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佛教宗派及其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金代中都流行的宗派主要有禅宗、律宗、华严宗、净土宗、密宗和大头陀教，各派都有名僧在弘传本宗。其中，禅宗的勃兴，是金中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一、禅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禅宗在金代中都流行的影响很大，曹洞、临济和云门三派都有传播，并出现了不少具有影响的禅僧。银山《宝岩寺碑文》称，“曹溪自南岳、青原而下，三派分流。于辽于金，燕独以三禅称”①。禅宗的勃兴，是金朝中都佛教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
1.曹洞宗
传播曹洞宗的名僧希辨，对曹洞宗传人北京地区具有开创之功，堪称金代燕京乃至整个北方曹洞宗鼻祖。
希辨(1081—1149)，又称一辨、一弁，法号云孙。俗姓黄，洪州(江西南昌)人。11岁出家，18岁受具足戒。游方至襄州(湖北襄阳)，参谒鹿门自觉禅师，得契机受印可。后又往沂州参芙蓉道楷禅师。宣和(1119—1125)年间住持青州天宁寺②，举扬曹洞宗风，时称“天宁长老”、“青州和尚”。尝于室中设百问勘验修学者。希辨初来燕京的时间，史料缺乏明确记载。《元一统志》“万寿寺”条称：“有禅师希辨，宋之青州天宁长老也。耶律将军破青州，以师归燕”。如果这个记载准确的话，希辨应在青州被金攻破之后被掠至燕京。据查金破青州为天会六年(1128)。另据《元一统志》“栖隐寺”条载：“金天会戊申，青州禅师受德真通辩大师之请，住持此山”③。青州禅师即为希辨，天会戊申即为天会六年(1128)，可印证希辨最迟在天会六年已来燕京。再据希辨弟子行通塔铭《甘泉普济寺通和尚塔记》载：“天会中，闻辩老唱法燕都，特来参侍。后从辨老至仰山，言下透脱，寻印证为洞宗第十一世。皇统中，辩老入灭，师继住持”。④可知天会至皇统年间，希辨于燕京一带演法，大阐宗风，为曹洞宗在北京地区的弘传带来了生机。希辨晚年的行迹，据皇统六年《大金燕京宛平县金城山白瀑院正公法师灵塔记》(该石原在门头沟区田庄乡淤白村北白瀑寺)，其文末署名为“仰山栖隐寺退居嗣祖比丘希辨题”，知希辨于皇统六年(1146)前后已退居仰山。皇统九年(1149)希辨示寂于仰山栖隐寺。希辨逝后，金翰林学士中靖大夫知制诰施宜生为其撰写塔记，对希辨在燕京弘禅给予了高度评价。希辨著有《青州百问》行世。
希辨之后，在中都传播曹洞宗的有希辨弟子法宝、行通、德殷、省端，再传弟子圆俊、性璞、教亨和三传弟子万松行秀等人。传播道场有仰山栖隐寺、中都万寿寺和报恩寺等。⑤
法宝，俗姓武，相州里人。19岁时，投本州寂照庵，礼祖荣长老出家，法号法宝。后至燕京师从希辨门下礼荐三年，专宗曹洞，深得其奥旨。希辨生前曾以法衣三颂付之法宝⑥。希辨示寂后，法宝并未继希辨主持仰山，而传曹洞宗于山东东路的长清、河北西路的磁州等地，使长清的灵岩寺与磁州的大明寺成为此系最为重要的道场⑦。其徒僧圆俊住持燕京万寿寺、性璞住持燕京仰山栖隐寺、教亨住持燕京庆寿寺等，皆为曹洞宗名僧。
行通，据《甘泉普济寺通和尚塔记》记载，行通天会年间至中都，师从希辨入曹洞之门。后随希辨至仰山，得其印可。皇统九年希辨示寂后，继主仰山栖隐寺，“数十载，凡事无巨细，悉依佛制”。⑧为曹洞宗第十一代传人。
行秀(1166—1246)，金末元初曹洞宗名僧。俗姓蔡，河内(今河南沁阳)人，号万松老人。少年时在邢州净土寺出家，受具足戒。后云游四方。至燕京，游历潭柘、庆寿、万寿诸寺。后至磁州(今河北磁县)大明寺，谒师从雪岩如满。满公识为法器，付以衣偈，成为曹洞宗第十四代宗匠。金章宗时移锡中都，先住万寿寺；承安二年(1197)应诏主持仰山栖隐寺；后又迁往报恩寺。金明昌四年(1193)章宗仰其道行，诏于内殿说法，并赐锦绮大僧祇衣。晚年退居报恩寺从容庵，著书立说。以“儒释兼备，宗说精通，辩才无碍”著称，备受金朝统治者和北方缁素尊崇。⑨著有《净土》、《洪济》、《万寿》、《四会》等语录。⑩
