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节  北京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

    辽代北京地区遗存下来的佛教文化载体主要有材质丰富的佛教造像、天宁寺和房山等地的辽塔、戒台寺和慈悲庵的经幢、房山云居寺经碑上的辽代书法、《契丹藏》卷首版刻佛画，以及应县木塔出土的北京印刷出版史上最早的佛教文献印制品等。

    一、佛教造像

    辽燕京遗存下来的佛教造像十分丰富，有石造像、泥塑造像、铜铸和陶瓷等多种材质和形式的造像。在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上，继承了唐代造像的典雅端庄，同时又融入了契丹民族和北方传统的审美情趣，呈现出多元文化融合的辽代造像独特风貌。

    1.石刻造像

    辽代石刻遗像遗存，有浮雕和圆锥等形式，具有辽代佛像的鲜明特点和辽代雕刻艺术风格。浮雕形式的石刻佛像多出现在佛塔、经幢和舍利石函上。

    佛塔上的浮雕佛像。如位于北京市宣武区广安门外的天宁寺塔，第一层塔身四正面有拱门及浮雕像。其中佛菩萨和天王的浮雕，造型优美生动，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石经幢上的浮雕佛像。如北京门头沟双林寺辽代石经幢，为四面柱状体。四面各刻一尊佛像，为四方佛，四佛像皆身着袒右肩袈裟，头饰螺发，头顶肉髻平缓，胸部肌肉写实，体现了辽代佛像的鲜明特点。

    舍利石函上的浮雕佛像。如北京首都博物馆藏辽代(907-1125)的石雕舍利函，20世纪50年代出土于北京朝阳区，石函呈长方形，长95厘米、宽62厘米、高40厘米。中央凹槽奉置佛舍利。四侧面分别高浮雕刻释迦牟尼佛涅槃后四个重要场景：世尊涅槃、缠裹世尊、升棺说法和荼毗舍利。石函上还以高浮雕形式刻有佛教各种神祇30余尊，人物形象生动，风格鲜明，充分体现了辽代雕刻艺术的手法特点，对研究辽代佛像艺术风格、题材具有重要学术价值。

    圆雕释迦牟尼石造像，房山北郑村辽塔出土的释迦牟尼涅槃像，首都博物馆馆藏。该造像侧卧于石床上，头饰螺发，头顶肉髻微隆，身着袒有肩袈裟，面相生动，神态安详。形象地表现了释迦牟尼佛涅槃时情景。

    2.陶瓷造像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门头沟区龙泉务村出土的彩绘释迦牟尼佛像，是辽代陶质佛像的珍贵遗存。造像为跏趺端坐，头饰螺发，头顶现高肉髻，大耳垂肩，双目俯视，神态宁静。身着袒右肩袈裟，左手当胸，右臂残断。此佛像为辽代陶瓷造像的代表，对研究辽代佛像艺术及北京陶瓷艺术具有重要价值。现为北京门头沟区博物馆收藏。

    3.泥塑造像

    供奉于蓟县独乐寺大悲阁的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是国内现存最大的泥塑造像。高16米，立于阁中央的须弥座上，穿过阁中二、三层平台，直入藻顶。塑像为木质骨架，上覆以灰泥彩塑，面相慈祥，两眼凝视远方，衣着绚丽端庄，两臂披帛飘逸，仪态优美。因头顶上还有10面小佛头像，故又称十一面观音。胁持菩萨两侧侍立，法相庄严。是不可多得的辽代雕塑艺术珍品。

    4.金铜造像

    观音菩萨作为燕京地区流行的造像题材，其流行源于辽太宗耶律德光奉观音菩萨为家神的因缘。在太宗的带动下，观音菩萨由此得到契丹民族和北方人民的普遍接受和信奉，也成为辽燕京最为流行的佛教造像题材。以首都博物馆收藏的辽代铜观音菩萨像为代表，该造像头梳高髻，面形圆鼓，神态慈祥。两耳各有一条缯带垂至肩部，身着袒右肩袈裟和僧裙，双肩披如意状天衣，胸前饰璎珞，全身比例匀称。此像为辽代观音菩萨常见样式，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特点。

