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北京地区佛寺修建与寺院经济发展
辽统治者对燕京佛教的大力提倡，突出表现在对佛教寺院的护持和兴建。燕京的佛教寺院常获得皇帝、宗室、贵族施舍土地、财物，以及民间千人邑的布施，皇帝也时常御驾驻跸寺院，敕赐寺院寺额，修建寺塔，为寺院作碑护持等，加之二税户的缴税、寺院放贷等项经济来源，促使寺院经济的高度发展。
一、佛寺修建
辽统治者对佛教的提倡和民间崇佛风气的高涨，促进了燕京佛教寺院的大量修建。时人王鼎在《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写道：“佛法西来，天下响应，国王、大臣与其力，富商强贾奉其赀，智者献其谋，巧者输其艺，互相为劝，惟恐居其后也，故今海内塔庙相望”。①元人亦评论曰：“辽自有国以来，崇奉大雄氏之教……侯王贵宗，倾赀竭产，范金镂玉，以寓晨夕之敬，惟恐其后。以故绀修之园，金布之地，宝坊华宇，遍于燕蓟之间”。②辽代佛教寺院的建造，深受帝王、大臣、商贾、智者和巧者们热心支持，寺院屡有兴建，广布于北京地区城乡各处。根据辽代北京地区遗存延续下来的佛寺和金石碑刻等实物载体，同时参考《辽史》、《全辽文》、地方志、北京地方著述中有关燕京佛教寺院的记载，以及何孝荣先生关于辽代北京佛寺的考证和统计，辽代北京地区有年代可考的佛教寺院约有四十余所，其中以新建佛寺居多。
辽代燕京新建的佛教寺院，主要有仰山寺、传法院、真如寺、悟空院、晋国公主寺等三十余所。
仰山寺，《元一统志》记载，仰山寺，“佛殿题粱，乃辽秘宗应历十一年岁次辛酉八月十五日建”。寺址位置“在旧城归厚坊”③。《析津志辑佚》记其位于竹林寺西。竹林寺旧址在今宣武门南笔管胡同④。仰山寺应距此不远。
传法院，《元一统志》记载：“传法院，辽景宗保宁四年，圆慧大师建传法院大禅师让公实行碑”，施院功德主为“魏王萧守兴、魏国长公主耶律氏”。可知该寺至迟建于辽景宗保宁四年或以前。据碑铭引《幽都图经》记载：“县西北二百步，有阳台，昔太子丹命樊於期宴会处。辽宰相魏王始拜燕京留守，改此高台，饰为胜地。右置太子之庙，左建牟尼之室，盖大阁于上，塑金相于中”⑤。
真如寺，明人黄辉《真如寺碑略》记载：“寺建于元保宁年间，峨嵋僧真如募建，故即以真如名其寺”⑥。《日下旧闻考》则称：“保宁，系辽时年号，黄辉碑作元，误”。⑦
悟空院，天禄初年僧智常创建，后改名万寿禅院、太平寺、华严寺。对该寺最早的记载见于《元一统志》：“大万寿寺，在旧城。按古记考之，本中都大万寿寺潭柘禅师之古道场也。燕京之西有古刹，距城百里，泉石最幽处，名曰檀(潭)柘。师讳从实，自湖南来，乃曹洞二代孙，辽太宗会同年间至。世宗天禄初，有开龙禅师智常弘潭柘之道于燕，创此寺。景宗保宁初，赐名悟空，圣宗统和十九年，改名万寿禅院。至太平年间。改名太平寺。道宗(台)[大]康中，改名华严寺”。黄春和先生根据这条资料记载，将悟空院与潭柘寺视作一寺，认为“潭柘寺在开龙智常之后屡经更名。景宗保宁初名悟空院；圣宗统和十九年改名万寿禅院；太平年间又改名华严寺”⑧。而庄万翔等学者撰文阐释对这条资料的不同理解：其一，大万寿寺在燕京旧城内，而潭柘寺在燕京之西，距城百里，两者不是同一寺；其二，潭柘禅师(从实)自南来燕，起初住在距城百里的潭柘寺，后于城内大万寿寺的前身设道场弘法，因其以往在潭柘寺道业有成，故被尊为“潭柘禅师”；而其曾住持过大万寿寺的前身，即被称为潭柘禅师之古道场，也说明潭柘寺与大万寿寺不是同一寺；其三，屡经更名的是开龙智常禅师在潭柘禅师的古道场基础上创建的大万寿寺，而不是潭柘寺。该文还援引智楷《正名录》卷五称：“万寿寺在京之南城琉璃厂西，明景泰六年敕改永光寺”。认为黄把“两寺搞混了”。⑨
法宝寺，《元一统志》记载，“法宝寺……辽统和二十二载，秘书省校书郎仇正己撰幢记，杜永祚舍地基建寺”。寺址“在旧城延寿寺之南”。⑩
晋国公主寺，《辽史·室昉传》记载，统和年间，晋国公主“建佛寺于南京”，圣宗曾“许赐额”。后因室昉所奏，“诏书悉罪无名寺院。今以主请赐额，不惟违前诏，恐此风愈炽”。圣宗遂“从之”。(11)晋国公主所建佛寺因未得到圣宗赐额，故无名，乃称之为晋国公主寺。
圣寿寺，建于圣宗年间，位于昊天寺之西北。《元一统志》记载，寺之故基，辽统军邺王宅也。始于枢密使魏王所置，赐名圣寿，开泰六年，改名为开泰寺。《辽史》记载：“又有开泰寺，魏王耶律汉宁造”。(12)(详见前文“魏王耶律汉宁造开泰寺”)