2.临济宗
金代临济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有潭柘寺法系和竹林一庆寿寺法系两个支系。
潭柘寺法系由广慧通理所传汴京(河南开封)佛日圆证大师之法而开启，弘传道场有潭柘寺和中都竹林寺等。
广慧通理(1104—1175)，字开性，燕京怀柔人。少年于京西潭柘寺出家。天眷初至汴京，从名僧佛日圆证学法。后回燕京，居中都竹林寺，弘传禅学。大定初年，应潭柘寺善诲等僧众之请回山，重整寺务，制定清规，潭柘寺的禅学由此中兴，成为弘传临济宗的中心道场，开性也成为金代中都地区禅宗临济宗的领袖。圆寂后被尊为“广慧通理”禅师。广慧通理之后，有弟子善照、了奇、圆悟、广温、觉本、政言和相了等人继续弘传禅学。(11)
善照(1121—1168)，受广慧通理教诲，深得临济奥旨。后因众僧之请，于竹林寺开堂传法，弘扬禅学。了奇(1120—1170)，先学华严，后随广慧通理大师改学禅宗之法。善照告老后，了奇继任为竹林寺第七代住持，座下学徒常达五百余人。相了(1134—1203)，先拜嘉福寺祚公为师，学习《华严》、《圆觉》等经。后又从懿州崇福寺超公学习禅法。明昌年间，受请出任潭柘寺住持，宗风大振。其后历主天王寺、竹林寺，晚年归于潭柘寺。(12)
竹林一庆寿寺法系，在元赵孟頫撰《临济正宗之碑》里被奉为临济正宗。据赵孟頫碑文所记，“于燕京传禅者排序为竹林宝传竹林安，安传海西堂容庵，容庵传中和璋，璋传海云大宗师”。(13)其中除海云生卒年较明确外，其他人生卒年均无考，研究者一般根据海云生卒年来进行推算，黄春和先生认为竹林宝和竹林安的活动应跨辽金之交；而庄万翔等学者认为竹林宝、竹林安的弘法时间约为1133—1183年(天会十一年至大定二十三年)；容庵海、中和章的弘法时间约为1183—1233年(大定二十三年至天兴二年)。(14)根据大致推算，金初临济宗弘传为竹林宝、竹林安师徒二人，以城内竹林寺为中心道场；中期以后的传禅者主要为海西堂容庵、中和璋以及海云印简等禅师，道场转移到以庆寿寺为中心弘传，其中以海云印简影响最大。
海云(1202—1257)，俗姓宋，法名印简。山西岚州宁远(今山西凤县)人，7岁出家，拜中观沼公为师。11岁受金朝卫绍王恩准破例受具戒。13岁随其师到岚州广慧寺，为四众升座说法，一时传为奇闻。金章宗仰慕海云名声，遣使赐予“通玄广慧大师”称号。1214年，蒙古军攻陷岚州宁远，师徒以“安民之策”谏蒙古军，受到尊崇，蒙古太师木华黎分别赐中观沼和海云为“寂照英悟大师”和“慈云正觉大师”称号，1221年，中观沼示寂后，海云来到燕京大庆寿寺，拜中和璋为师，获其印可，成为嗣法弟子，此后以举扬临济为己任。(15)
到金代中后期，燕京传播临济宗的庆寿与潭柘二系出现了逐渐融合的趋势。
3.云门宗
金天会初，云门宗由南方传入中都。云门宗僧佛觉大师琼公、晦堂大师俊公自南应化而北，道誉日隆。金太宗与皇后特出钱数万，为其在京城营造大刹，初赐名大延圣寺，世宗大定年间，又改称大圣安寺，并重加扩建。此后不久，佛觉琼公至红螺寺弘传禅学，晦堂俊公至银山大延圣寺弘传禅学，云门宗的影响逐渐扩大。金代中后期，云门宗有圆通善国师、圆通大禅师祖朗和圆照大禅师澄公继续弘传此宗。(16)
圆通善禅师，为佛觉和晦堂的弟子，从二师得法后住银山延圣寺，晚年退居崇寿禅院，示寂后塔葬于银山。今昌平区银山塔林中遗存其舍利塔。
祖朗，蓟州渔阳人。少年出家，师从圣安寺圆通善国师。金大定十三年(1173)于京西弘业寺受具戒。大定二十一年(1181)弘业寺改为大万安禅寺，奉派充任知事。后又回圣安寺任监寺。金承安年间主持崇寿禅院。后受命为香林禅寺开山提点，并受赐“总持大德”之号。其后又受请住持崇寿寺。金贞祐年间，受赐“圆通大师”之号。后示寂于崇寿寺。
圣安澄公，金末著名的禅宗大师。曾驻锡圣安寺，受赐“圆照大禅师”称号，有得法弟子志奥等人。元初著名政治家耶律楚材拜万松行秀习禅即由其推荐。