    二、佛塔遗珍

    北京地区辽代佛塔遗存主要有天宁寺塔、招仙塔、昊天塔、花塔、照塔、云居寺北塔、开山琬公塔和云居寺压经塔等。①

    天宁寺塔，位于广安门外天宁寺内，建于辽代。对于天宁寺塔的始建年代，长期以来一直认为系隋开皇年间所建。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及夫人林徽因对天宁寺塔进行了实地考察，在《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一文中，对天宁寺塔的建筑形式、结构及风格进行了分析，并与其他相类似的古塔进行比较，认为天宁寺塔应为始建于辽代的建筑，具有辽代末期的建筑特征与风格。②

    上世纪90年代，文物部门在塔顶上发现一方石碑，碑正面刻有：“大辽燕京天王寺(天宁寺的前身)建舍利塔记。皇叔、判留守诸路兵马都元帅府事、秦晋国王，天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奉旨起建天王寺砖塔一座，举高二百三尺，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这一发现验证了梁思成、林徽因对天宁寺塔的考证结论，更为天宁寺塔始建于辽代提供了佐证。

    天宁寺塔为八角十三层檐密檐式实心砖塔，通高57.8米，由基座、平座、仰莲座、塔身、十三层塔檐、塔顶、宝珠和塔刹构成。基座呈八角形，上下两层，下层各面雕有6个壶门形龛，内雕狮头；上层各面为5个壶门形龛，内浮雕坐佛，基座上下层转角处有金刚力士浮雕。基座上仰莲座3层上承塔身。塔身八面分别雕有拱门和棂窗，门两侧雕有金刚力士、菩萨、云龙等，雕像造型生动，栩栩如生。十三层塔檐逐层内收，顶部由两层八角形仰莲承托宝珠形塔刹。整座塔造型挺拔壮丽，体现了辽代建筑艺术的高超水平，成为北京地区珍贵的古塔遗存。

    招仙塔，辽建。位于八大处灵光寺东南隅。为八棱十三层密檐式砖塔，绕塔基有铁钉龛十六座。塔基和塔身上都刻有精美的佛像，俗称画像千佛塔。辽咸雍七年(1071)曾将一颗佛牙舍利供奉在塔内。后于清末被八国联军焚掠后仅存塔基。

    昊天塔，又称多宝佛塔，位于房山区良乡东北燎石冈。相传初建于隋朝，现存塔为辽代建筑。塔高36米，为八角形五层楼阁空心式塔。外形上小底大，收分明显，造型优美，为北京地区不多见的楼阁式空心砖塔。须弥座塔基上刻砖雕花卉、兽头、壶门等纹饰。塔身各层四个正面雕有券门，券门内设有佛龛，其余各面有方形直棂窗，各层檐下饰有仿木斗拱，每层内有回廊，可环行而上。塔刹为八角莲花座和宝珠组成。

    花塔，建于辽咸雍六年(1070)，位于房山区磁家务万佛堂村，建在万佛堂孔水洞北侧上方岗台上。塔坐北朝南，砖结构，通高约20米。下部平面八角形须弥座高5米，塔身四个正面设有券门，塔身上部为塔檐，檐上为笋状塔身。此塔是我国现存早期的花塔之一。

    照塔，建于辽代，位于城西南房山区南尚乐乡照塔村东山巅。坐北朝南，为砖砌八角七级密檐式砖塔，通高约15米，塔基为八角形须弥座，高约3米。塔身正面设券门，其他各面设假窗。塔身之上为仿木砖刻额枋檐椽和砖制的斗拱。上边是七级叠涩檐，塔顶为攒尖宝刹。此塔高耸山巅，塔形秀丽，几十里外清晰可见，已成为当地的重要景观。

    云居寺北塔，建于辽天庆年间，位于房山云居寺内，为八角形砖砌楼阁式塔，高约30米，八角形须弥座上雕有图饰，塔身下部为二层楼阁式，八面分设拱门及棂窗。塔身中部由八角形须弥座承托覆钵如鼓形，其上为圆锥形九重相轮，顶部为宝珠形塔刹。

