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宗派及其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由于辽代帝王对佛教的提倡，特别是对佛学研究的重视，辽代佛学流派齐聚燕京，各宗人才辈出，佛学高度发展。从圣宗到道宗的一百余年间，是辽代佛教的义学兴盛期。各派义学的代表人物，基本活跃在这个时期。辽代各州府都选拔有学问的高僧为纲首，指导僧众学习，以期从讲(讲解佛经)、业(修持)、诵(读经)三方面提高僧人的佛学修养。这些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辽代佛教义学的发展。
辽代燕京流行的佛教宗派之多，几乎囊括我国隋唐建立的佛教八大宗派全部内容，有律宗、华严宗、密宗、唯识宗、净土宗、三论宗、天台宗、禅宗，还有小乘的毗昙、成实二派。各宗都有享誉当时的名僧在弘传。由于辽代制定有佛教人才的考选制度，以选拔经、律、论三方面的优秀人才，成为指引学人的法师，合格者获得如“讲经论法师”、“讲律法师”等头衔，以确立其在佛学某一领域的地位。
一、律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早在唐代，北京地区便涌现出众多律宗僧人和弘传律宗的寺院。到了辽代，圣宗、兴宗和道宗三帝都重视律宗。兴宗与名僧海山(思孝)互相唱和，从所遗的诗歌来看，多以律宗为宗旨。到了道宗的时候，索性在内廷设坛受戒，开讲律学风气。随着统治者对佛教义学的大力提倡和重视，推动了燕京律学的发展。当时燕京的佛寺多为律寺，南宋使臣洪皓在其所著《松漠纪闻》中说：“燕京兰若相望，大者三十有六，然皆律院”。著名的律宗寺庙有大昊天寺、悯忠寺、慧聚寺、奉福寺、三学寺、永泰寺、盘山甘泉普济寺等。弘传律宗的名僧主要有法均、悟敏、志智、非觉和等伟师徒、澄渊、思孝、守道、志远等。
法均(1021—1075)，辽慧聚寺高僧，燕京玉河县人(一说为江西牛头虎溪人)。少年时在京西紫金寺出家，拜非辱律师为师，学习律宗佛法。后云游诸方参学。清宁七年(1061)奉诏在燕京整理佛经，校定诸家章钞。曾在马鞍山慧聚寺住持多年，率众营建戒坛，并对慧聚寺进行了大规模整修。咸雍六年(1070)四月戒坛建成后，法均开坛演戒，讲经说法，声誉日隆，听讲者众多，就连当时与辽国对峙的北宋境内的信徒，也越境前来听讲。道宗皇帝闻其名，特遣大臣请至宫中为道宗传授“佛制”，受到道宗特别嘉奖，授予他“崇禄大夫守司空”的高爵和“普贤大师”称号。法均应请到辽国各地宣律传戒，前后受忏弟子达500余万。①太康元年(1075)在戒台寺圆寂，塔葬于寺后。塔前有辽代碑刻《马鞍山故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大师遗行碑铭并序》②，为京西最古老的佛教碑刻之一。
裕窥(?—1115)，为法均之后戒坛律脉法系传承者，继续在慧聚寺弘传律宗。裕窥开坛传戒40年，《补续高僧传》中称裕窥“守德严戒，有师之风。辽主嘉之，仍袭传戒大师，赐崇禄大夫检校太尉，提点天庆寺，并赐御制菩提心戒本，命开戒坛。说戒一如师在日。年七十而化”③。受朝廷赐封“检校太尉”高爵。天庆五年(1115)圆寂，葬于马鞍山慧聚寺。再传弟子为悟敏、悟铢。悟敏开坛传戒22次，所度弟子甚众，得到天祚帝赐紫衣和“传戒大师”德号。由于法均师徒律脉法系的弘传，京西慧聚寺遂成为其时燕京最大的律学中心。
志智(1020—1100)妙行大师，俗姓萧，字普济，契丹族，为辽国舅、大丞相萧孝忠的家族成员。自幼从著名高僧郎思孝门下出家。重熙十三年(1044)受具足戒后，四方参访，精究律部。辽清宁五年(1059)，得道宗皇帝和秦越大长公主之女出钱，建大吴天寺，道宗御赐寺名。志智成为大吴天寺的第一代住持。咸雍六年(1070)，又得太傅延寿大师授以传法戒本。寿昌六年(1100)圆寂。
