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节  北京佛教的对外交往

    辽代佛教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交往十分活跃。辽代帝王注意利用佛教沟通与邻国的关系，增进彼此往来。辽燕京与印度、朝鲜半岛和日本佛教界均有往来交流关系。

    一、与印度佛教界的往来

    北京佛教与印度佛教的交流可以追溯到南北朝时期幽州昙无竭等人西行求法。到唐代时，范阳僧义净赴西域求法；吐火罗僧“禅和尚”，来幽州传法，两地开始出现双向交流。唐代以后，印度佛教渐趋衰微，中印佛教交流逐渐减少。辽代时中印佛教的交往，以印度僧人慈贤和摩尼来燕京传播密教为代表。

    慈贤，是中印度摩揭陀国三藏法师，大约在辽圣宗时来燕京，入辽后主要从事佛典的翻译。共译出佛典9部13卷，其中9部是密教经典，在其译典中都署有“契丹国师中天竺摩揭陀国三藏法师慈贤译”。可见他在辽国享有国师的崇高地位。

    摩尼，在圣宗末、兴宗初来燕京，所传播的教派也是密教，燕京奉福寺的僧人觉苑曾从他学法，成为辽代研究密宗的重要大师。

    二、与朝鲜半岛佛教界交流

    北京佛教与朝鲜半岛佛教交流始于辽代，《辽史》记载，辽廷多次遣使送佛教经典至高丽。清宁九年(1063)三月，辽朝曾遣使送大藏经至高丽，此举影响了高丽大藏经的再雕刻。太康九年(1083)十一月，诏僧善知校订高丽所进的佛经，并命颁行。寿昌五年(1099)，辽朝遣使至高丽，赠大藏经一部。乾统七年(1107)，天祚帝又遣使赠高丽大藏经一部。宋元祐元年(1086)，高丽文宗第四子王熙，字义天，出家后被封为“佑世僧统”，携佛经一千余卷返回高丽，归国后于宋元祐五年(1090)撰写《新编诸宗教藏目录》3卷①，其中收录辽代僧俗著作58部，251卷，促进了辽朝与朝鲜半岛之间佛教界的交流。

    三、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

    对于辽代与日本佛教界的交流，日本学者冢本善隆在其所著《在日本遗存的辽文学的影响》②中进行了研究考证，认为名古屋真福寺传来宋戒守的《往生传》和神奈川县金泽文库所藏《汉家类聚往生传》，皆是受到辽燕京奉福寺僧非浊所撰《随愿往生集》(今已不传)影响下的佛学著作。史载，辽僧非浊“撰《往生集》二十卷”，深得道宗嘉赞，并“亲为帙引，寻命龛次入藏”。③此书由高丽传入日本，对日本平安朝末期及镰仓幕府时代的文学和佛学产生了一定影响。

    ①  王巍：《义天与辽和高丽的佛教文化交流》，载《华北师大学报》，1994年，第5期。

    ②  [日]冢本善隆：《在日本遗存的辽文学的影响》，载《东方学报》(京都)副刊，1936年，第7册。

    ③  陈述：《全辽文》，卷8《非浊禅师实行幢记》，中华书局，1982年，第180-1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