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北京地区的佛经刊刻
在辽代帝王大力支持和民间信众的广泛参与下，佛教文化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其中最显著的成就是《契丹藏》的刊刻。唐末一度停顿的云居寺石经刻造，在辽代得到圣宗、兴宗和道宗三朝的资助而继续开展起来。
一、官刻大藏经《契丹藏》
《契丹藏》又称《辽版大藏经》和《辽藏》。为辽代所刻官版大藏经，是继我国第一部木刻本大藏经《开宝藏》之后的第二种大藏经。圣宗太平元年(1022)，辽朝得到《开宝藏》的印本，激发起朝廷重新组织刻印藏经的愿望。始刻于圣宗统和(983—1012)年间，完成于道宗清宁八年(1062)。全藏以燕京为中心刻印。主持人为燕京首刹悯忠寺无碍大师诠明。①
《契丹藏》除收入《开元释教录》的“入藏录”全部经典外，还收入《贞元录》、宋《开宝藏》天禧本新译经以及辽代敕准入藏的经典，收经总数是1414部，6054卷，全藏分作579帙(千字文编序自“天”至“灭”)。装潢为卷子式，每版正文多为24行，行15—18字不等，每版首有小字所刻经题、卷数、版号、千字文编号等。该藏文字工整遒劲，行格疏朗，校勘精良。
由于契丹藏佚失已久，故其刻印年代，一直不知其详。一般认为约自辽兴宗重熙年间至辽道宗咸雍四年。直到1974年应县木塔出土《契丹藏》十二卷，据大量经文题记推断，始知其雕于圣宗统和(983—1012)至道宗清宁八年(1062)。历史上雕印的汉文大藏经中，虽然宋朝的《开宝藏》要早于《契丹藏》，但其存世者皆印于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故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是国内目前所能见到最早的大藏经刻本。近年来研究还发现，辽代云居寺刊刻石经所用的底本正是《契丹藏》。学者罗炤在《再谈<契丹藏>的雕印年代》中认为，《契丹藏》可能前后有“统和本”与“重熙——咸雍本”两个版本，“统和本”共505帙，编校主持人诠明；“重熙——咸雍本”共579帙，编校主持人可能是觉苑。②
《契丹藏》刊行后，对辽代佛教发展影响极大。当时，多有奉佛居士出资印造佛经。如燕京玉河县居士邓从贵出资五十万钱，印大藏经，凡五百七十九帙，施给阳台山清水院；燕京安次县居士刘惟极、燕南易州涞水县居士董某等先后印造《藏经》；此外，亦有僧侣妙行大师志智筹资三百万印造《藏经》，纸、墨、作工俱佳，为《契丹藏》中之极品，可惜未能流传下来。③
《契丹藏》的影响不仅限于国内。辽道宗咸雍八年(1072)曾将《契丹藏》的印本赐给东邻高丽，高丽僧人将《契丹藏》与宋朝蜀本大藏经互校，撰成《高丽新雕大藏经校正别录》，使三种版本并行于世。其后评论诸本，认为《契丹藏》为最佳，于是以《契丹藏》为蓝本进行复刻，该复刻本又辗转流传到日本。由此不难想见，《契丹藏》的流布对这些国家佛教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以及辽代燕京佛教向东方邻国传播文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
二、云居寺石经续刻
始于隋代的房山云居寺石经刻造，到唐末告一段落，进入五代因战乱而止。辽代云居寺石经刻造得到圣宗、兴宗、道宗三朝的资助，更有地方官吏和僧俗四众的热心参与，使唐末一度停顿的刻经事业得以继续开展起来，在绵延千载的房山云居寺刻经史上，辽代续刻石经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辽代刻经之初是为“补缺续新”，即续唐人未成之四大部经数。辽沙门志才撰《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对辽代圣宗、兴宗和道宗三代皇帝赐钱刻造房山石径的史况作了较详细的记述：“大辽留公法师奏闻圣宗皇帝，赐普度坛利钱续而又造；次兴宗皇帝赐钱又造；相国杨公遵勗、梁公颖奏道宗皇帝，赐钱造四十七帙”。④
从圣宗太平七年(1027)到道宗清宁三年(1057)，前后31年时间，系由辽廷直接支持续刻。辽圣宗太平七年(1027)，州官韩绍芳奏请续刻云居寺石经，获得圣宗批准，由政府拨款提供费用，并委派沙门可玄主持其事。到兴宗时，又增加拨款进行大规模的续刻。这一时期，社会环境相对稳定，辽朝的经济实力不断增长，对佛教刻经事业的财政支持也加大了力度。这个阶段主要是将《般若》、《涅槃》、《华严》、《宝积》这四大部经续刻完毕。道宗又在此后，续刻其他经典四十七帙，总共刻经200卷，石碑600条。
在大安九、十年间(1093—1094)，云居寺石经续刻是在没有官方支持的情况下，由民间自发进行续刻，先后持续了约两年时间，主要由通理大师及其弟子善定主持续刻。通理大师是道宗时高僧，来到幽州讲经，游白带山，宿云居寺中。他“慨石经未圆，有续造之念”。《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记载，他于大安九年(1093)正月，在云居寺发起授戒大法会，以筹措民间资金刻经，“仕庶道俗，入山受戒，叵以数知。……所获施钱，乃万余镪”。付门人通慧圆照大师善定，校勘刻经。“石类印板，背面俱用，镌经两纸”。至大安十年(1094)，募集的资金已用尽，通理师徒的刻经工程告一段落。共刻经碑四千零八十片，经四十四帙。其中选刻大乘经三帙，律五帙，大乘论则三十六帙。由是补足前缺，使佛经之大乘经、律、论三藏得以完备。通理大师是房山刻经史上刻经最多的一位高僧。约两年时间就刻经四十四帙，四千零八十片，刻经之多，速度之快，在房山石经刻造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同时也说明当时有大量佛教信徒参与到石经刊刻中，反映出燕京地区民间佛教信仰相当兴盛。辽代刻经的最后年代是保大元年(1121)，通理弟子善伏完成石经十三帙，一百余卷。
有辽一代从太平七年(1027)到保大元年(1121)近一个世纪的刻经，构筑了房山石经的藏经体系，使房山石经成为三藏俱全的佛教经籍宝库。由于契丹藏全本已散佚，直到1974年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契丹藏》残本十二卷，经专家将此十二卷《契丹藏》与房山辽刻石经对照，发现其千字文编号、版式、行数、字数完全一样，可以证实辽代石经是以《契丹藏》为底本的，是《契丹藏》的覆刻。在《大藏经》善本《契丹藏》木刻本失传的情况下，辽代大量续刻石经的遗存，使《契丹藏》得以保存下来，是房山石经的一大功绩。
① 张畅耕等：《论辽朝大藏经的雕印》，载《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6年9月，总第9期。
② 罗炤：《再谈<契丹藏>的雕印年代》，载《文物》，1988年。第8期。
③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69页。
④ [辽]志才：《大辽涿州涿鹿山云居寺续秘藏石经塔记》，载《金石萃编》，卷153，西安：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