非觉(1006—1077)，析津府良乡人。受具后专攻四分律，后弘阐律藏，住蓟州盘山甘泉普济寺，以律行闻世，曾任燕京三学寺临坛大德，受诏入大内说法，赐紫衣，任燕京右街僧录判官。
等伟(1051—1107)，为非觉弟子，大康元年从非觉出家受戒，潜心研习经律，曾主福田寺与香林寺。寿昌三年(1096)在慧济寺讲律，在律宗弘传上颇有影响，“京师义学，群以律主许之”。④他针对当时僧团状况，力整积弊，重振宗风，声闻朝廷，赐号“慈辩”。曾出任燕京三学殿主，授“善济大德”，声誉卓著。
澄渊，为燕京奉福寺国师圆融大师，著有《四分律删繁补阙行事钞评集记》14卷、《四分律钞评集记科》3卷。
思孝，兴宗时人，俗姓郎，早年曾中进士，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金人王寂《辽东行部志》中记载，辽“司空大师”思孝，早年举进士，后因厌弃尘俗，到觉花(华)岛为僧。思孝博通诸经，多宗兼修，名重一时，深得兴宗崇重，赐号“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凡上章表，名而不臣。”“自国主以下亲王贵主，皆师事之”。据高丽《义天录》所载，思孝对《华严》、《涅槃》、《法华》、《宝积》、《八大菩萨曼陀罗》等诸多经典都有注疏和科文，并辑有《一切佛菩萨名集》二十五卷。
辽代燕京治律学者还有守道，曾应道宗召于内廷建置戒坛。又有志远，曾应召主持内廷戒坛。
二、华严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华严宗于隋唐时即开始在北京地区传播。到辽代，由于统治者特别是辽道宗的大力提倡，遂使华严宗在燕京地区得到极大发展。辽代佛教中华严学阐释的一大特征是重视清凉澄观的《华严经疏演义钞》。据高丽义天《义天录》记载辽代有澄观《演义钞》，有道弼、思孝等所撰的阐释疏作。1096年(寿昌二年)，《高丽续藏》刊行了鲜演的《华严经谈玄抉择》6卷，并经高丽传入日本。辽代华严学阐释的主要代表为鲜演，此外还有觉苑、道*(左辰右殳)、惟脤、崇昱、玄照等。
鲜演(1048—1118)，辽代晚期享誉海内外的一代华严宗师。俗姓李，祖籍陇西怀州(今辽宁巴林右旗)人。一生主要活动于上京大开龙寺，深受道宗宠遇。大安五年(1089)赐号“圆通悟理”。寿昌二年(1096)，为崇禄大夫、检校太保。乾统元年(1101)，天祚帝即位，乾统六年(1106)又迁太傅。天庆八年(1118)卒。鲜演曾应楚国大长公主之请，入主燕京竹林寺，“永为讲主”，朝廷赐予紫衣袈裟并“慈惠”德号。撰有《华严经谈玄抉择》、《仁王护国经融通疏》、《菩萨戒纂要疏》、《摩诃衍论显正疏》、《菩提心戒》等。其中《华严经谈玄抉择》6卷为鲜演阐释华严学的主要作品。
觉苑(1034—?)，燕京奉福寺僧人，曾从印度摩尼学法，主修密教，兼弘华严。著有：《大日经义释演密钞》10卷、《大日经义释科文》5卷、《大日经义释大科》1卷。
道*(左辰右殳)(1056—?)俗姓杜，字法幢，山西大同人。自幼拜名师出家，15岁学习律学。后来四方参学，广学经律论，博达多闻，“内精五教之宗，外善百家之言”，尤精于密教和华严。他曾在燕京弘法，晚年归隐于五台山金河寺，潜心著述，著有《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2卷、《供佛利生仪》1卷。
志实，著有《华严随经品赞科》一卷，是对道宗《华严随品赞》所作的科文。
惟脤，出家于燕京悯忠寺，师从守净。他弘传华严学，“诵《白莲经》，遇恩得度”。道宗赐以紫衣并慈智之号。有《燕京大悯忠寺故慈智大德幢记》记其事迹。⑤
崇昱，安次县崇福里人，曾开讲“大华严大经，周满三遍，玄谈七十席”。⑥