    开山琬公塔，辽大安九年(1093)建。原在房山水头村静琬塔院，后迁至云居寺内。静琬是云居寺开山祖师，自隋大业年间发起雕凿石刻大藏经，开创了云居寺石经刊刻事业的先河。静琬示寂于唐贞观十三年(639)，据塔铭记载，静琬生前遗言，石经没有刻完不准掩埋遗骨。此后历代弟子秉承其志续刻不绝，直到辽代，房山石经已成为三藏俱全的佛教经籍宝库，通理大师认为可以告慰祖师，便于辽大安九年建造了开山琬公塔。③琬公塔为石雕八角形三层密檐式，高约6米，塔身为八面石柱，正面镌刻“开山琬公之塔”铭刻。塔身上方为三重石雕仿木结构角跷塔檐，檐上为仰莲承托七层相轮和宝葫芦塔刹。整体形制简洁庄重，是辽代雕刻艺术的精品。

    云居寺压经塔，在云居寺(现文物管理处院内)，建于辽天庆八年(1118)。高约5米，为八角形七级密檐式石塔，双层石雕须弥座上仰莲承托八角形石柱塔身，塔身八面镌刻《续秘藏石经塔记》，对研究云居寺石经有重要价值。塔身上方是七重密檐，其上由双层莲花承托宝珠。

    三、佛教碑幢

    辽代燕京地区遗存的佛教碑幢，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是辽代佛教发展的见证，也是北京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

    慧聚寺辽代碑幢，慧聚寺位于距北京50里的马鞍山，辽道宗咸雍年间因有名僧法钧辟戒坛而大盛，故又称戒台寺，是北京地区保存辽代文物最多的寺院之一。寺内有辽代碑幢四座。《故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坛主法钧大师遗行碑》，建于大安七年，碑文记载了法钧大师的生平，是北京仅存的几通辽碑之一。《尊胜陀罗尼经幢》，建于辽代大康元年，为法钧和尚法幢，幢高247厘米，直径74厘米，八面石柱体，其中1—4面为经文，5—7面记事，单面5行，满行34字，第8面为落款。《传菩萨戒大师大悲心经幢》，建于大康三年，亦为法钧和尚法幢，门人传戒大师赐紫沙门裕窥等立。《裕窥大师墓志铭、法幢》，墓志为汉白玉石函，铭文所记“天庆五年三月二十四日辛时葬”；法幢为八面立柱体，正面镌刻“奉为故坛主崇禄大夫守司空传菩萨戒大师特建法幢记”，其他7面为经文。④

    陶然亭辽代陀罗尼经幢，建于辽寿昌五年(1099)，位于宣武区陶然亭慈悲庵，经幢为八角形塔式石雕，高约2.7米，塔身镌有佛经，八面刻，先经后记，首题“大辽燕京大悯忠寺故慈智大德记”，额题：“故慈智大德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辽僧德麟书。记述了慈智大师卒于辽寿昌四年，次年四月三十日葬于辽南京城东郊的史实。

    四、佛教文学

    辽代文学的发展，与佛道儒三教均有密切关系，其中佛教在民间宗教信仰中居主流地位，对于文学的创作和发展产生了重要作用。⑤辽代佛教的空前兴盛，僧侣数量的急剧增加，使佛教迅速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改变着辽人原有的文化方式。辽代有不少既精于佛教经典，又博学多才的学问僧活跃在辽代文坛。一些备受皇室礼遇，担任朝廷要员的僧官，更具有较高的文化修养，如佛学大师海山郎思孝，出家前精通儒学，举进士第，后看破红尘，遁入空门，到觉花(华)岛为僧，成为名噪一时的律宗高僧，对华严宗也有深入研究。兴宗赐号“崇禄大夫，守司空，辅国大师”。曾与辽兴宗互相赋诗唱和，多为以律宗为宗旨。辽代的文学家亦大多好佛，佛教的典故、语汇和精神丰富着他们的创作内容。从辽代文学创作来看，最长的诗歌是寺公和尚所作《醉义歌》⑥；最庞大的诗人群体作品是辽寿昌五年僧智述等二十四人的《玉石观音像唱和诗碑》⑦；身份最显赫的诗人是崇佛的辽道宗皇后萧观音⑧，辽代文学家王鼎创作的《焚椒录》即以萧观音冤案为题材的笔记小说。