万佛兴化院，《元一统志》记载，“十方万佛兴化院，……都城之南郭，有精舍焉，绘万佛于一堂之上，遂以名院。辽太平中，度僧之数已著于石刻，则所从来久矣”(13)。可知寺应建于太平年间或以前。寺址据《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万佛兴化寺在天寿寺西北”。同书又记“天寿寺在阁街东”。(14)阁街即今广安门内南线阁北线阁街一带。
三觉寺，《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三觉寺在南城天庆寺东。有契丹昭孝皇帝大碑记。“契丹昭孝皇帝”系辽兴宗，太平十一年即位，重熙三年亲政。故寺应为重熙年间所建。
义井精舍，据《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记载：“辽重熙、清宁间，筑义井精舍于开阳门之郭，傍有古井，清凉甘滑，因以名焉”。(15)开阳门在今右安门一带。
石槽寺，辽初建。昭庆禅院前身。《元一统志》记载：“昭庆禅院，在驻跸寺之西。辽石槽寺也。初，土人张宝昌建，清宁间重修”。(16)
大昊天寺，清宁五年(1059)，秦越大长公主舍宅第所建。据《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称，时秦越大长公主“舍棠阴坊第为寺，土百顷”。秦越大长公主为圣宗之女，兴宗之妹，韩国王萧惠之妻，其女又嫁给道宗皇帝，为道宗懿德皇后。秦越大长公主以己之宅第并包括田产、奴婢等舍于佛门，施建大昊天寺，寺尚未建成即去世，其女懿德皇后秉承母愿，施财十三万贯助建，道宗皇帝又“施五万缗以助”。该寺有皇室的物力支持，以至规模非同寻常。咸雍三年翰林学士王观奉敕撰《燕京大昊天寺碑》称其“雕华宏冠，甲於都会”(17)。寺建成后，道宗“诏以大昊天寺为额，额与碑皆道宗御书”。大殿之后建宝塔，高达二百尺，“有神光飞绕，如火轮”。塔建成后，“清信施财者沓至”，每年春秋大陈祀事。(18)成为辽燕京内仅逊于悯忠寺的大刹。故址“在西便门大街之西”(19)。为辽朝后期燕京城内重要的佛教中心之一。
竹林寺，清宁八年(1062)，楚国大长公主舍私第所建，道宗赐额。《元一统志》记载，“竹林寺始于辽道宗清宁八年，宋楚国大长公主以左街显忠坊之赐第为佛寺，赐名竹林”(20)。《奉福寺尊胜陀罗尼幢记》也记载，时楚国大长公主“舍诸私第，创厥精庐，奉敕以竹林为额”(21)。寺为辽燕京四大禅院之一，享有盛名，许多辽代碑文和宋人记述中，都可见到有关竹林寺的记载。故址在笔管胡同。今宣武门西南。
报先寺，《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寺有辽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佑皇帝御书《华严经觉林菩萨偈》。据查“辽圣文神武全功大略聪仁睿孝天佑皇帝”为辽道宗尊号，该号上于咸雍元年(1065)正月，则寺应为道宗咸雍年间或之后所建。
清水院，咸雍年间，玉河县南安巢村大地主邓从贵施资所建。寺在阳台山，故又称阳台山清水院。《日下旧闻考》记载，该寺“有辽碑一，僧志延撰，咸雍四年立”。据咸雍四年三月四日《阳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称，该院“将构胜缘，旋逢信士，今优婆塞南阳邓公从贵”，咸雍四年三月，邓从贵“舍钱三十万，葺诸僧舍；又五十万，募同志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创内外藏而龛措之”。(22)
弘法寺，据山西应县木塔中出土的辽燕京雕印的佛经，其卷末题记中有“咸雍七年十月日，燕京弘法寺奉选校勘雕印流通”的记载。(23)可知该寺至迟建于咸雍七年十月以前。寺址位置，《元一统志》和《析津志辑佚》都记为：“弘法寺，在旧城”。
三学寺，《辽史·兴宗纪》记载：重熙十一年十二月己酉，兴宗“与皇太后素服饭僧于延寿、悯忠、三学三寺”。(24)可知寺在重熙十一年十二月以前已建。《元一统志》也记：“圆明寺，旧都三学寺也。在康乐坊，肇始于辽、金”。(25)该寺位置，《日下旧闻考》称：“寺在南京城南无疑”。(26)