二、律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金代律宗在中都弘传主要为延续辽代余绪。律宗弘传的僧侣主要有马鞍山慧居寺的悟敏、悟铢和盘山甘泉普济寺的法律等。
悟敏，慧聚寺僧，辽时曾师从律僧通理、寂照学戒法，天庆六年得传御制戒本。金熙宗时，悟敏将御制戒本传给师弟悟铢。
悟铢，继悟敏之后续弘传律宗，曾任燕京管内右街僧录，精通三藏，精研律学，并受赐紫衣和“传戒大师”尊号，在当时佛教界享有较高地位。(17)
法律(1099—1166)，自幼出家于盘山甘泉普济寺，专习律学。一生屡主名刹。金熙宗天眷三年，为燕京净垢寺住持，“遂授善庆大德牒”。皇统二年(1142)，曾于净垢寺“奉宣开启普度坛，度僧尼二众，约十万余人”。后充平州三学律主，受赐紫衣和“严肃大师”德号。并先后住持中都驻跸、福田、福胜等寺，“令闻四溢”。(18)
至金朝后期，弘传律宗的慧聚、普济两个传统道场渐趋沉寂，代之而起的是宝集寺华严僧人思愿、智遍、澄晖、志玄等对律宗的兼弘。(19)
三、华严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辽代燕地兴盛一时的华严宗，到了金初仍有一定影响，有僧圆正、妙敬、善照，以及宝集寺道场的传妙大师思愿、智遍、志玄等先后弘传华严。
圆正(1067—1134)，辽末金初僧人，早年习律学，后转研华严，“有超群之解，众推师，愿为法主”。遂为华严宗名匠。金代初期，游方至宛平金城山白瀑寺弘法，“道风远播，士庶咸归”。(20)
妙敬(1121—1187)俗姓萧，上京济州人。先在本州西尼院任住持，宣讲《华严经》而名世，号为“萧华严”。海陵王迁都后，遂同至中都，曾任显庆院住持，在中都阐扬华严。
善照(1127—1203)，涿州定兴县人。年幼出家，遍游燕地三十余载，先后就学于中都延寿寺僧性等，学有所成，后在涿州和易州等地弘扬华严宗。(21)
祥英(1121—1199)，金代中期弘传华严宗的僧人。中都香河县人，出家受具戒后，遍涉名山，访参师友，“遂得华严宗深奥之旨”。曾住中都报国寺、盘山千像寺、上方山三泉寺等处弘法。(22)
金代中都宝集寺的思愿、智遍和志玄等，在天会至承安年间相继弘传华严宗。《顺天府志》卷七引《析津志》“宝集寺”记载，金传妙大师思愿尝命较(校)试经典。通慧圆照大师、崇禄大夫检校司空智遍，皆振其道于天会之时。大定间，沙门澄晖重兴寺宇，行业昭著。翰林学士承旨党文献公为题诸扁榜：大觉圆通。大宗师守司空志玄当承安间统领教门。(23)几位教门高僧相继主持宝集寺弘传华严宗并兼弘律宗。
四、净土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金代净土宗在中都的弘传，代表人物有遵宝和祥定师徒以及祖朗等。
遵宝，为涿州定兴人，幼年在新城崇胜寺出家。大定年间至中都，住燕京永泰寺，弘传净土宗。曾受命参与校勘藏经，赐号“广明”。后遍游燕地，传其所学。圆寂后舍利分葬永泰寺、崇胜寺、大明寺、弥陀院等八处寺院，各建塔供奉。
祥定，遵宝门下弟子，涿州定兴(河北定兴)人，16岁至永泰寺拜遵宝为师。后返故里，弘传净土宗。
祖朗(1149—1222)，蓟州渔阳人，先后任大万安禅寺(弘业寺)知事、圣安寺监寺、香林禅寺开山提点、崇寿寺住持，赐号“圆通大师”。他“晚节愈坚于持诵，日念弥陀圣号数万声方止”。(24)既弘传净土之学，又谈禅理，为金代后期禅、净兼修的高僧。(25)
五、密宗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密宗在辽末逐渐衰落，金代密宗在中都的弘传尚有遗绪可循。主要弘传者有蓟州遵化宝塔山龟镜寺的演秘大德义秉、其徒澄辉和感化寺的知玲，以及来自五台山的密宗僧人法冲。
义秉与其徒澄辉，金初，蓟州遵化宝塔山龟镜寺因战乱废毁，演秘大德义秉、其徒澄辉加以重建，据以弘传密宗之学。
知玲，云中(山西大同)人，曾从嵩山少林寺英公学法。后至中都，于万寿寺及盘山感传习密教，颇负盛名。
