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的北京佛教，是指公元938—1125年在北京地区传播的佛教。辽代是契丹族入主中原建立的地方性政权。辽太宗升幽州为陪都南京(燕京)之后，北京政治地位显著提升，开始山地方性的行政首府向全国性的政治中心过渡。辽代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和护持不遗余力，北京地区佛寺大规模兴建，寺院经济高度发展。佛教宗派纷呈，各宗名僧在燕京大力弘传，各族士庶崇佛热情高涨。举国家之力雕造《契丹藏》并向东邻高丽传播。云居寺石经大规模续刻，佛教文化事业空前繁荣。北京佛教的对外交往十分活跃。

    第一节  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对北京佛教的影响

    辽代升幽州为陪都南京(燕京)，政治地位显著提升。辽朝帝王崇佛，大力倡导佛教，由此推动辽代佛教的发展臻于极盛。燕京佛教也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成为辽朝佛教发展的中心。

    一、陪都燕京政治地位显著提升

    辽太宗会同元年(938)，石敬瑭将燕云十六州割让给契丹，辽太宗随即“诏以皇都为上京，府曰临潢。升幽州为南京(又称燕京)，南京为东京”。①幽州自此纳入辽朝的版图。燕京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是汉与契丹两种文化传播、融合的中介与枢纽。燕京深厚的人文底蕴，对于契丹社会迅速向封建制转化，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幽州地区由地方性行政首府一跃而成为辽朝的陪都，拉开了北京都城史的序幕，为发展成全国的政治中心迈出了第一步。

    幽州提升为陪都燕京后，政治地位更是显著提升。统和七年(989)十二月，圣宗两次幸燕京延寿寺饭僧；重熙十一年(1042)，兴宗以宣献皇后忌日，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燕京延寿、悯忠、三学三寺②；咸雍八年(1072)，道宗“以战多杀人，饭僧南京，中京”。③此外，圣宗、兴宗、道宗三朝刊刻《大藏经》，最后编成《契丹藏》，都选择在文化底蕴深厚的燕京进行。政治地位的提升，使燕京佛教亦成为五京之首，有“僧居佛寺，冠于北方”之称，成为整个辽朝佛教发展的中心。

    唐代发动于中原的两次灭佛运动，对于远在北部边地的幽州，由于地理位置和政治统属的关系，并未造成严重影响，尤其是后周灭佛时，燕云十六州已被石敬瑭割让给了契丹，不属于后周管辖之地，故灭佛诏令未予严格施行。幽州佛教原有基础没有受到严重冲击，因而承袭了隋唐佛教繁盛的遗绪。同时，中原地区的大批僧侣因避法难而涌向幽州，以致各宗名僧齐聚燕京弘教传法，也为辽代燕京佛教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燕京佛教迎来空前的发展机遇。

    二、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

    辽代是北方契丹民族建立的政权，唐末受中原文化的影响，开始向封建社会形态过渡。幽燕地区自归入辽以后，随着辽朝封建化进程的加快，统治者意识到单纯依靠强权和暴力不能使统治区的人民臣服，而通过提倡佛教可以有效地缓和阶级矛盾；同时，佛教比辽朝原始的萨满教有着相对成熟系统的理论，比较容易在汉族和北方民族中都得到认同和发展，可以成为契丹统治者笼络各族人民的思想武器。于是，辽朝帝王在加强武力统治的同时，大力推行佛教。

    对佛教的高度推崇。主要表现在辽圣宗、兴宗、道宗三期大行佛事饭僧、优礼名僧、施给寺院土地和民户、实行“二税户”制度、举国家之力整理刻印佛教典籍、内廷设坛授戒，开讲习律学之风等方面。

    由于辽代皇帝崇信佛教，每逢帝后幸寺、病愈、生日、忌日、外国遣使通好祝贺、战捷、示慰死者、帝后石像告成、天降甘露和诸路济贫救灾等等，即常有饭僧的举措。④从兴宗朝开始，饭僧规模之大，次数之频繁，至道宗朝已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辽史·道宗纪》记载，大康四年七月“诸路奏饭僧尼三十六万”。⑤对提高佛教的社会影响产生了重大作用。

    辽代帝室对出家人尤其是名僧的优礼也达到极高的规格，有些僧人还担任朝廷要员，参与政事。如兴宗重熙十八年敕授非浊为上京管内都僧录、燕京管内左街僧录；道宗清宁年间，敕授名僧纯慧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检校太傅、太尉等官职。对僧人授官加爵，给予高规格的礼遇，极大地提高了僧尼的社会地位。辽统治者还热衷捐资建寺，施给寺院以土地和民户。如圣宗次女秦越大长公主舍宅建大昊天寺，同时施田百顷，民户百家；其女懿德皇后又施钱十三万贯。在统治者的示范带动下，贵族和富豪们亦起而效仿，众多得到施予的寺院拥有了广大的土地和民户，由此形成了寺院二税户的特殊制度，不仅提升了佛教寺院的社会地位及其在人们宗教信仰上的影响力，同时也增加了寺院的收入，使辽代寺院经济得到高度发展。

