县西云居寺，为亡妻河东郡君薛氏敬造浮图一所”。塔为石制方形密檐式塔，高约4米，塔身正面浮雕一佛二胁侍，东西雕刻供养人；塔身上部为密檐，檐顶宝葫芦刹。
开元十五年石塔，位于房山云居寺，郑玄泰造于唐开元十五年(727)，高约4米，塔身刻王大悦撰并书《大唐云居寺石浮屠铭并序》(13)，塔身正面设有券门，门两侧雕有金刚力士，门内一龛，正面浮雕佛像一尊，内壁雕刻供养人，雕刻的服饰华丽，线条细腻流畅，反映了盛唐文化的繁盛景象。
金仙公主塔(南台石塔)，唐开元二十八年(740)建。位于房山云居寺石经山雷音洞上面，为石经山五台塔之一的南台石塔。金仙公主为唐玄宗八妹，热心支持云居寺石经刊刻事业，有王守泰所书《山顶石浮屠后记》(14)，记述了金仙公主对石经刊刻的贡献，铭文镌在金仙公主塔背面，与唐建中二年《云居上寺诗》和唐元和四年四月八日《范祚清等题名》同刻一石。塔通体高约4米，坐北朝南，为四角七层的密檐式笋状石塔，全部采用汉白玉石砌制而成。塔身为佛龛状，正面设拱形券门，门两侧各有浮雕金刚力士一尊。塔身上部为七重密檐。
东台石塔，建于唐代，位于石经山东台顶的山石上，为石筑单层方形塔，有两层石砌方形塔座，塔身正面设券门，两旁雕有金刚力士，塔身顶部为石雕塔檐。此塔造型简单古朴，为典型唐代石塔风格，对研究古塔有重要价值。(15)
据记载，石经山顶有东、南、中、西、北五台，唐代时每一台上曾建有石塔一座，而现存完好的石塔只有南台和东台两座，西、北、中三台只留有一些石塔遗存物。2007年7月，云居寺消防队员在检查石经山防火道时，在人迹罕见的灌木丛中发现两件石制塔檐。两个塔檐均为正方形，其中一个较完整，边长89厘米。另外一个有残缺，边长为81.4厘米。文物工作者查考史料后判断，这两件塔檐距是历史上石经山唐塔中西台和北台唐塔的重要构件。千余年来，人们只知石经山五台上分别建有唐塔，但除了金仙公主塔和东台单檐唐塔之外，其他台塔是何造型始终是难解之谜。这两件唐塔塔檐的发现为考证石经山五台唐塔提供了重要实物见证。(16)
三、出土佛教文物
石经山雷音洞出土隋代佛舍利。幽州高僧静琬在隋大业年间得到三颗佛舍利后，即安放在白带山(后称石经山)雷音洞内。雷音洞原佛座后面地下有一方石，下有坚穴，穴内五重宝函之中安奉着佛舍利，在第二重青石函盖上镌有“大隋大业十二年岁次丙子四月丁巳朔八日甲子于此函内安置佛舍利三粒愿住持永劫”的铭文，为隋代珍贵原物。明万历二十年高僧达观在雷音洞发现了佛舍利，慈圣太后获悉，曾将佛舍利迎入宫内供养，后又将舍利安置于原处。高僧憨山德清受命做了《涿州古石经山雷音窟舍利记》，记载了雷音洞发现隋代佛舍利的经过。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中也记有明万历年间雷音洞出土隋代佛舍利的情况。(17)
房山县北郑村出土唐代佛教文物。1977年，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出土唐代石造像和后唐陶幢、陶塔等佛教文物数件。其中，唐代石造像(残)数躯，有明确纪年的造像为上元二年(607)残石造像，残高33厘米，座高11厘米，方形台座上正面立彩绘菩萨二尊，面目已剥损残毁，下部台座雕有狮子，背面刻金刚力士顶托的坐佛一尊，台座背面和两侧刻有供养人题铭“粟师亮妻曹，为亡女四娥同□敬造观音像二区”，纪年为“大唐上元二年十月二十日”。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幢和陶塔共五件，出土时位置为陶幢居中，四边各立一陶塔。陶幢有明确纪年，为后唐明宗长兴三年(932)所造，由基座、幢身、幢顶组成，通高1.875米，平面为圆形，座高31厘米，顶高60厘米，直径62厘米。幢身阴刻楷书汉字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神咒》、《高王观世音经》一卷、《续命经》一卷和《烧香真言》。此幢题记为“长兴三年五月十五日造尊胜陀罗尼幢，奉为皇帝万岁□□，法界一切有情，同占此福，功德主弟子刘儒”。另有陶塔四件，由于辽塔倒塌，塔身内的陶塔也倒塌残损。其中一件圆形红陶塔较为完整，为仿木楼阁式三层空心塔，通高2.18厘米，由塔座、塔身和塔刹三部分组成。塔身第一层中间正面辟壶门一，门左右各塑菩萨像一尊；第二层前后两面各设拱形门楣，四周塑十二尊菩萨；第三层正面辟一窗，上缘塑卷叶花纹，下缘为平行水波纹；塔刹为五角攒尖顶。其余三件陶塔也是周身泥塑佛像和彩绘花卉，但残损比较严重。由于这四件陶塔与陶幢为一组建筑，专家推定其年代应不晚于后唐长兴三年。(18)这些出土的佛教文物均刻有年款和供养人姓名，是研究北京佛教史和北京地方史的宝贵资料。
四、佛教书法
苏灵芝书《无垢净光宝塔颂》。苏灵芝，唐开元、天宝年间著名书法家。陕西武功人。曾任易州录事参军。他的书法融二王(王羲之、王献之)、虞(世南)及诸家于一体，与同时代书法大师李邕和颜真卿相媲美，号称唐代写碑高手。其书法作品大都是在易州任上完成的，集中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到开元二十九年(741)间，且都流传于后世，被后人所推崇。悯忠寺《无垢净光宝塔颂》石碑为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十一月史思明所立，张不矜撰文，苏灵芝书丹。首题“范阳郡悯忠寺御史大夫史思明奉为大唐光天大圣文武孝感皇帝敬无垢净光宝塔颂”，为行书，字体工整秀丽，遒劲端庄，笔法潇洒流畅，刚柔相济，对后世有一定影响，历来被推为精品，是研究我国唐代行书法度的重要唐碑之一，同时也是见证过“安史之乱”的一件难得的实物。该刻石原嵌于悯忠台东壁，后移置台内。国家图书馆善本室藏有拓本。
