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社会各阶层的佛教信仰
在辽代帝王崇佛风气之下，上至达官显贵，下到平民民众，无论汉族还是契丹族，佛教信仰在燕京地区各族士庶中空前高涨。
一、达官显贵的佛教信仰
豪门后裔韩绍芳支持云居寺石经续刻。韩绍芳是燕京豪门韩延徽家族的后裔，对辽代云居寺石经的续刻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韩延徽家族是辽朝燕京韩姓大族。韩延徽入辽后家居燕京，是辽太祖阿保机在位的股肱之臣。①因赫赫功绩而留名青史。韩氏家族在燕京地位显赫，对幽燕文化建设方面的贡献十分突出。
韩绍芳是韩延徽四世孙，官历枢密直学士、枢密都承旨、参知政事，加兼侍中。韩绍芳在圣宗太平年间为枢密直学士，并任涿州知州，在此期间发起并组织了房山云居寺石经续刻。赵尊仁撰《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记载，“太平七年，会故枢密直学士韩公讳绍芳知牧是州，因从政之暇，命从者游是山，诣是寺，陟是峰。暨观游间，乃见石室内经碑，目多依然藏贮，遂召当寺耆秀，询以初迹。代去时移，细无知者。既而于石室间取出经碑，验名对数。……以具上事，奏于天朝，……乃委故瑜伽大师法讳可玄，提点镌修，勘讹刊谬，补缺续新”②。韩绍芳在白带山发现贮藏在石室中的石经，了解到唐末以来未能续刻，便命云居寺的僧人清点石室经目，同时奏请圣宗皇帝恢复刻经。圣宗于是赐普度坛利钱作为刻经经费，又委派瑜伽大师可玄负责提点镌修，辽代大规模刻经由此开始。从其后兴宗重熙年间涿州刺史刘湘续刻《大般若经》的卷号来看，该经之前的卷三十六、六十八、七十三、一百四十七、二百二十三、二百三十八、二百五十四、二百六十四、二百六十七、四百八十六诸卷末均镌有“大辽太平七年岁次丁卯重修此经”的题记，可知韩绍芳当年率先“补缺续新”刻了该经残缺的上述十卷，随后又从五百二十一卷刻起，续刻了该经后面的八十卷。③云居寺东峰有唐金仙公主塔，塔阴刻有韩绍芳自涿州来此山的题记，证明韩绍芳确实常到云居寺亲自视察刻经情况，使肇始于隋唐的石经事业得以继承延续。辽朝是房山石经销刻的高潮时期，韩绍芳在这项活动中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两大长公主舍宅邸捐建佛寺。秦越大长公主和楚国大长公主分别舍宅邸捐建昊天寺和竹林寺，是辽燕京豪门望族崇佛的代表。
秦越大长公主出自燕京最有势力的豪门之一萧氏家族。萧氏是辽朝的后族，世代与耶律氏(契丹贵族、燕京特殊豪门世家)通婚。秦越大长公主为圣宗之女，兴宗的妹妹，韩国王萧惠之妻，道宗懿德皇后之母，身份非同一般，其夫萧惠也是燕京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萧孝穆的同族兄弟(阿古只的五世孙)，在圣宗开泰年间为南京统军使，太平年间继续在南京执掌军权。萧惠既是圣宗的女婿，也是兴宗的妹夫，还是道宗的岳父，与三代皇帝均为近亲，可见身份之显赫。④萧惠居官燕京，其妻秦越大长公主晚年专好奉佛，于清宁五年，将自己在燕京棠荫坊的私宅舍为昊天寺，并附带稻田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等。她还准备买马万匹进献朝廷，以便用朝廷的“回赐”再赏寺院。然而，这位崇佛甚笃的老公主未能等到寺院建成便去世了。秦越大长公主之女“懿德皇后为酬母愿，施钱十三万贯，特为奏闻”，道宗皇帝助建五万，并亲题寺额为大昊天寺。乾统八年沙门即满所撰《妙行大师行状碑》⑤记述了秦越大长公主舍私第建昊天寺的情况。该寺在辽南京城中具有特殊地位，与悯忠寺同为辽朝燕京重要的佛教中心。