思孝，多宗兼修(详见前文“律宗”)，对华严宗也有深入研究，曾宣讲《华严经》，写过许多经典的注疏。兴宗赐号“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
道宗皇帝，也是一位华严宗学者，著有《华严经随品赞》10卷、《发菩提心戒本》2卷，在道宗的倡导下，华严宗盛行于燕京。
辽燕京弘传华严宗的一个重要道场是宝集寺，据明《顺天府志》卷七“宝集寺”条记载，辽统和年间，有沙门彦珪在宝集寺大开讲筵，后继者有彦琼、宗景和慧鉴等。
三、密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北京密宗的传入最早见于唐代，辽代时密教信仰已广泛流行于社会各阶层，从皇室贵戚到士庶百姓，往往通过雕塑佛像、建塔造幢等活动表达虔诚的信仰。辽代密教的兴盛，不仅涌现出许多传播密宗的寺庙和僧人，同时，密宗还与其他佛教宗派相融合，形成了显密结合的特色。辽代密宗在燕京的弘传者，既有外来僧侣，如两位印度密宗僧人慈贤和摩尼相继入燕传播密宗；也有不少本地僧侣，如可玄、志秘、非浊，以及提倡显密融通的觉苑和道*(左辰右殳)等。
慈贤，来自中印度摩揭陀国，是辽代传译密教经典的代表。据房山石经目录和《至元录》的记载，慈贤在辽国先后翻译了9部13卷密教经典，包括《佛顶尊胜陀罗尼经》一卷、《大悲心陀罗尼经》一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五卷、《妙吉祥平等观门大教王经略出护摩仪轨》一卷、《妙吉祥平等瑜伽秘密观身成佛仪轨》一卷、《一切如来白伞盖大佛顶陀罗尼》一卷、《大悲心陀罗尼》一卷、《大随求陀罗尼》一卷、《梵本心经》一卷等。
摩尼，来自西印度，在圣宗末、兴宗初来到辽国，传无上瑜伽密教，比慈贤来辽时间稍晚，著名弟子有觉苑。
由于两位印度密宗僧人慈贤和摩尼的传播，在兴宗时，燕京开始有了学修密宗的汉地僧人。辽代统治者对密教的重视和喜好，推动了密教在燕京的流行。到辽道宗时期，信奉和修学密宗成为一时之风气。有学者根据《全辽文》统计，道宗时见于记载的密教僧人有涿州广因寺的奉振、守恩、智觉；房山云居寺的可成、季令；涿州石经寺的善慈、志莹等等，密宗在燕京的传播达到鼎盛。世俗百姓对密宗的信仰表现在信奉密宗咒语，并在人死后建陀罗尼经幢，藉以消除亡者生前罪业，往生极乐世界。至今，在北京地区仍然可以见到不少辽代留下的石刻经幢，如位于戒台寺的辽大康元年法钧和尚法幢《尊胜陀罗尼经幢》和大康三年《传菩萨戒大师大悲心经幢》，以及位于陶然亭慈悲庵的辽寿昌五年《故慈智大德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等，都是辽代密教在燕京流行的见证。
由于辽代密教流传范围广，影响大，并且得到朝廷的支持，当时燕京有不少僧人修学或传习密教，如可玄、志秘，以及兼修华严和密宗、提倡显密融通的觉苑和道*(左辰右殳)。
可玄(一作可元)，辽兴宗年间曾在燕京弘法，其事迹见于辽清宁四年(1058)赵遵仁《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四大部经记》中的记载：“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玄提点镌修”。⑦
志秘，辽兴宗时曾在蓟州云泉寺传播密教。据咸雍八年(1072)范阳王鼎所撰的《大辽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记载，志秘师徒在蓟州一带传习密教，远近皆信，很有影响。重熙九年(1040)，本郡张从轸等百余人请志秘到家乡传教。志秘与弟子定远到神山，住云泉寺，徒众很多。云泉寺因志秘师徒的到来，香火旺盛。他重修寺院，建立道场，“正殿之内，实以本尊八大菩萨，颇加严饰，以备皈依”。朝廷赐以云泉寺额，以示对密教传播的支持。