圆通寺(圆通庵)，重熙后期建。清《重修圆通禅庵记》称，“圆通庵，在南城灵中坊。……有古碑久仆阶下，漶漫不可识，维宋皇佑纪年隐约可辨。则此庵创建盖六百年于兹矣”。(27)宋皇佑年间(1049—1053)相当于辽朝兴宗重熙年间后期。
海云寺，始建年代不清。《析津志辑伕》记载，“竹林寺在海云寺前稍东”。上文已知竹林寺在宣武门外笔管胡同，海云寺应距其不远。其始建年代，何孝荣先生认为系“大安三年(1087)五月以前建”(28)。所据为《辽史》记载，大安三年五月庚申，“海云寺进济民钱千万”(29)。据查，这个在辽末国库空虚时捐款千万以赈济国用的海云寺位于来州觉华岛(今辽宁省葫芦岛市所辖的兴城市菊花岛乡)，显然并非同一所海云寺。
永安寺(白塔寺)，据《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记载，“旧都通玄关北有永安寺，殿堂废尽，惟塔存焉。观其名额释迦舍利之塔，考其石刻，大辽寿昌二年三月十五日显密圆通法师道之所造也”(30)。碑文只记有建塔年代，而殿堂始建不明。黄春和先生认为，塔应属于寺的一部分，以此推定寺始建于寿昌二年(31)。《天府广记》也称：“辽白塔寺，建于辽道宗寿昌二年，塔制如幢，色白如银”。(32)此外，《日下旧闻考》和《长安客话》等北京地方文献均记载，辽道宗寿昌二年，为藏释迦牟尼佛舍利，曾在当时南京城北郊建寺和塔，后毁于兵火。
报国寺，《日下旧闻考》记载：“慈仁寺亦呼报国寺，盖先有报国寺在寺之西北隅也。今僧院中尚存辽乾统三年《尊胜陀罗尼》石幢”。(33)可知寺应建于乾统三年以前。
净土寺(新兴院)，辽朝建，赐额。寺“在旧城仙露坊。辽侍中牛温舒建，为新兴院。……乾统五年，赐额曰净土”。(34)
清胜寺，《日下旧闻考》称：“广恩寺在右安门外西三里菜户营，旧名清胜寺；俗呼周桥寺，寺有《燕山府清胜寺慈慧大师塔幢》一”。据《燕山府清胜寺故讲经律论提点慈慧大师实德记略》记载，辽僧惠忍曾于“天庆年间，便住清胜一蓝，两街僧录，高上师流，无不举唱”。(35)可见寺于天庆年间已建。
清凉寺，天庆年间建。《宛署杂记·寺观》称：“清凉寺，在院南村，元天庆年建”。(36)查元代无此年号，似有误，“天庆”应为辽天柞帝年号。
隆兴寺，天庆年间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隆兴寺，在求贤村，先朝天庆年建。离城约一百里。
净垢寺，宋《政宣上帙》载，宋宣和四年(1122)四月，“燕京差到汉儿官牛稔充接伴使，达燕京外，复遣四方馆使萧奥、礼部郎中张觉充馆伴。馆净垢寺”(37)。可知净垢寺在当时已建。宋宣和四年相当于辽保大二年。《析津志辑佚·寺观》称寺在美俗坊。
永泰寺，为天庆寺前身。元人王恽《大元大都创建天庆寺碑铭并序》记载：“永泰寺，肇基自辽”，元朝重建时，“役初作，阙地得废钟，所刻天庆二字，考之盖有辽建号也”。(38)《天府广记·寺庙》也称：元天庆寺，原辽之永泰寺。
荐福寺，《元一统志》记载，荐福寺，“建于辽。后以兵革废”。故址“在旧城归厚坊”(39)。
延庆禅院，《元一统志》记载，延庆禅院始建于辽。有佛堂庵舍，占地六亩。寺在旧城宣阳门西巷。
昭觉禅寺，据元《大都重修昭觉禅寺碑记》记载，“昭觉禅寺，亦旧刹也。金因之，贞祐初，毁于回禄”。(40)既为金代沿之旧刹，应建于前朝辽代。《析津志辑佚·寺观》称，寺在大都常清坊。
胜泉禅寺，辽朝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胜泉禅寺在孟家胡同。系辽、元故刹。离城约七十里。
除新建佛寺之外，燕京地区的前朝旧刹。到了辽代也大多得到重修或重建，有年代可考者主要有：驻跸寺、大悯忠寺、延寿寺、圣恩寺、慧聚寺等十余所。
驻跸寺，唐刹。辽初“銮舆多驻此地”，太宗会同七年(944)“改其名曰驻跸(寺)”。(41)清宁年间僧奉航修。《僧奉航塔记》记载，奉航，俗姓李，涿州新城县渠村人，幼入缁门。访道寻师，至燕京左街驻跸寺，礼拜祥玉上人为师。清宁元年受具后负笈游方。后又复归本寺，并修葺殿宇。(42)《日下旧闻考》称“普会寺，辽之驻跸寺也，在玉河乡池水村”(43)。
