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北京佛教的对外交往

    由于隋朝完成了统一大业，隋唐时期南北两地佛教界交流更加普遍。燕地佛教与外界佛教的交往范围不断拓展，不少僧侣外出游学参访，与两京、南方、五台山、真定和敦煌等地佛教界，以及异邦的印度和日本佛教界均有往来。不同地区佛教界之间的往来交流，既是隋唐时期佛教兴盛的体现，同时，对于幽州佛教的发展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一、赴两京或南下游学参访

    隋唐时期，燕地僧侣不断扩大与外界交往的范围，有不少僧侣纷纷前往两京或南下游学参访，比较知名的有僧照、可止、惟增、贾岛、道膺和师律等，在当时佛教界有较大影响。

    僧照(879-948)，唐末五代高僧，范阳人，自幼出家到悯忠寺学习佛法。唐末出游中山和洛阳等地游学弘法。曾在洛阳法林寺主讲《法华经》多达七十余次，盛况空前，深受朝野敬重，统治者赐他紫衣，加法号，为享誉当时的名僧。

    贾岛(779-843)，字浪仙，范阳人。早年投入佛门，法号无本。他云游各地，曾到洛阳游学弘法。后还俗习文，是著名的苦吟派诗人。留下著名“推敲”佳话(僧推月下门；僧敲月下门)，“推敲”从此成了为了脍炙人口的常用词。《帝京景物略》记载：“今房山有石庵，曰贾岛庵……有贾岛村，一曰贾岛峪”。贾岛峪位于房山周口店西北，是贾岛的故乡，也是他出家修行的地方，一直以来为历代文人墨客仰慕，成为“房山八景”之一，名曰“贾岛遗庵”。

    惟增，讳真性，涿郡范阳人。唐中期燕地云居寺僧人。《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记载，惟增早岁辞乡，赴长安游学弘法，曾于荐福寺讲《大华严经》。唐中期返回燕地，贞元至元和年间住持云居寺期间，得到幽州地方官吏的施助，继续石经刊刻事业。唐大和九年示寂于云居寺。①

    可止(860-934)，俗姓马，范阳大房山高丘人。他年少时到幽州“依悯忠寺法贞律师”学习佛法。15岁时又“往真定习学经论”，拜在华严寺仁楚法师门下学习《因明论》。19岁时“抵五台山求戒”。后重返燕地，在悯忠寺弘扬所学之佛法。此后又赴“长安大庄严寺化徒数载”。燕帅刘仁恭对其十分仰慕，“闻止之名移书召归故乡”。复传法于燕地。②

    道膺，唐中期名僧，蓟州玉田人。曾在范阳延寿寺学习律宗戒仪。因不满律宗戒仪繁琐桎梏，于是南下求学于禅宗曹洞一系，深得宗旨，成为曹洞宗名僧，复回燕地开法传道。(详见前文“禅宗在北京地区的弘传”)

    师律(884-964)，范阳人，自幼出家，15岁到悯忠寺拜贞涉大师为师。后奉师命，南下游学，专攻禅宗之法。后梁时，复回幽州，弘传所学禅宗之法。

    二、与五台山和真定佛教界的往来

    唐代幽州僧侣赴五台山和真定参学或弘法者不乏其人，如前述唐末范阳僧可止15岁时即往真定习学经论，19岁时，又即到佛教圣地五台山朝圣并受戒。常遇、智江等也曾赴五台山朝圣弘法。唐会昌法难时，有不少五台山的僧侣来到幽州避难，其中以往来于五台山与幽州之间的隐峰禅师最为著名。盘山普化禅师与真定佛教亦多有往来。

    常遇(817-888)，范阳人，出家于燕北安集寺，潜心学习佛法。唐宣宗大中年间外出游学访道，遍历佛教诸胜地。曾来到五峰山华严寺，以燃指奉文殊菩萨。其后又到佛教圣地五台山西台秘魔岩创建佛寺，弘传其法，闻名于时。③