法冲，金大定时五台山密教僧人，钻研密典，娴熟咒语。大定三年(1163)，有道士肖守真奏请与沙门角力，法冲受诏至京，居昊天寺。在殿庭与道士萧守真比试饮毒酒，法冲使出密咒，令萧“丑态狼藉”，由此得到世宗赞赏，敕赐仪仗。
金代中都地区民间还流行陀罗尼信仰。从房山云居寺附近金代石刻遗物及其他一些砖塔遗存看，中都民间流行的密宗当属金刚界曼陀罗法。天会九年(1131)陶然亭慈悲庵陀罗尼石幢，上面刻有观音菩萨甘露陀罗尼、净法界陀罗尼等经咒；房山云居寺《谦公法师灵塔铭》，上面也刻有准提、天生等真言，都是密宗在北京传播的见证。
六、大头陀教在北京地区的传播
大头陀教“糠禅”在金代中都地区也有传播。“糠禅”为“修头陀行者”，起于金代，教派的正名是“大头陀教”。“头陀”，意思是抖去一切尘缘，坚忍苦修，定慧自有心得，以达到彼岸。据传是释迦大弟子迦叶受法于如来，谓少欲知足，常修头陀行，故称头陀第一。“自迦叶启教，弥勒受托”，而此教遂行于世间。(26)此教派坚忍苦修，有十二条苦行作戒律，比一般清修僧尼更属难能可贵。大头陀教为刘纸衣创于金天会年间，初传于燕赵齐鲁等地，主张以清净寡欲、修头陀苦行、严守戒律为解脱法门，其寺院以供奉弥勒、文殊、观音为主。在金代北京地区传播大头陀教的寺院主要有修真院、广济院、清凉寺、曲河院、常乐院、清安寺等。
《析津志辑佚·寺观》记载，中都开阳西坊修真院“创于金天会年间，以处剪发头陀”。这是关于大头陀教寺院最早的文献记载，刘纸衣创立大头陀教的发源地有可能就在北京地区。到大定初年后，大头陀教的传播范围已很广泛，在蓟州丰润县有“广济院”，义州有“明真院”，卢龙县有“普真院”，缙山(今延庆县)有“清凉寺”，中都近县还有“曲河院”、“常乐院”、“清安寺”等。(27)后大头陀教被视作异端，遭到朝廷和教界人士的反对。《金史·世宗纪》记载，大定二十八年(1188)十月，世宗下令“禁糠禅、瓢禅，其停止之家抵罪”(28)。所谓“其停止之家抵罪”，是禁止俗人居宅施食时容留乞食的糠瓢二禅僧尼进入或留在家中，而并非完全查禁康瓢二禅。(29)大头陀教在金代传播的记载，如《析津志辑佚》中《寂照禅师道碑》记称，寂照明昌五年(1194)生，“五岁出家，礼本州岛广济院赵守道为亲教”。说明金章宗承安四年(1199)，丰润县头陀教广济院住持赵守道仍在收徒传教。寂照成为糠禅僧后，“窜迹榛莽，日采蓬以供馁腹，在颠沛流离之际，未尝一改其度”。头陀教自纸衣应世以来，慧灯相续，“在燕赵间力行之者，寂照师是已”。其在金末又至燕京，后于南城右铁牛坊建“兴教院”；又称“妙真院”、“头陀妙真院”。(30)是大头陀教“糠禅”在北京地区传播的道场。
① [清]麻兆庆：《昌平外志》，卷6，引《银山宝岩禅寺上下院修殿堂记》，清光绪十八年刻本，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影印。
② 参阅[清]智楷：《正名录》，卷7。青州辨自叙《塔记》所记“宣和间出住青州天宁”，载《禅宗全书》第35册，宗义部五，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③ [元]孛兰盻等：《元一统志》，卷1“栖隐寺”条，中华书局，1966年。
④ [金]圆照：《甘泉普济寺通和尚塔记》，载《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1577页。
⑤ 黄春和：《北京古代禅宗的传播与发展述略》，载《丛林》，2004年，第4期。
⑥ [金]翟炳：《宝公禅师塔铭》，载《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46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7年，117页。
⑦ 李辉等：《曹洞宗史上阙失的一环——以金朝石刻史料为中心的探讨》，载《佛学研究》，2008年，年刊第17期。