觉苑(1034—?)，燕京奉福寺僧人，是辽代研习密宗的重要大师。曾从摩尼受学，“名冠京师”。先后奉兴宗、道宗之命撰出《大日经义释演密钞》10卷、《大日经义释科文》5卷、《大日经义释大科》1卷。后受封“崇禄大夫”、“检校太保”、“总秘大师”等称号。
道殿，山西大同人。他弘扬密宗的道场是燕京永安寺(今白塔寺)。据元代如意祥迈《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铭》记载，他曾于寿昌二年(1096)在永安寺主持兴建了“释迦舍利灵通之塔”，塔中舍利的供奉便是他按照密教的仪轨布置的。同时，他对华严宗也有较深造诣，提倡显密兼修，是辽代显密融通思想的集大成者，道宗皇帝特赐予“显密圆通大师”称号。
四、唯识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唯识宗由唐代高僧玄奘及其弟子窥基创立。辽代燕京唯识宗仍有相当影响，弘传僧侣主要为无碍大师诠明。
诠明(926—1011)，又名诠晓，避辽穆宗讳而改名。辽圣宗赐号“无碍大师”。曾任燕京管内左街僧录和燕京悯忠寺钞主，于辽统和八年为悯忠寺兴建“释迦太子殿”。在奉旨“重定经录”过程中，纂辑《续开元释教录》(跋作“重修贞元续录”)，成为辽圣宗时期雕版和石刻藏经的底本。辽圣宗统和年间主持编订辽代大藏经《契丹藏》，成就了辽朝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伟业。在唯识学方面造诣精深，撰写了许多唯识学的经钞，故得“钞主”称号。佛学成果主要有：《法华经会古通今钞》10卷、《法华经科》4卷、《法华经大科》1卷、《金刚般若经宣演科》2卷、《金刚般若经宣演会古通今钞》6卷、《金刚般若经消经钞》2卷、《金刚般若经消经钞科》1卷、《弥勒上生经会古通今钞》4卷、《弥勒上生经科》1卷、《弥勒上生经大科》1卷、《成唯识论详镜幽微新钞》17卷、《成唯识论应新钞科文》4卷、《成唯识论应新钞大科》1卷、《百法论金台义府》15卷、《百法论科》2卷、《百法论大科》1卷等，在高丽义天《新编诸宗教藏目录》中有详细记录。
除无碍大帅诠明外，辽代燕京弘扬唯识的还有守臻、崇昱、玄枢、澄方等。
五、净土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北京地区净土宗的流行始于辽代，弘传净土宗的僧侣以燕京奉福寺非浊最为著名。
非浊(?—1063)，字贞照，俗姓张，祖籍范阳(河北涿县)。辽重熙初出家，礼圆融国师为师。不久罹患脚疾，隐居盘山，修大白伞盖法。常宴坐诵持，重熙八年(1039)兴宗召他入京，赐予紫衣。重熙十八年(1049)，敕封为上京管内都僧录，后又封为燕京管内左街僧录。道宗即位，加封“崇禄大夫检校太保”，后又晋升为“检校太傅太尉”，赐号“纯慧大师”。曾广罗搜访缺章，修治睿典，撰成《随愿往生集》二十卷，进呈御筵，道宗对他亦“嘉赞久之，亲为序引，寻命龛次入藏”。清宁六年(1060)，道宗驾幸燕京，又亲授他“燕京管内忏悔主菩萨戒师”。清宁七年(1061)，非浊在奉福寺设坛传戒，盛况空前，前来受戒的僧俗弟子不可胜数。清宁九年(1063)圆寂于燕京竹林寺。司空豳国公仰其高躅，为之建立寺塔，并造《非浊禅师实行幢记》，清宁九年五月讲僧真延撰并书，亦称《奉福寺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⑧著有《三宝感通录》3卷、《大藏教诸佛菩萨名号集》2卷、《首楞严经玄赞科》3卷。
六、禅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禅宗是辽代燕京流行的众多佛学流派之一，主要流行于辽代初期和末期。辽初禅宗的传播承继唐代的余绪，但势力较唐时已明显式微。主要传播者有智辛、从实和开龙等禅师，以从实禅师影响最大。传播道场有盘山感化寺和马鞍山潭柘寺等。