    智江(885-958)，幽州三河人，15岁在盘山感化寺出家。唐天复三年(903)到五台山梨园寺，专攻《净名》、《上生》二典，得其精要，著有《瑞应钞》八卷传世。④

    隐峰，从马祖道一得悟，游学四方，后成道为五台山隐峰禅师。每年南来北往，冬居衡岳，夏止清凉。约在唐宪宗元和年间(806—820)，来到幽州，在银山隐居修行。(详见前文“禅宗在北京地区的弘传”)

    普化，为盘山宝积禅师的弟子，佛教史上记有他与真定临济宗创始人义玄禅师聚首切磋的一段佳话。《高僧传·普化传》称他“秉性殊常且多真率，作为简放言语不拘”。“尝与临济玄公相见。乃对之以之驴鸣。旁侍无不哂笑”。⑤他通过与义玄禅师机锋较量，启发学人悟禅，后成为义玄创立临济宗的得力助手。宋人王安石曾在《诉衷情》词中赞其：莫言普化只癫狂，真解作津梁。

    三、与敦煌佛教中心的往来

    隋唐以来以云居寺为中心的房山地区佛教的兴盛，使北京成为北方佛教发展的重要地区。从敦煌莫高窟中发现的与幽州佛教有关的记载，可以看出北京佛教与当时敦煌佛教圣地之间的往来。

    敦煌石窟中，7世纪末、8世纪初开凿的第323窟，主室南北两壁有初唐绘制的佛教史壁画8幅，其中就有《佛图澄灭幽州四门火图》。佛图澄灭火的故事发生在北朝时期的幽州，到唐代已成为佛教界周知的典故，由此也可看出幽州佛教的地位和影响力在提升。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还发现唐人手抄佛经中，《诸经要集》卷十二至二十的卷末，有与幽州有关的一条写经题记云：“维开元二十有三载(735)，于幽州写记之，王庭与吕兰师兄校勘记”。从字里行间不难看出，幽州的佛教信众对敦煌佛教圣地十分景仰，虔诚地抄写佛教经典，并经过慎重校勘，千里迢迢从幽州送往西北的佛教中心敦煌莫高窟。这部经书，是目前所发现北京地区最早的手写纸经的实证⑥。这些记载可以说明，隋唐以来，以房山石经为代表的幽州的佛教文化已经有了长足发展，与另一个佛教圣地敦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四、与印度佛教的往来

    范阳高僧义净西行求法。义净(635—713)，范阳人，唐代求法高僧。俗姓张，字文明，自幼步入空门，从慧智禅师受具足戒。此后精研佛法，“遍询名匠，广探群籍”。因仰慕法显、玄奘等高僧坚忍不拔西行求法的精神，“年十有五便萌其志，欲游西域”。于唐高宗咸亨二年(671)，告别师尊，出发西行，“奋励孤行备历艰险”。经二十五年历三十余国，在西土学习和翻译佛教经典，同时考察印度佛教教规和社会习俗，饱经磨难，终成正果，得梵本经律论近四百部，舍利三百粒。于武周证圣元年(695)，义净归国抵洛阳，武则天“亲迎于上东门外”，赐予“三藏”之号。义净备受朝廷优礼，在洛阳与长安继续从事译经。义净毕生译佛经五十六部二百三十卷。在翻译方法上也独具特色。在义净翻译佛经的译文或正文下，常可看到他加写的注文，订正译音、译义、考核名物制度。宋人赞宁称颂：“自汉至今皇宋，翻译之人多矣。……净之才智，可谓释门之象胥”。义净不仅与法显、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三大西行求法高僧，而且与鸠摩罗什、真谛、玄奘并称为中国佛教史上的四大翻译家。⑦