采师伦书《唐故甘泉院禅大师灵塔记》。采师伦，唐武宗时人。善楷书，唐武宗会昌六年(846)书《悯忠寺重藏舍利记》(19)，惜碑已佚，拓亦无存。所幸采师伦还书有《唐故甘泉院禅大师灵塔记》，为咸通十二年(871)闰八月甲辰朔十三日丙辰，卢龙节度卫前兵马使郎肃撰，采师伦正书，原题“唐故甘泉院禅大师灵塔记”，留下了珍贵的书法佳作。(20)
释知常书《悯忠寺重藏舍利记》。释知常，唐昭宗时高僧，擅书法，唐景福元年(892)十二月，释南叙述记《悯忠寺重藏舍利记》，释知常为其所书。首题“重藏舍利记”，碑高52厘米，广98厘米。四十一行，行二十一字至二十三字不等。嵌于悯忠台东壁，现移置台内。国家图书馆藏有碑记拓片。
云居寺隋唐石经书法。隋唐时期的石刻经板云居寺存为大宗。每块经板少则数百字，多则千余字，另有碑亭塔幢文字，各种书体兼具，其中有不少为隋唐书法佳品。(21)如静琬前后三十余年主持凿刻石经，所刻146块经版，镶嵌于华严洞内，为其早期作品。静琬还在所镌刻石经上留下了珍贵的题记，清末金石学家叶昌帜在《语石》中提到查恂叔所撰《芯题上方二山纪游》云：“小西天石经洞，四壁皆碑，即隋静琬法师所刻经也。字画端好，有欧(阳洵)褚(遂良)楷法，无一笔残缺，总共一百四十六枚，刻妙法莲华等经”。(22)是我国隋唐时期书法艺术的代表作。此外，大中七年幽州地方官吏张允伸施造《称赞净土佛摄受经》题记，经碑正面上部线刻三佛坐像，中刻经题，两侧刻菩萨立像，下部刻经主官衔、姓氏及刻造年月。其书法遒劲秀丽，亦为晚唐房山石经书法中的珍品。上个世纪中日友好条约缔结后，日中友好净土宗协会代表团来访我国时，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将此经拓本奉送，并亲自写下了鉴定书。(23)
①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0《京畿·房山县一》，引《吉金贞石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②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3《京畿·良乡县》，引《良乡县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③ [民国]王树枏：《河北通志稿·地理志·古迹篇·寺观》，北京燕山出版社，1993年，第919页。
④ [清]吴长元：《宸垣识略·外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⑤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16《京畿·蓟州三》。
⑥ 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36页。
⑦ 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第256-257页。
⑧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另，薛增起《北京的塔》称天开塔“建于辽代”。见该书第249页。
⑨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22页。
⑩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1《京畿·房山县二》。
(11) 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269页。
(12)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1《京畿·房山县二》，引《吉金贞石志》。
(13) 杨卫东：《古涿州佛教刻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1页。
(14)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31《京畿·房山县二》，引《吉金贞石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5) 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第280-281页。
(16) 杨玉峰：《“失踪”唐塔遗存现身云居寺》，载《北京晨报》，2007年7月28日。
(17) [明]刘侗、于奕正：《帝京景物略》，卷8《京畿名胜》，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18) 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载《考古》，1980年，第2期。
(19) 此碑旧在寺中。《帝京景物略》称：碑全而剥，其字殆尽，不可读，其年月处又剥，字惟有重藏舍利函记，采师伦书。
(20) 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第2452页。国家图书馆藏有碑铭拓片。
(21) 见中国佛教协会：《房山石经·隋唐刻经》，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年。
(22) [清]叶昌帜：《语石》，卷4，上海书店，1986年。
(23) 邢一中：《云居寺》，北京出版社，1997年，第104-10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