    王鼎(?—1106)，辽文学家，字虚中，涿州人。为辽燕京慧聚寺法均大师的受戒弟子⑨。道宗清宁五年进士，累官至易州观察判官、涞水县令、翰林学士。他自幼好学，潜心读书，博通经史，尤善诗文。当时的公牍文书，很多出自其手，燕京地区的不少碑刻也为他所撰写。王鼎为人正直不阿，在仕途遭受挫折之后，写出笔记小说《焚椒录》，具有重要的文学价值和史学价值，也奠定了其在辽代文坛的地位。⑩他曾撰写过许多佛教题材的散文，如咸雍八年的《蓟州神山云泉寺记》(11)、大安五年的《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12)、大安七年的《法均大师遗行碑铭》(13)、《涿州固安县慧峰寺供塔记碑》(14)等。王鼎的这些碑文，几乎都是优美的散文作品，文笔清丽，语言凝练，写人写事、状物抒情都十分传种生动，体现了较高文化修养和文学造诣。

    五、佛教书法

    辽代燕京的佛教书法，可以从应县木塔出土的燕京刻印的《契丹藏》十二卷印制品、房山云居寺辽刻石经以及燕京遗存的大量塔幢碑铭等载体中得到展示。

    《契丹藏》书法。应县木塔出土辽燕京刻印《契丹藏》十二卷，是最重要的辽代书法精品。燕京是辽代雕版印刷中心，燕京城内书手如林，拥有一批字体工整秀丽、雕刻技艺精湛的写手和刻工人才队伍。辽燕京刻印《契丹藏》集中了燕京最优秀的书法高手和刻工。应县木塔出土辽燕京刻印《契丹藏》十二卷的题记中，即可见到辽代燕京著名书法家庞可升，以及有名有姓的写手和刻工如穆咸宁、赵守俊、李存让、樊遵、孙寿益、赵从业等。这十二卷佛教经典印制品，全部为汉字书写雕版，大字楷书，书体略近似于欧阳询体，字体秀丽遒劲、端庄凝重，刀法稳健剔透、圆润纯熟，代表了辽代书法艺术的水平。

    另外，庞可升的书法作品还有辽圣宗太平五年宝坻广济寺的《广济寺佛殿记》，亦为庞可升铭刻书丹。(15)此外，上个世纪80年代末，庆州白塔内发现的雕印品佛教经卷中，有统和二十五年由燕京著名书法家庞可升和著名雕工樊遵雕刻的《佛形象中安置法舍利记》，既是辽代雕版印刷珍品，也是精致的书法作品。

    云居寺辽刻石经书法。辽代燕京的佛教书法，从房山云居寺石经中也可反映出来。从重熙末年刻造《大宝积经》开始，刻石上都镌有书经者的署名，既有僧人、一般布衣，也有殿士进士、乡贡进士、乡贡律学和燕台逸士等各种身份之人，其书法风格各异，其中不乏辽代书家名手。同时，石经镌刻者往往也留有署名，这些刻工大多是辽燕京的刻碑世家，以吴、邵两个家族为最多，以石刻技法娴熟、刀工精湛著称。房山云居寺辽代刻石对于研究辽代石刻书法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塔幢碑铭书法。辽代燕京遗存的大量塔铭碑刻幢记，亦多出于当时书法家的手迹。如辽大安七年《戒台寺法均大师遗行碑》，为王鼎撰文并书丹，比丘悟聪篆额，王惟约刻，碑文竖26行，满行62字，为楷书，宗颜真卿书体，纵横有象，遒劲端方，为辽代书法佳作。其他辽燕京塔铭碑刻幢记还有法源寺辽大安十年善制撰、义中书《观音菩萨地宫舍利函记》、辽寿昌四年严甫书、王惟约刻《舍利石函题名》；陶然亭慈悲庵辽寿昌五年释德麟书《大辽燕京大悯忠寺故慈智大德幢记》和《故慈智大德佛顶尊胜大悲陀罗尼幢》；以及应历十五年乡贡进士郑熙书《重修范阳白带山云居寺碑》和大安五年王鼎撰、贾溉书、邵师儒刻《六聘山天开寺忏悔上人坟塔记》等等。这些辽代北京地区遗存的塔铭碑刻幢记不仅是珍贵的佛教文物，同时也展示了辽代的书法艺术。以上碑刻铭文国家图书馆均藏有拓片。