燕京另一位舍私第建寺的楚国大长公主，据《奉福寺尊胜陀罗尼幢记》所载，清宁八年(1062)，“楚国大长公主舍诸私第，创厥精庐，奉敕以竹林为额”⑥。大长公主舍左街显忠坊之赐第为寺，寺建成，道宗赐额竹林寺。竹林寺初建，需要讲主，大长公主曾请名僧鲜演入竹林寺为讲主，道宗特赐紫衣，慈惠德号。竹林寺在当时享有盛名，为辽燕京四大禅院之一。
燕王韩匡嗣重修独乐寺观音阁。韩匡嗣(918—983)，蓟州玉田人，是中书令韩知古之子。《辽史·韩知古附韩匡嗣传》记载，他曾任始彰武军平军节度使、上京留守、南京留守、摄枢密使、西南面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等，任官居南京(今北京)留守时，封燕王。⑦后因与宋军作战失败，遥授晋昌节度使，降为秦王。著名佛教建筑——天津市蓟县独乐寺观音阁，传为辽代韩氏家族所建。独乐寺始建于唐代，辽代时在旧寺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重修。据《重修独乐寺观音阁碑》记载：“故尚父秦王，请谈真大师入独乐寺，修观音阁。以统和二年冬十月再建。上下两级，东西五间，南北八架，大阁一所，重塑十一面观世音菩萨像”。⑧其中“故尚父秦王”即指韩匡嗣。可知，出自显赫世家大族的韩匡嗣，以其雄厚的经济实力，施财修建寺院，成为辽代独乐寺大规模重修的重要施主。宿白先生在《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中认为，辽代韩家重修后的独乐寺，“疑亦具有韩氏家寺之性质”。⑨
魏王耶律汉宁造开泰寺。耶律汉宁，生平未详。据王曾《上契丹事》记载，辽南京城内“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⑩。王曾是北宋前期著名的政治家，兼文武之道、秉外交之赋。他在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五月，出使辽朝，返宋后撰《上契丹事》，记述所见所闻，其中就提到魏王耶律汉宁所建造的开泰寺。
关于耶律汉宁，《辽史》未见其传，仅在《辽史·地理志》中提到：“又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皆遣朝使游观”。(11)众所周知，《辽史》乃元人所修，金灭辽时没能很好地收集保存辽代的文书档案文献，致使散佚很多，而辽代本身史籍流传较少，加之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只准在境内流行，传于境外者处以极刑。这些都给后来元修《辽史》造成了很多不便，也导致元修《辽史》成为二十四史中质量较差的史书。(12)因此，关于耶律汉宁的最早记载，并非出自辽朝史籍。据古文献学家余嘉锡先生“考长编，卷七十九。大中祥符五年，尝引王曾即王曾行程录。曰：幽州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13)显然，史籍关于耶律汉宁的记载，始作俑者乃宋人王曾所撰《上契丹事》。
查《宋史》记有“时契丹国母萧氏与其大臣耶律汉宁、南北皮室及五押惕隐领众十余万，复陷寰州”(14)。余嘉锡先生据此推测：“耶律汉宁之名，不见辽史，既言攻陷寰州，疑即耶律斜轸”(15)。因《辽史·圣宗纪》记有“统和四年，六月甲寅，斜轸奏复寰州”。与《宋史》所记史实似甚相合。不过，余嘉锡先生虽然提出耶律汉宁“疑即耶律斜轸”，但同时又说“而斜轸传不言封魏王，不知果一人否”。
查《元一统志》关于开泰寺的记载：“寺之故基，辽统军邺王宅也。始于枢密使魏王所置，赐名圣寿，做十方大道场。圣宗开泰六年，改名开泰”(16)。其中提到“枢密使魏王”，查《辽史》卷14《圣宗五》记有“北院枢密使魏王耶律斜轸薨。以韩德让兼知北院枢密使事”(17)。由此看来，耶律斜轸是有魏王之封的。耶律斜轸(?～999)，字韩隐，亦为契丹名将。《辽史》卷83有传，所记事迹与王曾《上契丹事》和《宋史》关于耶律汉宁的记载多有吻合；还值得一提的是，耶律斜轸表字“韩隐”(古代礼仪之邦多称表字以示尊重)与“汉宁”读音相近。凡此种种迹象表明，在没有相关新史料发现之前，不排除这种可能：耶律汉宁即耶律斜轸。
