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代的北京佛教，是指公元1125—1234年在北京地区传播的佛教。海陵王迁都燕京，改称中都，北京成为一代王朝的正式首都，政治地位再度提升。统治者对佛教采取利用与限制并重的政策。金朝诸帝在中都提倡佛教，为寺院敕赐寺额、赐田度僧、礼敬名僧，使得遭受辽、金战争破坏的北京佛教得以复兴。佛教各个宗派皆有名僧在中都弘传阐扬，佛教寺院的修建十分兴盛。佛教文化成果丰硕，中国佛教史上首部私刻大藏经《金藏》问世，经版贮藏弘法寺；房山云居寺石经续刻不绝；中都作为金代佛教发展的中心和北方文化重镇，佛教造像和碑塔经幢遗存丰富，并留下不少佛教书画和文学作品传世。

    第一节  统治者的佛教政策对北京佛教的影响

    中都作为金朝首都地位的确立，使北京地区正式成为一代封建王朝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金代帝王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高度重视佛教的作用，对佛教采取了利用与限制并重的政策。金代北京佛教在前朝燕京佛教空前发展的基础上，继续有所发展。

    一、金中都作为首都地位确立

    金天会三年(1125)，金军攻克燕京，北京地区进入金朝统治之下。金贞元元年(1153)海陵王完颜亮正式迁都燕京，并将燕京更名为“中都”。金中都作为一代王朝首都地位的确立，使北京成为闻名世界的著名古都历史由此开始。中都作为金朝首都的数十年间，是金王朝从发展走向鼎盛、实现“宇内小康”的重要时期。由于地理位置和发达的经济及人文优势，使中都不仅具备了北半部中国政治中心的条件，为其进一步发展成为全中国统一政权的政治中心奠定了基础，从其后元、明、清三朝相继建都于此的事实来看，金代的中都在北京城市史乃至整个中国历史发展长河中都具有里程碑意义。

    二、统治者对佛教的政策

    金代帝王对佛教采取了利用与限制并重的政策，虽然金代佛教的发展远不如辽代兴盛，但金代帝王为了缓解民族矛盾和解决国家经济困难，也高度重视佛教的作用，推出不少兴佛的举措，同时，强化对佛教的管理，并限制僧侣人口数量和僧团势力，使得金代佛教还是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发展。

    推出兴佛举措。金代帝王对佛教的提倡，始于太宗时期。太宗常于内廷供奉佛像，又迎旃檀像安置于燕京悯忠寺，每年设会、饭僧。熙宗时，皇统二年(1142)，太子生日，熙宗诏海惠大师于上京侧建储庆寺，普度僧尼百万，大赦天下。皇统三年，熙宗下令海惠、清惠两禅师住进储庆寺，并从燕京迎来释迦旃檀瑞像供养在储庆寺中积庆阁。皇统五年，海惠示寂，熙宗与裴满氏亲奉舍利，五处立塔，以示尊崇。世宗在位时是金代盛世，社会安定繁荣，佛教发展也趋于兴盛。世宗喜好巡游名山古刹，营建塔寺。他于燕京建大庆寿寺；又重建燕京昊天寺，特许每年度僧十人；他的生母贞懿太后出家为尼，特为创建清永禅寺，别筑尼院①。

    章宗在位时，曾召名僧万松行秀禅师于内廷说法，奉锦绮大僧伽衣，并为建普度法会。金统治者通过建寺饭僧、优礼名僧以及对各大寺院施田、赐钱和普度僧尼等种种方式，以示对佛教的尊崇和支持，旨在使佛教为其所用。

    强化对佛教的管理。金统治者吸取辽代佛教过度发展的教训，注意采取利用与限制相结合的政策，从制度上加强对佛教的整顿和管理。金代的官方佛教管理机构为在京设国师，府设僧录司、僧正司，郡设都纲司，县设维那。此外，禁僧尼和朝贵来往，并要求僧尼随俗拜父母及奉行丧礼等，充分体现了统治者加强对佛教管理的意图。

    章宗继位后，推行由国家组织定期、定额的试经度僧制度，作为僧侣受度的主要途径。始规定为三年一试，八十而取一。②此外，还规定了僧人蓄徒的限额。在章宗泰和元年修成的《泰和律义》中有《释道令》十条，将僧道试经受度的办法以法令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定型的制度，以期保证录取僧道的水平。除此之外，统治者对僧侣的行为也严加约束，限制他们参与政治。如海陵王得知有比丘尼时常出入宫中为贵妃定哥传递消息之后，将她们统统处死。③明昌二年(1191)二月，章宗曾发布一道禁令“敕亲王及三品官之家，毋许僧尼道士出入”。④僧侣被排斥于世俗政治生活之外，其政治影响力明显减弱。