    六、佛教绘画

    辽代燕京佛教绘画，以《契丹藏》卷首版画为代表。佛教版画是中国古代版画艺术史上现存最古老的作品，由佛画家运丹青于尺幅，椠刻家操刀笔于梨木，从而创造出佛教版画艺术作品。应县木塔出土的辽代《契丹藏》残卷中，有许多经卷保留了精美的卷首版画，均系在燕京雕印，如《大方广佛华严经》卷四十七，扉页版画为护法金刚像，上半部已不可辨，从下半部看，线条刚健有力，风格遒劲，显示出北方佛画浑厚劲挺的画风。《大法矩陀罗尼经》卷十三，卷首版画图绘灵山说法情景，画面构思严谨，描绘细腻，显示出深厚的绘画功力和圆熟的版画雕刻技巧。《中阿含经》卷第二十六，卷首扉画与上本同。此外还有《阿毗达摩发智论》、《佛说大乘圣无量寿决定光明王如来陀罗尼经》，原有扉画，已残缺不存。总起来看，释迦塔所出《契丹藏》十二卷经典中，就有四卷有版刻佛画。由此可见该藏的版画非止一幅，至少是几幅画面不同的图版轮番印制的。以此推之，全藏的佛教版画，应当是极为丰富而精彩的，反映了辽代佛教版画艺术的水平。(16)

    七、文字学研究的佛教成果

    由于佛教经典的刊印受到辽廷的高度重视，燕京地区对佛典的校勘、考证和诸家注疏的整理和印制十分盛行，由此带动了文字学和音韵学研究的发展。其中有些著作出自燕京学问僧之手。这些学问僧不仅精于佛家经典，很多人还博学多才，有着深厚的汉学基础。其中，燕京僧人行均编纂的《龙龛手鉴》和崇仁寺僧人希麟编纂的《续一切经音义》，为辽代佛教文字学和音韵学方面的重要成果。

    《龙龛手镜》(又名《龙龛手鉴》)4卷(17)，是辽代遗留下来的一部关于音韵文字学的著作，类似现在的字典。燕京僧人行均编纂，成书于统和十五年(997)。行均，俗姓于，字广济。他平素在阅读佛经的过程中，辑录出其中的常用字和流行俗字，撰成字书《龙龛手镜》四卷，对佛教典籍中的字，作切韵训诂。共收字约26430个，立424部首，以部首字的平、上、去、入四声排序，分列为四卷。正文之后另附《五音图式》。此书编纂的目的在于帮助僧徒识字读经，因此释义简明，用例多引佛经；注音采用反切，或用直音。《龙龛手镜》根据当时的实际读音和通用字体进行编排，并广收民间流行的异体、俗体和简化字等，故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对研究辽代燕京地区的民俗俚语也多有裨益。沙门智光在该书序言中赞道：“行钧善于音韵，娴于字书，睹香严之不精，写金河而载缉，九仞功绩”。书成后传入宋朝，并雕版发行，改名《龙龛手鉴》。宋朝学者沈括的《梦溪笔谈》提到该书时称：幽州僧行均，集佛书中字为切韵训诂，凡十六万字，分四卷，号《龙龛手鉴》。燕僧智光为之序，契丹重熙二年集。此书当时还曾流传到朝鲜和日本，广受文字学家的重视。

    《续一切经音义》10卷，希麟编纂，是对佛经进行文字训释的专书。希麟，辽燕京崇仁寺僧人。随着辽代各宗派对佛教经典的传播需要，为了解释佛经的音义，辽圣宗时燕京崇仁寺僧人希麟，按唐僧慧琳《一切经音义》的体例，对《开元释教录》之后未收入的佛经文字进行注音和释义，撰成《续一切经音义》10卷。此书撰成后广为流传，道宗时赠契丹藏给高丽，希麟此书亦同时传入朝鲜，并由高丽再入宋，宋刻入藏，后又传入日本。该书作为对佛经进行文字训释的专书，不仅对佛教的传播有重要价值，同时对于语言文字学的发展也具有促进作用。

    八、开启北京印刷史的燕京佛典印制

    燕京作为辽代雕版印刷中心，有着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各种先进的工艺技术，雕版印刷的四大要素纸、墨、刻、印在燕京全都具备，且相当发达，加之燕京本为燕云十六州故地，人文荟萃，文人、学问僧、写经生、书家和刻工代不乏人，具有足够的校、写、刻人才，以故辽代佛教经典的印制多在此进行。其中首推官版雕印的《契丹藏》，是辽代最大的雕印工程，全藏即以燕京为中心刻印，不论书法、刻工、造纸和制墨均十分精良。从山西应县木塔发现的辽代佛教文献印制品(详见本节“出土佛教文物”)中，最早的印制时间为：统和八年(990)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上生经疏科文》；统和二十一年弘业寺印造的《称赞大乘功德经》；太平五年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的《妙法莲华经》卷第四；咸雍七年燕京弘法寺印制的《释摩诃衍论通赞疏》卷第十与《释摩诃衍论通赞疏科》卷下。这四件佛教经典印制品，是迄今发现的北京印刷出版史上最早的印刷品。(18)