退一步说，既然《宋史》记载萧太后所率部队有大臣耶律汉宁；时人王曾《上契丹事》亦称开泰寺为魏王耶律汉宁造；同时也为《辽史·地理志》所载，纵使人名记载失准，但有辽朝魏正造寺之举当无异议。开泰寺初名圣寿寺，后于开泰六年改为开泰寺。《元一统志》称其“殿宇楼观雄壮，冠于全燕”。《辽史·兴宗纪》载：“重熙二十三年(1054)十月癸丑，以开泰寺铸银佛像，曲赦在京囚”。(18)显然，开泰寺在辽燕京享有很高的地位，与昊天寺、三学寺和竹林寺同为辽燕京寺庙之冠。
官宦世家的王泽全家奉佛。王泽祖辈皆在辽为显官，在这样一个官宦家中，几乎代代信佛。王泽本人曾任怀州观察处置使，封琅琊开国侯。据出土于北京丰台镇桥南的《王泽墓志》及《王泽妻李氏墓志》记载，王泽本人“素重佛乘，淡于权利”。“惟与僧侣，定为善交，研达性相之宗，薰练戒慧之体。间年看《法华经》千三百余部，每日持陀罗尼数十本，全藏教部，读览未竟”。可见，王泽钟情佛法已达到如痴如醉的境地。除此之外，他的家人也虔诚向佛。王泽的“继亲仇氏，慕崇觉行。落发为尼”。其妻李氏为“故燕京留守家令使左奉宸讳鉴之女也”，她“近于佛乘，净信三归，坚全五戒，清旦每勤于焚祝”。王泽有三女，长女法微，“出家，受具戒。讲传经律”；次女崇辩，“亦出家，诵全部莲经。习讲经律”。其孙安裔有六女，即王泽的六个重孙女，全部出家为尼。在这个家庭中，出家的女性在四代中竟多达九人。(19)信奉佛教成为王泽一家“世袭”风气。
家世显赫的董匡信奉佛延僧。董匡信为大儒董仲舒后人。据记载，董匡信“统和二十三年，始籍名于三班院”，“官终于右班殿直”。董匡信与其妻王氏皆虔诚奉佛。据《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铭》记载，董匡信，字仲孚，其先济阴人，后迁居于燕。祖上显赫，“自狐称良史，贤登辅相，仲舒为大儒，才杰间出，代不乏人”。董匡信“幼识雅道，长而好文”。统和二十三年，“始籍名于三班院，迩后临财以廉平，莅事以勤敬，功考馀羡，率越常绩”，后“官终于右班殿直”。他每于公务之暇，“专以奉佛筵僧，持诵经教为所急”。重熙二十二年六月十五日“寝疾，启手足于大同府长清县之私舍。享年六十有八”。董匡信的妻子太原王氏也崇佛，“恒以清净心日课上生法花观音品。十数年间，持六斋戒”。二十年正月八日“年六十六，先府君三载而逝”。(20)
地方官吏热衷施刻佛经。辽代佛经刊刻除了契丹藏之外，房山石经续刻也大规模展开。在兴宗和道宗时期组织石经刻造的多为涿州地方官吏。在施刻题记中记录右涿州军事判官、涿州管内巡检、安抚使、屯田使、劝农使等等地方官吏，如给事中知涿州军州事提点刘湘、工部侍郎知涿州军州事吴克荷、归义军节度使知涿州军州事萧昌顺、彰信军节度使守左监门卫上将军知涿州军州事魏永、定国军节度使金紫崇禄大夫检校太师左领军卫上将军知涿州军州事开国公萧惟平等等，参与的地方官吏人数之多难以逐一历数。显然，历任涿州知州大多成了辽代房山刻经的主持人和组织者(21)。
从《全辽文》所收录北京地区的佛教碑刻和经幢中，可以看到辽燕京官吏施造经像的大量碑铭题记。如涿州刺史刘湘，对云居寺石经续刻做出了重要贡献，《全辽文》中收录原题为“节度使知涿州军州事刘湘提书镌”的造经题记多则。如重熙十年岁次辛巳七月戊申朔十4日，右记刊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第五八七卷第一四七三条；重熙十年岁次辛巳八月，右记多次刊于《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各卷各条；重熙十一年岁次壬午五月癸卯朔四日，右记多次刊于《大宝积经》各卷；重熙十六年四月十日，右记刊于《大宝积经》各卷各条；重熙十七年岁次戊子三月四日，右记刊于《大宝积经》各卷各条等等，不胜枚举。