大悯忠寺，始建于唐，辽代屡次修葺，为燕京诸刹之首。辽天禄四年观音阁遭灾被毁。辽穆宗应历五年(955)重建悯忠寺阁，“即故基省为两级”。圣宗统和八年(990)，增建释迦太子殿，“乃无碍大师诠明创始所建”。道宗清宁三年，“摧于地震”。震后全寺倾圮奉旨重建。咸雍六年(1070)道宗诏表寺额，始加“大”字，赐名“大悯忠寺”。大安七年(1094)寺院进行大规模重修，“增其峻阁一级”，将观音阁由二层恢复为初建时的三层，并把木塔改为砖塔。寺内现存大辽燕京大悯忠寺紫褐师德大众等题名石函和《燕京大悯忠寺菩萨地宫舍利函记》石刻记录了辽代修复悯忠寺的经过。(44)寺址位于南京东城靠南的迎春门内，西临燕京衙署，与皇城相望，辽朝皇帝常在此做佛事，是南京城内佛教活动的中心，也是外交活动场所，朝廷常于此接待来自北宋、西夏和高丽等国使者。同时，大悯忠寺还是辽代佛藏刻印中心，应县木塔出土的辽代佛经中有不少是由悯忠寺刻印。此外，辽代悯忠寺亦是燕京僧人交流佛学思想的学术场所，许多学识渊博的高僧曾在此进行佛教经籍的校勘和整理工作。遗留至今的舍利石函，上书悯忠寺住持僧人、燕京管内主要僧职，以及弘法寺、竹林寺等众僧名达三百七十多人(45)，足见辽代悯忠寺具有统领燕京诸寺的重要作用。
延寿寺，为东魏所建魏使君寺，保宁、重熙年间先后重修。《元一统志》记载，该寺“至辽保宁中，建殿九间，复阁衡廊，穷极伟丽。复灾于(崇)[重]熙，又复兴修”。(46)《延寿寺碑》称“寺在京畿正阳关外西二里许”。(47)
圣恩寺，开泰年间重修唐大悲阁，后改名。《元一统志》记载：“大悲阁，在旧城之中。建自有唐，至辽开泰重修。圣宗遇雨，飞驾来临，改寺圣恩，而阁隶焉”。(48)《析津志辑佚·寺观》称寺在南城旧市之中。今宣武区下斜街南口外偏东一带。
仙露寺，据辽重熙九年《仙露寺碑》记载，寺为“唐高宗乾封元年所建。光启中修三门。至辽圣宗太平十年鸠工重修”。(49)《元一统志》称寺在旧城仙露坊。
崇国寺，始建于唐。《元一统志》记载，崇国寺，在旧城，唐为金阁寺。辽清宁九年(1063)七月，改名崇国寺。(50)
慧聚寺，在马鞍山，始建于唐，咸雍年间因名僧法均建戒坛而大盛，故又称戒台寺。《日下旧闻考》记载：“寺在唐曰慧聚。辽咸雍间，僧法均始辟戒坛”。(51)从寺院建筑来看，尽管山门南向，但寺内主殿为坐西朝东，符合契丹人朝日东向的习俗，说明该寺主要建筑可能在辽代有过较大重建。几重主殿均依山势而建，错落有致，气势恢弘，为辽代奠定的规模和格局。辽僧法均所建戒坛为汉白玉建筑，高约五米，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戒坛。寺内有法均舍利塔和衣钵塔，均为辽代建筑。塔下《法均大师遗行碑》记述法均一生主要事迹。塔西殿台上有辽大康年间经幢两通。为北京地区保存辽代石刻最多的寺院之一。
宝塔寺，始建于唐。大康九年(1083)重建。《元一统志》记载：“宝塔寺，在旧城衣锦坊内。有舍利宝塔，因名。……道宗(太)[大]康九年重建”。(52)
奉福寺，始建于北魏，唐贞观年间重建。清宁九年建塔，大康十年复建，乾统年间重建寺舍。据《日下旧闻考》记，“广恩寺，辽之奉福寺也，在白云观西南，地名栗园”。有辽清宁九年(1064)五月僧真延撰并书《佛顶尊胜陀罗尼幢记》称，“京师奉福寺，忏悔主崇禄大夫检校太尉纯慧大师之息化也”。纯慧大师即辽高僧非浊，逝于清宁九年四月，“司空豳国公仰师高躅，建立寺塔，并营是幢”。(53)《辽史·道宗纪》记载，大康十年正月丙午，“复建南京奉福寺浮图”(54)。《元一统志》称，辽乾统年间，有安禅大师法珍“结茅而居”，“会北平王镇燕京，首割俸以倡大缘。期岁之间，化草莱为金碧”。(55)
天王寺，天宁寺的前身，始建于唐，辽天庆九年(1119)至十年建舍利塔。现立于天宁寺的《唐天王寺记》称，辽天庆九年至十年，“于寺内建舍利塔，八角十三层檐，其造型取《华严经》义”，“为北京城区现存最古之建筑”。位于辽燕京城内延庆坊。《析津志辑佚·寺观》记其址在南城东宣耀门外。即今广安门外。
宝集寺，始建于唐，辽因之。《析津志辑佚》记载，宝集寺“在南城披云楼对巷之东五十武，寺建于唐”。辽统和年间“沙门彦珪大开讲筵”。重熙年间“慧监以左街僧录检校文章应制大师赐紫金”。(56)《日下旧闻考》记载，“兹寺自唐至辽、金、元皆为巨刹”，寺僧在辽、金时“皆统领教门”。(57)
延洪寺，为唐天城院，后改称延洪寺。《辽史·游幸表》记载：辽圣宗统和六年(988)，幸延寿、延洪二寺。说明延洪寺在辽代仍存。《日下旧闻考》引元朝重修碑记称，寺在辽乾统间称为甲刹。足见该寺当时的规模。《房山石经题记汇编》“诸经题记”(辽金部分)载有“燕京左街延洪寺题记”(58)。亦可证明延洪寺不仅在辽代仍然存在，而且还是燕京的重要佛教寺院。其位置在今象来街以南一带。