从实，来自湖南，为曹洞宗二世法脉传承。辽太宗会同年间(938—946)来燕京，在潭柘寺聚徒讲法，“与其徒千人讲法潭柘，宗风大振”⑨，后世以“潭柘”之名称誉他，影响甚大。后示寂于华严祖堂，塔葬山中。
智辛，俗姓王，金台三河(今河北三河县)人，15岁出家，受具戒后四方参学，德业俱进。后返盘山故寺，重开法席。辽初时曾驻锡燕京崇国寺，从其问禅、请益者往来如云。天禄五年(951)坐化，葬于燕城之北。其门人有崇德、崇信等。⑩
开龙，名智常，《元一统志》记载他于辽世宗天禄(938-950)之初，在燕京“弘潭柘之道”。(11)
辽代中期，禅宗在燕京的传播陷入了暂时沉寂。辽统和(983—1012)年间，著名佛学大师诠明勘定经录时，竟然将禅宗根本经典《六祖坛经》视为伪妄之作而排斥在经录之外，反映出禅宗在当时佛教界的地位以及教门对宗门的态度。
辽代末期，一度沉寂的宗门又在京西大安山莲花峪形成禅宗的传法道场，代表人物有通理、通圆和寂照等，主要活动于大安山延福寺。《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12)中称“唯三上人(指通理、通圆和寂照)乃曹溪的嗣，法眼玄孙”，指三人为法眼宗法脉。黄春和先生以《中国佛教》第一辑中“中国佛教宗派源流·法眼宗”所述“到宋代中叶，(法眼宗)法脉就断绝”(13)为据，推断“辽时法眼宗传入燕京是不可能的”，并认为《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中“法眼”的“眼”应为“演”的别字，系指临济宗第十世法演大师。(14)
对于法眼宗到宋代中叶法脉断绝之说，温玉成先生在《中国佛教史上十二问题补正·附记》中述及他曾在重庆合川县“二佛寺”北侧发现有“法眼正宗”十七世及十八世(传自南宋闻公)传人的墓塔，他据附近僧墓所记，列出其上下传承六代排序。温玉成先生指出“自南宋闻公以至明清，二佛寺即世世传续法眼宗”(15)。庄万翔等学者认为《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有关通理等系“法眼玄孙”的记载，是“法眼宗法脉在北方传承的新资料”，应视为“初窥端倪的燕京法眼宗法脉传承”的重要补正。(16)而通理大师作为辽代房山云居寺刻造石经的末期主持人，准确地把握他的法脉传承，对于研究辽代北京佛教史也具有一定的价值。至于辽代大安山延福寺是否确系法眼宗在北京地区传承的道场，尚待发掘更多史料来佐证。
通理(1049—1098)，讳恒策，字开玄，俗姓正，上谷矾山县人(今河北涿鹿县)，7岁在宝峰寺出家，法名从义，16岁便登堂宣讲，23岁时得到燕京城内永泰寺守臻大师赏识，从学禅宗，成为禅宗传人。道宗皇帝赐紫袍和“通理”法号。大安八年，发起续刻房山石经，至大安十年，与门人共刻佛经62部，经板4080块。后住锡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一生共度菩萨戒弟子一百五十余万，剃度门徒四十八人。(17)有《通理大师集金刚礼一本》、《先师通理三制律》(又称《性海三制律》)和《通理大师立志铭》传世。
通圆(1049—1104)，讳法颐，俗姓郑，燕京良乡县南石村人。“幼慕佛乘，志乐出家”。礼燕京开悟寺金刚大师为师，从其受戒。闻莲花峪胜迹，杖锡而至，其时通理也挂锡于此。道宗皇帝闻其道风，宣请瞻礼，特赐紫袍和“通圆”法号。天祚帝时又宣请为内殿忏悔主，名声大振，从其皈依者数以千万计，门徒达数千之众。(18)