    从《契丹藏》的刊记来看，辽代燕京刻印佛教经典的机构分为官刻、坊刻和寺院刻经三大系统。如《契丹藏》上署朽印经院判官韩资睦之名，可知辽在燕京设有印经院机构，专门提调大藏经和单刻佛典的雕印，此为官刻；“燕京仰山寺前杨家印造”和“燕京檀州街显忠坊门南颊住冯家印造”为坊肆刻经；署有圣寿寺、弘法寺、弘业寺、大昊天寺、大悯忠寺印刷流通者，为寺院刻经。上述刻印机构均在辽燕京城内。如“仰山寺”在燕京城归厚坊；“檀州街”名称在唐幽州城时即有，辽燕京仍沿用了旧名；“弘法寺”辽时已声名显赫，后来金代《赵城藏》的经版即贮藏该寺。

    同时，辽代燕京的雕版印刷技术也发展到较高工艺水平。如应县木塔发现的《契丹藏》经卷，用纸考究、书写隽秀，雕印精良；卷首扉页的版刻彩印佛像，据专家分析其彩印方法类似朱、蓝两套版先后漏印而成，可以作为辽时已有彩色套印技术的实物见证(19)。可以说辽燕京雕印的《契丹藏》代表了辽朝鼎盛时期在造纸、书法、刻本印刷等方面的工艺发展水平。正像向达先生在《唐代刊书考》中所说，中国印刷术之起源与佛教有密切之关系。印刷出版技术的进步促进了佛教的传播，而佛教的传播也在客观上推动了出版印刷事业的发展，二者可谓相得益彰。

    九、佛教刻工宫氏家族

    辽代佛教刻工宫氏家族，是北京佛教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宫氏家族，祖籍河南郡(今河南洛阳市)，在从辽兴宗重熙十一年(1042)到金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的长达169年中，始终活跃在北京地区碑记刻石活动中。曾毅公《石刻考工录》从房山石经题记中辑出辽代宫氏刻工“宫士金、宫士永、宫士全、宫太奴、宫宁哥、宫世宁、宫世全、宫世纯、宫佛奴、宫金佛奴、宫垣”(20)等十余人，他们都先后参与了大宝积经、菩萨地持经、菩萨善戒经、净业障经、大智度经论、瑜伽师地论等经典的刊刻，堪称辽代房山石经刊刻的主力。(21)

    北京地区著名的《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碑》是宫氏家族成员所刻。此碑刻于辽天祚帝天庆九年。碑石方形，边长48厘米，厚8厘米。碑末题“宫亨刻”。1991年发现于北京宣武区天宁寺塔刹座内。宫氏家族在北京地区遗存的辽代佛教石刻作品还有：辽道宗大康七年四月《辽析津府良乡县张君于谷积山院读藏经之记碑》，现存房山区青龙湖镇北车营村谷积山灵鹫禅寺，碑通高254厘米，宽94厘米，碑阳正书20行，满行40字。碑末记为“河南郡宫士金刻”。(22)该碑是目前所发现除了房山石经之外年代最早的宫氏刻石。辽天祚帝天庆元年《马直温等为太夫人建陀罗尼经幢其题记》(23)也为宫氏家族所刻，题记纪年为“天庆元年岁次辛卯四月癸巳朔十一日癸卯丙时建。刻石宫士全”。

    宫氏家族在辽代(包括金代)刊刻了包括房山石经在内的大量佛教石刻。从宫金佛奴、宫佛奴等名字中可以看出，其命名习惯受到了崇佛的契丹人影响，当时的宫氏家族也应当是笃信佛教的。在长期的刻工生涯中，宫氏家族自身的文化素养也在不断积累提高，有些家族成员也善于书法，如宫世纯在刻经过程中也写经。(24)这一佛教刻工世家，参与石刻的人数之多，在历史上活跃时间之长，留下石刻之多，在北京佛教史上实属罕有。作为一种佛教文化现象，宫氏家族在北京辽代佛教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十、出土佛教文物