崇圣院，位于房山的三盆山，据《辽三盆山崇圣院碑记》记载，寺“乃晋、唐之兴修”，到辽代“殿宇颓毁，古遗犹存，石幢一座”。辽僧惠诚募缘兴修，于“大辽应历二年(公元952年)兴工”，到“应历八年(公元959年)”中秋完工。建成大殿三间、两廓僧舍和钟鼓二楼，并在中殿塑释迦牟尼佛，左右塑大智文殊师利和大行普贤两菩萨，两壁悬山塑十八尊罗汉。(59)
开华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开华寺，在贺北店，天庆年重修。离城约九十里。
兴教寺，《宛署杂记·寺观》记载：“兴教寺，在河南村，辽天庆年修。离城约一百里。”
辽代燕京下属州县的佛寺也大多得到重修或扩建。如蓟州独乐寺、盘山感化寺和祐唐寺以及涿州云居寺等皆先后得到重修、扩建。其中以独乐寺辽代重建山门和观音阁最为著名。
独乐寺，为蓟州著名古刹，始建于唐，山门和观音阁为辽统和二年(984)重建。独乐寺山门面阔三间，庑殿顶出檐深远，檐角起翘如飞，脊上的瓦饰别具一格，造型生动古朴，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庑殿顶山门。观音阁面阔五间，外观两层，实为三层，通高23米。全部结构围绕中央的巨型观音像建造，二十八根立柱，用梁枋斗拱联结成一个整体，设计匠心独具，是国内现存最古老的木结构楼阁。
二、寺院经济高度发展
辽朝统治者的崇佛礼佛政策极大地促进了佛教的发展。自辽中叶以后，佛寺香火鼎盛，佛教僧团在统治者优礼待遇之下，享有崇高的政治、社会地位，在经济上得到了权贵、富豪的强有力支持。燕京的佛教寺院也常获得皇帝、宗室、贵族施舍土地、财物，以及民间千人邑的布施，特别是二税户的缴税，寺院放贷等多项经济来源，使大多数辽代寺院都拥有丰厚的财产，寺院经济高度发展。
皇室贵族对寺院巨额资助。由于辽朝皇室贵族崇佛甚笃，经常给寺院赏赐资助。如燕京大昊天寺，系秦越大长公主施宅第所建，她不仅捐舍自己的一处宅第，而且连同“稻畦百顷，户口百家，枣栗蔬园，井口器用等物”均赠送寺院，原本还准备进贡朝廷名马万匹，再以朝廷回赐施给寺院，然而未及进马秦越大长公主薨变，懿德皇后为母酬愿，又施钱十三万贯之巨，作为营建佛寺的专款。辽道宗也鼎力支持，施五万贯缗以助。大昊天寺很快积聚起众多财物，并相继在各郡县设立“义仓”(60)。又有“楚国大长公主舍诸私第，剙厥精庐，奉敕以竹林为额”。(61)毫无疑问，皇室贵族的慷慨捐施，使佛教寺院获得了空前雄厚的物质基础，成为燕京地区的寺院经济急速膨胀的成因之一。
民间佛教信仰空前高涨，是寺院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在辽王室贵族崇佛风气的导向之下，燕京地区各族士庶的佛教信仰空前高涨。广大信众热衷修善积德，踊跃参与佛事活动，并常以组织邑社的形式，捐输土地、财物，用以建造寺院或成为寺田，以及供养僧众的日常生活等等，向寺院发起持久而广泛的布施资助。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对于多数下层民众来说，与其接受一般地主剥削，不如为寺院效劳尚可“积善果”、“修来世”，故不少平民百姓乐于为寺院劳作和施舍，以致形成许多家庭合家拜于佛门之下和民间佛教组织广做功德的社会氛围，成为燕京寺院经济发展的社会基础。
“二税户”制度成为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辽代寺院经济发达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二税户”制度使得朝廷和寺院地主之间在利害关系上形成了比较一致的默契。在历史上，寺院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威胁到世俗地主的利益；同时，大量出家人口的存在，减少了劳动力，也影响国家经济发展，直接威胁到朝廷的利益，而“二税户”制度，均衡了朝廷和寺院之间的利益关系。
佛教寺院与二税户的关系，源自于北魏时期。北魏高宗时，有“昙曜(沙门统)奏……平齐户及诸民，有能岁输谷六十斛入僧曹者即为僧祇户，粟为僧祇粟，至于俭岁赈给饥民。又请民犯重罪及官奴以为佛图户，以供诸寺扫洒，岁兼营田输粟。高宗并许之，于是僧祇户、粟及寺户，遍于州镇矣”。(62)到了辽代这种方式仍然被采行，《金史·食货志》记载，“初，辽人佞佛尤甚，多以良民赐诸寺，分其税一半输官，一半输寺，故谓之二税户”。(63)