(22)从中可知，刘湘承继韩绍芳继续刻造《大般若经》，到重熙十年最终完成全部《大般若经》的续刻，从重熙十一年起又开始刊刻《大宝积经》。在刘湘、萧昌顺、魏永、萧惟忠、萧惟平等多位地方官吏“提点书镌”之下，到清宁三年(1057)完成了全部《大宝积经》的刻造(23)。从燕京地方官吏施刻佛经的大量碑铭题记中，可以反映出他们为佛教做功德之热忱以及佛教信仰的普遍性。
契丹贵族普遍信仰佛教。辽代崇佛之风不仅盛行于素有佛教传统的汉人之中，在契丹民族中间，也同样流行对佛教的普遍尊崇。契丹族既有本民族传统的萨满教信仰，又有受北方民族影响的摩尼教信仰(24)；以及产生于中原地区的儒、释、道信仰，就信仰或崇奉的程度而言，佛教在契丹民族的宗教信仰中占有极为突出的地位。
契丹贵族接受佛教是从太祖耶律阿保机开始。早在建国前后，辽太祖即在龙华州始建开教寺；又以所获僧崇文等五十人归西楼，建天雄寺以居之。(25)标志着佛教已得到契丹上层人物的信仰。辽太宗入据燕云十六州以后，这一带原为佛教繁盛地区，契丹民族从此深受佛教影响。辽太宗曾在天显十年(935)11月，亲幸弘福寺为皇后饭僧。会同五年(942)6月，皇太后患病，又曾一次饭僧五万人。此后世宗、穆宗、景宗三朝仍崇佛不懈。契丹民族对佛教的信仰，逐渐由宗室贵族而蔓延于部族之间。辽中期以后，契丹贵族崇佛之风更盛。如皇族耶律弘世妻萧氏，“敏慧博知，尤通内学。口不嗜荤茹，色不尚铅华。奁饰服御，珍玩之资，皆非已有。惟奉佛延僧，为施以荐冥福，九载之余，一节而已”。(26)辽道宗不仅自己虔信佛教，还命“皇太子写佛书”。(27)皇室对佛教的崇信，进一步影响了契丹贵族中佛教信仰的流行。
从颇能折射人们社会意识的起名，可以反映出辽代契丹民族佛教信仰的普遍性。契丹族流行使用佛教名词为名的习俗，从宫廷到民间都很盛行，许多契丹人的名字或直接以佛号为名，如萧观音、萧弥勒；或以佛徒为名，如萧和尚、耶律和尚、萧僧孝；更为常见的是在佛、菩萨名后加“女”、“奴”等字样，如耶律大悲奴、萧慈氏奴、萧弥勒女、萧普贤女等等。在辽王室中，有佛教小名者包括太子、公主、皇后，甚至连帝王也不例外。如辽世宗的二女小名为“观音”，辽景宗二子名“普贤奴”，四子名“药师奴”；一女名“观音女”；圣宗的小名是“文殊奴”，圣宗仁德皇后萧氏，小字菩萨哥，其子名佛宝奴；道宗宣懿后萧氏小字观音，显然都具有佛教意义，可以看出佛教信仰已经渗透到契丹民族的日常生活之中。
契丹贵族不仅奉佛者甚多，其中还有不少出家为僧为尼的，如前述妙行大师智志就出身契丹贵族，出家后主持修建了燕京大昊天寺(28)。这是契丹贵族佛教信仰蔚成风气的突出表现。
辽代世家大族或达官显贵出家为僧者，大多出于虔诚的信仰。除上述妙行大师外，还有出于“代有簪绂”之刘氏家族的非觉大师，其青年时代即“受具戒，乃师归义寺义从上人”。(29)彰德军节度使秦德昌夫妻皆崇佛，其子女中有一女为尼，二子为僧。二子同在镇国寺，均获“大德”之称号。(30)但也有另一种情况，即为逃避诡谲多变的政治斗争或在政治斗争中失势而选择出家。如辽末拥立耶律淳称帝的析津府李氏家族成员李处能，在政治形势发生转向后乃“惧及祸，落发为僧”。(31)
辽代达官显贵普遍崇佛的现象，不但直接壮大了佛教信仰群体，同时，由于他们自身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和世俗势力，对辽代佛教的发展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
二、平民百姓的佛教信仰