竹林宝和竹林安。有学者认为，辽末还有竹林宝、竹林安两位禅僧活动于燕京，将禅宗从南方宋地重新传入。竹林宝和竹林安为师承关系，在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中列有他们的名号。由于史料中对二人的弘法时期没有明确记载，黄春和先生以竹林宝的第五传弟子海云印简生卒年(1202—1257)往前推算，认为竹林宝和竹林安的活动应跨辽金之交，从二人名号前所冠“竹林”之称，应指燕京的竹林寺。据此认为“两位临济宗匠在竹林寺活动，可见竹林寺无疑是当时临济宗传播的一个重心”。(19)而庄万翔等学者以禅宗史上的法脉传承推定：“竹林宝、竹林安的弘法时间约为1133—1183年(辽代灭国时间为1121年)，大约在金天会十一年至大定二十三年”(20)，故提出辽时不可能有其二人在燕京的活动。
七、天台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天台宗在燕京的传播始于隋代，静琬即为天台宗三祖慧思的弟子。到辽代，弘传天台宗的代表人物为范阳僧侣惠诚。
惠诚，俗姓张，范阳人，自幼于惠华寺出家，拜玉藏主为师，师“授以天台止观”。其后师徒二人云游至京西三盆山，见有废刹遗迹，遂为重修，即三盆山崇圣院，据《辽三盆山崇圣院碑记》(21)记载，寺“乃晋、唐之兴修”，到辽代“殿宇颓毁，古遗犹存，石幢一座”。惠诚等“遂迺发心，募化众缘”。于“大辽应历二年(公元952年)兴工”，到“应历八年(公元959年)”中秋完工。建成大殿三间，中殿塑释迦牟尼佛，左右塑大智文殊师利和大行普贤两菩萨，两壁悬山塑了十八尊罗汉。另外，还建了两廓僧舍、钟鼓二楼，修建后的寺院“殿宇金碧交辉，圣容灿烂争鲜。钟声郎朗响山川，鼓韵咚咚达霄汉”。成为京西弘扬天台宗的名刹。
八、显密融通的主要代表
辽代佛学宗派中，最发达的是华严宗，其次是密教。显密融通是辽代佛学的突出特色。显教是密教称其他佛教派别为应身佛释迦牟尼公开说之教，即用言语文字明白说出教法者，称为显教，包括华严、唯识、天台、净土、律宗和禅宗。密教是指唐代建立的密宗，自称受法身佛大日如来所传深奥秘密教旨，通过符咒等特殊的修炼方法来修持和传授。二者之间的差别明显，以至相互冲突在所难免。显密冲突的结果，导致了两者的沟通与融合。辽代显教和密教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华严和密教的关系。在辽代佛教界，最著名的密教学问僧是精通华严的，而倡导显教和密教融合的学僧，也是研究华严的学者。觉苑和道*(左辰右殳)是倡导显密融合的主要代表。
觉苑，辽燕京圆福寺僧人。早年受到良好的世俗教育，出家后精通华严教理，又攻密部修行，所撰《大日经义释演密钞》，成为佛教史上仅存的阐释一行《大日经义释》的著作。“显密圆通”是觉苑阐释《大日经》的方法取向，即以摄取华严圆教义理，来阐释密教经典，提倡显密二教双修，体现出华严圆教观念的深刻影响。
道殿，是辽代另一位引华严圆教义理阐释密教的高僧。道*(左辰右殳)于辽道宗时在燕京永安寺大弘显密圆通之法，教授弟子，并亲自主持修了一座“释迦舍利之塔”，内有舍利二十粒，香泥小塔两千，无垢光陀罗尼经五部。一时形成极大的影响，道宗赐以“显密圆通大师”称号。道*(左辰右殳)博学多才，既通五教之宗，又善百家之言，尤其精通华严宗和密宗，其显密圆通思想的代表作品是《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四卷，并把准提法作为圆融显密的主要法门。在《显密圆通成佛心要集》中，道*(左辰右殳)对于准提行法提出了新的修法仪轨，将开元三大士所倡导的印度式的准提法改为中国式的准提法，其内容包括净法界真言、护身真言、六字大明咒和一字大轮咒，对后世的佛教修行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以华严宗圆融思想会通密教的，还有燕京归义寺纯慧大师守臻，撰有《通赞疏》十卷，《科》三卷，《大科》一卷。另外，兼弘净土宗和密宗的非浊也是显密双修的实践者。