辽朝二税户对国家和寺院地主存在双重依附关系，一半租税交给国家，另一半交寺院，使得国家可以从寺院土地经营中分取一部分经济利益。辽朝之所以允许寺院地主经济大发展，正是因为辽代寺院存在着这种“二税户”，均衡了双方的关系。虽然幽云地区几乎不存在头下军州(辽朝设置的一种行政机构)的二税户，燕京的寺院地主多以租佃经营地产为主。但使用二税户无疑是辽朝各地的普遍现象，燕京寺院中也存在相当数量的二税户部曲，成为寺院经济的重要来源之一。(64)
放贷生息，寺院经济更趋雄厚。辽代寺院不仅拥有多种经济来源，更有一些寺院在庞大财产的基础上，以放贷盈利的运作方式，为寺院积聚更多的财富。如延庆东北四十余里缙阳山的缙阳寺，辽圣宗曾“銮舆南幸，驻跸于此，亲临观眺，乃命笔题于壁面，太平间(1021—1031)赐号曰缙阳”。(65)沙门守约在《缙阳寺庄帐记》里，记述了该寺众多田产的详细位置，可反映出该寺田产分布之广，资产极其可观(66)。《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中还有缙阳寺放贷的相关记载，“粟一千硕，钱五百缗，每年各息利一分”。(67)辽代寺院这种放贷生息的方式，使得本已高度发展的寺院经济更趋膨胀，以致一些寺院地主与国家、世俗地主一样广占田土，财力雄厚，拥有了庞大的资产。如辽代景州陈公山观鸡寺，有庄土三千亩，山林百余顷，果树七千余株，佛宇僧房，泊厨房舍次，兼永济寺店舍共一百七十间，聚僧徒大小百余众。(68)蓟川上方感化寺更是“野有良田百余顷，园有甘栗万余株，清泉茂林，半在疆域，斯为计久之业”。(69)在辽末国库空虚之际，“虽以海云佛寺千万之助，受而不拒”。(70)国家居然反过来接受起寺院的接济，可见辽代寺院经济高度膨胀已达到何等地步。
① [辽]王鼎：《蓟州神山云泉寺记》，载《全辽文》卷8，中华书局，1982年。
② [元]王构：《大都重修昭觉禅寺碑记》，载《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③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④ 王玲：《北京通史》，第三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74页。
⑤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⑥ [明]黄辉：《真如寺碑略》，载《日下旧闻考》，卷49《城市·内械·南城》，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⑦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49《城市·内城·南城》。
⑧ 黄春和：《辽燕京禅宗传播史迹考述》，载《佛学研究》，1999年，总第8期。
⑨ 庄万翔等：《关于辽金燕京禅宗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与黄春和先生商榷》，载《佛学研究》，2001年，第10期。
⑩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华书局，1966年。
(11) [元]脱脱等：《辽史》，卷79《室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1272页。
(12) [元]脱脱等：《辽史》，卷40《地理志四》，中华书局，1974年，第496页。
(13)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
(14)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供·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15) [元]耶律楚材：《燕京大觉禅寺创建经藏记》，见《湛然居士集》，卷8，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6)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