⑧ [清]蒋溥：《盘山志》，卷8《行通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⑨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44页。
⑩ 中国佛教协会：《中国佛教史》，第一辑，第99页。
(11) 黄春和：《北京古代禅宗的传播与发展述略》，载《丛林》，2004年，第4期。
(12)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9-80页。
(13) [元]赵孟頫：《临济正宗之碑》，载《佛祖历代通载》，卷22，北京：线装书局，2000年。
(14) 黄春和：《辽燕京禅宗传播史迹考述》，载《佛学研究》，1999年，总第8期；庄万翔、郑群辉：《关于辽金燕京禅宗史若干问题的再认识——与黄春和先生商榷》，载《佛学研究》，2001年，第10期。
(15)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虽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45页。
(16) 黄春和：《北京古代禅宗的传播与发展述略》，载《丛林》，2004年，第4期。
(17)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北京出版社，2007年，第52页。
(18) [清]蒋溥：《盘山志》，卷8《法律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另见[清]张金吾：《金文最》，卷55，《甘泉普济寺赐紫严肃大师塔铭》，载《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总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
(19) 北京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北京志·民族宗教卷·宗教志》，第52页。
(20)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引希辨：《白瀑院正公法师灵塔记》，天津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75页。
(21)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第76页。注：金代另有一禅僧善照(1121—1168)。
(22) 同上，第76页。
(23) [元]熊梦祥：《析津志辑佚·寺观·宝集寺》，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24) 《燕京崇寿禅院故圆遁大师朗公碑铭》，见《湛然居士集》，卷8，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25) 姜立新等：《北京的宗教》，第77页。
(26) [元]程钜夫：《雪楼集》卷21，《诸路头陀教门都提点诚公塔铭》，载《文津阁四库全书》集部·别集类，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27) 连立昌：《金元时期之“糠禅”初探》，载《圆光佛学学报》，1999年，第3期，第145页。
(28) [元]脱脱：《金史》，卷8《世宗纪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201页。
(29) 参阅连立昌：《金元时期之“糠禅”初探》，第146页。
(30) [元]李鉴：《寂照禅师道碑》，载《析津志辑佚·寺观》，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年。