辽代王室和贵族对佛教的尊崇与支持，极大地促进了佛教在民间的发展，直接影响了平民百姓对佛教的态度。在举国上下崇佛风气的带动下，燕京地区不分民族、阶层和性别，佛教信仰者呈现出普及性和大众化的趋势。广大僧俗信徒组织邑社、建寺庙塔幢、刻经讲经，佛事活动呈现多元化倾向。所信奉的佛教宗派以密宗信仰在民间较为普及，同时还吸纳其他宗派教义的“有用”成分，信仰内涵呈现兼容性和地域化特征。燕京地区平民百姓的佛教信仰主要表现为踊跃出家竞入佛门和结成邑社广做功德。
踊跃出家，竞入佛门。由于统治者对僧人优礼有加，辽代僧侣的社会地位甚高，这种状况对平民百姓产生了极大吸引力，导致民众踊跃出家，竞入佛门。燕京地区平民百姓“多舍男女为僧尼”(32)，信奉佛教蔚然成风，翻阅《全辽文》中史料，不难发现燕京地区民众大量兴造的塔幢碑记，如《全辽文》卷10《白继琳幢记》称，良乡白继琳生性善佛，居家持五戒，其三个儿子中有两人为僧，孙辈中亦有一人出家(33)；房山县北郑村奉造陀罗尼幢记中，属名者多达八十余人。辽应历年间，白带山云居寺每逢四月八日佛诞生日，周围民众不远数百里而来，动辄上万家，其间，有“练顶代香者”、“燃指续灯者”，甚至“堕岩舍命者”、“积火焚躯者”等等，以表达佛教的虔诚信仰(34)。《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记载，忏悔上人在三十年间所度四众二十余万(35)，一个六聘山天开寺的僧人竟收有如此众多信徒，整个燕京地区信仰佛教的民众数量就可想而知了。不仅平民百姓信仰佛教热情高涨，一些地方官宦子弟中也有不少因笃信佛教而落发为僧尼，据辽代燕京地区出土的墓葬碑铭记载，清河县公的五个孙女中就有三人“落发为尼”(36)。这种现象固然与其家族信仰有关，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当时普遍崇佛所形成的社会风尚。
平民百姓崇佛的突出表现为大兴佛事，广做功德。虽然燕京地区民间的佛事活动规模无法与皇家的排场相比，但崇佛热度毫不逊色。从《全辽文》收录的燕京地区墓志中可以看到不少相关记载，如《清河公女坟记》记载了一个普通地主家庭的妇女进行的佛事活动。她于重熙二十二年在本村开化院独办法堂一座，礼请法师开讲华严法华经约三十余席。又在灵峰院内请大众读经一十藏(37)。另有《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记载了村民的佛事活动，他们以“草为骨、纸为肉、彩为肤，造释迦涅槃卧像一躯，兴圆寂道场七昼夜”。(38)自道宗大安三年(1087)至天祚帝天庆九年(1119)，三十年中，民间崇佛风习相沿不衰，有增无减。
自发组织“千人邑社”。辽代燕京民间佛教信仰的主流，即为由平民百姓自发组织、僧人辅助运行的散布流行在民间的佛教邑社。
燕京民间佛教信仰者众多，对参与寺院兴办佛事积极性很高，时常组织起来，以结社的形式来参与信仰活动，由此出现了史上闻名“千人邑社”组织。早在北魏时期，就有“邑义”的佛教基层组织，其功能与辽代的“千人邑”类似。到了辽代，因佛教兴盛，民众佛教信仰空前高涨，很自然地形成规模庞大的“千人邑”。千人邑是同一地方以佛教信仰为纽带结成的社会组织，对佛教在社会民众中的普及产生很大作用。“千人邑”名义上是一千户人构成的组织，但实际上“一千”并不是一个确数，并非每一个邑社都有这样的规模，但“千人邑”这种佛教邑会组织的人数众多是可以肯定的，而且在辽代燕京地区是相当普遍的现象。
“千人邑”通常是地方信徒为协助寺院举办各种佛事而结成的宗教邑社，一般隶属于寺院。有些邑社规模较大，具有一定的组织系统，首领称为“邑长”、“邑主”、“邑头”等，大多是寺院的住持，也有世俗信徒充当的现象。在邑长之下，还设置都维那、维那以及邑证、邑录等职，社员一般为当地的居民。邑社成员对寺院有施财义务，依各自经济能力定期向寺院布施，储资于寺库，当寺院开展建寺造塔、刻佛经、办法事等活动时，又由邑民给予支持，捐献财物，以助其成。如位于辽燕京南部的涿州地区，是以雕造石经名闻天下的云居寺为中心的佛教集中发展区域。涿州地区最早见于石刻文献记载的佛教邑会，有辽应历十五年的《重修云居寺一千人邑会之碑》首记其事。碑记称该邑会“同德经营，协力唱和，结一千人之社，合一千人之心，春不妨耕，秋不废获，立其信，导其教，无贫富后先，无贵贱老少，施有先例，纳有常期，贮于库司，补兹寺缺”。从中不难看出当时邑会的庞大规模与务实的运作方式。