①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7《法均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② 张云涛：《北京戒台寺石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99-102页录有碑铭全文。
③ [明]释明河：《补续高僧传》，卷17《法均传》附《裕窥传》。
④ [民国]喻谦：《新续高僧传》，卷17《辽蓟州盘山甘泉普济寺沙门释非觉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⑤ [辽]佚名：《燕京大悯忠寺故慈智大德幢记》，载《全辽文》卷9，中华书局，1982年。
⑥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57页。
⑦ 陈述：《全辽文》，卷8《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中华书局，1982年。
⑧ 喻谦：《新续高僧传》，卷3《非浊传》，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陈述：《全辽文》，卷8《非浊禅师实行幢记》，中华书局，1982年。
⑨ [清]神穆德：《潭柘山岫云寺志·后唐从实禅师》，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
⑩ [辽]张明：《感化寺智辛禅师塔记》，载《全辽文》，卷4，中华书局，1982年；另参阅黄春和：《辽燕京禅宗传播史迹考述》，载《佛学研究》，1999年，总第8期。
(11) [元]孛兰盼等：《元一统志》，卷“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12) 包世轩：《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北京文博》，1997年，第3期。
(13)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349页。
(14) 黄春和：《辽燕京禅宗传播史迹考述》，载《佛学研究》，1999年，总第8期。
(15) 温玉成：《中国佛教史上十二问题补正·附记》，载《佛学研究》，1997年，总第六期。
(16) 庄万翔、郑群辉：《关于辽金燕京禅宗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与黄春和先生商榷》，载《佛学研究》，2001年，第10期。
(17) 杨亦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84-85页；另参阅黄春和：《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通理实行补考》，见《北京文博》，1989年，第3期。
(18) 包世轩：《辽<大安山莲花峪延福寺观音堂记>碑疏证》，《北京文博》，1997年，第3期。
(19) 黄春和：《辽燕京禅宗传播史迹考述》，载《佛学研究》，1999年，总第8期。
(20) 庄万翔、郑群辉：《关于辽金燕京禅宗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与黄春和先生商榷》，载《佛学研究》，2001年，第10期。
(21) [辽]王鸣凤：《辽三盆山崇圣院碑记》，载《全辽文》卷4，中华书局，198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