(17)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59《城市·外城西城一》，引《元一统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8) [辽]孟初：《燕京大昊天寺传菩萨戒故妙行大师遗行碑铭》，载《元一统志》，卷1。
(19)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59《城市·外城西城一》。
(20)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
(21) 《奉福寺尊胜陀罗尼幢记》，载《日下旧闻考》，卷59《城市·外城西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22) [辽]释志延：《旸台山清水院创造藏经记》，载《日下旧闻考》，卷106《郊坰·西十六》。
(23) 张畅耕等：《应县木塔辽代秘藏考》，载《文化交流》，1994年，第3期；郑恩准：《辽燕京佛寺考——应县木塔辽刻经、写经题记所见辽燕京寺庙》，载《辽金史论集》，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
(24) [元]脱脱等：《辽史》，卷19《兴宗纪二》，中华书局，1974年，第228页。
(25)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26)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55《存疑》。
(27) [清]汪由敦：《重修圆通禅庵记》，载《日下旧闻考》，卷61《城市·外城·北城》。
(28) 何孝荣：《明代北京佛教寺庙修建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41页。
(29) [元]脱脱等：《辽史》，卷25《道宗纪五》，第295页。
(30) [元]释如意：《圣旨特建释迦舍利灵通之塔碑文》，引自《至元辨伪录》，卷5，载《续修四库全书》子部·宗教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31) 黄春和：《白塔寺》，华文出版社，2002年，第3-13页。
(32) [清]孙承泽：《天府广记》，卷38《寺庙》，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33)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59《城市·外城·西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34)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35) [辽]释圆成：《燕山府清胜寺故讲经律论提点慈慧大师实德记略》，载《日下旧闻考》，卷90《郊坰·南》。
(36) [明]沈榜：《宛署杂记》，卷19《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2年。
(37) [宋]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6《政宣上帙》，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38) [元]王恽：《大元大都创建天庆寺碑铭并序》，见《秋涧集》，卷57，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9)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
(40) [元]王构：《大都重修昭觉禅寺碑记》，载《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41)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
(42) 陈述：《全辽文》，卷10《僧奉航塔记》，中华书局，1982年。