辽代燕京的佛教邑社名目众多，见于记载的有念佛邑、舍利邑、经寺邑、弥陀邑、兜率邑、太子诞邑、供灯塔邑等。如燕京仙露寺的“舍利邑”是以安置佛舍利为内容；房山云居寺的“经寺邑”是为镌刻石经和修葺寺院；“念佛邑”是以定期聚会诵念佛号为主要内容；“兜率邑”是信仰往生兜率天的信徒为共同修行而组织；“太子诞邑”是为举办每年一度纪念佛诞辰活动而组织；“供灯塔邑”是为供养寺院佛塔而组织等等。其中燕京涿州的佛教邑社尤为盛行。燕京范阳县任和乡永乐里(今永乐村)旧有辽代石塔一座，其塔身铭文为辽天庆十年的《大辽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39)，据记文可知，在辽道宗、天祚帝两朝的30多年中，涿州范阳县永乐村先后出现过赢钹、念佛、螺钹等佛教邑会组织，这些邑会在数十年间持续不辍地举办佛事活动，并两次舍资分别建造砖塔、石塔各一座。辽代民间的崇佛风气由此可窥一斑。记文撰者为辽燕京著名学问僧志才，曾撰写过《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等。永乐村邑众能够请其作记，足见民间佛事活动之盛在当时社会和僧俗四众中产生的广泛反响。这篇塔记详细记述了民间佛教活动的具体内容，在迄今发现的同类石刻文献中极为罕见，对于研究辽代北京佛教史和社会史，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民间佛教邑社“千人邑”在辽代燕京的广泛流行，是佛教与社会相适应的结果，反映了佛教信仰在民间的深入和普及。随着佛教影响日益深入到各阶段的日常生活中，北京汉传佛教的地域性特征日趋明显。
① [元]脱脱等：《辽史》，卷74《韩延徽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1页。
② 陈述：《全辽文》，卷8《涿州白带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中华书局，1982年。
③ 杨亦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81-83页。
④ [元]脱脱等；《辽史》，卷93《萧惠传》，第1373页。
⑤ [辽]即满：《妙行大师行状碑》，载《全辽文》，卷10，第301页。
⑥ 《奉福寺尊胜陀罗尼幢记》，载《日下旧闻考》，卷59《城市·外城·西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⑦ [元]脱脱等：《辽史》，卷74《韩知古附韩匡嗣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34页。
⑧ 《重修独乐寺观音闻碑》，载《辽代石刻文编》，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88页。
⑨ 宿白：《独乐寺观音阁与蓟州玉田韩家》，载《文物》，1985年，第7期。
⑩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卷346《四裔考·契丹中》，引《上契丹事》，中华书局，1986年。
(11) [元]脱脱等：《辽史》，卷40《地理志四》，第496页。
(12) 赵彦昌：《辽代修史研究》载《黑龙江民族丛刊》，2004年，第4期。