    玄宗先天二年(713)，义净在长安大荐福寺翻经院去世。他早年不畏艰险，西行求法，晚年殚精竭虑，传译佛经，为中国佛教的发展和中外文化交流做出了卓越贡献。其所著《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二卷等著作，介绍了初唐时期赴印求法盛况、中印交通、印度佛教及社会生活面貌等，成为研究佛教史及中印文化交流史的难得资料。

    吐火罗国“禅和尚”普照来幽州弘法传道。普照，吐火罗国僧侣。唐代中期，幽州佛教十分兴盛，吸引远在异国的僧侣慕名前来弘法游化。《元一统志》记载，唐德宗年间，有吐火罗国僧侣“禅和尚”普照来到幽州，在城东创建佛寺传道弘法，“佛宫僧舍，几至千室”，规模宏大，为燕地所罕见。贞元初年，御赐寺额曰“宝刹”。⑧福州广福寺高僧雪峰义存即于唐宣宗时来幽州宝刹寺受具足戒。《宋高僧传·义存传》记载了宝刹寺位于“大都丽正门外，西南三里旧城施仁关，大唐宝刹寺也”，以及寺内“幽州大都督府宝刹寺禅和尚碑铭”。⑨

    五、与日本佛教的往来

    唐代是中日两国交往频繁的时期，北京与日本佛教界的最早交流可以追溯到唐代入华的日僧圆仁。

    日本请益僧圆仁和《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圆仁(793—864)，作为日本佛教史上著名的“入唐八家”⑩之一，于唐开成三年(838)以“请益僧”的身份加入遣唐使团入唐求法。入唐后，圆仁先在扬州开元寺学习梵文，又受密宗灌顶及两部曼荼罗、诸尊仪轨和佛舍利等。半年后，因圆仁等请益僧去天台山巡礼求法的行程未获朝廷准许，他遂与遣唐使一道返国。回国途中，船至登州赤山湾遭遇飓风，触礁搁浅，不得不上岸修理。圆仁即于此时脱离遣唐使团，滞留中国，辗转游历五台山、长安等地，从当地名师受学天台宗、密宗教法，其间遭逢唐武宗“会昌灭佛”，圆仁一度被迫还俗。后于公元847年，携佛教经疏、仪轨559卷回国。

    圆仁在中国求法将近10年时间里，目睹了发生在当时的众多史况，并亲身接触了中国的官吏、僧侣和平民，回国后将自己在中国求法时的所见所闻及其感触，凝聚在被称为世界三大旅行记之一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里。虽然史料中未见圆仁来过幽州的直接记载，但在这部书中，圆仁以日记形式记载了唐武宗灭法时幽州与镇、魏、潞四州节度使“不毁拆佛寺，不条疏僧尼，佛法之事一切不动之”(11)的一段重要史实。从圆仁的行记可以看出，他对当时的幽州和幽州佛教的情况是十分熟悉的。他以自己独到的客观视角，为北京佛教史留下了一段难能珍贵的记录，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2)

    ①  [清]董诰：《全唐文》，卷757《唐云居寺故寺主律大德神道碑铭(并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②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7《义解篇》第二，《释可止》，中华书局，1987年。

    ③  向燕生：《北京通史》，第二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95页。

    ④  同上，第296页。

    ⑤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20《普化传》，中华书局，1987年。

    ⑥  此经书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以低廉的价格从敦煌王道士手中买走，现存于法国巴黎，伯希和编号为2163。

    ⑦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1《义净传》，中华书局，1987年。

    ⑧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另见《宋高僧传》，卷20《释普化传》，中华书局，1987年。

    ⑨  [宋]释赞宁：《宋高僧传》，卷12《雪峰义存传》。

    ⑩  入唐八家，为遣唐僧中最有名的八位：最澄、空海、常晓、圆珍、圆行、圆仁、慧运和宗睿。

    (11)  [日]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记》，卷4，见白化文等：《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校注》，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2年。

    (12)  参阅杨曾文：《圆仁和日本天台宗》，载《中华佛学学报》，1997年，第10期，第267-2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