(43)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95《郊坰·西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44) 周绍良：《辽代两石刻跋——论大悯忠寺之摧毁与修复》，见《绍良文集》(上册)，北京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651-656页。
(45) [清]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60《城市·外城西城二》，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46)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47)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61《城市·外城北城》，引汪奉《延寿寺碑》。
(48)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
(49) [辽]张震：《仙露寺碑》，载《全辽文》，卷13中华书局，1982年；又见《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
(50)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
(51)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05《郊坰·西十五》。
(52)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
(53)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95《郊坰·西五》，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54) [元]脱脱等：《辽史》，卷24《道宗四》“大康十年”条，中华书局，1974年，第289页。
(55)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56)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寺观》。
(57) [清]于敏中：《日下旧闻考》，卷155《存疑》。
(58)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房山石经题记汇编·诸经题记》(辽金部分)，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
(59) [辽]王鸣凤：《辽三盆山崇圣院碑记》，载《全辽文》卷4，中华书局，1982年。
(60) 陈述：《全辽文》，卷10《妙行大师行状碑》，中华书局，1982年。
(61) 《奉国寺尊胜陀罗尼幢记》，载《全辽文》，卷8，中华书局，1982年，第177页。
(62) [北齐]魏收：《魏书》，卷114《释老志》，中华书局，1974年，第3037页。
(63) [元]脱脱：《金史》，卷46《食货志》，中华书局，1975年。
(64) 王玲：《北京通史》，第三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31页。
(65) 《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载《全辽文》，卷9，中华书局，1982年。
(66) 《缙阳寺庄帐记》，载《全辽文》，卷12，第344页。
(67) 《添修缙阳寺功德碑记》，载《全辽文》，卷9。注：硕，shí，古义同“石”。
(68) [辽]释志延：《景州陈公山观鸡寺碑铭并序》，载《全辽文》，卷8，第189页。
(69) [辽]南抃：《上方感化寺碑》，载《全辽文》，卷10，中华书局，1982年，第290页。
(70) [元]脱脱：《辽史》，卷60《食货志下》，中华书局，1974年，第93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