(13) 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载《余嘉锡论学杂著》，中华书局，1977年，第417-490页。
(14) [元]脱脱：《宋史》，卷272《杨业传》，中华书局，1985年，第9304页。
(15) 余嘉锡：《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16)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17) [元]脱脱等：《辽史》，卷14《圣宗五》，中华书局，1974年，第154页。
(18) 同上，卷20《兴宗纪》，第247页。
(19)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261-262页；另见《全辽文》，卷7。
(20) 陈述：《全辽文》，卷8《董匡信及妻王氏墓志铭》，中华书局，1982年，第192页。
(21) 王玲：《北京通史》，第三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83页。
(22) 陈述：《全辽文》，卷7，中华书局，1982年。
(23) 参阅杨亦武：《云居寺》，华文出版社，2003年，第83页；任杰：《通理大师对房山刻经事业的重大贡献》，载《法音》，1988年，第3期。
(24) 王小甫：《契丹建国与回鹘文化的关系》，载《中国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
(25) [元]脱脱等：《辽史》，卷1《太祖本纪上》，中华书局，1974年，第1-2页。
(26) 见《皇弟秦越国妃萧氏墓志》，载《内蒙古辽代石刻文研究》，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67页。
(27) [元]脱脱等：《辽史》，卷23《道宗纪三》，第276页。
(28)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山版社，2007年，第23页。
(29) 见《非觉大师塔记》，载《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398页。
(30) 见《秦德昌墓志》，载《辽金史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87页。
(31) [元]脱脱等：《辽史》卷102《李处温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441页。
(32) [宋]叶隆礼：《契丹同志》，卷8《兴宗纪》，载《文津阁四库全书》史部·别史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3) 陈述：《全辽文》，卷10《白继琳幢记》，中华书局，1982年。
(34) 《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载《全辽文》，卷4。
(35) 陈述：《全辽文》，卷8《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
(36) 北京市文物管理处：《近年来北京发现的几座辽墓》，载《考古》，1972年，第3期，第35-40页。
(37) 陈述：《全辽文》，卷9《清河公女坟记》。
(38) 同上，卷11《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
(39) 《大辽涿州范阳县永乐村感应舍利石塔记》，载《古涿州佛教刻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