    天宁寺塔出土辽代舍利塔记。天宁寺始建于唐开元时，名天王寺，明正统时改名天宁寺。天宁寺塔作为寺中重要建筑之一，因寺毁而塔独存，遂有天宁寺塔之名。

    关于天宁寺塔的建筑年代，因缺乏史料记载，一直没有定论。民国二十四年(1935)，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合著《平郊建筑杂录(续)》中《天宁寺塔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曾对此塔的建造年代专门做过考证，提出过此塔是“辽末的作品”的观点。1991年，北京市文物局对它进行全面修缮时，于塔刹座内发现了一通石碑，名为《大辽燕京天王寺建舍利塔记》。碑铭记载天宁寺塔始建于辽天庆九年五月二十三日，“相计共一十个月了毕”；同时还记载了主持建塔人秦晋国王和协助建塔的一些重要僧俗人物。这通辽代舍利塔记石碑的发现，不仅证实了梁思成、林徽因关于天宁寺塔系辽代建造的观点，同时也为寺史和北京佛教史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25)

    密云县辽代冶仙塔基发现地宫。始建于辽代的冶仙塔位于密云县东北的冶山上，原塔高12米，现已毁。1988年，北京市文物研究所和密云县文物管理所对该塔基残址进行清理发掘，发现了地宫，地宫略呈长方形，东西宽约1米，南北长1.3米，深约0.4米。四壁以砖错缝平砌。所用砖为长40厘米、宽20厘米、厚5厘米的勾纹砖。地宫出土了40余件文物和大量铜钱。完整器物有8件，其余都有残损。8件完整器物是：绿釉净水瓶、秘色瓷碟、方形白瓷碟、圆形白瓷碟、瓷葫芦坠、陶塔、串珠、玻璃器。其中，绿釉净水瓶无论从釉色、瓷质，还是造型上看，堪称珍贵的辽代瓷器。(26)

    应县木塔出土辽燕京佛教文物。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于山西应县木塔发现了大批辽代刻本佛经，包括《契丹藏》十二卷，辽代单篇刻经三十五件，辽代刻书《蒙求》及杂刻八件，辽代版刻彩印佛像六件等等，(27)共61件，几乎都是世所仅存、首次面世的文物，均为当年塑佛像时装藏之物。这批出土的雕版印刷品多为在辽燕京刊刻(详见前文)。历史上有关辽代雕版印刷的记载极少，版本实物更是风毛麟角，辽代出版印刷史长期以来是个空白，而这批辽代雕版佛教文物印刷品的面世，率先填补了雕版印刷史上的空白，是迄今发现的北京出版史上最早的印刷品(详见本节“开启北京印刷史的佛经印制”)。充分反映出佛教传播与出版印刷事业相互促进的作用。

    应县木塔所发现的《契丹藏》是目前国内所能见到最早的大藏经刻本，云居寺辽代刊刻石经所用的底本正是《契丹藏》。这一事实已被山西应县木塔中发现的《契丹藏》所证实。同时，应县木塔出土辽燕京刊刻的佛教经典，也反映出燕京在辽代佛教发展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燕京(南京)为辽代的五京之一，是辽朝经济、文化的中心，辽燕京雕版印刷的成就具有代表性，所以，应县木塔秘藏的面世，对于研究辽代经济、文化、佛教、艺术等方面都具有重要影响。