    辽代帝王对佛教经典的整理刻印高度重视，举国家之力刊刻了大藏经《契丹藏》。云居寺石经续刻也得到辽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帝王的高度支持。辽道宗在辽代诸帝崇佛中更是达到极高层次。他通梵文，对华严学有一定造诣，还在内廷设坛授戒，开讲习律学之风。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不遗余力，使辽代佛教发展臻于极盛。

    对佛教的管理与控制。在崇奉和提倡佛教的同时，辽统治者通过设立佛教管理机构、颁布整顿佛教僧团的措施等对佛教加以管理和控制。辽代在五京都设有佛教管理机构僧录司。如辽五京之一的燕京所设佛教机构为“燕京管内左右街僧录司”，皆由僧人出任，以管理佛教事务。自圣宗以后，辽朝佛教进入了全盛期。与此同时，由于寺院经济的膨胀，以及僧侣人口的冗滥等超出了社会的正常承受能力。辽廷为此先后颁布一些整顿佛教僧团的措施，如统和九年正月，圣宗诏禁私度僧尼。统和十五年(997)十月，诏诸山寺院毋滥度僧尼。开泰四年十一月，诏汰东京僧等等。但辽代后期的兴宗、道宗、天祚三朝，辽廷对佛教僧团基本上疏于控制，从大康四年(1078)七月，“诸路奏饭僧三十六万”的记载来看，僧尼泛滥已成不争的事实。辽朝僧侣人口的冗滥得不到有效遏制，从而导致了深刻的社会危机。虽然“辽以释废”的说法尚可商榷，但辽代佛教过度发展所产生的消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

    三、统治者与北京佛教的关系

    幽燕地区自归入辽以后，统治者在陪都燕京大力提倡佛教，促使燕京佛教空前兴盛。辽太宗耶律德光在接受燕云十六州后不久，便来到燕京，幸悯忠寺大悲阁，并阁中白衣观音菩萨像迁至契丹族的发祥地木叶山，以尊奉家神的名誉，建立了一座大寺院，即“菩萨堂”。表明了辽太宗对佛教的认同。此后，崇佛敬法成为辽朝统治者的基本国策。对燕京佛教发展影响最大的是其后的圣宗、兴宗和道宗三帝。

    辽圣宗在位期间，多次在燕京寺院饭僧，如统和七年在延寿寺饭僧；统和十二年，因造景宗石像成，在延寿寺饭僧；太平二年，又在三京大行饭僧。他还重视对佛教经典的整理、刊印。圣宗太平七年(1027)，涿州刺史韩绍芳了解到房山石经唐末以来未有续造，于是奏请圣宗恢复刻经。圣宗给予高度关注，先赐普度坛利钱予以资助，又派瑜伽大师可玄提点镌修，使唐末五代中断的刻经事业得以重新恢复。与此同时，圣宗朝还在燕京始刻佛教大藏经《契丹藏》，这也与圣宗对佛教的重视有关。

    辽兴宗对燕京佛教的全面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他礼敬高僧，经常召请名僧入内廷讲经说法，给僧人以优厚的待遇，并授给高官。兴宗还经常在燕京的佛寺饭僧，如重熙十一年(1042)十二月，在宣献皇后的忌日，兴宗与皇太后一起穿素衣在三学寺、悯忠寺、延寿寺饭僧。他对房山云居寺石经续造也给予热心支持，赐御府钱，放债取息，为支持房山石经续造提供物质保证，从太平七年至清宁三年，云居寺在兴宗朝共刊刻经石2739条，完成了《四大部经》之全套，从而接续了唐末中断的刻经卷次。此外，兴宗还深入经藏，研究佛理。他对佛教的信仰和研究兴趣，对后来的道宗皇帝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辽道宗是辽代诸帝中奉佛最为热忱者，对燕京佛教的发展所做贡献甚多。咸雍六年，他对悯忠寺进行了修缮，并赐名为“大悯忠寺”；大安十年，再次对悯忠寺进行大规模的修缮，把观音阁由两层改为了三层，寺中现在保存着《舍利石函紫褐师德大众题名》的辽代石刻反映了这次重修的情况；他还与懿德皇后施钱十八万贯助建大昊天寺。道宗清宁八年，楚国大长公主舍私第建竹林寺，“竹林”之名亦为道宗所赐。道宗礼敬通理、守臻、法均等名僧，赐以爵位和名号。道宗不仅崇信佛教，对佛学也有着浓厚的兴趣和较高的造诣。他曾命著名高僧为华严宗重要论著《释摩诃衍论》进行注疏，道宗皇帝为之亲作《引文》和《序》。同时，道宗自己也撰写了研究华严的著作《华严经随品赞》十卷。由于道宗对佛学研究的高度重视和参与，佛教各宗派在陪都燕京弘传流行之盛甚至超过了同时代的中原地区，其中，华严宗和密宗影响最大，两派相互吸收和融合，成为辽燕京佛学思想的一大特色，道宗对燕京佛学发展的推动功不可没。

    ①  [元]脱脱等：《辽史》，卷4《太宗纪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45页。

    ②  同上，卷19《兴宗纪二》，第228页。

    ③  同上，卷23《道宗纪三》，第273页。

    ④  李家祺：《辽朝佛教研究》，载《中国佛教史论集》宋辽金元篇，台北：大乘文化出版社，1977年，第94页。

    ⑤  [元]脱脱等：《辽史》，卷23《道宗纪三》，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