    限制僧侣人口数量和僧团势力。太宗曾于天会八年诏禁私度僧尼⑤。其后熙宗皇统二年的普度使金朝面临着僧侣冗滥的压力，故海陵王完颜亮即位的次年，就诏令“废度僧道”。⑥

    世宗在位期间，对佛教采取有节制的扶持政策，在对佛教僧团进行笼络的同时，也注意对寺院和僧侣从宏观上加以控制，防止僧侣逃避课役，并屡次下诏，严禁民间建寺。大定二十年重申此禁令时，并有“嗣后创造到无名额寺观者尽行除去”⑦的规定。大定二十五年(1185)，又诏禁“农民避课役为僧道者”。⑧章宗嗣位之初，也重申对私度僧尼的禁令。但承安二年，因西北战事造成朝廷财政窘迫，章宗批准尚书省依照大定初的先例，出卖度牒及寺观名号，以筹措军费。此禁一开便再难收手。到了宣宗、哀宗时代，空名度牒的发行更滥。试经度僧之制也名存实亡，国家实际上放弃了对于佛教僧团的限制。

    三、统治者对中都佛教的重视

    金统治者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对中都佛教高度重视，采取礼敬名僧、建寺赐额、赏田度僧等护持佛教的举措，金代中都佛教在前朝燕京佛教空前发展的基础上，在金代仍有一定程度的发展。

    礼敬名僧。《元一统志》记载，佛觉大师琼公和晦堂大师俊公，于天会年间来燕，帝后出钱为其建大延圣寺，命晦堂大师主其事，内府出重币以赐。大定十八年(1178)，潞州崔进之女法珍“印经一藏，进于朝”，金世宗“命圣安寺设坛，为法珍受戒，为比丘尼”，二十三年，世宗“赐紫衣弘教大师”。《佛祖统纪》记载，明昌元年(1190)，章宗诏曹洞宗名僧万松行秀“于禁庭升座，帝亲迎礼”。⑨

    建寺赐额。金朝诸帝热衷建寺赐额，由帝王或皇室贵族出资兴建的佛寺在中都为数不少，如天会年间太宗帝后建大圣安寺，大定二十年建仰山栖隐寺，大定二十六年建大庆寿寺和大永安寺等。由帝王敕赐名额的寺院更是不胜枚举，如建于金天会七年的普济院，“至大定二年赐是名”。“金天会年间重建的石槽寺”，“大定二年，赐名昭庆”。天德年间重建的延庆禅院，“大定二年申请，赐额日延庆”。帝王为名僧所驻锡或兴造的寺院赐额也多有记载，如僧善俊，贞元年间得上林之西常乐坊隙地成就法席，大定初年，“得请于朝，以广福为院额”。⑩僧善祖，住义井精舍，“道俗归向者众，朝廷嘉之，赐额大觉”。(11)金帝王对于朝廷敕建和赐额的寺庙经常临幸。如香山永安寺建成时，世宗亲临视察，赐名大永安，并赏赐田亩和钱物(12)。金章宗多次临幸仰山栖隐寺，并为该寺划定四至：“东则羊头石，南则豆子石，西则铁岭道，北则塔地庵。刻之于碣，以为寺永业”。(13)

    赏田度僧。史料记载，金朝诸帝多次给燕京诸佛寺赏赐土地、钱物，并特恩度僧。据《金史·世宗纪》记载，大定二十六年，建香山寺成，“给田二千亩，栗七千株，钱二万贯”。(14)《佛祖历代通载》中更有多处赐田度僧的记载，如大定二十年(1180)正月，“敕建仰山栖隐禅寺，命玄冥顗公开山，赐田设会，度僧万人”。大定二十四年建昊天寺，“给田百顷。每岁度僧尼十人”。大定二十六年建庆寿寺，“诏请玄冥禅师顗公开山第一代，敕皇子燕王降香、赐钱二万、沃田二十顷”。(15)

    在金统治者对中都佛教的重视和扶持下，金代中都的佛教寺院无论是新建的，还是在旧寺院的基础上重建或增建的，都具有一定的规模，其中由官方出资建造或赏赐土地的寺院，更是穷极奢丽。同时，备受金统治者尊崇的曹洞宗名僧万松行秀，以及云门宗名僧佛觉大师琼公、晦堂大师俊公等在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使得禅宗在金代中都流行的影响很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禅宗的勃兴。

    ①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东方出版中心，1980年，第97页。

    ②  [元]脱脱：《金史》，卷55《百官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234页。

    ③  同上，卷63《后妃传》，中华书局，1975年，第1510-1511页。

    ④  同上，卷9《章宗纪一》，第217页。

    ⑤  同上，卷3《太宗纪》，中华书局，1975年，第61页。

    ⑥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0，北京：线装书局，2000年。

    ⑦  《三官宫存留公据碑》，见陈垣：《道家金石略》，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1028页。

    ⑧  [元]脱脱：《金史》，卷46《食货志一》，中华书局，1975年，第1035页。

    ⑨  [宋]志磐：《佛祖统纪》，卷48，北京：线装书局，2000年影印本，第437页。

    ⑩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大都路·古迹》，中华书局，1966年。

    (11)  [元]耶律楚材：《湛然居士集》，卷8，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2)  [元]脱脱：《金史》，卷8《世宗纪下》，第192页。

    (13)  [明]刘定之：《重修仰山栖隐寺碑记》，载《日下旧闻考》，卷104，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

    (14)  [元]脱脱：《金史》，卷8《世宗纪下》，第192页。

    (15)  [元]释念常：《佛祖历代通载》，卷20，北京：线装书局，200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