    北郑村辽塔出土佛教文物。1977年，位于房山县北郑村的辽塔倒塌，文物工作者清理塔基和地宫，出土了唐、五代和辽代的佛教文物多件(28)。北郑村辽塔为八角形十三层密檐式实心砖塔，地宫位于塔基内，从中发掘出土的辽代佛教文物主要有石函、石幢、石卧佛等。辽重熙二十年大理石函(29)，原置于地宫内南侧中央，为79×52.5×54厘米的长方形状，函内原置石卧佛一尊以及银、铜、瓷器物等，石函右侧有铭文“重熙二十年岁次辛卯三月壬子朔二十五日丙子午时葬记”，其他三面雕饰花卉，色彩鲜艳，雕工精美。辽应历五年建石幢一通，由盖顶、幢身和基座三部分组成，出土时幢座置于地宫盖板上。佛教经幢的树立位置一般为寺院、墓傍或墓中、塔侧等处，以树立在寺院领域内和墓侧者居多，类似这样置于塔身内，矗立在地宫盖板上的经幢还不太多见。石幢造型平面呈八角形，通高3.125米，幢身八面均镌有汉字经文：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序并真言及《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记》(30)等题记，幢文纪年为“辽应历五年岁次乙卯肆月己亥朔八日丙午巳时建陀罗尼幢常友文镌”。石卧佛一尊，出土时置于石函之中，为雕释迦牟尼涅槃石雕像，释迦牟尼侧卧于长方形石座之上，佛像高31厘米，似枕臂微睡，双目微闭，神态安详(详见本章第八节“佛教造像”部分)。

    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出土佛教文物。1963年，顺义县城关农民在南门外一块高台地上取土时，发现用勾纹砖砌的一个方池，上盖石板，据当地年长者介绍，此处原有残塔一座，但被毁已久，塔之原貌已不详。经考证此处为辽净光舍利塔塔基，方池即为舍利函。文物工作者在发掘中，出土经幢一尊，高1.09米，为辽圣宗开泰二年所造。(31)

    ①  参阅薛增起、薛楠：《北京的塔》，北京出版社，2002年，第41、139-140、232-233、238、251、264-265、272-273、275页。

    ②  梁思成、林徽因：《由天宁寺谈到建筑年代之鉴别问题》，载《林徽因文存·建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③  牛延锋：《慧思大师的末法思想与静琬大师的房山刻经》，载《佛教文化》，2006年，第6期。

    ④  张云涛：《北京戒台寺石刻》，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95-102页。

    ⑤  黄震云：《论辽代的宗教文化》，载《民族研究》，1996年，第2-3期。

    ⑥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文集》，卷8，上海书店，1989年。

    ⑦  向南：《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

    ⑧  贺利：《契丹族女诗人萧观音诗词中少数民族女性的文化审美品质探源》，载《民族文学研究》，2007年，第2期。

    ⑨  王鼎为法均法幢撰《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自署为“受戒弟子范阳王鼎撰文”。

    ⑩  [元]脱脱：《辽史》，卷104，列传第34，《王鼎传》，中华书局，1974年。

    (11)  陈述：《全辽文》，卷8《蓟州神山云泉寺记》，中华书局，1982年。

    (12)  原碑刻立地点在房山区上方山；另见《辽代石刻文编》，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13页。

    (13)  原碑刻立地点在门头沟区戒台寺；另见《辽代石刻文编》，第438-439页。

    (14)  《涿州固安县慧峰寺供塔记碑》，载《古涿州佛教刻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06页。

    (15)  王玲：《北京通史》，第三卷，中国书店，1994年，第284-286页。

    (16)  参阅周心慧：《中国古代佛教版画史综论》，见《中国古代版刻版画史论集》，北京：学苑出版社，1998年。

    (17)  [辽]行均：《龙龛手鉴》，上海涵芬楼，1923年据宋刊本影印。

    (18)  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文物出版社，1991年。

    (19)  参阅李致忠：《历代刻书考述》，第四章《辽西夏金刻书考略·辽代刻书》，成都：巴蜀书社，1990年。

    (20)  曾毅公：《石刻考工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80页。

    (21)  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等：《房山石经题记汇编》，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第304-491页。

    (22)  梅宁华等：《北京辽金史迹图志》(下)，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第13页。

    (23)  该拓片现藏国家图书馆。

    (24)  参阅周峰：《北京辽金石刻刻工宫氏家族考》，载《北京文博》，2007年，第3期，第40-44页。

    (25)  王世仁：《北京天宁寺塔三题》，载《北京文博》，1996年，第2期。

    (26)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126页。

    (27)  参阅山西省文物局、中国历史博物馆：《应县木塔辽代秘藏》，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年。

    (28)  齐心、刘精义：《北京市房山县北郑村辽塔清理记》，载《考古》，1980年，第2期。

    (29)  《北郑村辽塔石函》，见《古涿州佛教刻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80页。

    (30)  《北郑院邑人起建陀罗尼幢》，见《古涿州佛教刻石》，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31)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顺义县辽净光舍利塔基清理简报》，载《文物》，196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